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一首由蔣開儒作詞、印青作曲、張也演唱的名為《走進新時代》的歌曲曾紅遍祖國南北，20年后的中共十九大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終于鄭重地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20年彈指一揮間，從十五大到十九大，承前啟后，繼往開來，是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斷創造美好生活的新時代，也是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時代。就像這首豪邁的歌曲所傳唱的一樣“繼往開來的領路人，帶領我們走進那新時代”。
新時代需要新戰略。十九大報告第四部分在談到“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特別提出要緊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堅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將其與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等6大戰略并列。“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不僅是我們當前“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的重要舉措，更是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
由于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實施的是“城鄉分治”政策，使得“城市”和“鄉村”不僅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類型，而且也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社會文化類型，甚至還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發展時代。它們在產業結構、發展水平、物質構成、文化類型、職能作用等諸多方面都相互區別，使得城鄉之間形成了難以逾越的鴻溝，城市生活幾乎成了千百萬農民“想象的異邦”和終生追求的夢想。1978年啟動的中國改革開放，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長期以來中國城鄉二元關系變動的開始，且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城鄉關系的議題也已成為學術界和各級黨政部門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和焦點問題。
回顧改革開放近40年的歷程，我們在對待鄉村發展的問題上很大程度上是在城市發展的角度來思考的，所謂的“城鄉關系統籌發展”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城市的角度來統籌鄉村發展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提出“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農業現代化”等這種帶有明顯城市中心主義取向的戰略口號。比如，在實施農村城市化戰略步驟上，首先是實行職業轉變，即離土不離鄉，將農民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實現“非農化”；其次是實現地域轉移和身份變換，即離土又離鄉，將農民從鄉村引向城市，有些地方還改變了農民的戶籍身份，將分散居住遷移到城鎮集居起來，實現“人口城市化”和“農民市民化”。因此，從整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政策基本表現出了管控鄉村、偏向城市以及城市引領鄉村的發展過程，社會形態也呈現出從鄉土中國向城市中國的轉型，鄉村居民的個體選擇也是一個從鄉村社會進入城市社會的過程。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首先它是站在鄉村自身發展的角度來思考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戰略”，要求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來對待；其次它沒有把“農村城市化”而是把“農村現代化”作為一個追求目標。報告中提出了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再次它把鄉村振興置于整個農村發展和鄉村治理體系之中，更加強調鄉村發展的整體性和系統性。報告在闡述這一戰略時，不僅提到了農村基本經營、土地、產權等制度的改革，也充分闡述了農業產業發展與社會化服務體系，強調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等相關重要問題。顯然，“鄉村振興戰略”不僅僅是鄉村經濟的振興，而是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生態環境等各方面的全面振興。
筆者認為，現階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核心在人，關鍵在鄉鎮治理體制創新和鄉村發展機制引導，重點在發展鄉村經濟和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上。同時要將鄉村經濟發展、社會文化建設、生態環境保護和社區公共服務體系構建結合起來，在鄉村振興過程中不斷實現農業農村農民的現代化發展。但在這一戰略實施過程中，要避免過度的外部輸入效應，尤其要避免按照城市發展的方式來改造和振興鄉村。鄉村振興的立足點在鄉村自身，中國的鄉村有自己獨特性的一面，要在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基礎之上，積極調動農村居民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和熱情，實現鄉村的經濟發展、政治認同、文化繁榮、社會和諧以及生態環境保護，以保持廣大鄉村的鄉土特色、留得住“鄉愁”，形成鄉土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融合。
作者系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教授,研究領域:社會問題與社會發展、城市社會學、全球化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著有《承傳與創新:現代性、全球化與社會學理論的變革》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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