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農產品既是人類社會必要的基礎性物質資料，又是流通領域的大宗商品從而成為商業與金融資本謀求利潤實現的一種載體。農產品供給保障具有雙重意涵，一是促進農產品總供給與社會農食總需求相匹配，二是防范化解圍繞農產品供應鏈而形成的系統性風險。農業生產單位的要素利用和技術選擇、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以及農業經濟的組織與制度，對提高農產品供給能力起關鍵作用。與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相耦合的農產品市場及供應鏈，是影響農產品供給安全的重要因素。在新發展階段，中國農產品供給保障需要妥善應對農食需求變動和國際農產品供應鏈風險加劇這雙重挑戰。
一、引言
農產品是初級產品中的一項重要類別。農產品供給保障關系到人民食物消費水平、經濟平穩發展和國家安全穩定。新古典范式下農業經濟學領域的農產品供給保障研究，主要是圍繞“食物安全”概念，進行影響因素、決策行為及福利變動分析。古典政治經濟學從農業作為重要的經濟部門加以分析。經典作家對農業部門在原始積累中扮演的角色、農業的生產組織形式、以及農業土地所有制和地租性質展開了大量討論。后來的農政研究與早期發展經濟學仍密切關注這些主題。這一脈研究的重心是農業部門對于資本積累的作用，本文則集中從農產品作為人類社會基礎性物質資料和作為商業及金融資本利潤實現載體的屬性出發，闡明農產品供給保障的雙重意涵，探究新發展階段中國農產品供給保障面臨的主要挑戰以及如何應對。
二、農產品的政治經濟學屬性與農產品供給保障的雙重意涵
（一）從農產品的經驗特性到其政治經濟學屬性
農產品具有獨特的生物及物理屬性。首先，農產品作為當前地球上人類食物的最終來源，具有使用價值特殊性。其次，農產品來自植物、動物等生物，其生產過程雖受人類影響但無法與自然作用及生物本身的生長過程剝離開來，由此具有生產過程特殊性。最后，農產品具有產品品類特殊性。地球上的動物植物數以百萬計，但人類甄別或馴化而能夠成為農產品來源的，僅占極少部分，且無法持續增加。農產品的品類有限性，與其他初級產品類似。
農產品這些經驗特性，使其在進入人類社會、參與經濟循環之后，具有了特殊的政治經濟學屬性。第一，農產品是一種人類社會必要的基礎性物質資料。農產品作為食物的使用價值，使其成為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的基石。第二，農產品也是流通領域的商品，是商業與金融資本謀求利潤實現的一種載體。農產品因其特殊的使用價值和產品品類有限性，從而具備成為所謂大宗商品的潛力。作為大宗商品的農產品又可以進一步成為金融資本投機的標的。從世界范圍看，農產品這種以商業和金融資本謀利載體形態的存在，與農產品作為支撐人類社會存續的基礎物質資料的存在，形成鮮明的張力。
（二）農產品供給能力影響實際工資、物價水平和增長路徑
作為基礎性物質資料的農產品，其供給能力直接影響經濟增長路徑。早在20世紀50年代，波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卡萊茨基即對此進行了系統闡釋。隨著工業化展開和城市人口擴展，食物需求增加，農產品價格上漲，帶動整體物價水平上漲，進而帶來工人實際工資下降。這會減損工業部門擴張動力，降低資本積累速度。面對農產品供給瓶頸，如國家對工人進行工資補貼，因農產品供給未有提高，反而會刺激通貨膨脹加劇；如進口農產品，又會擠占寶貴的外匯儲備，減少資本和技術引進，也會導致國際貿易收支失衡。由此，提高農產品供給能力，尤其是在低收入階段提升口糧供給能力，是落后國家必須突破的重大挑戰。
（三）農產品價格波動是宏觀經濟運行中不可忽視的風險來源
作為商業和金融資本謀求利潤載體的農產品進入經濟循環形成的風險渠道，集中體現為農產品價格波動。農產品價格波動會導致農產品生產者收益預期的不穩定，進一步影響生產者包括投資、技術選擇和要素投入等方面的經營決策。農產品價格波動也會通過價值鏈及其嵌入的生產網絡傳導，由此產生的對國民經濟總量的影響，將會超出農業部門本身的份額而出現乘數效應，可能成為宏觀經濟運行中的系統性風險。
（四）農產品供給保障的雙重意涵
農產品的政治經濟學屬性揭示出農產品供給保障具有雙重意涵。其一，它指的是農產品總供給需要與農食總需求相匹配。其二，是需要防范化解圍繞農產品供應鏈而對國民經濟產生的重大系統性風險。雙重意涵之間具有相互作用：提高農產品供給能力，使農產品總供給與農食總需求盡可能匹配，本身即為防范化解圍繞農產品供應鏈產生的波動及沖擊風險創造了應對能力和政策余地。防范化解圍繞農產品供應鏈行成的系統性風險，也為穩定農產品生產者價格及成本預期，從而穩定農產品供給能力，創造了基礎條件。
三、影響農產品供給能力的關鍵因素
（一）農業生產單位的要素利用與技術選擇
在農業生產基礎條件保持不變的前提下，一個生產單位內部的要素利用和技術選擇，決定了農產品供給水平。傳統要素的價格大幅下降非常困難。只有通過工業化，建立現代化的支農工業部門，為農產品生產提供現代化要素，才能夠借助工業部門的規模經濟效應，降低現代化要素的生產成本和出廠價格，使農民更加便宜地使用到這些現代化要素，進而提升農產品供給。
生產者對于新技術的采納，是農產品供給持續增長的關鍵。研發新技術往往超出個別生產者尤其是小農戶的能力，而只能由外部提供。新技術向生產者推廣，也需要有組織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來實現。這需要有合適的制度或政策為生產者提供融資，以及通過保險或其他組織方式對沖技術采納風險。在收益分配上，農村產權形式要使技術采納的預期收益能夠歸生產者所有，才能對其應用新技術產生激勵。
（二）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
超出個別生產者的建設能力、需要個別生產者之外的具有社會屬性的經濟力量發揮作用而影響農產品生產的那些物質與社會因素，是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物質性的基礎條件，包括興修水利、國土整治、高標準農田建設等；社會性的基礎條件，包括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農民教育與培訓，農村醫療和衛生公共服務等。這些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往往附著在土地或特定國土空間上。改善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需要對農業和農村進行超出個別生產者能力的長期投資。
前述農業生產單位內部微觀效率的改進，高度依賴于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例如，使用化肥需要先行改善灌溉條件；使用農業機械，尤其是能夠同時實現種植模式優化的農業機械，要對土地進行整治；設施農業需要電力和能源供應；投入農用運輸車輛需要修建農區道路橋梁；采用良種需要現代育種機構體系支持；新技術的示范推廣需要建設農業試驗園區；農民技能的提升需要建設農民職業培訓體系；改善農民身體狀況和勞動能力需要在鄉村實現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的普及。沒有農業生產基礎條件的預先改善，實現個體生產單位內部微觀效率的改進是困難的。
（三）農業經濟的組織和制度
適宜的組織及制度可助力生產者內部效率改進和農業生產外部條件改善。在具有悠久小農經濟歷史的發展中國家，變革農業組織和制度以提高農產品供給能力需要解決三個關鍵問題。首先是，如何形成超越小生產尺度的社會勞動和更高的生產力水平，使農業按照“社會化的方式”、憑借“農藝學的自覺的科學運用”來經營。中國探索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曲折歷程揭示出，尋求合宜的農業經濟組織與制度形式，復雜性超出了經典作家最初的設想。其次是如何實現對農業生產基礎條件的持續投資。從中國農村發展的歷程看，改善農業生產的基礎條件，需要在國家公共投資主導下，市場、企業和農戶協同參與，也需要農村集體“統”的一面發揮承接作用。這是新型舉國體制在農產品供給保障中發揮作用的具體體現。這樣的特點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圍繞農業生產基礎條件而發生的資本循環的時間尺度遠超于農產品本身的生產周期。最后是如何兼顧龐大農民人口的生計需求。一種組織和制度形式，其在克服小農局限性和大規模投資上可能是能夠做到的，但是如果導致龐大農民群體被剝奪了維持其基本生計和社會保障的生產生活條件，那么也將是災難性的。雖然小土地所有制和小農經營具有經典作家反復論證的局限，但在保障農民生計上，作為一種分配關系，有其關鍵價值。
四、國際農產品供應鏈及貨幣金融體系與農產品供給保障風險
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自我循環與生產領域的價值創造之間的矛盾，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重要特征。分析農產品供給保障面臨的風險，也需要分析農產品參與經濟循環的過程中以商業資本及金融資本形式存在的風險。在主權獨立的國家之內，國家政權具有節制農產品供應鏈上資本矛盾性后果的力量。然而，在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領域，主權國家的權力往往力有不逮。當今帝國主義式的全球資本循環體系，也并未創造出應對資本內在矛盾的妥善方案。
（一）農產品供給保障對于國際貿易的依賴性持續增加
農產品生產對特定氣候和區域自然條件的依賴決定了農產品國際貿易具有持續發展潛力。19世紀的蒸汽輪船、火車，以及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遠洋巨輪、集裝箱和冷凍技術等發展起來以后，極大地降低了貿易成本，使谷物等低值農產品的長途販運成為可以謀利的生意。二戰后多邊貿易的基本治理框架關貿總協定一直在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而農產品貿易直到1986-1994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才開始大幅削減貿易壁壘。這背后的深層動力則是拉美國家債務危機和新自由主義思潮下的跨境資本流動、全球金融市場自由化、知識產權保護以及跨國公司崛起。到2019年，全球已經有超過20%的人口，其食物攝入熱量需求的33%需要依靠進口農產品滿足。所有被攝入的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分別有超過30%、20%和15%通過進口農產品滿足。
（二）國際農產品供應鏈的壟斷化及農產品大宗商品的金融化
在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同時，國際農產品供應鏈愈發集中地掌握在少數跨國企業巨頭手中。一類巨頭從流通領域入手，通過控制大宗農產品的流通渠道，而形成對全球農產品供應鏈的控制。這些巨頭憑借國際金融資本的支持，從控制流通環節和農產品現貨出發，向上和向下控制生產、運輸、加工和營銷等價值鏈上的其他環節，形成壟斷優勢。另一類巨頭，通過控制生產領域中的關鍵技術和生產要素，加上雄厚資本作為技術推廣和知識產權保護的后盾，對于特定品種的農產品生產形成了巨大影響力。
農產品貿易自由化，以及巨頭對國際供應鏈的壟斷性掌控，為農產品被形塑為所謂的大宗商品創造了基礎條件。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球金融自由化和資本跨境流動，農產品大宗商品又展現出了金融化趨勢。一是，圍繞農產品大宗商品而形成金融衍生品市場，成為投機交易的場域，使農產品價格出現超出實體經濟供需基本面的波動。二是，農產品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庫存，被作為融資的抵押品，從而與金融市場本身的流動性掛起鉤來。一旦農產品完成了大宗商品化及金融化，它就從最初作為滿足特定需求的使用價值，從作為居民消費品和產業資本的中間投入或原材料，變為商業及金融資本尋求利潤的特殊商品形式與投資形式。
（三）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及地緣政治沖突通過農產品供應鏈擴散風險
嵌入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使農產品供應鏈承載著金融與貨幣周期性波動所帶來的風險。當全球貨幣金融條件寬松時，大量流動性被釋放，貨幣涌入農產品大宗商品的期貨及現貨市場，推高農產品價格。流動性充足時，機構投資者具有較強加杠桿的能力，農產品金融衍生品市場上充斥投機交易，同時放大了現貨市場價格波動，導致居民消費和產業資本利用原材料的成本隨金融市場的波動而波動。一旦流動性出現收縮，貨幣從期貨、現貨市場撤出，農產品價格下跌，這又使生產者猝不及防。
美元是國際貿易計價和結算的強勢主導貨幣，農產品等大宗商品的交易亦莫能外。美元價格走強，以美元計價的農產品價格下跌；美元走弱，農產品價格則趨強。兩國間的農產品貿易，如用美元計價，又會受到兩國各自貨幣相對美元匯率波動的影響，額外承擔一層風險。美國國內加息、降息、刺激計劃等操作，通過美元這一中介向世界傳遞波動風險。由此，利用國際市場獲取農產品供給，在獲得貿易收益的同時，也承載著自外部輸入風險的可能性。
地緣政治沖突的上升，為農產品供應鏈增加了新的不確定因素。一旦爆發沖突，農產品供應鏈可能受到波及而卡斷，使依賴于這些供應鏈的農產品進口國出現食物短缺和價格飆升。以制裁為名，禁運、凍結外匯儲備等經濟與金融的武器化行為，也將導致貨幣價值和匯率大幅波動，對全球農產品供應鏈和食物供給產生間接沖擊。
五、新發展階段農產品供給保障面臨的主要挑戰
步入新發展階段，農產品供給保障面臨兩個維度的結構變遷。從農產品總供給與農食總需求相匹配的維度看，伴隨著國民收入的持續增長，變動了的食物需求結構為農產品供給提出了新的挑戰，需要在穩定糧食供給的基礎上，進一步保障整個大食物體系的有效供給。從防范化解圍繞農產品供應鏈產生重大風險的維度看，當前全球地緣政治沖突明顯加劇，國際供應鏈與貨幣金融體系展現出潛在的重構潛流，需要防止本幣與農產品大宗商品之間比價出現巨大波動，減震供應鏈與貨幣金融動蕩產生的風險內溢沖擊，保障居民消費及實體經濟平穩運行。
（一）食物需求轉型與大食物體系有效供給挑戰
自2007年以來，不計入進口糧食，國產糧食的人均占有量已經超過400公斤這一國際糧農組織提出的糧食安全線。取得這一成就，是國家在農業生產基礎條件、農業經濟的組織和制度，以及農業支持政策體系等方面持續不斷探索努力的結果。
與此同時，城鄉居民食物消費轉型為農產品供給保障提出了新的挑戰。隨著國民收入增長，班尼特定律作用凸顯，居民口糧需求趨穩，而肉禽、蛋奶、水產、蔬菜、水果等農產品需求呈持續增長的趨勢。多項農產品品類存在較大的供需缺口，需要依靠國際市場滿足需求。我們測算發現，大豆、肉禽、蛋奶等農產品需求，以2019年為基期距未來峰值仍有18.5%-34.1%的上升空間。而為了保障肉禽、水產、蛋奶等動物性農產品供給，飼料糧的高需求所派生的糧食供給壓力將長期存在，糧食供求總量將持續處于緊平衡狀態。面對新的農食需求結構，農業增產、提質和降成本仍任重道遠。
（二）全球供應鏈與貨幣金融體系再構型風險的挑戰
農產品供給保障面對的另一新挑戰是農產品進口量的增長與國際農產品供應鏈風險上升之間的張力。從主要發達國家的政治傾向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質疑全球化合理性、推崇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的政治綱領不斷擴大其支持者。政治上的孤立主義抬頭，逐漸傳導到貿易與產業政策領域。各主要國家對于全球供應鏈不確定性的顧慮已大為上升；包括大宗商品在內的主要產品供應鏈的韌性與可控，成為政治經濟決策中權重日益上升的因素。同時，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日益展現出其政治性乃至武器化的一面。剝奪被制裁國參與美元體系的資格成為一種常用手段。美元體系展現出的這種不確定性成為重大風險隱患。
六、應對挑戰的措施
為應對國內食物需求轉型和國際農產品供應鏈風險上升這兩個挑戰，首先要在戰略目標上，牢牢把握“口糧絕對安全、谷物基本自給”“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供給”的大方向。需要認識到農產品供給保障是中國國家安全與發展戰略中最為重要的環節之一，不能懈怠。
其次，農產品供給保障必須立足于國內農產品供給能力的提升。為此，一是樹立大食物觀，拓寬食物來源。二是探索與新發展階段變化了的農產品需求相適應的農業生產組織與制度形式，提高農業要素與資源配置效率。三是持之以恒建設和改善農業生產基礎條件，重點補齊新階段凸顯的短板，在種業翻身仗、農機裝備研發、高標準農田建設、土地整治與村莊更新、農民教育與技術培訓、農產品及要素供應鏈升級、智慧農業與數字鄉村等有助于農產品增產、提質、降成本的領域中，不斷尋求突破。
最后，需防范圍繞國際農產品供應鏈形成輸入性風險，影響國內居民生活消費及實體經濟運行。為此，一是有必要針對需大量進口的農產品品類，逐項研判其國際供應鏈的風險程度。針對風險高的農產品，探索國內供給能力提升方案；同時與國內農產品生產布局聯系起來，可以擴大高風險品類國內種養殖面積，調減相對低風險品類面積。二是堅持建設和維護農產品儲備體系，為應對農產品價格波動做足準備。在國際農產品價格大幅波動時，凡是具有國家主導的戰略性儲備的國家，可以從容應對，凡是放棄國家戰略性儲備的，往往遭受重創，甚至發生食物危機和社會動蕩。三是，推動更為安全和公平的國際農產品貿易與供應鏈治理方案。應在國際上反對將具有國際公共品屬性的貨幣金融機制加以武器化，倡導一種拒絕將關乎人類基本生存權的農產品貿易及供應鏈作為制裁工具和打擊手段的共識，并且推動建立維護這些共識的治理和制度框架。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教學與研究》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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