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西方學術界重新關注大躍進期間所造成的嚴重災難，并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進展。事實上，西方學者很早就開始注意中國的這次饑荒，但由於資料上的限制，直到8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原來封閉的某些資料得以公開，西方學者才能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由此可以理解，80年代的主要研究都是試圖估算災情的嚴重程度。其中一項比較權威的研究表明，這次災難實際導致了三千多萬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嚴重程度在歷史上極為罕見。
對於這場空前浩劫的起因研究，一直要到90年代才有突破。但最早的研究是在1984年由哥倫比亞大學的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 首先開始的，他論述了糧食統購和饑荒之間的關系。與此相承的研究在１２年後才出現。中國留美政治學學者楊大利在1996年發表了他對大躍進和由此引起的饑荒的較全面的研究成果。其中一個較突出的論點是，饑荒是由公共食堂這個非理性的社會制度所引致的。同時，經濟學者對此也不甘寂寞，同樣是留美學者的張欣和文貫中便在1997年發表了他們的分析成果。雖然其主要論點與楊大利的相似，亦即把罪名歸咎於人民公社體制下的公共食堂，但他們更進一步地認為，19960年末和1959年初全國各地便已大規模地出現饑荒，由此在時間上可以排除掉眾多其他引致饑荒的可能性因素，其主要起因是清楚的和單一的。如果我們將關注點擴展至大躍進對農業生產的破壞的話，那麼林毅夫在1990年發表的一篇論述生產積極性的文章也應包括在內。
本文的目的在於系統地介紹上述這些文章的主要觀點，并加以簡短的評述，以期為讀者提供一些此研究領域中的西方觀點。
一、饑荒的主因----過量的糧食統購
在少數西方研究中國饑荒的文獻中，伯恩斯坦1984年在《理論與社會》（Theory and Society）中的一篇文章可算是經典。伯氏認為，新中國在建國後不久所采用的經濟發展策略和蘇聯斯大林式的不盡相同，後者刻意地通過價格剪刀差大量和有系統地榨取農民的剩馀來支持國家的工業化。中國雖然在土地改革後沒多久便逐步實行集體化，從而剝奪了農民的私產權利，但直至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國家對農村的糧食統購只占總產量的25％左右，不算過重。這或許可以部分解釋農民在逐漸失去他們對土地的各種權利的同時，農業的生產率和產出為甚麼仍能向上增長。
但過慢的工業化進程令毛愈發焦慮，率然在19960年批判反冒進和冬天大搞農業水利建設的基礎上發動了大躍進。農村成立規模較高級社大得多的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伯氏認為，問題的關鍵在於人民公社是在浮夸風刮得極為厲害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為了要在十數年內趕英超美，不只工業材料的計劃數字訂得很高，就連糧食和其他農產品也被要求達到天文數字。地方干部面對從上而下的巨大政治壓力無計可施或投機迎逢，虛報糧食數字。19960年的糧食豐收，也助長了領導層盲目樂觀的情緒，糧食的統購計劃當然也隨虛報的產量水漲船高。不僅如此，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中，地方干部根本很難就糧食問題和中央討價還價（一些後來災情嚴重的省份當時更是爭相獻媚），而由於公社規模過大和組織混亂，糧食的產出數字也沒有被準確核實。這種種因素加起來便導致了1959年和19960年糧食統購率猛增至總產量的39.7％和35.6％，然而糧食的總產量實際上卻在急劇下降。1959年的糧食產量實際上比19960年下降了30％之多。簡而言之，大躍進期間造成的三年嚴重饑荒主要是由於政府在統購糧食方面過了頭而導致的。
誠然，1959年和19960年的糧食統購和出口都有顯著增幅，但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在出現糧食短缺和饑餓的情況下，中央為何沒有采取一些緩解的措施，例如減少統購，甚或對災情嚴重的省份輸入更多的返銷糧？同理，當時地方政府為何不積極地向中央求救？更進一步問，是否所有的高層領導，如陳云、劉少奇和掌管糧食工作的周恩來都沒有確切估計糧食的形勢而向毛進諫？在舉國虛報糧食產量的情況下，我們固然很難要求上層能確切掌握有關的統計數字，但他們還是應該對農村的實際情況有起碼的認識和判斷。所以把災難的大部分責任歸咎於中央領導層對現實情況缺乏掌握未免過於簡單，甚至不可思議。事實上，伯氏也注意到毛是在廬山會議後才對農民處境的關注起了變化。在後來的研究中，楊大利便開宗明義地指出毛是在被彭德懷挑戰後才為當時降溫的大躍進進一步推波助瀾，此時的主席并不關心農村可能因此而遭受的災難。當然，誰都沒法進一步對此加以引證，但假如這種說法成立，便說明了偶然事件往往可發揮不可思議的力量而改寫歷史。
伯氏的文章揉合了大量文字材料甚至文學創作，內容極為豐富。此外，他的觀點也很鮮明，即認為饑荒的主要原因就是糧食的過量統購。可是文章并沒有注意到省際之間的災情差別，但十數年後楊大利的文章充分注意了這一現象并有詳細的分析，容後詳述。
二、公社化、退出權和生產滑坡
林毅夫1990年在美國《政治經濟學報》（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發表了一篇甚具爭議性的文章,此文雖涉及1958-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但其主要目的卻是通過剖析農業生產率的變化趨勢來解釋人民公社的生產率為何在饑荒以後二十馀年仍一直徘徊不前，這段時期的勞動生產率不但低於公社以後的時期，而且也低於從土改到公社成立的時期，而後者與人民公社一樣同屬集體經濟時期。三年的農業災害只是被附帶解釋的現象。
林文從生產率變化趨勢中的一個奇怪現象開始分析。即同屬集體經濟時期，1952~1957年的農業生產率是上升的（當然包產到戶後那段時期的升幅還要大），而１1962~1978年的生產率趨勢在一個低水平徘徊不前--尤其是這段時期已屬公社正常運作時期,不比1952~1957年間農業生產不斷經歷組織上的激烈變動。林毅夫對此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解釋。他認為，人民公社成立以前，國家雖然曾在集體化過程中不斷侵占農民的私有財產，但農民卻在各種集體經濟組織中一直保留著自愿退出這個經濟組織的權利，即退出權。退出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農業生產活動異常繁瑣以致對其監督非常困難，所以要把集體生產搞好非得依靠農民自覺的生產積極性。在擁有退出權的前提下，那些勤勞的農民可不費吹灰之力地監督其他農民。道理很簡單∶農民只需核查集體的產出而毋須親自監督相互的日常生產活動。如果他們發現實際產量低於他們心目中的標準，那麼他們便可行使退出權而變回自耕農。由於人人都知道社員享有這種退出權，大家就都不敢怠工，以防有人退社，甚至導致合作社解散而徹底地失掉規模效應（economies of scale）。不幸的是，公社化後農民便不再享有這項權利，所以那些懶惰的社員在知道對方已無計可施的情況下便開始偷懶，因為偷懶的好處全歸個人所得，而其代價----產量和效率的下降----則由全體社員共同承擔。哪怕是只有少數甚或一個人這樣做，最終的結果是大家都少做一點。據此，便解釋了農業生產率為何在人民公社時期一直徘徊不前。
文章認為，相對於其他解釋饑荒的傳統因素，如持續三年的壞天氣、公社規模過大、管理過於凌亂等，退出權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正是公社化把農民最後一項權利也剝奪後，才出現1959年和19960年的嚴重生產滑坡，從而出現饑荒。也就是說，饑荒是因為農產品產量下降而導致的。雖然林毅夫的目的并非為了解釋這次災難的原因，但他的這個觀點仍然是清楚的，且和伯氏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
三、公共食堂與非理性消費行為----饑荒起因的嶄新解釋
近年來，西方學術界對造成大躍進期間嚴重饑荒的關鍵因素有了一個嶄新認識。這個觀點認為，饑荒的起因既非由政府的糧食統購過了頭所導致，亦與生產組織遭受破壞無關；因為前者只能解釋饑荒的持續惡化，而後者則側重於解釋人民公社化以後農業生產率和產量一直徘徊不前的現象。要解釋中國這次空前的大災難，非得從人民公社生產組織以外的有關政策和制度作為分析的切入點不可。這個觀點認為，饑荒是由一個烏托邦式的非理
性消費制度（irrational consumption system）所引發的。
楊大利首先提出這個觀點。在其研究大躍進與其後的農村改革關系的專著中，楊引用了西方經濟學界的一個重要理論來分析是次饑荒的主要起因。楊認為，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建立是造成饑荒的元兇。由於人民公社把個體農戶和其他集體組織（如初級社和高級社）的資源無償合并，農民個人在人民公社里的勞動與其成果之間并無直接聯系，因而喪失了生產的積極性，從而導致西方經濟學里所謂的公共產權的悲劇（tragedy of thecommons）。這個寓言是這樣的∶在一塊由一多人共同擁有的草原上,個別的牧羊者會不加限制地把他們的羊群擠在有限的土地上，從而造成過度放牧。其道理很簡單,因為多放一頭羊所帶來的經濟利益歸個人,但其代價因草原供養過多的羊而遭受破壞卻是由所有人共同負擔的。這故事有如下的寓意∶個人的理性行為并不一定能為社會帶來整體的效益，而且在極端的情況下，這種不受約束的個人行為可導致災難性的後果。從產權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寓言可被理解為∶只有在私產制度下，資源的配置才能達到最優的境界。在人類的自私性格支配下，公有制由於未能防范搭便車（freerider）行為，稀缺的資源便因此無法得到有效的保存和利用。
若說以公共產權的悲劇尤其是從其中引伸出來的搭便車這一概念來剖析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生產組織情況并無太大新意的話，那麼用大躍進期間公共食堂這一制度安排來解釋便算得上是前無古人了。公共食堂有兩大特色：一、食堂里的食物供應是免費的；二、食堂不設供應量的上限(為求達到各取所需這一共產主義的社會目標,至少在理論上如是)。由於吃飯不用付錢和不設食物供應上限，結果造成大量浪費。按張欣和文貫中引用的資料顯示，原來可供六個月食用的稻米在短短二十天內便被農民在食堂內耗掉。
這里或需指出，免費供應食物這一規定并不足以導致如上所述的社會整體后果。在資源稀缺的狀況下，食物供應可根據個人的勞動強度、年齡和性別而加以設限。在此種免費配給(free but rationed)的情況下,縱使食物仍會因需要集體處理而造成浪費，但起碼在消費這一環節上可以避免走上公共產權的悲劇這條路。然而，由於食堂內的供應不設上限，甲農民少吃的好處很快便會被其他社會醒覺較低的夥伴消耗掉（dissipated），甲因此而變得沒有動機去節約糧食。也就是說，在普遍的層次上，縱或社區內每一個人都有節約食物的動機，後者的利益卻因為在制度上未能獲得保障而趨向相反的行為----浪費；此亦即楊為何把哈爾丁（Garrett Hardin）這一觀點應用到人民公社，特別是公共食堂這一制度安排上。
然則，我們不禁要問的是，究竟哈爾丁寓言里的牧羊者是否和中國大躍進時期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農民處於相同的境況？需知道公共產權的悲劇這一寓言的寓意是:在交易或協調費用（transaction costs）高昂的情況下，分散的個體（decentralized agents）不一定能達成一致的社會共識，也不一定能有效監督個人的行為，其導致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悲劇。當然，在一定程度上，公社里的中國農民由於其私有產權被徹底剝奪，可能無法及時對1959年末惡化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作出積極的反應；可是，我們也不應忽略，公社的組織完全不同於悲劇中的共有牧地。實際上，在公社中不存在社員之間就糧食消耗問題達成某種協議的高昂交易成本，關鍵在於有無其他人----比如說基層干部----理性地、因地制宜地執行較有彈性的食堂措施？正如楊自己指出，中央并沒有硬性規定各地必須或只能按照某一樣板模式來建設公共食堂，是否建立和如何具體操作這些決定，到最後依然掌握在地方干部手上（尤其是那些認為自己可抗衡上級意旨的干部）。筆者想在這里提出的一個觀察是∶在全國的范圍內，地方干部不一定非要按照一種辦法來辦公共食堂不可----即免費供應食物和不設供應上限。
我們最近在山東農村調查碰到的一個個案甚具啟發性。這個在農業學大寨期間被樹為典型的村子（當時叫大隊）和當時大部分的村一樣搞了公共食堂，當時的食物雖然是免費的，但無限量供應只適用於農村的整勞力上，其馀的人口只獲得限量的配給。而且，為防止勞力多拿食物回家，不允許他們把吃剩的帶走。如此一來，雖說公共食堂照辦，食物也免費，但供應卻是有節制的，這肯定會起一定的正面作用，從而減低浪費的程度。筆者相信，中國各地應有不少這類例子，問題是仍未有人對此進行系統的研究而已。
公共產權的悲劇理論的另一疑點，是假如農民在辦食堂之初已不顧一切地消耗食物的話，那麼饑荒理應在更早----特別是在廬山會議前----便大規模出現。但現今的數據仍未能確切地支持這一可能性。再者，雖說農民可在二十天內吃掉六個月的糧食，但問題是，如此極端的情況在全國是例外還是普遍？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糧食是在秋季打上來的，但公共食堂卻在19960年下半年才成立。即使有個別地方打上來的糧食在幾個月間被徹底耗掉，這恐怕也只屬例外，尤其是19960年被公認為糧食豐收年。就如楊自己也指出，是次饑荒最嚴重的時期并非在大躍進的初始階段，而是在1959年秋即廬山會議後。楊指出，雖然公共食堂的出現造成大量食物浪費，然而各方面的客觀條件仍未惡化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最關鍵的，自然是毛本人已意識到當時大躍進所導致的各種困難。1959年毛巡視湖北，他便對當地干部指控農民把糧食收藏起來的行為作出了直截了當的回應∶要是他們真的這樣做我將會很高興,我恐怕他們沒甚麼可藏。
事實上，楊雖然對公共食堂大加指控，然而卻還不至於把它說成是這次饑荒的罪魁禍首。若非毛因為彭德懷對他的政策提出質詢而將其冒進政策極端化，災難的嚴重性還是可以減輕的。特別是在驗證公共食堂假設時，楊只把這一制度安排視為象徵大躍進期間一系列非理性措施中的一環，其他諸如取消自留地和工分制度、提升基本核算單位和采用與中國耕種制度不相符的種植方法（如密植和深翻）等，也是構成饑荒的基本因素。
由於各地對響應搞公共食堂的號召不一致，其參與率亦因此有差別。楊的假設認為，參與率高的地方多屬經濟落後地區和新解放區，原因是當地干部希望藉此表達忠誠，從而獲得主席垂青，以期得到提拔。計量分析顯示這兩個變量在統計上都重要。然而，在采用同樣的變量來解釋饑荒即死亡率在地區上的差異時，則只有干部的傾向此一變量才出現統計上的相關，楊亦因此而概括了造成這次饑荒的深層原因主要還是政治性的。至此，公共食堂極其量只不過是大躍進中一系列極端政策中的一個環節和組成部分，而不是唯一的原因。
但這個說法充其量只是一個假設，其成立的可能性在於∶農民是否真能把一個豐收年度的糧食都在二十多天內耗掉？尤其是（１）與1959年相比，19960年的食堂參與率仍未算高；（２）當中的食堂實際上可采取較為靈活的措施來減輕浪費程度。即使當時全國大部分公共食堂因為對形勢的估計不足而從未采取過節約措施，也應該有一部分村莊（大隊）在初步經歷浪費後改變其制度安排，以節約稀缺的糧食資源。事實上，特別是考慮到毛在1959年中期曾經對大躍進的極端政策所造成的短暫沖擊作出調整，筆者相信如下所述的個案應在當時的中國普遍存在。
在安徽鳳陽縣的一個公社里，原來就有372個公共食堂、社員12000多人。到了1959年6月，省地委下文允許老百姓重返家里舉炊，只要自己愿意，每人都可以獲得定量分配而無需再到食堂進食。與前文提到的山東事例同出一轍，鳳陽的經驗告訴我們，類似案例所涉及到的集體理性行為還是有其生存空間的----這便有力的反駁了集體（生產大隊）只會對上
級政策和命令作出機械性反應的說法。關鍵的問題是，公共食堂在這三年中是如何組織和操作的？其間又經歷過哪些變化？我們對此所知甚少，這亦應該是今後研究的重要課題。
四、公共食堂假設和饑荒的時序問題
若說楊未有對自己所大力倡議的觀點持之以恒的話，那麼張欣和文貫中則毫無疑問地將其發揚光大了。和楊如出一轍的是，兩位作者的出發點是試圖解釋饑荒是如何發生的。考慮到它不僅是發生在一個糧食大豐收的年度，而且重災區往往就是傳統的糧食大省(如四川)，他們認為傳統上對饑荒的認識糧食產量的大幅度滑坡并非造成這次災難的深層原因。他們直截了當地指出，在眾多的有關因素中非理性的糧食消費行為(consumption irrationality)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下面我們來看他們是怎樣得出此結論的。
張欣和文貫中在文章中建立了一個以實證推論(heuristic) 為基礎的模型,囊括了那些和饑荒有關的主要因素,其中包括生產滑坡（production failure）、糧食供應量減少（food availability failure）、糧食購銷政策上的問題(distributionor procurement failure)、突如其來的糧食需求的增長(demand shock)以及不理性的糧食消費行為(consumption efficiency failure)。但是，他們在分析這些因素以前預先確定了一個看法，即饑荒并非如一般人所理解的始於1959年下半年，而對於某些省份來說，糧食短缺實際始於19960年末，也就是公共食堂成立後不久。支持他們這一論證的是1996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由此算出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在這個時候就出現明顯的逆轉。
在這個大前提下，張欣和文貫中便逐一剖析模型里羅列的主要因素，以確定它們和饑荒的關系。按二人的說法，和生產有關的諸因素如天氣、生產積極性嚴重破壞、工分制和取消自留地、糧食播種面積下降等等都和饑荒的發生沒有直接關系。原因在於，以上羅列的種種變化是在饑荒被啟動之後才出現的，它們至多是使災情惡化，但絕無可能引起災難。他們認為饑荒也并非由糧食供應量減少而引致，因為1959年的人均糧食供應量要高於1962年。1962年是屬於恢復時期，災情也早於此年前結束。雖然1959年政府從農民處徵購的糧食確實偏高，但1959年的數據所反映的，卻是同年４月至翌年（19960年）３月的直接統計數字，而災情是在1959年４月前已開始變得嚴重了。簡言之，兩人認為政府購過頭糧這一說法并不足以解釋饑荒的起因。他們更進一步認為，饑荒并非由政府突然大幅度地把糧食從一個地區調往另一個地區而引發，需要指責的反倒是政府沒有針對當時的嚴峻形勢對重災區作出及時的糧食調撥措施。最後，當時對糧食的需求量亦沒有因人口急劇增長而增加，所以并無出現模型中列出的所謂需求震蕩問題。
在模型中羅列的五個可能導致饑荒的因素中，張欣和文貫中認為只有非理性的消費行為才是造成這次災害的原因。他們認為，農民在無炊可舉的情況下（因為煮食用具早已被集體沒收）只能往公共食堂進食，由於食堂的食物是免費和不設上限供應的，理性的農民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便開懷大吃。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如果當時沒有搞公共食堂的話，那麼這次導致三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的災難是否就能幸免？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張欣和文貫中的文章里也提到，即使沒有公共食堂，在他們的分析框架中羅列的其他因素也都會構成災難，關鍵只是其出現時序上的早晚罷了。他們試圖強調∶在諸因素中，公共食堂是引發這次災難的導火線。在某種程度上，兩人的結論和楊大利似乎是殊途同歸，即他們無法為大躍進這場政治社會運動而導致的空前悲劇找出單一的答案。這并非由於他們的能力所限，而是當時的環境確實夾雜了各種各樣的不定變數，每一個變數對促成這場饑荒都起著直接或間接的推動作用。在目前對資料的挖掘和掌握都不甚全面的情況下，要將這一大堆變化中的政策、制度以及歷史事件（如廬山會議）刻意地還原為單一的起因是不切實際的。
五、小結
我們不難察覺，經過西方社會科學的洗禮後，留美中國學者（包括在彼邦任教的）在研究當代中國問題上已邁進了一大步。他們的共同點是在現存資料的基礎上，采用西方的理論框架來闡述和分析課題。有趣的是，無論他們的專業是以研究經濟或是以研究政治為主，都不約而同地引用了近年廣為流行的微觀經濟學理論來作為分析工具。但他們之間也有顯著的差別∶與經濟學者相比，政治學者除采用抽象的分析工具以外，亦更為注重史實，而經濟學者則更傾向於將復雜的歷史還原為較為單一的因果關系。這是社會科學領域里分工的一個現象。
學術研究的進程是漸進和緩慢的。就如筆者在開首語中指出的，９０年代以來，學者們研究的焦點已轉移到探尋饑荒的根本肇因。下一步又將是甚麼？筆者認為，最直接的應是繼往開來，深入鉆研眾學者已取得的成果，亦即繼續研究當時有關生產、購銷和消費的具體情況，從而希望確定它們對饑荒的影響。一般認為，19960年是個豐收年，但到底有多少糧食未被打上來？同樣，學者們好像都接受了1959年和19960年購過頭糧的說法，然而我們卻仍未充分掌握各省（遑論村之間）返銷糧的數據。最令人迷惑的是公共食堂當時的實際操作情況（包括剛成立時和日後所可能作出的調整），這里涉及多方面的方法學問題∶它既涉及數據的搜集，又需進行大量文字資料甚至口述史的工作，從而幫助我們更具體的驗證已提出的假設。在接受過嚴謹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的訓練後，或許是時候返回枯燥但更具挑戰性的史料工作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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