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17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上，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執行副院長尹稚在全體大會上作題為《中國新型城鎮化 大國·大局·大勢》的主題報告。會后，基于報告內容，我們對尹稚老師進行了專訪。
Q:您在“2017城市規劃年會”報告中提到“新時代、新需求、新要求”。您能不能談一下這三個“新”與新型城鎮化的關系。
一、新時代
1、社會矛盾的轉變
十九大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很核心的一點，說明中國的溫飽問題已經基本解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也算看得見了。再往下走，就是從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實現富裕到實現共同富裕，這就是2035的目標，針對的是那些沒有從前40年的改革開放當中獲得足夠幸福感的人。這部分人怎么找補齊了，對于我們這個行業而言是經常會遇到的問題。
中國本來就是一個廣域大國，發展本就不平衡，這里有著巨大的區域差別，人群差別等等。所以未來我們把中國的發達地區解決好后，或者說基本達標之后，恐怕更多的精力是放在中國的欠發達地區。按以人為本的思路來看，可能更多需要關懷的是弱勢群體、老年人、老少邊窮地區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最終解決才能實現全民共同富裕。
再說說不充分的問題。中國現在的狀態，應該說各個階層的人都活的不充分。中國現在開始形成了一個比較龐大的中產階層，但是這些中產階層的日子過的真的好嗎？其實并不好。我們國家法制的發育還沒有健全到足夠保障他們的基本財產自由，與國際上同等收入的中產階層來比，他們的消費也非常不充分，這個不充分來自于各種擔心，對子女教育的擔心，對父母養老的擔心等等。至于中等收入以下的人，就更不充分了，無數的不滿足。那中國的富豪就活的舒服嗎？也不見得。所以不同的人群都有各自的需求，這部分需求的滿足對中國人來講其實是拉動內需，通過城鎮化推動內需進一步增長是很主要的空間，這個空間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2、城市時代
城鎮化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們曾經相當長時間倡導工業化，但對城市化一直是持一個懷疑甚至是批判的態度。黨建立政權的時候，干部隊伍是農村包圍城市打出來的，對城市事務的不熟悉，對城市的負面看法，一直很長時間影響著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的搖擺。50年代曾接受蘇聯專家的看法，做過工業化和城市化，希望兩者能夠同步。但畢竟那時候中國底子太薄，所以造成了一些問題。最后這塊板子打在了城市上，廢除了城市規劃隊伍，取消了城市規劃，認為城市規劃是造成中國發展當中急功近利、各種問題的源泉。其實現在回顧起來，問題是找對了，就是當年關于快速城市化的設想、與規劃并行的一些設想可能超越了中國當時發展階段的實際能力，但是板子打錯了，這些問題并不是規劃造成的，規劃師也沒有這么大本事。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開始進入高速工業化時代，但非常可惜，我們在將近40年的發展高潮當中，錯失了一次縮小工業化和城市化差距的機會。最典型的就是我們國家第一代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當時對這批人的整體設想就完全沒有考慮他們是否能在城市里落腳，更沒有考慮他們在城市落腳后，后代能不能有更多的教育機會和發展可能。這一代農民工，基本是年輕時出家打工，到了中老年就回鄉。這就帶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現在農二代出來了，但是你會發現農二代和父母親那一代人相比，知識水平、勞動技能方方面面沒有多大提升。他們父母當年能干什么活，他們現在也就還能干什么活，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一個正常的城市化進程其實是人轉換生活方式，并且能夠為下一代創造更好的生活機會的過程，但是那時候因為兩個原因錯失了機會：
一是沒有城鄉流動政策。我們蓋了很多房子，做了很多地產，但是沒有一條政策是鼓勵這些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轉移的勞動力能夠實現城市化的生存，直到三年前，我們國家公布了第一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才把實現進城就業農民工的市民化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
應該說，這三年在這個問題上各級政府無所不用其極，比如居住證。現在很多地區的居住證含金量跟戶口已經沒有任何區別了，如果再加上農村那部分資產性收入，我保留一個農民戶口，加上一個城市居住證，含金量遠高于單獨只有一個城市戶口。我們花了很大精力來打通從鄉到城的人口通道，但其實這個事做的有點晚了，至少農一代已經沒有能力了，即使把他們接到城里來，實現了理論上、戶籍上的人口市民化，他們的黃金積累期也已經過去了。將來看這個政策對農二代會不會形成更好、更長期的政策效果。但不管怎么說，我們走出了對城市的恐懼。要知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對城市化的認知還是有問題的，如果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計劃經濟相對比較貧困的狀態下用這一套東西可能還可以，但是在改革開放釋放了這么大的經濟動能的情況下，沒有同步推進人的城鎮化，其實我們是錯過了一代人。
二是缺少城市問題研究。90年代初我在長三角做研究的時候，一個稍微好一點的縣或是縣級市，勞動力轉向工業化的比率就已經非常高了。可能只剩下5%到10%的農村適齡勞動力仍然從事純農業生產，其他的絕大部分就業已經實現轉移了，百分之六七十是完全轉移，還剩下一部分是兼業戶，白天在工廠打工，晚上自己還有點承包田。如果在那個年代就開始提積極的人口城鎮化政策，現在就不會好幾億人在天上飄著，居無定所，全國性的到處流動。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還是當時我們對城市問題缺少研究。
人最大的恐懼來自于無知，未知的世界永遠是最可怕的。長期以來我們對這個領域的基本規律沒有做太深入的研究，大多研究其實都是工程性的，是被動應對性的，并沒有主動在這個問題上從國家政策層面去主動引導。現在我們暴露出來的很多問題，包括城市公共基礎設施支撐力不足、公共服務能力不匹配、交通擁堵、環境惡化等等問題都可以看出，一個學科也好，一個行業也好，對突發的大規模城鎮化進程，在理論、技術、方法上的儲備明顯不足。很多問題沒有做很好的預處理，沒有很好的技術語言或是技術路徑可以解決，否則這個矛盾不會爆發得那么快，而且強度那么大。
中國是后發國家，后發國家有弱勢之處，在各種類型的市場都被其他國家分完的情況下，要想在里面重占一塊領地，你打拼的力度就要比別人大很多。從全球的資源分配到話語權分配，要從九牛一毛開始，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來。中國算是發展非常快的，從站起來到現在嗓門大一點，也走過了幾十年的路。但是后發也有好處——我們新時代的意識起點相對比較高。
回過頭看英國工業革命時期，他們的城市化起步到進入加速的年代，全球的基本意識是什么？是一個典型的工業文明早期的基本認知能力。美國比它晚一代，但最多也就到工業文明基本成熟那個時期的思想意識。不能說中國比人家晚一兩百年做城市化，還得重新回到同樣的起點上去做，所以我們起點于生態文明的意識時代。正是從這種高度的意識起點出發，決定了我們的城市化進程可能會走的比別人快，而且走的比別人要順當，同樣我們城市化所依賴的技術支撐系統、工程支撐能力等等和其他國家也不可同日而語。總有媒體說，中國人用二三十年干人家一百年干的事，但要知道，一百年前的科學技術水平也就是那個速度，我們是建立在一百年以后的科學技術能力和工程技術水平上去做的，所以我們比別人干的快一點，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有人說中國是一個山寨大國，但其實歷史上后發國家在早期基本都是以山寨先發國家為主。因為科學技術發展的基本原則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再往前走一步，過了這個階段才能有自己更前沿的東西，才能憑借強大的積累和強大的綜合國力，從一個追隨者最終變成引領者。中國這兩年在相當一部分領域已經看得出來這個苗頭了。
我80年進清華大學學建筑學，83年工地實習是在長城飯店。那時候中國的建筑工業水平才剛剛從磚頭瓦塊里走出來，開始做大規模現澆混凝土，第一次看到輕鋼龍骨的石膏板墻，100%的材料是進口的。我當時工地實習就是跟班，做石膏板墻，畫一套構造作業，一張張拍照片，每一個構造結點上怎么做，怎么施工。那時候真的屬于偷藝階段，很低端。現在再看中國的建筑水平、修橋筑路水平、打洞隧道的水平，沒有哪個不是全球第一。我們這些年修的這些大型工程，包括很多技術難題，外國人都沒有干過，也干不動，最后都是中國隊伍完成的。至于其他的高精尖領域，中國獨門絕技也越來越多。從一個簡單的跟隨，看到基本規律以后，只要有足夠的資金投入，很迅速就可以發展起來。這其實是中國新時代挺有意思的特征，我們已經站在別人的肩膀上往前走了很長一段路，已經開始從簡單的意識、科學、技術的追隨，達到一定積累后，量變一定會到質變，變成一個引領者。
3、王者歸來
這個新時代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重新認識中國五千年的文明。這是十八大以后一以貫之的思想。
國學絕不是簡單背背《弟子規》《三字經》，真正的古老智慧更多是反映在哲學層面。包括怎么處理人和自然、人和天、人和人、人和自己內心的關系，而這些都是哲學的終極命題。這帶來什么呢？就是中國人比較擅長整體思維模式，不會拘泥于一些西方形而上學的哲學體系。
我們以前常說，“博士”這個詞在中國其實是偏重于“淵博”，在西方則更偏重于一根針能扎多深，他們的課題都很小，但是可能扎的非常深。這其實是東、西方哲學理念的不同。顯然在面對一個更為復雜的巨系統時，東方哲學的整體思維能力和整體解決問題的能力就顯露出了優勢。
東方哲學從來不是斗爭哲學。很多年前我在美國工作，那時候美國人探討中國的政治問題，大罵中國體制。我說，共產理念是從西方來的，發明這套東西的人滿臉大胡子，不是東方人，中國能走到今天，其實已經用我們自己的東方智慧把這套體系做過無數次的調整和修正了，用正統一點的話叫“馬列主義原理和中國實踐相結合”。當然我們也走過很多的彎路，恢復過程也是漸進的。改革開放以后，從一些非常淺顯的、啟蒙性的國學恢復，一直上升到哲學層面、戰略層面的思考，到最終提出建立中國的文化自信。
其實，我更喜歡用“王者歸來”這個詞。因為只有近200年中國人是沒有這個自信的，也正是這200年由于各種內憂外患的原因，中國變成了一個落后地區和國家。而在歷史上，中國幾千年都是王者的態勢。所以，這其實是一個民族自信心的回歸，真的是一種王者歸來的架式。
二、新需求
1、高強度提升城市支撐能力水平
新時代對于我們這個行業的需求是：認清中國現在的城市化是一個什么樣的水平，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
我在報告里說，國家第一版新型城鎮化規劃其實最重要的是解決政策層面問題，是打通城鄉流通渠道的問題。在我們國家歷史上，這是第一次大規模的、優惠性的鼓勵人民進城。從數字水平上看我們已經進入到城市化中期，然后是高速發展的時期。雖然在第一版新型城鎮化規劃里面也談了產業、質量提升、優化模式的問題，但從這幾年的實踐看，顯然那部分內容并沒有提升到一個很高的領域來談，所有的總結還是圍繞著人的城市化，以及圍繞人的城市化打通各種政策門檻、通道。
到了現在這個新時代，恐怕不是一個簡單的政策因素就可以發揮更大作用的時代了。我們可以參照一下改革開放，它經歷了三個時期：
第一階段，政策紅利期。沿海14個城市的開放都是靠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稅收政策來吸引外資，也因此贏得了整個沿海地區第一輪的發展高潮。什么時候這個政策紅利越來越少了？就是全國全方位開放了，不再是只有那幾個特區城市開放。
第二階段拼的是什么？是基礎設施和支撐能力。東莞當年是非常典型的加工工業起家的城市，有各種城中村、農村自建廠房等等。為什么現在東莞拼不過上海？為什么中心要重新回到這些大都市地區？因為這些城市在這個發展階段沒有太多基礎設施投入，一平方公里投入都不到一個億。但是北京、上海在90年代以后開發的新的適應更高強度經濟活動的區域，一平方公里投入到地下的錢都是十億、幾十億，這叫什么？這叫城市的支撐系統能力。
支撐能力有兩方面，起步的時候是基本的工程性基礎設施能力，供水、供電、排污、通訊各方面的可靠性，容量的提升，能支撐更高強度、更高密度的經濟活動。另一個就是公共服務能力，這也是城市支撐系統更大的東西。老百姓切實有感受的就是教育和醫療。為什么人往大城市跑，因為在其他城市沒有這么好的資源。
新型城鎮化其實也是這樣的狀態。關于人的政策紅利經過這么幾年的釋放也基本差不多了，在政策的驅動下，城鄉所謂政策性待遇的差距已經大體抹平，如果進城農民把他們在農村那部分既有資產算上，甚至比城里人更好，當下他們只是現金收入沒達到城市水平。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下一步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其實是要高強度的提升城市的支撐能力水平，包括從工程技術角度、基礎設施供給角度來讓城市運行得更高效、更綠色、更韌性。
同樣，也要高強度的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務水平。中國農村的剩余人口還是有很龐大的絕對數量，依然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但是這些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怎么樣？適不適應中國的產業轉型？是讓他們在本地解決教育問題還是讓他們進城解決教育問題？說白了就是鄉村一級的教育究竟是文化設施還是應試設施？如果想獲得更高的技能培訓和知識培訓，得要有一個能進城的過程。這些問題解決了，才能把農村向外推人的推力與城市把人拉進來的拉力結合好。現況是推力有余，拉力一直不足，說明花在這上面的精力還不夠多。我們能看得到，不要說新進城的人，就是常年住在城市里的人，現在都還面對著入托難、上學難、就醫難、五花八門的難，這些“難”都和什么有關系？就是在公共服務設施的精準化投入和投入總量規模上都是有關系的。
我們在這個領域一直是還了舊帳欠新帳。我學城市規劃的時候就說中國基礎設施有欠賬，一直不斷的還，但城市擴張速度太快，所以一直是舊賬沒了，新帳又來。
但也有一些東西是超前的。這兩年好多城市一窩蜂的修地鐵，城市沒多大，但一定要修一條地鐵，做一條賠一條。實實在在的精準化滿足各階層需求的部分沒有做到位，又喜歡做一些所謂的技術先進，形象展示度高的政績工程，干政績工程的勁頭比干實際民生工程的勁頭要大，因為民生這個東西尺度規模不大，散布在汪洋人海中，散布在城市的混凝土森林中，可能沒有多大顯示度。但其實這部分東西才是實實在在提升我們城市服務水平的，特別是公共服務水平。少干點不著調的、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多干一點實實在在的事情，這恐怕是下一步提升城鎮化質量很關鍵的部分。
2、綜合的生活質量提升
改革開放到了第三個階段，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基礎設施水平差異不大的時候，大家開始拼什么？宜居、人文、環境。中國的城市化往下走也會經歷這個階段，就是一個綜合的生活質量的提升。
其實這次十九大對這方面也有很多論述，就是未來老百姓會過一個什么樣的日子，尤其是在一系列的政治語匯定義中又加了“美麗中國”，整個人居環境不光要有綠色、包容、協同、創新等等，還得讓它看上去賞心悅目。也就是說，有了政策，有了好的支撐系統，天不是藍的，水不是綠的，那也不會讓大家舒服。所以中國進入小康以后，再往下走，一定是奔著這種全面的綜合質量提升去做的，讓人民真正有全民意義的、全時段意義的、全生命段意義的幸福感，這些其實與空間環境的建造、打造關系非常密切，也都是下一步我們要接著做的。
但我們要清楚，中國適宜城市化的地區其實并不多。在胡煥庸線以西怎么也不可能再造出多少個深圳，多少個北上廣。自然地理條件就決定了這些地區沒有辦法高強度、大規模的進入人口。那些地方承擔的更多作用是國土安全、生態安全，一些重要的生態要素資源的培育。
在國土的T字型結構，或是鉆石型結構體系的地區，是適于高強度、高密度城市化的，但這些地區的一些特大城市這些年也曝露出大量的城市病，根源在于，在有限空間內的過度聚集。
90年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看聯合國的報告，在他們的報告上，一個人要保證正常的城市生活需要兩百到三百平米之間的土地，對不同的國家有一定的指引。我們國家大的都會區，核心區的人均用地基本只有八九十平米，甚至在某些地段上只有五六十平米，這是一種非常高強度的運行。國外所說的“集約城市、緊湊發展”在中國完全不一樣。比如在中國，一公頃土地上有1500人，也就是一個多層小區的規模，所以一平方公里安置一萬人對我們來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西方，一般的居住形態可能就是五十到一百人，然后他們說要集約發展，也就是一公頃四百到五百人，對他們而言，這就已經是一個高度集成的集約式發展了，但對我們來說什么都不算，根本不是在一個數量概念上。所以我們這種高強度的集約，是因為人多地少，不得不走這條路，但走了這條路，就一定要有相應的技術手段去支撐這條路的正常運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內部技術體系的不匹配和不交圈。我們不能一邊說要高集約化，要高強度發展，一邊又達不到應對高強度發展的投資力度。
現在大家都能感受到，中國私家車再這樣發展下去會嚴重影響城市，這個問題不是今年提出來的，很早之前城市規劃專家就談過。在中國這樣一個城市密度和開發強度下，以及中國特有的高強度聚集的情況下，根本不適合以私家車作為主要的城市交通工具。關于這個爭論的第一次正面交鋒大約是30年前。當時有很多人算過，比如北京，以我們國家的公共投資能力，當時北京市的道路通行能力大概能承受的私家車年增長量是10%左右，超過15%就會造成擁堵。但是有幾年為了支撐汽車產業的發展，北京市大規模鼓勵發展私家車，甚至用補貼的形式鼓勵人們買車。那幾年北京的私家車年增長量少則30%幾，多的則達到了60%幾，這遠遠超過了公共投入改善道路的能力和改善通行的能力，所以怎么可能不堵？像這樣內部不交圈的事還有很多，與環境政策之間的不匹配，與產業政策之間的不匹配等等，這也是城鄉建設這個大領域內部要自己解決的問題，要重建中國城鄉各子系統之間的正常匹配關系。所以在一個數據互聯互通的時代，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通過跨界的數字資源整合、數據融合、數據聯動，使得我們在做某一項決策時能更加了解與左鄰右舍的相關性關系。
3、抹平現實生活與人民生活愿景的差距
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新需求”，和新時代的到來有關系。雖然我們和國際的起點、進程不一樣，但是人民對生活愿景的要求和發達國家是沒有區別的。這點挺有意思。歐美前幾輪大國崛起時，地球不是像今天這么全球化的地球，那時候出次遠門是不容易的，跨國旅游也不像今天這么家常便飯，所以當時那些國家的欲望相當一部分是跟周圍國家比較出來的，我比左鄰右舍好就是幸福了。現在不是，現在所有人的全球旅行能力已經好到跳廣場舞的大爺大媽一年都能出去轉幾圈。所以不滿足于和左鄰右舍比，直接一步到位，覺得美好生活的標準就是美國人、日本人、歐洲人過的日子。這帶來一個什么問題？就是需求欲望和供給之間的反差會更大，激發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誘因會更多。過去不是事的事現在都會變成事，因為參照系不是那個年代了。
我在伯克利工作的時候，和修理店老板聊天，當時我要自駕環游美國，他覺得不可想象。我問他這輩子去過什么地方，他說只去過加州南部的另外一個城市，因為他的兒媳婦是那個城市的，其他的時間大概就是在一兩百英里的范圍內活動，所以他們對世界沒有太多的認識。甚至很多美國人因為生活很優越，覺得全球都要跟著我們學，沒有必要再去認識這個世界。
但中國不是。中國改革開放后，我們有一種要追趕國際最先進的意愿在里面，而這種意愿、需求其實對城鄉建設提了更高的要求。為什么大會時我講“大國、大局”，就是你得把參照系想明白了，雖然你現在還沒有那么牛，但是國民心里的參照系是最發達的大國，那我們的定標標尺也得卡到那個位置才能應對這種新需求。中國老百姓很簡單，從買電飯鍋就可以看出來，只要你生產不出來更好的電飯鍋，他們可以到日本買七八個回來，這就是中國發展的特殊性。所以中國一定是與大國和先進國家對標，這對中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中國下一步的建設要求，就是如何把人民心理意愿、心理訴求與現實之間的反差逐漸抹平。規劃學上有一個名詞叫“需求管理”，就是使全民意愿和需求接近國家的國情水平。這個最早是從交通上來的詞，叫“交通需求管理”。西方都經歷過個人機動化時代，到了最后沒有一個城市能夠按照無限滿足需求的方式來解決個人機動化問題，最后都走上“需求管理”這條路，通過稅收政策、分時分區各種收費政策來打壓這些需求。中國遲早也得走這條路，一方面盡可能滿足合理需求，另外一方面打壓惡性需求。
4、走向人民時代，回歸城市主人需求
還有一個新東西就是，中國的城市要從資本時代走向人民時代。不同的城市形態其實都是當年最底層資本形態的產物。東莞是怎么發展起來的？是一家一戶作坊式發展起來的。東莞當年的各級公務員可以直接經商，當著鎮長，家里還可以開工廠，所以這個城市特別古怪，幾十個鎮但沒有市中心。很多人都不知道松山湖怎么來的，松山湖這條河是背向用地，周圍一堆鎮，正好處在若干個鎮的邊角上，屬于“三不管”地區。所有的鎮就向這條河排污、堆垃圾，把這兒搞成了一個很臟亂的地方，最后政府說那就把這塊地切下來，最后打造了一個松山湖。這就反映，凡事都是有當年的利益驅動原因的。
這40年來，我們國家的城市基本是單一逐利性驅動的。當年我剛工作，正好是外資進入中國的時候，港商來了說這塊地不錯，山清水秀，要在這弄一個皮革廠。那可是城市水源地啊，但書記、市長當時就敢簽字，因為那時候窮的叮當響，你能創造稅收，能解決老百姓的就業，一個月能有幾百塊錢工資就可以。這種情況一直延續了很長時間，雖然隨著綜合實力的增強，隨著市民意識的覺醒，跟資本博弈的天平有所傾斜，但仍然在很長時間內，資本還是最大的驅動力。
如何回歸到一個城市主人的真正需求？
所謂城市主人是天天生活在這里的人。我們經常會看到一些所謂的“公眾參與”環節，比如將一些內容向城市主人公示，但其實這個環節是一張遮羞布和走過場的東西。這點歐美做的比較好。
我在波士頓經歷過一個案子，我住的小區有一對夫婦退休金不夠用，平時也不開車，就想把車庫改為出租房。美國的出租房不是隨便租的，因為如果你租給流動人口實際上會對這個社區的安全產生影響，所以要公示。他們找了一個注冊建筑師畫了一套圖，怎么改，提供什么樣的出租條件，都貼在他們家的圍墻外面，如果三個月這個社區的人都沒有反對，就自動通過。結果老夫婦倆第一周就被人上訴，不同意這么做，他們就開聽證會。這真是利益相關人的聽證會，社區大部分人都會去，針鋒相對，各種辯論，然后投票，第一輪就沒有過。老夫婦就得去做左鄰右舍的工作，講他們現在日子怎么艱難，還得承諾更多條件，包括租給什么樣的人，比如租給受過良好大學教育，收入在什么狀態的人，所以第二次就通過了。
這個實際上在我國就是“規劃調整”，但是把一個大規劃放到大展覽館里公示給老百姓，就很奇怪，他們看這個東西干什么？和他們什么關系都沒有，也就是看個熱鬧。如果真的想讓利益相關人去了解身邊發生的、有利益直接相關的東西，這套制度還得有很大的改進，包括公示范圍、公示對象、公示內容的選擇等等。如何讓城市的市民真正能為這個城市當家作主，并且主動來參與到這個城市的水平提升，是非常重要的。不同層面的人對事物的關心層面、尺度都是不一樣的，任何一刀切的公示方式都是耍流氓。
三、新要求
1、城市規劃團隊需要多元
新要求就比較復雜了。大家看看制度就知道整個城市規劃教育和職業培養還是非常偏工具理性和工程的，這要應對這么多元化的需求是很困難的。昨天我和崔功豪老先生聊天，他也有海外經歷，當年在海外求學時碰到的學生都來自五花八門的背景。我說我在伯克利做訪問學者時，接觸的研究生也是來自十幾個專業背景，這很正常，這是一個城市的綜合性解決方案的提供，不管這個方案是局限在一個很小的地段還是局限在一個不大的領域，都不是單一類型或者是單一專業背景的人員就能獨立解決的。
我從美國回來時拿了一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高校規劃手冊，里面提到，一開始要有一個事業性發展規劃才能知道需要多少房子、資源、支撐能力，還需要知道未來這套空間環境建成了后是如何能夠高效、節能、低碳、減排的運營。它的程序表格就很有意思了，第一階段是30多位專家，這30多位專家來自什么領域，各自表決的權力分值占什么樣的比例，到了中間的建設階段，專家隊伍換一批人，到了運營管理階段又是另一批人。你就會知道城市小到社區，大到一個大都會地區，絕不是某一類或是某一個小團體的學科群范圍就能處理好的，這是典型的跨學科的知識建構過程，是典型的跨專業議案的協調過程，也是一個典型的上下結合，左右關聯的運營管理過程。這就反映了城市作為一個復雜巨系統的基本理念。所以我一直主張規劃這個大團隊的人應該多元化，不要迷信注冊規劃師制度或是城市規劃科班出身等等。
2、價值觀培養
美國的研究生在學校會聽到很多全球性議題的課程，聽到很多大趨勢、大歷史這樣的課程。比如發達國家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什么、發展中國家面對的主要問題是什么、全球關注的環境問題是什么、全球關注的能源問題又是什么。這可能不是什么實用性教育，但其實在養成這批孩子在這個行業應該有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昨天聽了一些報告后有人問我有什么感想，我說城市是有機體，不是機器零件，絕大部分相關性是不確定的，所以我們不可能指望一套軟件最后替人做決策。圍棋復雜，但圍棋是有限解，不是無限解，只不過有限的解是天文數字的量，過去的能力沒有辦法解這么大的量，現在可以了。但是城市這種沒有清晰邊界，沒有清晰相關性對接的一個如此復雜的系統，其實是一個典型的既要有工具理性也要有價值理性、既要解很多有限元的東西，也要解很多無限元的東西，甚至跟人的心理、感知、美學、藝術、價值等等五花八門的關系都有關，它是一個典型的協商共治的存在。機器可能會提高協商共治的效率，比如過去觀察城市，得動員中學、小學的孩子，先做培訓，然后在路口數人、車、自行車，現在的攝像頭技術、感應線圈技術、大數據都能自動采集了。過去要在一個風景區判斷該不該修纜車，得找一群人帶著氣球上山，折騰好幾天，現在一個3D模型全解決了，從一個點上你能看到什么，爬多高誰能看見你，只要有一個3D數據模型，幾秒鐘結論就出來了。機器的確大幅度提高了決策效率，但是它只是客觀反映一個事實、一個技術結論，東西是好是壞，還是得由人來判斷。人不同的價值觀會產生完全不一樣的判斷。公司老板判斷，一定選一條最省錢的線去修；比較死板的保護專家判斷，就哪都不應該修。那我們可能就是持更中立的態度，既要解決游客的大進大出，同時也要把對自然環境、歷史環境的破壞降到最低。所以有很多人都講過，一個好的規劃方案永遠是利益平衡的規劃方案，既不是技術上極度激進的，也不是應付事的，是一個價值主導、利益均衡的行業。
所以講新要求是什么？不是簡單的學一點調研方式，學一點來自于社會學的各種統計分析辦法，學習人文學科最核心的東西，而是要建立一個正常的價值觀念。
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生態文明時代，那我們的規劃師對生態又有多少概念？知不知道什么是生態足跡？碳量、碳匯是怎么算出來的？如何交易的？很多人一竅不通。連基本的語匯都沒有辦法溝通，怎么去跟生態學家們合作來改善城市的生態水平？所以，規劃師要的是要跟上時代價值觀的樹立，學會人文關懷最基本的價值理念。現在很多規劃師，包括已經成長到很高位置的規劃師，個人大師意識還是太強，但其實從全球來看，成功的規劃師很少自視為社會精英，更多是偏向于一個社會義工和社會志愿者的心態。
3、基本能力培養
美國研究生培養非常側重基準方法教學，怎么做社會調查，怎么做企業訪談，怎么和開發商溝通談判，怎么融入政府的決策機制做一個好的決策參謀等等，很多是方法論教育，知識教育其實非常有限。在他們的觀念里知識是不斷改變的，有了方法后可以不斷的往里面填充知識來支撐你往前走。但我們現在基本上是以知識和技能訓練為主，怎么把圖紙畫好，怎么把圖層分好，怎么把色彩標好，真的一言難盡。
如果要做工程，他們比我們更落地，是高度專業工程化的。比如講未來交通技術，他們可能把一個無人駕駛汽車從基本原理到大體的架構設計都會講的清清楚楚，包括這輛車將來和街道之間各種傳感系統的關系是什么，如何誘導和控制車輛，這些都是工業技術專家來授課的。我們現在總說花了很大精力在培訓工程常識，但是這些工程常識絕大部分是書本上出來的，不是實踐當中出來的，這個很致命。
4、學會與人溝通
一個好的規劃師絕不是機械的規劃師。城市問題的解決最終是跟人溝通的結果，與利益相關者溝通的結果。城市規劃最終也不是科研成果，而是公共政策，這是很多人搞不明白的一件事。
5、跨界學習
規劃師一定要有跨界能力。我現在每天的包裹有一大半是亞馬遜的，只要有新書我一定去看，維持一個很高的閱讀量，不斷學習新東西。前一段時間林毅夫很火，我就看了一堆制度經濟學的書，看它的竅門在哪？跟城市有什么關系？城市的綜合制度成本怎么能降下來提升它的競爭能力。
昨天崔老師講的案例非常有意思，他在國外帶一個學生，那個學生是學新聞的。問他為什么來學城市規劃？他說我做城市報道，如果不懂城市規劃就沒有辦法正常的理解城市問題，沒有辦法抓到報道的要點。包括我在伯克利認識一個學家政的研究生，我說你學城市規劃干什么？她說我要做社區義工，美國的社區義工做的事情很大部分是和規劃事務相關的，包括拆改擴建、社區服務、設施爭取、公共利益爭取等等，她說要學了城市規劃才能做一個好的義工。我們國家現在就是一個功利化教育，考完什么科目就能拿到一個本，就可以執業，就可以掙錢，這不是城市規劃應該有的走向和價值觀念。
6、活到老、學到老
規劃確實是一個活到老、學到老、干到老的職業。每年規劃年會，學生輩在臺上講，老師則在下面聽，他們真的不是來充門面的。我今早吃飯碰到許學強教授，是一位我們都很尊敬的前輩。他說昨天我聽了一些新東西，有哪些東西對我來講都是很新穎的。所以學習能力是持續一生的，不是說考了本子，能夠用規范來做事就可以了。
7、做有用的規劃
昨天大會談到粵港澳灣區。其實粵港澳灣區已經做過非常多輪規劃了，但是為什么要翻來覆去的做，就是因為原來的規劃是理論演義的規劃，無用。他們在工作當中一次又一次碰到和當年幾乎一模一樣的問題，所以做了一輪又一輪。
其實粵港澳灣區最核心要解決的是降低通關綜合成本，實現真正的無障礙互聯互通。大量的物理障礙，加上我們的法律體系也完全不一樣，所以這些障礙都沒有形成正常對接的情況下，在物質環境上做再多都是一紙空文。最簡單的例子，為什么粵港澳大橋通車了但是沒車跑？因為沒需求。
Q: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成立一年了，到現在有什么階段性的進展或者是成果？我們一直在談要不忘初心，那現在的階段性成果和未來的發展方向、走勢是不是達到了您當時成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的初衷？
1、不忘初心，永遠在路上
不忘初心是一種信念，永遠在路上肯定是一種心態。沒有什么東西能一蹴而就，一年就能滿足當時成立這個院的要求或是愿望。當然這一年我們做了大量工作，清華的領導、發改委的領導也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應該說成立的目的是達到了，但這只是作為一項工作，達標了，成為一個高水平國家智庫的目標，沒有長年的積累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絕大部分是指令性成果，而且很大一部分現在也沒有對外公開，所以現在算是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嵌在體系當中內生性的咨詢智庫。
我個人感覺，中國的高層領導在擺脫了對城市的恐懼后，越來越多的關注更深層次的城市問題。從他們下達的研究性指令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愿意追求更多的城市相關知識，對國際的態勢要求有更清晰的判斷。另外，高層領導日益注重決策的科學性和數據化支撐，不再是拍腦袋做事。包括“人民城市”也是從討論、議論，再到最后形成一個中央級的共識。這也是和建黨、建國的初衷綁在一起的。還有，他們普遍開始認可清華多學科聯合作戰的模式，軟硬結合，上天下地都有，這個是很多智庫做不到的。也有領導提出下一步清華能不能做更多能落地的事情，能不能建立起和企業更密切的投融資規劃，做一些實打實的落地樣板，我想這是我們下一步要努力的。總之，就像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上講的，一件事、一件事的做，先做好一件再做下一件。有一個不忘初心的長遠目標，然后一點點的、踏踏實實把這個事做下去。
2、向社會傳播
智庫很大的作用是傳播推進新的理念、思想、技術體系、認識方法，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一開始要做公眾號，把宣傳系統建起來。這是另外一種嘗試，就是支撐多部門聯合決策的一種嘗試，而不是綁在某一個部委的部門利益的戰車上死磕到底。研究院是一個校屬非營利性科研機構，跨了十幾個學院，專家的背景更多樣、專業背景更寬，有些學科甚至是清華都沒有的。我們在清華的旗幟下一起聯合作戰，傳播清華價值，所以，清華大學中國新型城鎮化研究院不僅僅是清華手上簡單的一桿槍，還要有獨立的學術觀念，獨立的價值觀念。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清華同衡規劃播報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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