提問1：如何理解新常態下中國城鄉一體化？在您看來，有什么樣的特點？
魏后凱：我的理解是，新常態實際就是一個發展轉型的問題。為什么說現在我國城鄉發展進入一個全面轉型的新階段，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從發展水平看，2015年我國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天津、北京人均GDP超過1.7萬美元，上海超過1.6萬美元，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很多城市人均GDP都超過了1.3萬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已經邁入了中等偏上收入的行列。
第二，從工業化階段看，我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后期，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發展階段還要高一些，未來我國工業化的任務主要是全面提高工業化的質量。我們曾做過一項課題，用147個國家和地區橫斷面數據以及倫敦、紐約、巴黎、東京近一百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工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大體呈現出“倒U型”變化。人均GDP為5000美元以下，工業增加值、工業就業比重都是不斷提高的。人均GDP為5000—1.2萬美元，兩個比重保持穩定；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兩個比重都是下降的。就是說，在工業化中后期，發展的重點是提高工業化質量。
第三，從城鎮化階段看，城市化率在30%—70%的區間是城鎮化發展的快速階段。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超過50%，2015年是56.1%，已經越過了城鎮化率50%的拐點，就是說，我國已經進入了城鎮化中期快速推進的減速階段。未來城鎮化的重點是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核心是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在這一轉型階段，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將呈現四個特點：一是增速減緩，二是結構優化，三是動力多元，四是質量提升。目前普遍認為，我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這是從全國來講的。從地區來看，有些地區是中高速增長，有些地區可能是中速增長。像北京，因為基數越來越大，發展水平越來越高，只能是中速增長。但我國中西部落后地區可能高速增長，甚至超高速增長。因此，總體來看，全國會是一個中高速增長，但增長速度會減緩。
提問2：您認為，新常態下中國城鄉一體化會呈現怎樣的發展趨勢？
魏后凱：首先是減速的趨勢。近年來中國城鎮化的速度已經在減緩。數據表明，2006—2010年，全國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9個百分點，東部地區平均每年提高1.58個百分點，“十二五”前四年全國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21個百分點，東部地區平均每年只提高0.98個百分點，速度都在下降。中西部地區到目前為止還在加速，但2014年中部地區城鎮化率是49.8%，西部地區是47.4%，已接近50%?！笆濉逼陂g，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率也會逐步減速。另外，據我們預測，2011—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增速大概是1個百分點左右，2021—2030年增速大概是0.8個百分點左右，所以，未來中國城鎮化率的增速在0.8—1個百分點之間。而據聯合國的預測，2020年以前是1.18個百分點，2021—2030年是0.77個百分點。從發展的眼光來看，未來我國城鎮化的速度會下降，全面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將是未來中國城鎮化的一種新常態。這叫城鎮化轉型。
也許有人要問，中國城鎮化減速的原因在哪兒？一是我們已經進入城鎮化快速推進的減速階段。無論是我們的測算，還是聯合國的測算，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都在68%左右。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我們知道，城鎮化率為30%—70%是城鎮化快速推進的區間，預計2033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70%左右，這意味著，我們還有將近20年城鎮化快速推進的空間，但這個快速推進是一個減速的推進。
二是我們的發展理念和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十三五”規劃中，中央提出“五大理念”，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綠色發展理念。過去中國的城鎮化是靠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低工資、低成本來支撐的。在新的發展理念下，這種低成本的支撐環境已經不復存在。比如，過去我們的工業化靠的是勞動力低工資、土地低價格。再一個就是我們沒有支付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沒有支付并不是不要支付，只是延期支付。上一屆政府沒有支付，本屆政府、下屆政府就要支付。還有就是資源價格扭曲，環境污染成本向社會轉嫁，比如霧霾問題、空氣污染問題。再比如，北京現在的用水主要靠南水北調，調水成本每立方8元左右，但調水成本并沒有在北京居民用水價格上得到反映，是靠全國13億多人口分攤的。資源價格沒有把真實成本反映出來，這種依靠低成本支撐的粗放城鎮化路子已經走到了盡頭。
三是城鎮就業需求會下降，就業崗位增長速度也會下降。中央提出要創新驅動，加上工資上漲較快，這兩個方面的原因將會帶來很多企業采用機器人或者更多的資本替代勞動力，因此勞動力需求會下降。
四是市民化的影響。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跟城鎮化是分離的、脫節的，西方發達國家是同步進行的。市民化的成本被延期支付了，接下來要補市民化的短板。我們曾做過測算，全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平均每人約為13萬元；北京農民整建制轉居的成本，集中城鎮化地區人均為51.2萬元，非集中城鎮化地區人均為20萬元?？紤]到市民化成本，我們未來的城鎮化不可能推進得太快。
當前中國面臨的城鎮化問題，不是水平高低問題，不是速度問題，而是質量太低，就是現在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太大，這是一個關鍵問題。
第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呈下降趨勢。國家統計局調查表明，2014年以來許多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較低，只有30%—50%。這反映了什么問題呢？就是過去城鄉二元結構下，由于城鄉福利差異大，農民強烈希望進城，但因體制政策方面原因，農民進不來。這些年來中央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很多城市取消了農業和非農業戶口，中小城市全部放開，鼓勵農民進城，但農民卻不太愿意進城。究其原因，一是中央明確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二是公共財政向“三農”傾斜，農村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三是農民的預期不斷增加，未來發展選擇的機會也在增加。從發展機會、預期的角度看，這是農民市民化意愿下降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第三，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出持續縮小的趨勢。2009年以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2009年是3.33，2014年是2.97。那么，近年來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是一種長期的趨勢還是短期的趨勢？我以為，這是一種長期的趨勢。就是說，未來中國將進入城鄉收入差距穩定縮小的新時期。為什么這樣說呢？這和我國的發展階段是聯系在一起的。一是我國的工業化進入了后期階段，過去以城市為導向的工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將會下降。未來我國的小城市、小城鎮、農村地區將顯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二是近年來大規模的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有利于農村地區開展適度規模經營，也有利于農民增收。要讓農民增收、要解決“三農”問題，就要減少農民。減少農民不就是城鎮化嗎？三是在新的階段，中央、地方政府有能力將更多的資源，尤其是公共資源投向“三農”領域?？梢哉f，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是保證中國經濟長期穩定、中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第四，農民增收難度不斷加大。城鄉收入差距要縮小，不是去壓低城市居民的收入，而是要想辦法加快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這些年來，農民收入增長面臨一個大問題，就是農民增收高度依賴工資性收入。我們做了一個簡單測算，工資性收入占農民家庭收入的比重，1990年只有20.2%，2013年提高到45.3%；家庭經營性收入大幅下降，由1990年的75.6%下降到2013年的42.6%。
從農民增收的貢獻來源看，工資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大幅提高。1991—1997年，工資性收入增長貢獻率只有26.8%，2010—2013年提高到52.5%，家庭經營性收入增長貢獻率由68%下降到33.8%，如果計算家庭經營性收入中的種植業凈收入，其對農民增收的貢獻將更低。從2014年的情況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有47.2%來源于工資性收入，21.7%來源于轉移性收入。從比重看，工資性收入比重還在提高，轉移性收入比重也在提高，而經營性收入比重在下降。從今年4月份我們發布的《農村綠皮書》看，2015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10.8%，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是40.3%，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是48%。經營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39.4%，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只有28.5%。種植業凈收入增長4.6%。農民收入高度依賴于工資性收入，農業對農民增收的貢獻越來越小，比重越來越低，這是不正常的。
未來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市民化的加快，農民增收的難度越來越大。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市民化后收入的計算問題。過去農民到城里打工，工資大部分流回農村，就是說，相當一部分工資性收入是算在農民工資性收入中。把他們統計為城鎮居民后，從統計上看，他們的收入是作為城市居民收入的一部分，而不是作為農民的工資性收入。這樣，工資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將會下降。農民增收將更多地依靠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二是農業盈利空間問題。從家庭經營性收入看，價格有天花板，成本有地板，成本在不斷上漲，現在相當一部分國內農產品價格超過國際市場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國內農產品漲價和盈利空間會受到限制。比如，從2004年到2014年，中國三種主要糧食——稻谷、小麥、玉米的生產總成本平均每年增長10.5%，比GDP增長速度還快，其中物質與服務費用年均增長7.6%，人工成本年均增長12.2%，土地成本年均增長14.2%。我們通過大量調查發現，現在土地流轉成本大約是800—1200元/畝/年，種糧食一年的收入才幾百塊錢。并且在10多年農業生產總成本的上漲中，45.4%來自于人工成本，32.4%來自物質與服務費用，22.2%來自土地成本。
第五，要素將從單向流動轉向雙向互動。過去我們的人口、資金、技術都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現在出現了一些新情況：
一是由農村往城里遷移出現了速度減緩的趨勢。我們測算，2001——2002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萬，2003—2012年外出農民工數量平均每年增加587萬，2013—2015年外出農民工數量平均每年增加183萬，不到200萬。外出農民工規模增速在下降。
二是從發展的眼光看，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將逐步放緩。雖然從目前來看還在加速，2001—2005年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每年下降1.04個百分點，2006—2010年每年下降1.62個百分點，2011—2014年每年下降1.8個百分點。但是，這種加速下降的態勢是不可持續的，導致這種加速下降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基數越來越低，2014年已經在30%以下；二是外出農民工轉移速度在下降，城鎮化速度在減速，未來勞動力轉移速度也會下降。我估計，未來15—20年內，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將逐步放緩，預計到2030年中國農業就業比重將下降到12%左右。
三是資本下鄉、技術下鄉、人才下鄉的速度在加快。未來我們的城鄉一體化是一種雙向城鄉一體化，實際上，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已經進入了雙向城鄉一體化的新階段。
第六，農村人口老齡化和弱質化將加劇。據我們測算，鄉村60歲以上、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比重要遠遠高于城市。2014年，我國鄉村60歲以上老齡人口比重為17.6%，65歲以上老齡人口比重為11.5%，分別比城市高3.8個和2.6個百分點。由于青壯年都跑到城里打工，農村留下來的老人占比很高。這可能是下一步我們需要關注的，包括農村的“三留守”人員的問題、關愛服務體系問題，是需要研究的一個大問題。
（作者簡介：魏后凱，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研究領域: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資源和環境經濟學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市化雜志》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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