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一定要防止通過行政的手段來擴大土地的規模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大的一場硬仗，就是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
12月18日，首屆國家發展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在演講中，作出了以上表述。
韓俊提到了12月16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上明確提出了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韓俊稱，要讓農產品價格機制有效影響資源配置，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逐步理順，真正使得農產品形成有效供給，使得農產品的供給結構真正與需求結構能夠匹配好。
從土地的供給層面來看，韓俊強調，“一定得防止通過行政的手段來擴大土地的規模。你可以看一下前幾年有些地方動不動就搞一個幾千畝、上萬畝的農場，現在農產品價格一波動，各種矛盾都暴露出來了，可持續性就出現了問題。所以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的提出要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三權分制，要培育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
韓俊表示，要保護和提高糧食的綜合生產能力。韓俊稱，要優化農業的品種結構、產品結構、產業結構，包括區域結構。現在農業發展需要狠抓標準化的生產，抓農產品和食品質量監管。
人口結構的變化給勞動密集型的農業同樣帶來嚴峻的挑戰。韓俊認為，中國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勞動力供給條件的變化顯著的推高了中國的勞動成本，不僅削弱了制造業的競爭力，同樣影響勞動密集型的農業，同時削弱了中國農產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
以下為韓俊演講實錄：
大家知道剛剛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的提出，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而且也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所以今天我想主要圍繞這個話題談一些看法，與大家一起討論。
首先提出要深入推進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第一個背景是隨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對農業的發展轉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這方面我想大家要注意三個顯著的變化。
第一個顯著的變化，我們國家這種史無前例的人口城鎮化的進程還在快速的推進。過去五年我們城鎮的常住人口每年要增加2100萬人。“十三五”期間根據我們現在制定的規劃，每年城鎮常住人口大約增加1400萬左右。
另外一個顯著的變化，中國這些年來我們中產階層在迅速壯大，對中產階層的定義有不少，但是我這兒可以引用一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按照統計局對中等收入階層的定義，這個定義就是家庭年可支配收入9萬到40萬元人民幣，這是跟美國的中產階級的定義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現在中產階層已經有3.34億，占到24.3%，這是第二個顯著的變化。
第三個顯著的變化，就是我們現在在凝聚全黨全社會的力量在打脫貧攻堅戰。按照我們現在貧困的標準，我們的貧困人口是5575萬人，今后五年，每年要減少，要脫貧1000萬人以上。
那么這三方面的變化匯集到一起，對我們農業來講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最顯著的變化，就是推動我們國家食品的消費結構繼續演變、繼續升級。現在我們城里開始提倡要少吃油，少吃肉，多吃素。你到貧困地區看一下，有的人只有過年過節才能吃點肉，肉、蛋、奶的消費水平很低。從整個東亞國家和地區食物消費結構演變的歷史來看，在人均收入，人均GDP2萬美元以前，食物消費結構不會定型。
我們國家今后還有很長的一個時期，我們的食物消費結構還會繼續演變。現在一個最重要的變化是口糧的消費，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都在減少。但是口糧以外的消費還在增加，比如說畜產品、飼料糧。中國在滿足食物消費結構升級方面，我們的農業發展面臨著很大的壓力。
現在最顯著的一個變化，就是從總體上來講過去就是要吃得飽，現在老百姓(603883,股吧)對我們農業發展最大的要求就是要吃得安心、吃得放心，還得吃出健康。不光是吃得放心，還要游的開心，大家都要去農村旅游、休閑。我們過去的政策主要就是拼總量，不計成本和資源代價。現在農業發展面臨的總量不足的矛盾大大緩解。我們現在主要的矛盾是結構性矛盾，結構性的矛盾優質的綠色的農產品不能夠滿足需求，所以說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的供給，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我們的農業供給和結構性改革，我們還是強調要保護和提高糧食的綜合生產能力。那么中國這么大的國家，13億人口，我們的谷物不可能依賴國際市場，我們的大豆的自給率低于20%。但是我告訴大家，我們的三大主糧的進口，小麥占2.6%，稻谷占2.3%，玉米占1.7%。因為全球的大米的貿易量，過去30年就是3000多萬噸，量很小。中國國內的玉米和小麥有巨大的潛能，不能只進口國外的糧食，這樣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第二個方面，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要優化農業的品種結構、產品結構、產業結構，包括區域結構。最重要的現在我們農業發展不是說每年都要糧食增產，我們今年糧食產量減了100多億斤，但仍然是歷史上第二個高產年。現在農業發展需要狠抓標準化的生產，抓農產品和食品質量監管。
過去用了大量的化肥農藥，現在要減量了。另外還要拓展農業的多種功能，有些國家的農業部不叫農業部，叫農業與食品產業部，在很多國家這都是最大的產業。所以我們的結構調整目標就是糧食作物、經濟作物、飼料作物要統籌，我們的飼料作物發展太緩慢。我們的種植業、養殖業、加工業要一體化發展，我們的農村的第一產業，包括農產品加工業和農業的休閑觀光要總體化發展，這是一個總的目標。
第二我們提出來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另一個背景，就是說我們農業資源要素供給的條件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對農業的轉型升級提出更高的要求。我們從2012年勞動適齡人口開始減少。蔡教授2005年提出了一個命題，中國是不是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這個問題已經研究十年，爭論了十年。我認為可以畫一個句號了，中國已經到了劉易斯拐點了。從2012年以來，我們16周歲至60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了1500萬人，每年都在減少。
世界銀行最近有一個報告，說盡管中國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但是到2040年中國的勞動人口降幅將會超過10%，將會減少9000萬人，相當于減少一個德國的總人口。那么人口結構的變化，勞動力供給條件的變化顯著的推高了我們國家的勞動成本，不僅削弱了制造業的競爭力，對勞動密集型的農業同樣也帶來了嚴峻的挑戰，也削弱了中國農產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
我們現在每個小時制造業工資水平是3.27美金，比越南高出三分之二。所以制造業我們的紡織服裝，跟越南相比我們的競爭力顯著下降。農業來講我可以說這個數據，這個勞動力成本有多高，人工的成本在農產品總成本中的比重，我們國家現在糧食作物最低的是大豆，32.1%，我們的棉花的成本里面人工成本占到了62.5%，新疆的棉花用人工采摘一斤1.2元，一斤棉花才賣4元。
美國的人工成本占農作物總成本的比重，棉花是最高的，只有10.8%，他的糧食作物都在3%到5%。現在我們的大豆每噸的生產成本是4877塊錢，是美國的2.14倍，我們的玉米每噸生產成本2117塊錢，是美國的2.23倍。農業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意味著我們的農業也需要通過提升機械化水平，通過機器換人，通過讓更少的農民種更多的地來降低勞動力使用的密度，來提升我們農業的勞動生產率。
2015年我們的農業占GDP的比重是8.9%，農業就業占GDP的比重是28.3%，農業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工業的22.5%，相當于第三產業的26.5%。我們現在小麥已經是全盤機械化，種一畝小麥只用兩個勞動工人。我們水稻、玉米的機械化也在迅速的推進，機械化率程度達到75%。但是我們種一畝水稻，在中國用六七個工人，到韓國、日本、臺灣，只用兩個工人。但是我們的棉花、甘蔗的機械化非常低，我們的鄰國，我們的畜牧業機械化水平非常低的。比如說我們的棉花用機器采摘，2007年我們的機械采摘率只有1%，到2015年這個比例已經提高到28%。新疆兵團機采率高達69%，但新疆的地方只有16%。再說蘋果，國外的蘋果基本上都是用機器摘的，我們還是人摘，我們現在引進了美國的設備。
現在我們要提高機械化，不提高機械化水平的話，我們小米加步槍，我們的競爭力和效益無從談起。新疆引進了2900臺采棉機，80%是進口的，我們國產的不強。現在耕地的工具進口的成本是國內價格的10倍，但仍然有人買，因為它的質量好。所以說我們的先進農機具制造方面的短板一定要加快補上，這也有巨大的市場需求。
第二個，就是說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除了提高機械化水平，還要提升農業規模化的水平。我們國家有2.2萬農戶，去年耕地規模30公頃以上的全國只有3012萬，我們國家不可能走美國、加拿大發展大規模農場的道路。但是我們這么一個小的規模不改變，我們的農業的競爭力也無從談起。發展規模經營也不是說就一定要簡單的擴大土地的經營規模。我們現在一家一戶的土地不用動，通過發展規模化的服務也可以解決機械化的問題，我們的小麥就是這樣的。
一定得防止通過行政的手段來擴大土地的規模。你可以看一下前幾年有些地方動不動就搞一個幾千畝、上萬畝的農場，現在農產品價格一波動，各種矛盾都暴露出來了，可持續性就出現了問題。所以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的提出要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三權分制，要培育新型的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
我們現在土地集體所有，承包權是農戶的，土地經營權可以單獨作為一種權利，我們提到放活經營權。這樣提就是為了依法保護農民集體承包農戶和土地經營主體的合法權益，要給實際種地的人一個穩定的預期，讓他舍得投入，否則經營者的權利如果不穩定的話，每年的合同都簽，沒有人舍得在土地上投資來改善土地的質量。這是我講的第二個方面。
第三個方面，就是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提出要深入推進這方面的改革另一個背景，就是我們農業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日益激烈，對農業的轉型發展和真正的創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國作為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我們的基本國情就是人多、地少、水缺，我們如果是局限于國內這一點水土資源，不可能滿足中國的老百姓生活富裕對食品需要。所以我們必須要統籌利用好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我們基本政策走向就是古物要資本自給，三大古物的自給率都在98%左右。還要適度進口國內緊缺的農產品，要鼓勵農業企業走出去，要深化同主要貿易伙伴國家的戰略合作。
我們入世15年，2002年農產品的進口總額只有124億美元，我們去年已經達到了1168億美元。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大米、大豆、棕櫚油市場是第一大進口國，棉花是第二大進口國，豬肉是第三大進口國，大家到超市一看美國的公司生產的豬肉都有。但是豬肉的進口占國內產量的比重只有1.4%，鹵質品是第六大進口國。測算了一下2015年我們進口的棉、糧、油、糖、肉、奶，如果我們自己生產的話還需要10億畝地的播種面積，大概占到我們國內農作物總的播種面積的40%。我們實際的播種面積也就是26億畝。
我們農產品的進口怎么看？大量的進口，大家對這個問題很關注，也有很多的討論。從基本面來講是我們國家的農業基礎競爭力不足的表現。比如說現在養豬，很多地方第一是會讀書，第二是會養豬。我們現在越南的活豬一斤比我們便宜兩塊錢，我們7塊，他是9塊。現在邊境直接走私活豬，一車非法獲利3萬塊錢。這些走私的豬我們要處理掉，不能讓大家吃，有疫病怎么辦啊。包括大米的走私，在邊境很猖獗。我們的農業基礎競爭力不高。
另外一方面，近幾年農產品進口量這么大也有不正常的現象。這個不正常的現象主要就是說我們對農產品價格的干預有些過度，我們國際價格在不斷的下跌，國內價格還在大幅度提高。這樣國內外的價格嚴重倒掛。
如果價差很大的話，進口的沖動很大，走私的沖動也很大。這方面最典型的是玉米和玉米替代品的大量進口。2009年以來國際市場玉米價格一路下滑，2012年8月美國產的玉米一噸是332美元，2016年降到159美元，我們國內的玉米價格2008年累計政府的收購價是7.5毛，2014年提高了50%。價格提了50%，國際價格跌了50%，這個差價就來了。
國內價格這么高，農民種玉米的積極性非常高的，2007年到2014年玉米的種植面積增加了1.14億畝，玉米的總產量增加了1267億斤，每年增產180億斤。你種了這么多玉米，增產了這么多玉米，它的價格是高的。我們用玉米的下游企業一看你價格這么高，我大量進口玉米不可能，因為有配額的管理。那好了，高粱、大麥、玉米酒糟都可以替代玉米，包括甚至木薯。
我們這些玉米的替代品區別進口了4000萬噸。加入WTO的時候糧食配額只有2200多萬噸，光玉米的替代品就進口了4000萬噸。現在有的南方的飼料企業講，配方里過去玉米占70%，現在只有30%，因為別的便宜。現在國內產的玉米就只好放在庫里，因為企業不用。我們2014年全國政策性的糧食收購占的比重，小麥是20.6%，稻谷只有15.6%，但是玉米高達38.5%，那么黑龍江的玉米，政府的政策性收購占的比重是108%，周邊的玉米都跑過去了，華北的玉米，吉林是占到91.6%，遼寧占到78.6%，加上內蒙的話，政府的政策性收購到88.3%。
所以說當前這個政策它的扭曲是非常明顯的，我們糧食最突出的問題是玉米，玉米最大的問題是在東北。
所以說問題的癥結在哪里呢？我們定的臨時收儲價成了最高的價格。最后就是洋貨入市，國貨入庫。現在我們的糧食庫存已經跟我們全年的糧食總產量差不多了，玉米庫存已經明顯的超過了全年的玉米需求。那怎么辦？現在改革的思路應該是非常清楚了。就是說要讓價格真正反映供求關系的變化，要讓價格機制能夠有效引導農業資源的配置。
比如說黑龍江，2009年他的玉米種植面積也只有7000萬畝，2014年大豆減了3000多萬畝，玉米增了3000多萬畝，因為大豆價格低。農民對價格信號的反映是非常靈敏的。這一方面我們還要保護好農民的利益。所以說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與保護農民利益并重，要采取分品種試測，改革農產品價格形成的機制和收儲制度。這方面棉花的改革是第三年，大豆也在改，油菜籽的臨時收儲已經取消了，玉米的臨時收儲也取消了，玉米的價格制度的改革也邁出了重要的步伐。
接下來的幾年我們還要繼續深化稻谷、小麥等主要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基本的方向就是按照價格分離的方向。價格由市場來定，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我們對生產者實行直接補貼，市場定價，這是一個基本的改革思路。
我們的農業政策也要逐步由過去價格支持和干預為主，要逐步專向以直接補貼的綠箱政策為主。這樣一來我們就會逐漸的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逐步理順，真正使得我們的農業，我們生產出來的農產品都是有效供給，也使得我們農產品的供給結構真正對我們社會，對農產品的需求結構能夠匹配好，這是我們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大的一場硬仗。就是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
作者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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