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中國經驗”的特殊性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農村減貧逐步進入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基本方略的新階段。總結改革開放至黨的十八大的減貧經驗,既是認識新中國減貧與發展歷史并進而認識“中國經驗”的需要,也是理解新階段精準扶貧戰略、政策與實踐的基礎。
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降,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減貧成就舉世矚目,創造了“中國奇跡”。1979-2011年,中國國民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均達到9.9%,各項事業取得巨大進步。①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至2010年的2688萬人,農村人口的貧困發生率從30.7%降至2.8%。②中國的成功受到廣泛關注,“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等逐漸成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個熱門話題。一些學者甚至認為,“中國模式”、“中國道路”是對以美國為典型代表的西方模式和道路的替代,是另一種選擇,對于發展中國家具有普遍意義。③
最早向世界介紹并解釋“中國經驗”的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他們認為在要素稟賦結構既定的情況下,發展戰略的選擇決定經濟體制模式,進而決定經濟發展績效,從“趕超戰略”向“比較優勢戰略”的轉變是中國實現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根本原因。他們提出,制度變遷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中國傳統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提高了微觀經營主體的積極性,改善了資源配置制度和宏觀政策環境;傳統經濟體制的改革使中國所具有的資源比較優勢發揮出來,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由此帶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創造出“中國奇跡”。④
其后,關于“中國經驗”的研究可大體按兩個不同方向加以區分:一個強調經濟社會發展的普適規律,認為中國的成功不過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另一個強調中國的特殊性,認為有效對接和利用中國傳統思想和制度資源是中國取得成功的秘訣。前者如吳敬璉、何懷宏、秦曉等,認為所謂“中國模式”只不過是“過渡體制”的反映,改革開放恰好是擺脫“中國模式”的歷史過程。⑤后者如徐勇、姚洋、溫鐵軍等,認為家戶傳統、賢能體制、群體文化等孕育了“中國道路”,其中溫鐵軍更是明確指出“制度變遷”與“比較優勢”都不足以解釋“中國經驗”,中國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具有東方社會所特有的“群體文化內部化處理市場經濟造成的嚴重的外部性問題”、“不計代價的勞動替代資本投入”兩個機制。⑥
筆者以為,“普適論”者所強調的大方向或許是對的,但用于指導當前政策選擇有可能招致重大災難;“特殊論”者所看到的或許是歷史真相,但用于指導未來方向選擇同樣可能陷入嚴重困境。這反映了理論研究和現實決策之間的危險距離。離開具體的歷史過程,理論研究者的宏大敘事永遠都是對的。就“中國經驗”這一論題來說,其更深入的理論辨析,還有待細化研究、基礎研究的支撐,還有待實踐的展開。新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以來,林毅夫在國別比較的基礎上對中國60多年發展歷程的進一步思考,就為學界提供了一個超越爭論、開展細化研究的實例。⑦
中國農村減貧經驗是“中國經驗”的一部分,甚至是“中國經驗”中最沒有爭議和最能夠得到肯定的一部分。世界銀行指出,中國極度貧困人口占世界極度貧困人口總數的比例從1981年的43%下降至2010年的13%。⑧如果沒有中國的減貧努力,20世紀最后20年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口數量將不會減少,全球減貧工作將看不到成績,中國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⑨學術界從宏觀經濟發展角度對農村減貧經驗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但關于扶貧開發系統經驗的總結還停留于工作層面,缺乏理論提煉。本文嘗試推進這方面研究,對改革開放至21世紀初始十年的減貧經驗進行概括,提出“文化集體主義”這個能夠貫通不同層面減貧實踐的解釋性概念。第一部分討論了經濟增長在減貧中的作用,分析了“大局觀念”對于實現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第二部分闡述了有組織扶貧開發所包含的內容,分析了其“權威型人格”基礎。第三部分以“家族傳承意識”為切入點,揭示了中國農村內生發展的動力源泉。第四部分提煉、揭示了“大局觀念”、“權威型人格”、“家族傳承意識”的深層社會文化基礎——“文化集體主義”,并在此基礎上簡要討論了“中國經驗”的特殊性和普遍意義。
一、“大局觀念”與經濟現代化
宏觀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是帶動中國農村減貧的關鍵力量。宏觀經濟增長過程既帶來農村家庭經營收入的增加,也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創造了大量機會,促成了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的快速增加。中國農村居民的家庭經營純收入、工資性收入分別從1978年的人均35.8元、88.3元增長至2010年的人均2832.8元、2431.1元。⑩中國宏觀經濟的增長首先是以農哺工和現代工業發展的結果,與工農業關系、城鄉關系密不可分;其次是采取比較優勢戰略和梯度發展戰略,支持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的結果,與區域間關系密不可分。
(一)以農哺工與現代工業的成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工業化,主要學習蘇聯模式,優先發展資金密集型重工業,致力于趕超發展。作為一個資源短缺、人口眾多的后發外生型國家,中國只能依靠內向型資本原始積累推進工業化,其根本機制在于國家“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實質來集中使用中國最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關鍵則是利用農業剩余支撐內生型工業化。(11)簡而言之,就是走以農哺工的工業化道路。
國家主要通過農業稅收、工農產品“剪刀差”、農民儲蓄等三種方式抽取農業剩余,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據馮海發等學者估計,在1952年至1990年的39年間,中國農業以此三種方式為工業化提供了11594.14億元資金,其中“剪刀差”為主要形式,提供的資金達到8708億元。即使考慮到國家通過財政支出,又將一部分從農業中取得的資金注入農業,中國農業仍然為工業化無償提供了約1萬億元資金。(12)可見,農業轉移資金是中國建立起獨立且相對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的重要條件,后者則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后中國雙軌制改革能夠順利推進的支撐力量。
(二)比較優勢與沿海地區率先發展
中國的改革開放選擇了“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非均衡發展戰略,中央政府給予沿海地區大量優惠政策,如建立經濟特區、擴大對外開放自主權等,支持這些地區率先發展。沿海地區率先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是利用全球一體化發展機遇和中國的“比較優勢”,吸引國外資金和技術,發展外向型經濟,實現超常規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國的比較優勢首先在于豐富的勞動力資源,這使得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獲得足夠多的廉價勞動力,進而使得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除勞動力外,中西部地區豐富的礦產和能源資源也是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條件。正是沿海地區的快速發展,帶動了國家總體經濟實力的增強,帶動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
1978年,中國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為28318萬人,占全國各產業就業總數的70.5%,并且絕對數量在接下來的13年里持續增長,至1991年達到頂峰時有39098萬人。雖然從1970年代末開始,第一產業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持續降低,至2010年降至36.7%,但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絕對數量依然十分龐大,在2010年仍有27931萬人,其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口仍然需要轉移到二三產業。(13)大量農業人口的存在和城鄉間發展的不平衡,使得中國長期處于勞動力無限供給時期(至少在1978年至2003年間是如此),制造業的勞動成本因而長期處于極低水平。在主要貿易競爭對手中,中國1999年至2006年間制造業勞動力的小時報酬僅高于越南;至2007年,才超過泰國和墨西哥。(14)美國勞工局的分析報告也顯示,中國制造業勞動力每小時報酬水平在2008年以前一直比印度低。不僅如此,有研究指出,中國的勞動力特別是制造業勞動力還具有素質方面的優勢,包括受教育程度、整體技術水平和紀律性、熟練度等,這對于吸引跨國資本甚至具有比低勞動力成本優勢更大的作用。(15)
沿海地區之所以能夠得到快速發展,除去自身地理區位優勢外,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中國政府在“計劃軌”上給沿海大量優惠政策,在“市場軌”上創造了打破城鄉分割和地區壁壘的全國性勞動力就業市場。這樣,通過讓內地分擔相關成本的方式,沿海地區集中和放大了中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所具有的比較優勢,獲得了無與倫比的競爭力。
(三)城鄉關系、區域關系背后的“大局觀念”
無論以農哺工基礎上現代工業的成長,還是梯度發展戰略下沿海地區的率先發展,均包含一種大局為重的發展觀。在論及支持沿海地區率先發展時,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明確表述了這種發展觀:“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這個大局。”(16)這種“大局觀念”的核心意義在于,通過“集中力量辦大事”突破經濟現代化進程中的瓶頸制約,將比較優勢所蘊含的可能性轉化為經濟發展現實,使整個國家擺脫“貧困陷阱”,走上“發展階梯”。(17)中國是一個人均資源貧乏的國家,若無法集中使用資源,將很難克服二戰后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所普遍面臨的困局。
二、“權威型人格”與有組織扶貧開發
政府主導下有組織的扶貧開發是促進中國農村減貧的重要力量。1986年5月16日,國務院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后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此舉標志著中國政府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開發式扶貧工作拉開帷幕。至21世紀初,中國已經形成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相結合的“大扶貧”工作格局。
(一)專項扶貧、行業扶貧與社會扶貧的內容與成效
專項扶貧主要指國家安排專門投入、各級扶貧部門組織實施,通過特定項目,直接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主要措施包括易地扶貧搬遷、整村推進、以工代賑、產業扶貧、就業促進等。行業扶貧主要指農業、水利、教育、衛生等各行業部門履行行業管理職能,承擔改善貧困地區發展環境和提高貧困人口發展能力的任務,實施支持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發展的政策和項目,包括支持貧困地區發展特色產業、開展科技扶貧、完善基礎設施、發展教育文化事業、改善公共衛生和人口服務管理、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重視能源和生態環境建設等。社會扶貧主要指發動社會各界,動員各種社會資源積極支持扶貧開發事業,包括定點扶貧、東西扶貧協作、社會組織扶貧、企業扶貧等。(18)
與經濟增長通過“涓滴效應”等途徑實現減貧不同,有組織的扶貧開發專門針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進行支持。2001-2010年,僅中央政府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即從100億元增加到223億元,年均增長9.3%。同一時期,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從2658元、123元、1276元增長到11170元、559元、3273元人民幣,增幅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
(二)有組織扶貧開發的組織與社會文化基礎
1.組織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很快就建立起全能型政府,控制了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資源和活動。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后,中國政府逐步退出一些領域特別是經濟領域,但依然屬于典型的權威型政府。在這種背景下,有組織的扶貧開發所呈現出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權威型政府的主導。不僅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完全由政府組織實施,社會扶貧也打上了鮮明的政府烙印。中國的社會扶貧不僅包含社會組織、企業、公民個人投身扶貧,而且包含定點扶貧、東西扶貧協作(官方文件實際上把這后兩項工作擺在社會扶貧的龍頭位置)。(20)揆諸實踐,定點扶貧、東西扶貧協作不是幫扶主體(中央國家機關、東部省份等)法理內的職責,就其性質來看確可納入社會扶貧的范疇,但其具體運作實際上由政府權威所支撐,國家力量、政府資源在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21)即使是更具社會扶貧屬性的社會組織扶貧和民營企業扶貧,也都具有濃郁的權威型政府特色:社會組織大多采用類似于政府的運作模式,依賴克里斯瑪型權威獲取資源和開展活動,而且不少大型社會組織經由“官辦”或具有明顯的官方背景;民營企業傾向于站在政府提供的平臺上擴展扶貧工作(如“光彩事業”)。
2.社會文化基礎。中國自秦漢以降便是一個以中央集權為典型特征的權威主義國家,權威主義文化源遠流長。傳承至今,“權威型人格”仍是中國社會人社會心理最深層的底蘊——社會成員在心理上仍普遍存在對政府、單位和家長、老師、領導等種種權威的認同、服從與依賴。這種“權威型人格”結構奠定了有組織扶貧開發的社會文化基礎,減少了中國政府在貫徹實施各項扶貧政策和項目時所遇到的阻力,也塑造了社會組織的類政府屬性,孕育了政府主導的中國特色扶貧開發事業。
三、“家族傳承意識”與內生發展動力
農民是中國農村減貧的根本力量,農民脫貧致富的積極性、主動性及相關的思想、行為模式,決定了國家政策的實際效果,決定了農村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具體軌跡。要理解中國農村減貧成就和“中國奇跡”,就必須理解中國農民。(22)
(一)作為生產、消費和投資單位的家庭
1.生產與消費。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大規模減少首先見于1979-1985年間。這7年里,農村貧困狀況大幅度緩解,沒有解決溫飽的貧困人口從2.5億下降到1.25億,平均每年減少1786萬人。已有研究表明,家庭承包責任制改革所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是這一時期農業增長和農村減貧的最主要原因。(23)家庭不僅是生產和消費的基本經濟單位,更承載著個人工作的全部動機和意義,承載著個人的超越性追求和永恒價值。因此,家庭承包責任制能夠激發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主動性、積極性和責任感,導致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不僅如此,當農民開始從農業走向非農就業的時候,對家庭的強烈認同還造就了世界工業化歷史上的獨特工人和農村扶貧開發的非農業道路:將工資收入幾乎全部帶回家里而非用于工作期間個人消費水平的提高;只要能夠拿到更多報酬用于改善家庭狀況,就愿意忍受惡劣且危險的工作環境,愿意忽視個人健康。國務院研究室2006年提交出版的一項研究報告表明,農民工每天工作8-10個小時和10小時以上的分別占63.78%、22.50%;每周休息一天和沒有休息日的分別占16.67%、68.27%;工作的顯著特征是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危險性高。(24)
2.子女身上的投入。重視家族傳承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征。在這種觀念下,子女是家庭的寄托和希望,承載著傳宗接代、改變家族命運、光大家族門楣等重大歷史使命,決定著家庭、家族的榮譽和未來。因此,中國人特別重視子女的健康和教育,國家計劃生育政策更強化了這種傾向。農村雖窮,但“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的觀念深入人心,廣大農戶總是竭盡所能為子女創造盡可能好的生活、學習條件,用于子女身上的開支往往占據家庭生活支出的很高比例。“零點調查&指標數據”2006年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家庭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為30.2%,其中農村達到32.56%。(25)對子女健康和教育的投入,促進了人力資本的積累,遏制了貧困代際傳遞,是中國農村持續穩定減貧的重要條件。
(二)由家庭到熟人網絡及整個國家:地域型商圈的建構和民族復興話語的形成
中國是一個經由費孝通先生所揭示的“差序格局”所構成的人情社會,關系信任而非契約信任乃人際信任的基本規則,互助性、協作性經濟行為優先發生于熟人關系網絡之中,以家庭為內核,以血緣、地緣等關系為支撐向外延伸的熟人網絡深刻影響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溫州老鄉”、“寧波老鄉”等地域型商圈就是關系信任的典型代表,其基于熟人網絡所形成的柔性合作關系使相關企業在“產品開發、分工協作、成本比較和市場策略等各個方面都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和優勢”(26)。這種地域型商圈以“有錢一起賺”為共享文化,其社會基礎在于對家族、鄰里、老鄉等熟人關系的認同和傳承,在于這種認同和傳承不僅能夠為個體帶來實際利益,而且本身就具有造福桑梓、光大家族門楣等精神價值。20世紀70年代末期開始逐漸提出和明確、新世紀以來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進一步高揚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愿景,之所以具有凝聚人心、整合力量和促進國家穩定和諧發展的話語魅力,其深層原因也在于中華民族綿延不輟的“家族傳承意識”以及這種意識由家到國的擴展邏輯,即“齊家、治國、平天下”。簡言之,“家族傳承意識”不僅為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村發展提供了內生動力,而且為更大范圍的熟人網絡和整個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向心力。
四、總結和討論
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降,中國宏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在帶動國家綜合實力增強的同時,也帶動了中國農村的大規模減貧。政府主導的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開發式扶貧瞄準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有效緩解了貧困人口在基礎設施投資、能力建設等方面面臨的種種困難,直接推進了農村減貧進程。廣大農民脫貧致富的主動性、積極性是農村減貧與發展的內生動力源泉。這是中國農村減貧的三條具體原因。
宏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發展戰略選擇和調整的結果。這個過程中,先是通過抽取農村剩余建立起相對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為工業化和現代經濟增長奠定了結構基礎;接下來通過支持沿海地區率先發展有效利用了國內優勢和國際市場環境,實現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猛發展,進而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無論是以農哺工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還是內地支持沿海的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其順利實施都與中國社會普遍具有的“大局觀念”關系密切。沒有這種“大局觀念”的支撐,中國的發展戰略將很難在實踐中得到貫徹。
有組織扶貧開發建立在中國政府的權威基礎之上。即使是最具有民間色彩的社會組織,通常也采取權威型組織結構和運作模式,其參與扶貧開發的具體方式方法,也常常是權威—服從關系的反映。(27)對權威的服從、認同和依賴,是中國社會最普遍的人格結構。正是這種“權威型人格”結構,奠定了有組織扶貧開發的社會文化基礎,降低了扶貧開發的社會成本,提高了組織實施相關項目的效率。
無論是宏觀經濟增長,還是有組織扶貧開發,都需要以普通勞動者投身發展的主動性、積極性為基礎。中國農民普遍具有的深厚“家族傳承意識”,是他們內生發展的動力源泉,推動著他們以其特有的理性,充分利用現代工商業社會所蘊含的機會、機遇,努力脫貧致富,成就了“中國奇跡”。(28)這一過程,同韋伯所揭示的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興起過程中所起作用的情形具有相似性。(29)
“大局觀念”、“權威型人格”、“家族傳承意識”不僅支撐了宏觀經濟增長、有組織扶貧開發和貧困人口的內生發展,而且共同塑造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穩定局面,為減貧與發展進程創造了不可或缺的宏觀環境。所有這些,均孕育、形成于中國社會源遠流長的“文化集體主義”傳統。“文化集體主義”把集體的利益擺在個人利益之上。這個“集體”可以是家庭、家族,可以是村落、社區和單位、企業,也可以是國家、“天下”,具有靈活性和伸縮性,是中國文化中所弘揚的價值認同方向,本研究因此稱之為“文化集體”。“文化集體主義”的要義在于:集體是比個人更高位的價值所在,具有道義層面的優先性;個人置入集體中才具有價值,所置入和為之服務的集體越大,個人可能創造的價值也越大;因個人行動的外部性,個人能力有限時將集體界定得較小(如“家庭”),個人能力增強時將集體界定得較大(如“國家”),正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種“文化集體主義”是在中國數千年農業文明中逐漸建構起來的。中國古代農業具有土地資源豐富、氣候適宜等有利條件,人與自然關系比較緩和,只要有能人把大家帶領起來開展水利等方面的小型工程建設,人們大多數情況下即可應付洪澇、干旱等常見災害,保障生存。由此,便孕育出中國文化的基本特質:一是強調集體觀念和為集體出力,賦予其道德價值;二是重視能人的作用,把為集體、為大局擔當大責任、作出大貢獻的人神圣化,樹立為道德表率、人間權威;三是人人皆可為集體出力,人人皆可成圣,人人皆應抱持“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圣人理想;四是個人作為有大有小,所造福的集體有大有小,所獲得的權威和證成的圣人亦有大有小。這些文化特質在歷史進程中的統一形態和核心價值訴求即“文化集體主義”傳統。本文所討論的孕育了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的“大局觀念”、“權威型人格”、“家族傳承意識”等具體價值取向,則是“文化集體主義”傳統在特定領域或歷史階段的反映。
從“文化集體主義”視角來看,中國農村減貧經驗具有其特殊的內在結構、邏輯關系和整體性。當在更廣闊的時空范圍內借鑒推廣這些經驗時,須深入分析其內在結構和邏輯同新的社會文化環境的契合性。在這個意義上,過去30多年來積累的中國農村減貧經驗無論對于外國還是對于中國,都具有特殊性,屬于歷史經驗。歷史常常驚人地相似,但不會簡單重復。面向未來,國內外減貧領域的政策制定者和實踐者有必要深入思考和借鑒中國農村減貧經驗,但不能機械固守或簡單套用這些經驗。“文化集體主義”為創造“中國奇跡”開出了系列有利條件,但也包含一些不利于減貧和發展的文化因子,如創造性不足、危機狀態下可能出現的權威異化,等等。更一般地,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化集體主義”對國人行為的影響也會緩慢鈍化、弱化,或在社會心理層面表現為新的具體形態。成就了過去的那些減貧經驗,完全可能導致未來的失敗。關于“中國經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討論應該加強這些問題的研究,探索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方向,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注釋:
①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2)》,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版。
②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2010)》,中國統計出版社2010年版。
③何迪、魯利玲:《反思“中國模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頁。
④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
⑤參見何迪、魯利玲:《反思“中國模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77-178頁。
⑥徐勇:《中國家戶制傳統與農村發展道路——以俄國、印度的村社傳統為參照》,《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8期;姚洋:《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0-95頁;溫鐵軍:《“中國經驗”、“比較優勢”與鄉村建設試驗》,《中國鄉村建設》2009年第2期。
⑦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林毅夫:《繁榮的求索:發展中經濟如何崛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⑧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WDI),2013年4月。
⑨世界銀行:《從貧困地區到貧困人群:中國扶貧議程的演進——中國貧困和不平等問題評估》,2009年3月。
⑩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1)》,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年版。
(11)溫鐵軍:《“中國經驗”與“比較優勢”》,《開放時代》2008年第2期。
(12)馮海發、李溦:《我國農業為工業化究竟提供了多少資金積累》,《調研世界》1993年第4期。
(13)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11)》,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版。
(14)王燕武、李文博、李曉靜:《基于單位勞動力成本的中國制造業國際競爭力研究》,《統計研究》2011年第10期。
(15)王星:《勞工品質、勞動保護與跨國資本空間轉移——基于中印兩國的比較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1期。
(1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頁。
(17)薩克斯:《貧窮的終結——我們時代的經濟可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66頁。
(18)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16頁。
(19)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的新進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12頁。
(20)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創新機制扎實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意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1)共濟:《新階段社會扶貧體制機制創新》,中國農業出版社2012年版,第1頁。
(22)(28)徐勇:《農民理性的擴張:“中國奇跡”的創造主體分析——對既有理論的挑戰及新的分析進路的提出》,《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
(23)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63-92頁。
(24)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中國言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116頁。
(25)零點調查&指標數據:《三分之一為了它》,《零點指標數據》2006年8月22日。
(26)靳濤:《集體主義文化維系下的柔性組織與模糊契約——浙江民營企業發展的自組織模式揭示》,《中國工業經濟》2003年第11期。
(27)陸漢文、岳要鵬:《激情、理想和現實——一個民間組織與農村社區在災后重建中的關系及其意義》,《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29)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值得提及的是,韋伯對中國傳統中不利于經濟現代化的文化因子進行了討論,參見韋伯:《儒教與道教》,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漢論壇》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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