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特色小鎮受到了政府的重視，也吸引了很多外來的投資。小鎮發展的驅動力發生了改變，不同于過去“ 自然生長” 的概念。然而，特色小鎮不是一場資本的角逐游戲，它將無可避免地直面中國文明和文化的變遷。本文將從三個角度闡述小鎮：完成了的傳統小鎮、工業化中的小鎮和未來美好的小鎮。
完成了的傳統小鎮
自古以來，小鎮是“生長”出來的。從“中國皇權不下縣”的歷史來看，中國的鄉村是一個大分散、小聚居的社會，也是自治的社會。一些地方形成了人口規模成千上萬的小鎮，同時取代了鄉的名字。社會學家費孝通曾經在家鄉蘇州市吳江縣（現為吳江區）作過有關村子和小鎮的調查，證明村和鎮是一體的。他以開弦弓村和震澤鎮為例，認為主要的商品交易發生在小鎮里，村民委托水鄉的“航船”代購代銷商品。
當時的吳江縣震澤鎮和盛澤鎮有分工合作，前者生產蠶絲、繅絲；后者專營紡織和交易絲綢，成為太湖周圍的一座絲綢古鎮，人口達3萬人，擁有絲綢商會，供奉先蠶祠（祈求絲綢業風調雨順的公祠）。除了打官司以外，盛澤鎮的居民平時不到縣城去。盛澤鎮的建筑格局保持著江南的民居風貌，大大小小的河流與街道相依相伴，形成雙棋盤格局。保留下來的許多老街道反映了當地居民當年的富庶生活。在我國“四大絲綢古鎮”中，盛澤鎮是唯一不依靠城市和官府的力量，而是憑借地處江浙交界地的地理優勢，以民間絲綢業的聚集效應，擁有了絲綢古鎮地位。吳江縣地方志記載，人文重鎮盛澤鎮曾享有“日出萬綢、衣被天下”的盛譽，還培養出進士22人、舉人77人。
江浙地區的小鎮特別多，僅吳江縣就有七大鎮。20世紀30年代，在芝加哥城市社會學學派發起人派克教授看來，傳統的中國鄉村是世界上獨特的、古老的和唯一完成了的文明；北京古城也是完成了的文明，每個人清楚自己的分工，也清楚如何做人做事才是最合適的。一切中國的東西、器具、習俗和制度，無不極正確地互相適合。派克教授還警告西方人，沒在中國住上20年，不要隨便寫評論中國的文字。日本社會學家將人口大國中國與印度進行了對比，認為印度佛教影響了中印邊陲的藏區。進入中國漢人生活的區域后，佛教的文字表達變成了唐三藏版本，且影響了日本。進入工業化較早的日本，其生絲產業后來者居上，在國際市場上沖擊了盛澤鎮。
工業化中的小鎮
江浙的小鎮沒有在工業化中缺席。早在民國時期，社會學家費孝通還在青年時期就判斷，中國南方鄉村是社會財富的歷史沉淀層，擁有傳統的鄉村工業，未來可以發展成為民族工業。20世紀30年代，盛澤鎮在獲得蘇州西門子電廠的供電后，購買機器，改進傳統絲綢工業，擁有的紡織機數量占整個蘇州的一半。1949年至1979年，實行集體化改造之后，盛澤鎮絲綢工業向上集中到蘇州市。盛澤鎮原有的私營絲綢企業改制為國有工廠，絲綢產量不升反降，人口向上和向下分流。1984年，費孝通在經過實地調查后，主張放開對鄉村工業的限制，出臺促進中國發展鄉鎮企業的政策，重現盛澤鎮等地的活力。之后，蘇州、無錫、常州、南通地區的小鎮普遍進入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形成“蘇南模式”。1990年，全國鄉鎮企業創造的產值已經占國民經濟總量的1/3。
浙江鄉村工業發展走的是不同于集體經濟的另外一條道路。最具代表的是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家庭工廠+市場”的“溫州模式”。這種模式在鄉鎮建立一大批專業市場，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廣東省毗鄰香港，接受香港工業向珠江三角洲區域的輻射，形成“三來一補”外貿加工的工業化小鎮，再加上鄉鎮企業、私人企業活躍的小鎮，總稱為“珠江模式”。福建省是典型的僑鄉，與臺灣同胞的關系密切，一度成為臺商投資的熱點地區，小鎮也比較活躍，初步具備“僑鄉模式”的形態。從結果上看，東南沿海的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4省活躍的私營經濟，奠定了這些地區可以與當時“亞洲四小龍”競爭的實力。1990年后，山東臨沂地區也出現了一批工業化小鎮。改革開發放30年來，東南沿海地區的小鎮從“自在”走向了“自覺”，但由于只注重經濟發展，不注重文化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這個自覺是不完全的。
2003年以后，中國出現了發展大城市的潮流，工業化和城市化相對集中，主張發展國家級、省級和市級開發區，對外吸引外商、港商、臺商，對內吸引小鎮的私營企業。小鎮享受不到優惠政策，除了珠江三角洲地區成為世界工廠以外，大多數小鎮的發展勢頭不如以前，或者停滯不前。僅僅過去了10年，中國就出現了嚴重的“大城市病”，發展小鎮的話題又被重新提起。
美好的未來小鎮
一石激起千層浪，國家提出發展1000個特色小鎮后，各省涌現出一股“制造小鎮”的沖動。這是小鎮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特色小鎮建設的核心問題是：小鎮的居住者們能否實現文化自覺。經濟發展指標固然可以5年或10年進行一次評估，但文化和文明是很難這樣評估的。建設未來美好的小鎮，需要讓文化回歸其位置，圍繞人的生活需要去建設，小鎮的定居者（包括本土的和外來的）需要在小鎮文化建設方面付出很大努力。以下摘其要點討論三件事：
一個不能吸引青年的小鎮是沒有未來的。未來在于青年，他們有著新的生活習慣，且逐漸地體現新文明的形態。在所有的項目投資評估中，必須增加一個吸引青年的評估體系，即：能否創造城市與鄉村價值的平衡、傳承與創新文化的平衡、居住和事業的平衡？相對于大城市的交通擁堵和環境嘈雜，小鎮可以讓人們擁有傳統的庭院生活，擁有親近自然的寧靜生活。小鎮應該發揮自己在創業和居住條件方面的競爭優勢。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們需要重視小鎮出現社會組織弱化的現實。小鎮的本土定居者和外來定居者，很可能沒有處在同一條現代化軌道上。當務之急，需要盡快地給小鎮的人們提供新的社會制度，讓小鎮的個人、家庭和社會形成規律的互動。同時，小鎮要圍繞民間信仰建立一套適合工業文明的社會制度。小鎮應把傳統的文化請回來，賦予新的生命，培育新儒家文化。
每一個小鎮的發展都需要一位卓越的帶頭人。這個人受小鎮居民的擁戴，起到鄉賢的作用。中國需要民國時期張謇和盧作孚那樣提倡實業興國和教育興國的“社會企業家”。他們把企業盈利用于家園和社會建設。如果他們只專注于個人財富的積累，那么就很難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感，他們在小鎮就什么事情也推動不了。這位帶頭人不分是外來的還是本土的，必須是一個長期的定居者，與小鎮上的人們組成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
唯其如此，才能開始描繪小鎮的未來藍圖，通過一兩代人的努力建設美好的家園。不再忽視文化，不再是忽略本土定居者，不再走過去的經濟單行道。一個有活力、有魅力的小鎮社會，必然是互相契合的有機生命體。不要照抄外國的經驗和模式，要有文化自信、自覺和自尊。要明白，中國是中國，有中國的發展規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DT縉云書院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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