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增長，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主要成績都是工業化帶來的。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初級階段，現在城市化階段已經到來，以后的增長模式一定會變。
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城市化同步進行，未來經濟增長一定以城市為核心
城市是經濟發展的載體。從長期歷史上來看，經濟增長就是城市化問題。從世界范圍看，世界的城市化率、世界人均GDP水平、世界總人口、歐洲的城市化率是聯動的。也就是說，經濟增長是和人口增長、城市化同步進行的，未來經濟增長一定以城市為核心。以美國和日本為例，經濟密度高，經濟產出高的區域都聚焦在幾個大都市圈。
把世界主要國家三大都市圈人口和GDP占比相比較，可以看出中國主要都市圈人口和經濟產出的占比比發達國家低很多。通過對比1960年和2000年全世界范圍內規模城市人口在10萬人以上城市總人口占比，以100萬來區分大、小城市，可以看到大城市的占比是在增加的。這說明在過去大約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內，世界的人口總是在向大城市聚集，這在歐洲、美國也體現得很清楚。
城市規模和經濟效率，人均的城市產出與城市人口規模有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城市規模越大，生產率越高。城市規模化是一個歷史的趨勢，背后有經濟生產率提高的原因。
中國大城市率的上升空間還很大
現代工業革命以后，城市是由小城鎮向大城市聚集。從大城市率看，百萬以上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中國的大城市率在2015年只有23.8%，遠低于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加拿大和美國，略高于法國和德國。而法國和德國較低的大城市率大多源于他們的歷史、財政原因。中國大城市率的上升空間還很大。
從城市經濟密度看，每平方公里的產出，中國一線城市的經濟密度在2-3億美元/平方公里，遠遠高于中國其他地區，但是和國際大都市比上升空間還非常大。所以，中國城市在給定的面積上產生更多的產出以及支撐更多人口的空間還是存在的。
從中國主要省份人口聚集來看，從2005年至2015年，人口向重點城市集聚的趨勢非常清楚，基本情況是各省總人口基本不變，略有增長，個別地方下降，但是重點城市人口增速非常快，這是中國人口向重點城市集聚的證據。大城市是資源集聚的區域，人們都會向此聚集，集聚還沒有結束。
中國改革進程，“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是一個顯著特征
中國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工業化帶來的，2000年以后加入WTO，中國逐步成為世界工廠，期間工業技術的進步是超出想象的。中國改革進程，“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后”是一個顯著特征，從工業化率和城市化率的比率來看，中國的比率是很高的，說明工業化遠超過城市化。2013年以后，我國城市化率速度在上升，而工業化率增速在減緩。
工業化主導的城市化進程在2013年已經是一個拐點，以前是工業化主導、城市化為輔，以后應該是城市化為主、工業化為輔，逐步進行產業升級。對比城市的規模和其對應的GDP，可以看出，2004年至2012年，中國小城市的經濟增長略快于大城市，2013年以后發生了變化，大城市比小城市要快。對比城市人口與GDP的變化，可以得到相似的規律，小城市的GDP在2013年以前比大城市增長要快。
工業化階段，任何地方的生產都可以帶動經濟增長，但是當大規模工業擴張結束以后，成本高得多。所以，只有在大城市，各種服務業，包括生產性服務業，才能夠支撐經濟總量和質量的進一步升級。從人口角度看，趨勢更加明顯，以前人口增速小城市和大城市差不多，可是2013年以后小城市人口不增加了，千億元以上GDP規模的大城市人口暴漲，其他城市人口增速基本為零或者負，所以人口只向大城市、特大城市聚集，2013年以后特別清楚。
房地產作為城市的重點行業，也清楚顯示2013年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元年。2013年以前各種城市價格統漲，2013年以后是一線大漲，二線小漲，三線幾乎不漲，這是中國房地產價格的規律。2013年以前，因為工業化驅動，任何地方都會帶來生產、收入，帶來房地產繁榮，而現在小城市根本沒有這樣的機會。某種意義上，中國國家經濟結構的轉變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也已經開始，從出口結構、消費結構、生產結構，服務業占比、消費占比的變化都可以看出來。
“劉易斯拐點”理論并不適用于動態的經濟發展
“劉易斯拐點”的基本理論就是工業部門比農業部門的邊際產出高，所以農業部門勞動力會往工業部門轉移，看起來是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往工業部門轉移。這個理論在靜態意義上是對的，但是動態意義上是錯的，至少是片面的、不完善的，因為工業部門和城市部門產出收入比農業部門高完全是技術進步的產物，動態的經濟發展理論是技術不斷進步，工業和城市部門的產出不斷提高，并促進農業的技術進步，釋放勞動力，不斷吸引更多的農村人口。所以，并不是本來農村有剩余勞動力，而是技術進步讓本來并不剩余的勞動力變得剩余，背后的關鍵還是技術進步。城市怎么進步，怎么帶動農村，怎么更多地吸附農村的人口，然后產業不斷變化，這和以前的靜態人口結構的關系并不大。
經濟發展是一個動態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人力資本積累的過程，這個過程和城市化是伴生的，而靜態的劉易斯拐點只是看靜態的截面，拿出的政策診斷常常是似是而非的，提出的政策建議常常是于事無補，甚至南轅北轍的。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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