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S誕生背景：脫胎于有機農業運動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倡導者蔣亦凡梳理了PGS誕生的背景：從上世紀80年代起， 擁有政府認可的第三方有機認證體系在世界各地陸續建立，有效地輔助了一個有機農產品市場的誕生。但是，這些認證的對象，主要是針對產業化、出口型的有機產業的。姑且不論這種產業模式是否符合“有機農業”關于低成本、資源循環利用、生物多樣性、社區經濟的理念，光是它高昂的認證費用、復雜的手續首先就排斥了小規模生產者。而一些小規模生產者更懷疑，這種靠一個檢驗員一年來看一兩回的監督到底能起到多大的監督效果。既然不被主流認證體系接納，各地的有機小農就另辟蹊徑，紛紛搞出自己的“另類認證模式”。
2004年，這些另類認證團體在巴西的托雷斯開了個會，肯定這套模式對全世界有機小農的發展的意義，總結出它的一些關鍵特征，并賦予了它們一個共同的名稱“參與式保障體系”(PGS)。會后，會議的主辦方之一“國際有機農業運動聯盟（IFOAM)”建立了專門的機構，把在全世界推廣PGS作為它的一項長期工作。根據該聯盟的統計：2015年，世界上共有133個PGS在43個國家運作，另有102個正在47個國家得到開發。全世界有五萬三千多生產者參加了PGS，其中有兩萬四千多得到了認證。
PGS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社會運動特征。它是有機小農在被商業化的有機農業部門邊緣化的局面下，爭取社會承認和市場機會的努力，是在原本強調農業社區屬性的有機農業變得不得不通過外部機構的認證來獲得市場承認的局面下，重新強調社區自身建立規則和秩序、實現信任的一種探索。
印度農業發展簡史與PGS的意義
印度是世界上農業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當前農業從業人口仍占總人口一半左右。獨立近70年來，其農業發展十分有限就源于歷史遺留的人多地少的問題——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繼承了原英屬印度75%的谷物種植區和69%的灌溉面積（包括不少經常鬧災荒的干旱地區），卻需要養活原英屬印度82%的人口[1]。因此，改善農民生活、提高農業產量和農民收入，成了印度政府多年來多種農業農村改革的核心。獨立之后，印度進行了旨在取消中間人地主的農村土地改革，試圖建立耕種合作社；后又開展了促進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幫助提高生產力的“鄉村發展計劃”（美國福特基金會支持）[2]，以及致力于推廣新技術新品種的農業“綠色革命”。按照后來的研究，這幾項改革均以失敗告終。“綠色革命”確實提高了產量，但其在貧困地區的推廣，卻大大加重了小農種植的成本，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后果——貧窮的小農通過借錢甚至高利貸購買昂貴的種子和化肥，又常因惡劣的自然條件而血本無歸，因還不起欠款、生活無望而自殺的農民不在少數。由于灌溉條件優越而成功提高產量的旁遮普邦（Punjab），則因為過量使用農藥化肥造成水土污染，成為癌癥高發地。PGS有機農業的興起，正好為小農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編注：農業發展受限“源于歷史遺留的人多地少的問題”的說法欠缺說服力。當年新中國面臨相似的客觀條件，農業生產力卻得到快速發展。可以參看近期“亞洲農政讀書”中國與印度的土地改革及其啟示】
印度PGS有機農業委員會（PGS Organic Council）主席喬伊·丹尼爾（Joy Daniel）先生有個目標，就是把印度那百分之二十多因買不起化肥、農藥、商業種子，不得不進行有機種植的農戶，都納入到PGS的認證體系中。有機種植農戶加入當地的PGS小組，小組成員之間按照印度 PGS有機農業委員會的有機種植標準，互相認證。在印度，PGS認證后的產品就可以打上有機標簽直接到市場上銷售——當前只有少數幾個國家和印度一樣，承認PGS的合法性。
和費用昂貴、程序復雜的第三方認證相比，PGS認證的成本要低很多。由于當前有機農產品的盈利空間比普通農產品要高出不少，對無法負擔高昂第三方認證費用的小農，能通過PGS體系獲得有機認證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農業種植的收益。印度的PGS有機農業認證體系，現在是國際上最為先進完整的PGS體系之一，也有望成為印度主要的有機認證方式。
印度PGS體系構成：以民間NGO為基礎
當前印度國內有兩個大型的PGS體系，一個是官方的，叫做“印度參與式保障體系（PGS India)[3]”；一個是民間的，即上文提到的印度 PGS有機農業委員會。不論是官方的還是民間體系，經過認證的農產品都可以貼上“PGS有機”（PGS-India Organic）或者“PGS綠色”（PGS-India Green）的標簽，在市場上出售。這里著重介紹民間體系。
民間體系PGS Organic Council[4]是以民間NGO為基礎構成的，當前有20個NGO機構成員。這些NGO大多是在印度農村的發展過程中，以扶貧、幫助農村婦女兒童以及推動鄉村發展等方式，嵌入農業發展體系中來的。他們在農村工作多年，長期致力于幫助農村和農業的發展，具有豐富的在地經驗。具有相似工作目標的各家NGO，早就感受到需要一個全國性的組織來促進交流和協作。聯合國糧農組織和印度農業部最終在2006年促成了“印度PGS有機農業委員會”的成立。
印度PGS有機農業委員會的架構相對簡單，有四個層級：個體農戶，地方小組，地方NGO，PGS有機農業委員會全國委員會。
1）新的個體農戶要承諾按照PGS有機標準進行種植，并保證他們在自己所有的土地上都進行有機種植，才被允許申請加入。
2）地方小組由當地5個或更多個體農戶組成，按照PGS有機標準對新申請的農戶進行評估認證；新的小組需要填寫相關表格、接受有機標準評估，并通過直接合作的NGO將材料遞交印度PGS有機農業委員會秘書處審核通過。
3）NGO成員機構，負責幫助農民建立地方小組，也直接協助當地地方小組的工作。NGO定期將地方小組代表聚集起來交流分享。
4）印度PGS有機農業委員會全國委員會，負責總的協調和管理工作。由各NGO代表組成的秘書處，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審核通過地方小組，并就當前面臨的問題進行討論。
PGS對農戶的要求：尊重地方需求
為了方便農民閱讀和理解，印度PGS有機農業委員會把操作手冊簡化成兩頁紙的承諾書，只有最基本的要求，如不使用轉基因種子，不使用農藥化肥，努力在自己的農業系統中實現生物多樣性等。
PGS有機的要求，主要是對生產要素的限制，而并未限制作物品種或規定農法，各地方品種、耕作方法和與之相聯系的傳統文化，因而能夠得到很好的保護。定期的交流和分享，也保證了優良品種和傳統的好的耕作方法能夠得到更廣泛的推廣和使用。此外，PGS有機種植的要求簡化，也方便地方根據特殊情況進行變通處理，以及農民在掌握基本要求之后，根據他們的需求和耕作習慣，對種植、養殖的標準進行完善。
例如，山羊并不是統一蓄養的牲畜。一個村子的地方小組養了很多可能破壞樹林和菜地的山羊，做協助工作的NGO就特別增加了關于山羊蓄養的標準，要求山羊必須在遠離樹林的固定的草地蓄養。滿足相關的要求以后，山羊蓄養也可以加入PGS認證了。
民間NGO的作用：
幫助農民建立銷售渠道
民間NGO在整個過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不僅幫助農民參與到PGS認證和有機生產中來，也建立銷售渠道，幫助農民把農產品賣出去。
例如，地方NGO “Keystone Foundation”成立于1995年，主要為印度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的本土蜂蜜以及一些林產品提供市場營銷的支持，搭建生產群體和消費者之間的平臺。他們選擇做參與式的有機產品質量保障體系，主要是為了保護環境以及提高農民的生計。Keystone Foundation幫忙做市場營銷，可以減少中間商對農民壓價。一般的農民群體雖然生產的是原生態的農產品，但是沒有好的議價力量和銷售渠道，只能在每日市場或是周末市場銷售，收入難以保障。與此同時，Keystone Foundation也會介入教育農民怎么保護生態環境，不要在生產中破壞森林，以及幫助建立農產品的標準。
Keystone Foundation籌建的蜂蜜店
丹尼爾所在機構農村綜合發展研究所的支持工作更為立體。它是一個成立于1987年的NGO，他們和當地農民協作，在有機農業、經濟適用住房、小微企業創建，以及社區為本的健康、環境教育、婦女發展等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現在這個機構也是IFOAM，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印度公平貿易組織（Fair Trade India）的成員。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地方小組自己就能夠做市場銷售，并推廣有機種植；農村綜合發展研究所機構下的農民合作社，承擔小部分的宣傳和銷售工作；而網站的推廣則幫助把產品賣到全國。
農村綜合發展研究所位于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的Marathwada地區。這里普遍存在社會、經濟和環境的不平等問題。該區域發生多起農民自殺，就是因為農民貸款購買轉基因棉花種子無力償還。2015年第一季度，就有601位農民因為反常大雨造成絕收而自殺[5]。農村綜合發展研究所的工作宗旨就是幫助草根階層進行創造性的發展，以獲取可持續的生計。現在，和它合作的農民沒有出現自殺的情況。丹尼爾解釋說是“因為沒有債”。進行有機種植之后，農民不需要再借錢買種子、借錢還錢。印度農民最大的壓力來自于債務，是還不上債的絕望逼得他們走投無路。
小農在PGS體系中：組織起來的困境
PGS體系給小農的自主空間很大，有想法的小農往往能夠得到不錯的發展。不過在各自能力和眼界的局限下，大部分小農在加入初期參與的主動性不是太高。
丹尼爾的機構農村綜合發展研究所開展農村工作主要有三種方式，一種是建立互助小組，如成員籌錢作為基礎經費，供有需要（如計劃做點小生意）的人借用，借用者則按期歸還到共同經費中；第二種是共同活動型，如合作銷售產品；第三種，就是機構借錢給農民，幫他們獲取政府援助項目，所得到的一般等到項目（如廁所建設）完成之后政府才會付錢給農民。
大多數的農民很難被組織起來，自組織就更困難了。以互助小組為例，10個互助小組就可以組成一個地方聯合小組（可以建立更多的服務功能，幫助更多人）。但是這要耗費幾年的時間才能形成。“他們不愿意主動去想合作的事情，也不愿想銷售渠道的問題”，丹尼爾說，只有一兩個地方組織是農民自發的——都是受過教育或者是在大城市見過世面的農民。此外，把女性組織起來要比組織男性容易得多。和丹尼爾的機構合作的地方小組，70%的成員都是女性。
可以說，PGS給農民充分賦權，但是小農運用這種權利的能力，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形成。如丹尼爾所說，一般小農并沒有提出標準和建議的能力，他們在加入地方小組的前兩三年，通常只是聽從NGO的指導意見。丹尼爾和同事對地方小組協助工作，也主要在這些剛入行不久的小組。待他們熟悉了之后，再放手讓他們自己去發展。
許多小農確實借助有機農業改變了自己的生活，逐漸找回了作為一個自主生產者的自信和成就。如一位名叫Shantabai的女士，2010加入了當地的農民俱樂部后，她從農民俱樂部的種子銀行獲得了種子，開始在自留菜地種植有機蔬菜，并學會了制作有機肥。現在她出售有機肥給有機農戶可以賺錢，將自留地的菜賣到有機市場，也可以獲得每周近200印度盧比的收入。因為丈夫在十多年前已經過世，她艱難地獨自撫養兩個女兒長大，現在她有信心供還在上學的小女兒讀到畢業。
全球農業沖擊之下：
PGS能拯救小農嗎？
印度有機產品的消費，主要平臺是專門的有機市場，四分之三是在國內消費。PGS認證能否在印度得到更廣泛的推廣，還不得而知。丹尼爾也不清楚有機產品市場容量有多大。
全球農業發展趨勢下，一些共同的挑戰也影響著印度。
影響最大的就是當前越來越流行的合同農業——大的農業公司租下連片的土地，農民變成雇工，拿著公司的種子和肥料按要求種植。此舉可以減少農民風險，保證其穩定盈利。但此種情況下，農民常常不能按照自己意愿安排種植。最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大多是使用農藥化肥的農業，租用期限（一般5-10年）到了以后，土地已經完全變了樣。農民也可能早就忘記了原來的耕種習慣和與之關聯的農村文化、丟掉了以前的種子，一切都要從頭再來，這對鄉土社會和農民本身來說，都是巨大且可能無法挽回的損失。
第二是農業規模化導致的邊際成本下降。隨著糧食產業進入到大農業時代，標準化和大規模生產降低了單位糧食的生產成本。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無法實現規模化，若要到市場去競爭，就要滿足糧食采購公司的標準，進行基礎設施改造、購買新設備等，導致其單位產量的成本高于市場平均水平，越來越難以生存。全世界范圍之內，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生產都是在逐漸消失的。
在印度當前的經濟水平之下，作為生計農業存在的小農，已然面臨市場的沖擊，合同農業可能會吸引相當一部分小農參與，并影響印度鄉村的正常發展。這也是丹尼爾所擔心的。
目前來看，印度政府對PGS的鼓勵政策，對小農的吸引力還是看得見的：過去五年間，印度PGS有機農業委員會的地方小組增加了3倍。印度當前參與PGS的生產單位是23,317個，通過認證的生產者是21,240位[6]。更多的小農加入進來的可能性還很大，就看有機市場容量和小農盈利空間是否能保持。
作者簡介：張春，關心有機農業的環境媒體人士，現居北京。作者參考了印度官方和民間兩套PGS體系的相關網站及書籍，結合印度民間PGS的負責人喬伊·丹尼爾的采訪完成此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區伙伴《比鄰泥土香》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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