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同意文教授的基本觀點，但五條建議還是保守了。
關于剛才有嘉賓提到中國土地城鎮化基本完成這個觀點，我完全不同意。這里有兩個基本數據：第一，10萬平方公里的城市土地上未來要容納10億城市人口，每平方公里要容納1萬人，而目前全世界最大城市東京每平方公里建成區所容納人口也只是近5000人，這樣算來中國至少還要新增10萬平方公里城市面積；第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我們農民工在務工地有自己房子的比例只有約1%，其余的住在工棚、地下室、合租房里。從以上兩個基本數據看土地城鎮化還有很大的空間。
趙教授用設計大樓來比喻設計城市是不合適的，城市是一個生命體，有成長的過程，也有衰落的過程，大部分城市都是從一個村子、一個路口、一個碼頭或者一個集市慢慢成長起來的，不存在一次性設計好的情況。一次性設計好的肯定是沒有生命力的，一次性設計一個城市顯然屬于致命的自負，這種思維與計劃經濟基于同一個邏輯。
朱恒鵬教授講一個看法，我們現在從教科書到中央文件都肯定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但是在實踐中怎么就遇到障礙了？看上去好像是微觀上很多事情卡殼了，其實還是宏觀上一些基本認識問題沒有解決。
例如，我們現在講制度自信，有人就把制度自信當成了體制自信，那既然都自信了，還改革什么？制度和體制是兩個事情，鄧小平八十年代就明確區分開了，制度要堅持，體制要革命，制度從來沒說不自信，體制從來沒有說要自信。現在要改革的是體制，很多人卻把制度自信說成體制自信，刻意抵制改革。
例如，十八屆三中全會講2020年制度要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同時特別強調改革有一個總目標，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但是，現實的宣傳中，很多人刻意模糊2020年階段性目標和總目標的區別，好像到2020年改革就大功告成了。其實，改革到2020年不可能完成，經過努力完成了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的那300多項改革任務就很了不起，但即使那樣也不能說市場經濟就完全建成了，更不要說社會、政治、文化等領域的改革。為什么這么說呢？《決定》規定的300多項改革主要是解決當前的問題，不是全部問題。比如《決定》創造性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那么，什么是資源？最重要的經濟資源是土地、勞動力、資本，這三大資源的配置目前市場決定程度很低，特別是土地和資本，但是在可見的2020年土地和資本的配置是不可能真正實現市場決定的，《決定》里沒有寫，事實上也做不到，所以說，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還有最基本的問題，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人人平等，但是我們到現在也沒有完全實現。從我調研了解的情況看，很多城市的官員仍然認為農民沒有權利進城，沒有權利享受城市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讓他們在城里打工已經很不錯了。一些地方也會說，我們已經統一城鄉戶口，其實再仔細了解一下，表面統一的地方實際的待遇仍然是兩樣。
還有一個問題，改革靠什么？頂層設計。但是現在大家普遍認為頂層設計就是頂層在設計。中國改革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發揮所有多元主體的積極性，如果只發揮中央一個主體的積極性，改革是很難改好的。改革的本質是解放，是從一個全能國家、計劃經濟中解放出來，是把各種主體解放出來，是一個離散的過程。如果解放的過程終止了，只講頂層設計了，甚至開始把城市乃至全社會當大樓來設計了，這時候就要出大問題。
而且，就設計而言，我們的設計也不夠好，特別是沒有抓準改革的牛鼻子。我認為改革的牛鼻子就是與今天會議主題相關的農民工問題。我前面跑題講這么多也就是想說，農民工問題已經成為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這是一個涉及到農村土地、城市土地、房地產、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就業、公共服務以及各種資源配置的一個巨型的制度，涉及到城鄉、工農、央地、東西、貧富、政經等所有的重大的中國問題。這個問題需要從根本上解決，從價值觀和憲法層面解決。必須在在價值觀和憲法層面認為農民工和市民是完全平等的，農民工是有充分人權的，是可以自由遷徙的。這個基本問題解決了，才能進一步去設計具體制度，否則按現在框框去改革，各省管各省，城鄉分開設計，永遠也無法去解決這個基本問題。這是一個中國當前改革真正最難的問題，也是最危險的問題，必須以最高的憂患意識、公正理念、現代化思維來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要徹底改革阻礙農民工完成市民化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社會保障制度。
為什么說文老師的政策建議是保守的，因為僅僅現有的框架里做文章，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有關農民工的改革最根本是要突破身份制，捆綁著不同等級社會權利、社會福利的身份制不是社會主義的！
（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2017-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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