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農民收入增長停滯，城鄉地區收入差距擴大，“三農”問題引起各方重視“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本文提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在保持農業的持續、穩定發展的同時，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差距。
一、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啟動農村市場，增加農民收入
我國是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國家，基本上是城鄉二元經濟，城鄉市場隔絕，農村消費條件不充分，市場發育不完全。在占全國總人口63.8％，戶數占三分之二的農村地區，和生活有關的基礎設施仍然十分落后，不僅電網老舊、電壓不穩，而且電價高昂，有一半的農戶沒有自來水，大大限制了農村地區對現代消費品的需求。2000年農村每百戶居民彩色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的擁有量分別為48.7、12.3、28.6，僅為同年城鎮居民擁有量的41.7％、15.4％、31.6％。200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253元，比1991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2025元高出11.3％。2000年上述三大件的價格僅為1991年時的一半或更低，但2000年農村居民的擁有量也僅為1991年城市居民的71.1％、25.3％、35.5％。可見，不是收入水平，而是基礎設施不足是限制廣大農村地區的居民實現其消費意愿的主要原因。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和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1999年12月對全國18796個農戶所做的抽樣調查和計量分析發現，農村電價每調低一毛錢，對彩色電視機需求的刺激作用相當于農村人均純收入提高370元；對電冰箱的需求相當于農村人均純收入提高667元；對洗衣機的需求相當于農村人均純收入提高909元。如果做到農村居民用電和城市居民同網同價，在農村安裝衛星電視地面接收鍋做到村村通電視，建水塔實現村村通自來水，農村地區將會很快出現一個家用電器的消費高潮，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將不再有過剩的生產能力。水、電等和生活有關的基礎設施問題解決后，農村地區還會自發地掀起廚房革命、廁所革命等和改善生活質量有關的建設高潮，把許多制造業現存的過剩生產能力消化掉。
而且，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項目如修筑鄉村公路，架設鄉村電網，建立自來水供應系統和廣播電視接收、發送裝置等，投資規模一般不大，投資較為分散，與主要為城市服務的基礎設施項目相比，具有投資少、工期短、見效快、經濟和社會效益好的特點，使用的物質投入以國內生產為主，對國內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更為明顯。這類基礎設施建設高度勞動密集，以使用農村廉價勞動力為主，所以，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還能夠在農村地區創造出許多就業機會，直接增加農民收入。
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實際上是農村現代化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任何一個經濟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離不開城鄉的協調發展，城市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向農村擴展，而良好的農村基礎設施恰好是城市文明向農村延伸的橋梁。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有助于推進農村現代化，有助于縮小城鄉和地區間的發展差距，為廣大農村居民參與經濟發展過程，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創造必要條件。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將使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長期受益，農村經濟的發展進而可以擴大全國的市場規模，不斷為全國經濟增長提供新的空間，提升經濟發展水平。
通過加強農村與生活有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可以啟動農村的消費市場，消化掉過剩生產能力，使國民經濟走出通貨緊縮的困境，國民經濟可以恢復健康、快速、持續的增長，這樣農村勞動力才可能有機會不斷轉移到非農產業部門就業，進而實現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啟動國內需求、消除過剩生產能力最有效的措施，也是當前實現農村勞動力就業和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的首要政策。
二、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發育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縮小地區差距
我國各地的發展水平差距很大，東中西部之間收入差距如何不斷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而縮小，是我國在新世紀解決“三農”問題所要克服的難點之一，關于此點，建立全國的統一大市場是關鍵。
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謬爾遜提出的“要素價格均衡理論”，在沒有交易成本的前提下，要素稟賦結構不同、比較優勢有異的地區，如果能夠按照比較優勢來決定產業結構，然后，通過統一的產品市場，進行地區間的產品串換，那么，各個地區間勞動者的收入就會隨著經濟發展而趨同，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就會成為拉動另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動力。以糧食為例，當前，我國東部地區相對于中部地區人多地少，工資水平高，因此，糧食這種土地相對密集的農作物在東部地區不具有比較優勢。如果有了全國統一的大市場，當東部地區隨著經濟發展，土地和勞動力機會成本提高，糧食生產就會越來越不合算，東部地區自然會縮小糧食生產的比重，增加向生產糧食有比較優勢的中部地區的購買。糧食市場的價格將會相應上升，中部地區以糧食生產為主的農民也就能從糧食增產中得到增收的好處，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就會成為中部地區經濟發展、農民增收的拉動力。同樣的道理，當東部地區越發展，也會增加購買具有資源比較優勢的西部地區的資源密集型產品，推動該類產品價格的上漲，成為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的拉動力。這樣，東中西部的收入差距就會隨著東部經濟發展的擴散效應而不斷縮小。所以，要縮小地區收入差距，首先必須建立全國統一的產品大市場。
建立和完善全國統一的大市場也將有利于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政府將經濟工作的重心由參與和直接干預生產經營轉向培育市場，然而，這絕不意味著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能力被削弱了，恰恰相反，通過為農民保護產權，活絡市場，替農民創造一個能節約交易費用、能開展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不僅政府宏觀調控經濟運行的有效性將大大提高，而且調控的面也大大拓寬了。（1）對于政府來說，只有當整個國民經濟運行更多地依靠市場機制，才有可能從應付日常的小事中解脫出來，著重研究和解決一些真正屬于宏觀經濟調控方面的問題。（2）通過市場發育和經濟運行機制轉換，政府將主要依靠一套規則而不是一筆資金或審批來協調經濟運行，有助于根除政府官員因參與微觀經濟運行而滋生的受賄、索賄等陋習，使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宏觀調控方面。（3）加入WTO 以后，我國農業面臨特殊挑戰，政府直接對農業提供保護和補貼，既違反WTO 規則，實踐中又難以奏效，對于農民來說，在政府規則面前要求平等要比在政府計劃分配的物資面前求平等容易得多。政府在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和風險兩方面都有許多工作可做。
首先，就降低市場的交易成本來說，市場交易的硬件，如交通、通訊、金融等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是跨地區的商品和要素流通的必要條件之一。這些體系建設的一次性投資、外部效應和規模經濟都很大。為了避免市場發育因這些硬件設施的欠缺而受阻，政府在這些領域負有直接投資和發展的責任，在必要時也可以開放、鼓勵民間在這些領域的投資。另外，從表面上看，商品交易是商品從一個所有者轉移到另一個所有者手中，而貨幣則和商品成反方向的流動。但是，商品交易的本質是所有權的交換，所以只有在所有權界定清楚、交易的合同得到法律的保障的情況下商品交易才能順利進行。在現實生活當中，一些地方政府干預糧食等大宗農產品流通的情形時有發生，這實際上是對農民生產的農產品所有權的直接侵犯，不僅使農產品在地區之間調劑余缺的成本大大增加，而且使地區之間的產業結構變動和比較優勢的發揮遇到很大的障礙。以法律的方式界定各種生產要素和商品的所有權，以法律的方式來保障所有權和交易合同，也是政府在發育市場、促進商品和要素流通方面無可旁貸的責任。
其次，市場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產的盲目性造成的。信息越充分，生產決策就越準確，市場的風險就越小。而且，消費和需求結構的變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準確預測的。但收集和處理這方面信息的外部效應很大，即一方面它的一次性投資很大，另一方面所得信息又可以以供給的邊際成本為零的方式讓眾多農民分享。這些信息由各個分散的農戶自己來處理，顯然缺乏經濟合理性，所以政府在這方面也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透過廣播、電視、互聯網定期或不定期地發布商情預報，指導農業生產，以減少農民生產經營的風險。
三、加速科技和體制創新，增強競爭力，迎接入世的挑戰，實現農業持續、穩定發展
如果我國經濟在未來三十年保持快速的增長，對農業將產生兩個挑戰：一是在農村就業和農業生產結構調整中，我國的農業能否生產足夠多的糧食來養活自己；二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能否不斷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引進新產品，并改進現有品種的質量，使農業結構調整能夠伴隨經濟增長順利進行。
根據歷史經驗和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一般認為糧食產量增長能夠超出人口增長一個百分點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以此為目標，并假定到2030年人口達到16億的水平，那么，從現在到2030年，平均每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81%，糧食產量每年的增長率目標應為1.8％，到2030年糧食產量應比現在高70％。在耕地增加的余地很小的情況下，我國未來能否增產這么多糧食的關鍵在于單產能否不斷提高。提高單產的途徑有兩個：一是增加農業投入；二是技術進步。但是如果技術水平保持不變，增加要素投入的邊際生產力會下降，這一途徑潛力有限。所以，滿足我國糧食需求的增加主要必須依賴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其實，本世紀以來世界糧食生產的增長主要依靠的就是技術進步導致的單產提高，我國從1960年代以來糧食增產也同樣是有賴于此。
在1991—1993年間，筆者曾經領導一個研究小組就我國糧食作物單產提高的潛力在全國各地市進行了大規模的實證研究。根據調查，我國現在水稻、小麥和玉米的大田最高單產和大田實際平均單產的差額約為實際單產水平的1.5—3.5倍，這個差距代表在作物品種現有光合作用的水平下可以挖掘的潛力。這項調查又發現，如果我國政府對糧食科研給予足夠支持，有一半的潛力可以用傳統育種的方法改進作物品種來實現。
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糧食生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自1959-1961三年自然災害以后，我國政府就特別重視糧食科研，而且在許多方面居于世界前列。1966年國際水稻研究所開發出半矮桿水稻品種，標志著綠色革命的開始，而我國在1964年就開發并推廣了同類品種，并且于1976年開始推廣種植雜交水稻，直到1990年代初我國仍是世界上唯一大面積生產雜交水稻的國家。所以，只要給予糧食科研足夠的重視，依靠傳統育種的方法挖掘現有最高單產水平和實際單產水平之間的潛力，就應該能達到每年增產1.8％，實現在2030比現在增產70％的目標。如果考慮今后幾十年的科技進步，尤其，生物技術在育種上的運用，只要政府給予糧食科研足夠的支持，我國一定有能力生產足夠的糧食來養活自己。
當然，從經濟合理性考慮，達到百分之百的糧食自給自足并不是最佳選擇。糧食是耕地密集型產品，我國恰是個耕地稀缺的國家，發揮比較優勢，將勞動力更多地用于生產勞動密集的工業制成品和農作物，通過國際貿易適量換取耕地密集型的糧食產品，這樣更有利于改進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加入WTO 為此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條件。
為了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和與進口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需要加快建立適應現代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農產品市場營銷體系，將我國農業生產上的比較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優勢。在這方面，政府需要做的是出面組織建立和執行農產品質量、衛生安全標準體系，為廣大農民和農產品市場經營者樹立明確的努力方向。目前農民對國際市場和外國農產品的質量標準、包裝要求、衛生檢疫要求等情況并不了解，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的性質，即使在國外也屬于政府各相關部門負責組織實施的管理職責，所以并不是直接的農業保護或補貼，也符合WTO 規則。只要廣大農民有了明確的努力方向，加上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所提供的機會，他們自然會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一樣，打贏加入WTO 這場戰役，將我國農業發展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在改進品種、質量的農業科研上，除了提高我國自己的能力外，我們還可以加大農業的國際合作，從發達國家或地區引進先進農業技術和品種。在這方面和我國臺灣省的合作值得特別重視，我國大陸地區農業科研不足之處正是我國臺灣省農業科研體系的長處，兩岸農業科研體系在這方面合作的空間很大。臺灣農業在1960年代以后隨著臺灣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部門也跟著進行了重大的結構調整。大米和甘蔗兩大類傳統農產品生產相對萎縮，并保持凈進口態勢，而蔬菜、水果、花卉等園藝作物和水產養殖的生產則依靠農業科研部門和推廣體系的卓越成績和農民素質的提高而大幅度增加，并保持了一定的出口競爭力。但是，目前隨著臺灣經濟的發展，勞動力價格的不斷提高，勞動力密集型農產品的競爭力在臺灣正在逐漸喪失。加入WTO 以后，大陸農業可以與臺灣開展分工合作，鼓勵臺灣農民到大陸來投資，將品種、技術轉移過來，以加快大陸本身的農業現代化進程。這既有利于臺灣的農民，有利于大陸的農民，也有利于兩岸的和平統一。
四、發展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創造就業機會，加速農民就業結構的調整
農村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調整的前提是非農產業大發展，能夠不斷創造出大量非農就業機會，不斷將農業勞動力吸納到非農就業崗位，不斷降低農業就業比重和數量。上述機制是務農農民的收入隨著我國經濟發展不斷提高的前提，因此，“三農”問題的解決還有賴于“三農”之外的非農產業的發展。加入WTO 以后，政府不再能夠給予某一個產業直接的補貼，非農產業的大發展必須是這些產業具備很強的市場競爭能力，這就要求這些產業符合我國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國的比較優勢都將是勞動密集型產業。
在討論迎接加入WTO 的挑戰時，在國內理論界和實踐部門有一種廣為流傳的信念，認為中國應該重點發展資金密集、技術尖端的大企業，只有這樣才有實力與外國企業展開競爭，否則民族工業就會在市場競爭中敗北。實際上，一國產業的競爭力主要取決于其產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產業競爭力自然就越強。而一個產業的成本高低主要取決于其是否利用了本國的比較優勢，比較優勢又是由一國的要素稟賦決定的。我國現階段的要素稟賦是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相對稀缺，因此，具備比較優勢的行業和產業區段具有勞動力密集的特征。如果我們舉全國之力發展資金密集型的大企業，必然需要繼續人為壓低資本價格，并采取種種行政措施保護資本密集型企業免受市場競爭擠壓，結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無法完成，國民經濟的發展也將出現種種困難而“欲速不達”。
相反，遵循比較優勢發展起來的產業因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當強的市場競爭力，因此不需要政府的特殊保護。由于這種產業競爭力強，因而盈利能力強，經濟剩余多，資本積累速度快，由此導致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快，資本在我國將逐漸由相對稀缺轉變為相對富裕，勞動力反而日益顯得稀缺起來。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動將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具有競爭力的產業越來越帶有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特征，中國就能夠以“小步快走”的方式趕超發達國家。
任何產業和企業的發展都需要有靈活的金融市場的支持。我國目前的金融體系存在許多問題，加入WID 以后，我國金融業即將對外資開放，面臨的競爭將非常激烈，金融業的改革刻不容緩。當前的要務除了解決國有銀行的巨額不良貸款，消除資本市場存在的問題外，最重要的是確立金融改革的方向。
金融體系的功能主要在于動員資金和配置資金，而動員資金的功能其實從屬于配置資金的功能，因為資金配置得好，經濟的效率高，經濟中的剩余就會多，可動員的資金就多，而且，資金配置得好，資金的回報率高，儲蓄意愿就會高，在經濟剩余中用來作為積累的比例也就多，這樣，資金動員的效率就高。資金配置的效率取決于在經濟中最具競爭力的產業和企業是否能夠得到最好的金融服務。
我國現階段最具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保證這些企業的融資需求應該成為我國當前金融體制改革的主要方向。對中小企業來說，最合適的融資方式是以中小銀行為中介的間接融資，而這正是我國金融體系中最欠缺的一塊。這種格局不改變，中小企業的金融需求就很難得到滿足，中小企業的發展有障礙，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不會很順暢，速度就會減緩，所以發展中小銀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必要措施。
1990年代以后，我國地方性的中小銀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開始發展起來，但是目前業務量還不大，而且實際運作很不成熟、規范。地方性的中小銀行一定要實現商業化，不能由地方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為地方政府背離當地實際和比較優勢，進行盲目投資的工具。如果那樣，中小銀行就不但會與四大專業銀行一樣不能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會產生眾多的不良資產。另外，發展中小銀行需要健全金融監管體系，防范可能發生的道德風險。中小銀行也不是越小越好，需要有一定規模，以具備必要的分散市場風險的能力。中小銀行雖然是地方性銀行，也要注意引進銀行間的競爭機制，防止人為壟斷產生的低效率。
中小企業以民營經濟居多，一般在市場競爭中產生和發展，在技術選擇上比較符合我國的比較優勢，民營經濟的發展能夠創造出大量的非農就業機會，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出口，因此對實現農村產業和就業結構的調整具有重要意義。WTO 最重要的規則是非歧視和國民待遇原則，加入WTO 后我們需要對境外投資企業和進口產品實行非歧視和國民待遇的原則，實際上，我們的當務之急是首先對我們自己的民營經濟落實非歧視和國民待遇的原則，所有對外商開放的投資領域都應該更加徹底地向我們自己的民營經濟開放，一些不向外商開放的投資領域也應該向自己的民營經濟開放。本來無論加入WTO 與否，我們都應該對自己的民營經濟做到這一點，由于長期以來思想觀念不夠解放和體制改革滯后的原因而沒有及時調整到位。行業進人限制現在已經成為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現實情況是，許多已經向外資開放的投資領域在政策上也還仍然不允許民營經濟進入，民營經濟在財稅等政策上仍然與外資企業處于不平等競爭地位，甚至與國有企業相比，在體制上還比較容易受到歧視。新形勢下，發展民營經濟，創造就業機會，投資領域需要全面向國內民營經濟開放，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
五、結論
改革以來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一直很好，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解決“三農”問題關鍵是要不斷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農村產業和就業結構調整是增加農民收入，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業和農村經濟現代化的根本出路。為了加快農村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解決農民增收問題，也為了開拓廣大的農村市場，擴大內需，從根本上緩解我國當前國民經濟中生產能力普遍過剩問題，走出通貨緊縮困境，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正確的政策選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國農民，特別是中西部地區農民，家庭純收入中仍然要以來自農業的收入為主，因此，提高農業生產經營效益是增加農民收入的重要努力方向。我們應該結合應對加入WTO 給我國農業和農產品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深化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加快培育全國統一的大市場，開展地區之間的分工合作，充分發揮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對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縮小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依靠科技進步增加農業產量，改進農產品品種和質量，不斷依經濟發展的要求調整農業生產結構。依靠體制改革，培育現代農產品營銷方式，參照國際標準制定和執行廣泛的農產品質量、衛生標準，為農民和農產品經營者提供明確的努力方向，提高農產品附加價值和市場競爭能力。為了推動農村產業和就業結構調整，還需要大力發展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努力創造非農就業機會，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出口。通過發展中小銀行體系，解決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融資難問題。配合迎接加入WTO 的挑戰，我們應該首先消除對國內民營經濟的投資限制和政策歧視，加快國內民營經濟的發展，將民營經濟培育成創造非農就業機會的一條重要渠道。上述政策措施的落實將使我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不斷進發出新的活力，成為國民經濟在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力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03年第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