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全球農民都在受煎熬，就看誰能熬過去
上周末，陳錫文在“2016清華農村研究博士生論壇”上就“十三五”期間農業農村改革發展問題發表專題講演。這也是他離開中農辦、出任全國政協常委后，首次就農業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本文為陳錫文講演部分內容實錄。
70年代末，中央正在醞釀改革開放。當時，小平同志到日本訪問時乘坐新干線，有人問他坐這個車的感受，小平同志的回答只有一個字：“快”。
“快”是當時的中國所需要的，而三十七八年過去，我們更加需要的不再是快，而是真正解決多年快速發展中積累的發展不均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思考怎么在新常態中完成我國經濟結構、發展方式的轉型。就是我們最近強調的農業的供給側改革的問題。
只在量上加加減減，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農業效率，增強農業的競爭力，對這一點要有準確、清醒的認識。
我們的糧食產量十二連增，在十二年間提高了3815億斤，提高的產量比建國初期不到三千億斤的年度總產量還要高。而產量、庫存量、進口量“三量齊增”現象的本質，就是因為我們農業的效率不高，競爭力不強：市場需要的，你不一定生產得出來，你生產出來的，又不一定能賣得出去。
比如我們調減玉米，多出來的耕地種什么呢，如果種大豆，種出來賣多少錢一斤呢，和進口的相比有競爭力嗎？這是我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所以供給側改革不是簡單的量的調整、播種面積的調整問題，而是提高生產效率和競爭力的問題，根本上是解決農業的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問題。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只能是在量上加加減減，解決不了根本性問題，走不出目前的困境。
失去競爭力的四方面原因
我們目前最主要的糧食品種：稻米、玉米、小麥、大豆，國產價格平均比進口到岸價格高30-50%。為什么會這樣？有四個原因：
首先，農業生產成本高企。
我們對小麥、稻谷實行最低收購價制度，對糧食增產產生很大作用。但從2008年開始，最低收購價開始逐年提高，這是由生產成本的逐年提高倒逼造成的。
而生產成本為什么提高？因為我們在發展過程中沒能很好地管控好要素價格。這個問題不止體現在農業領域，在加工業，企業可以通過將產地轉移到要素價格低的國家地區來保證競爭力，但農業不可以，總不能叫老百姓不種地。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和之前相比不同了。
我們更多地運用市場機制來調控匯率，所以隨著經濟發展，美元兌人民幣的匯率在長期中呈逐年降低趨勢，使我國生產的農產品的價格競爭力被壓縮。
第三個原因，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后續效應持續發酵，造成一系列復雜情況。
一提到2008年經濟危機，不少人都會提到四萬億的問題，但其實，在那樣大規模的危機中，各個國家只要有能力，都會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刺激性的金融政策，而且，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和技術官僚也都很清楚，這么大的投資力度，過兩三年一定會有高通脹出現。那么為什么還要這么做呢？因為如果兩三年后經濟增速恢復，這個高通脹就會被熨平。
但是問題是，如果經濟增速沒有恢復，就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能源、農產品等大宗商品價格的暴跌。比如全球糧價在2012年達到階段性高點之后，開始持續下降，2015年底和2012年底相比，小麥和大米價格下跌了三分之一，玉米、大豆價格下跌了40%。
第四個原因，能源價格暴跌，造成海運成本下降，也使得進口農產品價格下跌。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不只是中國農民在受苦，全世界的農民都在受煎熬，價格這么低，誰能賺錢啊。
去年年底，我問美國的農業部副部長，美國的農民能扛得住嗎？他說，美國600英畝（約合3600畝）以下的中小農場，已經開始面臨虧損，可能也要扛不下去。所以說，全球農民都在受煎熬，就看誰能夠熬過去。誰能熬過去，誰就能保住自己的市場份額。
高層對農業保護問題存在分歧
我們理解糧食安全問題，已經不是簡單的供給量的安全問題，而是中國農業的產業安全問題，和中國農民的就業和生計安全問題，所以這個賬不是簡單的算經濟賬的問題。所以，一方面我們要提高自己農業生產的效率和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地利用世貿組織規則中允許對本國農業實施的保護條款，要構建一個既符合國際規則，又適合中國特點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
對于這個問題，有些同志認為一保護，就違背市場經濟原則。甚至我們有些部門領導同志都講：“我們自己種糧食不賺錢，政府還要補貼，比國際糧價貴這么多，何必還要種呢，多進口不就行了嗎？”
但其實對本國農業的適當保護是WTO規則所允許的，也是世界各國都在用的，無非是看怎么把規則用好。比如WTO原則允許的關稅配額制度，可以對超過配額的進口農產品征收較高的關稅，以保護本國相應產業。另外，在農業補貼政策上我們也要從黃箱轉到綠箱，從補貼成本轉到補貼收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我的農場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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