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改善收入差距。他認為，目前整體收入差距中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城鄉收入差距，而加快城鎮化有助于改善和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同時也能夠縮小整體收入差距。
黨中央明確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蔡昉認為這提出了四個要求：一是經濟增長在合理的增速區間，按照2025、2035年的目標分別是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和中等發達國家，意味著15年間中國經濟增長要翻一番。二是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同步，在實現翻番的同時，如果是促進共同富裕，還需要居民收入和經濟增長保持基本同步。三是通過三個分配領域縮小收入差距。四是從培養中等收入群體的角度，亟待擴大社會性流動，特別是把橫向流動轉化為縱向流動。
蔡昉認為，從目前來看，人口變化趨勢是經濟增長的最大挑戰，分別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方面形成制約。在供給側，未來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59歲）會繼續減少，對經濟增長造成供給側的沖擊，一個突出表現是勞動力進一步短缺，導致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在需求側，根據目前的增長速度，中國將在2025年迎來總人口的峰值，之后總人口進入負增長時期，并將通過人口總量效應、年齡結構效應、收入分配效應，對居民消費需求造成沖擊。
解決上述問題，蔡昉認為最核心的途徑是繼續推進城鎮化。以2019年計，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0.6%，就是說仍有39.4%的人口居住在農村。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同年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平均城鎮化率為66.4%，高收入國家則為81.0%。按照經濟發展水平與城鎮化水平成正比的規律，中國的城鎮化水平仍然滯后于自身的發展階段。
“不僅如此，中國還存在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差異”蔡昉提醒，后者在2019年僅為44.4%，兩者之間大約有16個百分點的差距，也說明城鎮化的非典型特征。另一方面，中國農業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比重，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是23.5%，與其他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國仍有20%的農業勞動力可轉移。“如果在‘十四五’期間農業勞動力比重可以降低10個百分點，便意味著每年非農產業勞動力以2.7%的速度增長。”蔡昉說。
從需求側來看，蔡昉表示，“僅僅是把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合一，即城市常住農民工獲得城市戶口，也意味著我們可以增加2.6億城鎮戶籍人口。”推進這項改革對供給側也有幫助，因為勞動力供給更加穩定，有利于保障經濟增長速度。更重要的是，新增2.6億的新市民，有助于顯著擴大居民消費。
蔡昉提到，根據中國社科院和國際專家分別做的研究，農民工因為沒有城市戶口，沒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消費就有后顧之憂，他們的消費模式就是一個非常規的消費模式，而不是城鎮居民的消費模式。如果這部分人群有了城市戶籍，僅僅因為這一點，不考慮增加收入或者其他因素，他們消費增加的幅度可高達27%到30%。
從居民收入的增長和GDP同步增長的角度來看，要把GDP增長轉化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同樣需要快速推進城鎮化。在國民經濟的收入結構中，勞動報酬和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偏低，消費在GDP中占比即居民消費率就比較低，難以支撐經濟增長的內需動力。城鎮化有助于改善國民收入結構。
“居民收入不足，主要還在于掙工資的人群不夠多，有大量的人是從事家庭農業經營，或者是自我雇傭就業。”蔡昉說，這部分人沒有穩定的和可以持續增長的收入，而城鎮化有助于改善這一點。此外，相關研究表明，在所有的掙工資人群中工資偏低的人比重仍然比較高。因此，促進城鎮化，讓農民工成為穩定的城市居民和城市勞動者，這有利于提高他們的工資，降低報酬偏低人群的比重。
蔡昉認為，需要通過三次分配過程來逐漸縮小居民的收入和財富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在初次分配領域，最大的潛力是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推進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以此提高就業的穩定性、改善人力資本、提高這部分人口的收入，以及降低報酬過低人口的比重。在再分配領域，對應西方國家的從搖籃到墳墓社會福利，中國福利體系的建設有自身的特色，即從幼有所育到老有所養，七個“有所”體現針對居民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滿足這些供給，不能在城市和農村人口各搞一套，而是要把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縮小兩者之間的差距。
蔡昉表示，“第三次分配也與城鎮化有密切的關系，現代意義上的慈善事業、志愿者行動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都是工業化、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產物，而不是在城鎮化率很低的情況下能夠實現的。”
“城鎮化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改善收入差距。”蔡昉說，很多研究表明，城鄉收入差距構成整體收入差距的40%-60%，也就是說，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就意味著整體收入差距的縮小。改善分配狀況根本還是加快城鎮化。
“改善收入分配歸根到底要靠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要靠社會流動，并把橫向流動提升為縱向流動。”蔡昉建議，中等收入群體的標志是有恒產者有恒心：“恒產”主要是指穩定的工作、體面的工資、平等的就業機會、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以及適當的財產收入。現在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主要集中在城鎮高中收入群體中，農村居民占比較低。多數農村居民收入還處于中等收入群體之下，這意味著在五億人口的農村，大量培養中等收入群體，最主要的途徑是讓他們成為城市居民。
“一個基本事實是，占全部勞動力23%的農業勞動力，僅生產了7%左右的GDP，如此低的勞動生產率，使得農村居民很難獲得和城市完全同樣的報酬。”蔡昉說，因此，降低農業勞動力比重，降低農村人口的占比，是改善收入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基本思路。
在城鎮常住人口中71%是有戶口的，剩余29%沒有戶口，主要是農民工。“從農村來看這批農民工，表現為農村的戶籍人口中66%常住，34%不常住。這雖然是橫向流動的結果，但妨礙了社會縱向流動。這也導致城鎮勞動力市場上非正規就業比重過大，因為很多人處于流動性的就業，十分不穩定，因此就業的體制保障也就偏弱，具有不穩定的性質。”蔡昉說。
“如果我們把個體就業和無單位就業相加作為城鎮非正規就業，目前占到城鎮全部就業的30%左右，這種現象是勞動報酬偏低以及低報酬人群占比偏高的重要原因，同時還降低了社會流動性。”蔡昉表示，改變這種狀況，還是要推進城鎮化的完整性，而不能停留在半截子城鎮化，或者沒有戶籍轉變的城鎮化階段。
（作者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2021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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