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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國政:金融助推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永州實踐與啟示

[ 作者:蔣國政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1-12 錄入:吳玲香 ]

【摘要】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農業農村經濟工作的主線,提高農業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方向。金融既是農業供給側改革“加速器”、也是回歸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孵化器”。永州金融在助推農業供給側改革過程中,探索做好“加減乘除”法工作即:增加金融供給、減少資金成本、開展金融創新、破除金融服務瓶頸等多項實踐舉措,并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金融支持;金融創新;農業

21世紀以來連續第14個聚焦“三農”的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經過多年不懈努力,我國農業農村發展不斷邁上新臺階,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農業的主要矛盾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突出表現為階段性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 這一基本判斷既是對當前農業農村發展歷史階段的總結,也是對現階段農業主要矛盾的把脈,更是向社會各方吹響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號角。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服從服務于農業供給側改革責無旁貸。

一、金融與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關系

農業供給側改革所釋放的提質增效效應為金融改革與發展提供了嶄新機遇,金融助推作用則為農業供給側改革提供了強大活力,金融與農業供給側改革當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關系。

(一)金融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加速器”。首先,金融為供給側改革提供核心動力。如果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臺“機器”的話,那么金融中的信貸資金就是維持機器正常運轉的“燃油”,顯而易見,缺少信貸資金支持的農業供給側改革是無法想象的。其次,金融為供給側改革提供外源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然涉及產業政策的選擇與金融政策的引導問題,金融資源的配置也必然向符合產業政策要求的行業或企業傾斜,最終,金融資源演繹為經濟社會選擇性支持的外源引力。再次,金融為供給側改革提供內源競爭力。金融是一種稀缺資源。金融資源的稀缺性決定了其支持的對象具有選擇性,擇優、擇強、擇大的基本入圍條件倒逼扶持對象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

(二)金融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孵化器”。供給側改革的目的是促進供需雙方的有效平衡,并實現產業結構由低端向中高端轉型升級。從狹義上看,供給側改革為促進供需平衡,就是產業結構調整。從廣義上看,供給側改革是新產業的孵化器,具體包括創新驅動、成本削減、化解融資結構矛盾、國際投融資與貿易條件四大部分。無論是產業結構調整還是新產業的孵化,都離不開金融供給的培育,特別是新產業的發展壯大,更需要金融的鼎力扶持。政策性銀行、國有商業銀行、區域股份制商業銀行、地方中小法人金融機構等農村金融供給體系在不同程度上解決了農村經濟主體的融資需求;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股票、債券、基金等多種金融工具,充分發揮了資本市場“孵化器”作用。

(三)農業供給側改革是農村金融的“指揮棒”。經濟決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經濟。農業供給側改革是涉農金融機構服務調整與創新的基礎和“指揮棒”,而涉農金融機構服務調整與創新則又反作用于農業供給側改革,決定農業供給側改革速度、質量甚至成敗。顯而易見,農業供給側改革要求涉農金融機構從現實中發現和把握代表未來的某些因子和元素,并以此為根據,制定長期服務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局性和長遠性的策劃與設計,使這些因子和元素成為金融支持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切入點與著力點,并由此形成撬動金融和社會資本投入農業和農村“導流渠”效應,疏通資金回流農村的“毛細血管”,助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

二、金融助推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永州實踐

(一)推動農業資產抵押貸款改革,增加金融供給做“加法”

1.激活農村土地資源,增加“農地”抵押貸款投入。早在2014年該市新田縣就被湖南省確定為“農村土地確權頒證和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縣”。試點工作以來,該縣創造性地設計了《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證》,并出臺《新田縣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實施細則》,有效破解了農村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難問題。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打通便捷融資通道,開辟農村土地帶動農業產業發展壯大走出了一條全新的路子,也為全省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試點工作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被省“兩權”抵押貸款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確定為“新田模式”。該模式歸納起來就是:一本證書+二份保險+三種土地流轉方式+四種價值評估方法+五大風險防控保障。

“一本證書”即《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證》,由地方人民政府授權農村土地確權頒證管理部門根據農村土地流轉合同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再次確權認可土地流轉權利而頒發的權屬證明。持有此證,就能有效地解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貸款抵押問題。

“二份保險”即人身意外險與農業產業險:貸款前,農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企業法人代表須購買人身意外保險、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購買農業產業險。通過保險的介入,減輕放貸銀行的擔憂,降低銀行貸款的風險。

“三種土地流轉方式”即“農戶+土地信托公司+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戶+土地合作社+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戶+村民委員會+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三種土地流轉方式,全縣建成了縣、鄉、村三級土地流轉服務平臺,為“農地”抵押貸款提供便利服務。

“四種價值評估方法”即抵押物價值評估可采取銀行內部定價、雙方協商定價、政府平臺定價、第三方評估公司定價等四種方式。因政府平臺定價不收費且結果易被各方接受,占四種評估方法的91.8%。

“五大風險防控保障”即財政撥款建立風險補償基金、銀行風險補償準備金、銀行壞賬核銷、抵押貸款保險、政府主導公司托管等五大保障,迄今“農地”抵押貸款未出現不良。

新田農商銀行于2014年9月30日向東升農場6000畝流轉土地授信3000萬元,并發放首單土地流轉經營權抵押貸款200萬元,成為湖南省首家發放農村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的金融機構。目前該縣已經流轉耕地17萬余畝,占全縣耕地總面積50%以上,12261戶農戶參與流轉。該縣5家銀行業金融機構向102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集中授信3.85億元,已累計發放“農地”抵押貸款1.69億元。

(2)啟動農房抵押貸款改革,增加農房抵押貸款投入。為最大限度激活農村資產,擴大有效信貸投入,該市農村商業銀行系統拓展抵押領域,將農村集鎮房屋納入抵押范疇,盤活農村存量資產。如祁陽農商行共發放農房抵押貸款2.87億元,共支持各類新型農業主體3256戶發展特色種養和創業就業,為縣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據統計,目前全市祁陽、道縣、寧遠、藍山、江華等縣農商行現有農屋抵押貸款余額6.65億元。

(3)創新“惠林通”抵押模式,增加林權抵押貸款投入?!盎萘滞ā钡盅簱YJ款業務是由雙牌農商行與永州錦林農林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聯合創辦的抵押貸款新模式,采取“公司+銀行+林農”企業擔保、銀行服務、林農發展三方利益聯結貸款模式,林農將自己的林權抵押給錦林公司和農商行,錦林公司以自己的資產作為擔保,農商行放貸。通過錦林公司對林木資產的再擔保,克服了放貸銀行對農民林地單戶面積少且分布零散,林業資源調查評估難,銀行抵押后資產管理難、處置難等諸多制約因素,解除了其后顧之憂。“惠林通”貸款模式,有效破解了該縣占總林農65%的個體林戶因抵押擔保能力低而無法貸款的難題,大大激發了廣大林農發展林業經濟的積極性,被省林業廳譽為林業經濟快速發展的“雙牌模式”。該模式自推廣以來,共有1350戶林農申請了錦林公司的再擔保服務,其中有820戶林農獲得了“惠林通”貸款支持。

(二)靈活運用貨幣政策工具,降低資金使用成本做“減法”

1.發揮“1+N”機制合力,降低“惠林通”融資成本。為推動“惠林通”林權抵押擔保貸款工作穩步實施,人行永州中支以支農再貸款為“1”,引導農商行加大對“惠林通”林權抵押貸款的投放,同時,以最大幅度降低林農融資成本為目標,推動多部門出臺政策“N”,實施各項費率優惠。推動雙牌農商行下調“惠林通”林權抵押貸款利率,執行該行同期最低利率,比同期最高執行利率低3個百分點;協調錦林公司調整再擔保服務費,為農戶貸款再擔保其服務費從月利率2.5‰調整為按月利率1.9‰;協調相關部門收取評估費用從按評估價值的6‰收取調整為按貸款金額的1%收?。环e極與中華聯合保險公司對接,協商通過集團采購的形式爭取保險費率更大優惠,協調其林業保險費率由10‰下調至4.8‰。

2.用好準備金與再貸款工具,降低貧困縣融資成本。一方面,充分運用存款準備金優惠政策,釋放可用信貸資金。對全市5個貧困縣5家考核達標(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當地貸款考核)的法人金融機構實施降低1個百分點的存款準備金率,同時,對農業銀行江華、新田、江永支行3家“三農金融事業部”降低2個百分點的存款準備金率,共釋放資金2.53億元,提高了5個貧困縣金融機構的放貸能力。另一方面,用好支農再貸款工具,降低融資成本。2017年,人行永州市中支積極向上爭取了3個億的再貸款規模,加大支農再貸款投放力度,引導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擴大對貧困縣的信貸投放,減低社會融資成本。截至6月末,全市累計發放再貸款14.5億元,金融機構運用再貸款資金發放的貸款平均利率較同期涉農貸款利率低 3.5 個百分點以上。再一方面,用活扶貧再貸款工具,支持貧困地區經濟發展。目前已發放扶貧再貸款17.2億元,盡力滿足全市5個省級以上貧困縣農商行在金融扶貧工作中的資金需求。

3.引導小額信貸和易地搬遷投入,降低扶貧項目資金成本。在扶貧小額信貸方面,利息按基準利率計算,并由政府貼息,或由參與企業按10%的比例分紅給入股貧困戶,確保扶貧資金成本的低廉性與收益的可靠性。截至2017年6月末,全市累計發放貧困戶小額信用貸款24.07億元,位居全省前列,到位扶貧小額信貸政府風險補償金3.94億元。在異地搬遷貸款方面,人行永州市中支引導市農發行制定了《精準扶貧易地扶貧搬遷金融支持計劃實施方案》,并推動工作有序開展。截至目前,市農發行對全市5個貧困縣實際投放易地扶貧搬遷貸款15億元,在貸款期限、利率、額度和方式都采取了優惠措施,貸款期限長達18年,利率為在基準利率的基礎上下浮10-20%;同時,引導江華農商行創新移民安置建房專項貸款,在信貸額度和貸款利率給予優惠政策,截至2017年6月末,該行已向4047戶移民戶發放貸款3.7億元,占總移民戶數的61.59%,有效解決轄內涔天河水庫擴建工程移民安置問題,助推庫區移民脫貧致富。

4.運用再貼現工具,降低地方法人金融機構融資成本。優先為涉農、中小企業簽發收受的票據提供再貼現支持,引導銀行資金流向和信貸投放,促進擴大“三農”和中小企業融資。為轄內兩家農商行辦理再貼現9790萬元,實現了轄內法人金融機構辦理該項業務的“零突破”。目前,又有2家法人金融機構向人行永州市中支報送了再貼現申請。

(三)改革村級集體經濟信貸投放模式。金融創新做“乘法”

充分發揮“1+N”機制的雙向調節作用,在降低林農成本方面,以支農再貸款為“1”,推動貸款利率、擔保費用、評估費用、保險費用等多項費用做“減法”;在撬動涉農資金整合運用方面,以“支農支小再貸款,民貿民品優惠利率貸款貼息”等基層央行貨幣信貸政策工具為“1”,以“財政激勵,農業、林業補貼,產業扶持,扶貧開發,保險,民貿民品優惠利率貸款貼息”等外部政策資源為“N”,形成內外多部門合力,實現對全市金融扶貧信貸投放的倍增效應做“乘法”,取得了明顯成效。

1.“四跟四走”的小額扶貧貸款,通過支持新型農業主體來做大集體經濟收入來源。近年來,永州金融堅持“資金跟著貧困對象走、貧困對象跟著能人走、能人跟著項目走、項目跟著市場走”的“四跟四走”的思路,推進產業精準扶貧,多個渠道進水,一個龍頭放水。放大資金使用效益,“小溪流”匯成“大江河”投入產業精準扶貧。在江華縣,江華溫氏公司與縣委縣政府合作發展20萬頭生豬生態養殖精準扶貧項目,整合產業扶貧資金、金融信貸資金,完善了兜底措施,補齊了脫貧短板。該項目投資1.1億元,用一年時間在河路口鎮、濤圩鎮等9個鄉鎮,以存欄1000頭生豬為單元建設100個現代標準化豬舍,打造一個存欄10萬頭、年出欄20萬頭生豬生態養殖基地。這種讓貧困戶增收、村集體經濟提高、企業發展的多贏模式,實現了貧困戶穩定脫貧與公司發展增效的緊密聯結、產業資金和信貸資金的結合。在江永縣,該縣蘭溪瑤族鄉勾藍瑤寨村2016年“十一”黃金周,勾藍瑤寨每天接待游客達到8000人次。依靠發展鄉村旅游產業,該村已實現整體脫貧。該村村民人均收入較上年增加了1350元,村集體增收34萬元。

2.“分貸統用”的產業發展支持模式,壯大集體經濟來源。永州市創新推出了“分貸統用”模式,將沒有技術、項目和勞動力的貧困戶,委托企業、專業合作社、種養大戶等經營主體幫扶,通過貧困戶與委托企業、扶貧辦、農商行簽訂“四方協議”、保證貧困戶每年不低于貸款投資額10%的分紅和優先就業權益,促進市場經營主體與貧困戶建立利益共同體。實現“銀行貸款—貧困戶入股—公司經營—就業分紅—脫貧致富”滾動發展。如寧遠縣采取“銀行+合作社+基地+貧困農戶”的金融扶貧模式,寧遠農商行為首批87戶貧困農戶發放扶貧貸款275萬元,參與鑫農淮山種植合作社的淮山、葛根種植。貧困農戶既可以入股的方式每年按照不低于貸款總額的10%領取分紅,也可與合作社簽訂幫扶用工協議,參與合作社的種植生產,每月領取不低于2000元的固定工資。目前,全市參與“分貸統用”的經濟組織共涉及政府平臺、能源、工業、種植、醫院、養殖、農產品加工、商貿、學校、旅游、服務等11個主要行業領域,扶貧經濟組織77家,累放貸款9.05億元、帶動貧困戶2.82萬戶。

(四)建設村級組織的金融扶貧服務站和普惠金融服務站建,破除瓶頸做“除法”

人行永州市中支堅持全覆蓋、普惠性的市場定位,組織全市金融機構按照自助非盈利、試點再推廣、撮合不包辦、脫貧可持續的原則破除瓶頸,打通農村金融服務“最后一公里”,實現轄內貧困村金融扶貧服務站全覆蓋。截至2017年6月末,全市共建成金融扶貧服務站845個,比原計劃提前一年半完成任務,覆蓋貧困戶71036戶,253732人,共發放貸款35691筆,金額16.94億元。在貧困縣普惠金融體系建設方面,一是金融扶貧組織機構進一步豐富。目前,“國貧縣”江華、新田共有銀行機構16家,比上年同期增加2家。二是貧困地區支付環境得以改善。為貧困幫扶對象提供金融基礎設施服務,新田、江華共布設自助設備2217臺,比上年同期增加90臺,其中POS機比上年同期增加66臺;設立助農取款服務點807個。

三、主要成效

(一)金融產品豐富和金融支農力度加大。除傳統的金融產品以及“農地”抵押貸款、“惠林通”外,永州轄內各銀行機構結合當地實際,還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創新信貸產品,以助推農業供給側改革。新田農商行推出了針對建檔立卡貧困戶的“戶貸戶用”貸款產品,貸款額度1-5萬元,利率執行基準利率,財政全額貼息,目前累計發放120筆、金額361萬元,覆蓋126戶貧困戶;江華縣農行針對貧困婦女推出“富農貸——農村婦女專項扶貧貸”,為全縣29933位貧困女性人口提供幫扶,截至6月末已發放9946筆,金額1.4億元;江永工行與當地電商合作,在工行“融e購”線上平臺設立地方特色館——“江永館”,幫助貧困戶銷售特色農產品,僅2016年銷售額就達300多萬元;市農發行發放易地搬遷貸款15億元,支持了全市11個縣區、2個管理區貧困建檔立卡人口22168人的易地扶貧搬遷工程。隨著金融產品的不斷豐富,金融支農力度不斷加大。截至2017年6月末,全市涉農貸款余額699.09億元,增長12.69%,有力地支持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二)經濟出現良性發展。金融助推農業供給側改革,為永州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全市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突出打好城鎮提質、交通提速、園區升級、旅游升溫、脫貧攻堅、環境治理“六大戰役”,保證了全市經濟平穩健康發展。2017年上半年全市完成GDP747.77億元、增長8.0%,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23.86億元,增長2.9%;第二產業增加值240.87億元,增長6.3%;第三產業增加值383.04億元,增長11.0%;財政總收入97.35億元、同比增長16.9%。

(三)農業經濟結構和質量大有提高。農業經濟結構與質量提高主要表現在:一是強化品牌創建。構建“市級公用品牌+縣級區域品牌+企業自主品牌”的現代農業品牌體系,實現永州農業的品牌化,走出了永州特色的農業品牌化之路。二是促進園區升級。隨著各縣區現代農業產業園區的推進,農業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主導產業得到提升,“三產”融合穩步推進,“一縣一園”建設發展水平穩步提高。三是培育企業上市。經湖南股權交易所審核,該市已有20家龍頭企業成功在湖南股權交易所農業專板掛牌,為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上市融資做出了表率和打下良好基礎。四是推動科技創新。永州農業要強、農村要美、農民要富,出路在于現代化,關鍵靠科技進步。該市致力于推進與中國農業科學院建立全面、長期、穩定的戰略合作關系。目前,該市與中國農業科學院已經簽訂了9個“院市合作”項目協議并正在實施。

(四)金融效率和質量大有提高。經濟結構的優化和質量的提升帶動了金融效率和質量的提高。截至2017年6月末,全市金融機構實現賬面盈利19.31億元,同比多盈利4.38億元。全市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余額22.68億元,不良貸款率為2.01%。同時,經濟的良性發展,也為信貸投放創造了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上半年,全市新增貸款163.97億元,同比多增43.2億元,新增貸款在全省排名前五。

四、幾點啟示

(一)因地制宜的改革是根本?!懊髡咭驎r而變,智者隨事而制”。盡管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一致,但改革的現實情況千差萬別。在“三去一降一補”的過程中,調整結構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戰略契機,而強化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是供給側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唯有因地制宜,注重立足自身實際,發揮特色和優勢,選準一個或幾個突破口,農業供給側改革才能達到預期目標。金融作為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助推器”而言,也唯有圍繞結構調整的主線,立足各地特色,將有限的金融資源配置在能提高核心競爭力的行業或項目,才能發揮金融“加速器”作用。

(二)必須遵循老百姓的意愿和市場選擇。“農地”抵押貸款的新田模式中,該縣堅持“確實權、頒鐵證”,農民手里拿著“流轉證”,心里吃下“定心丸”,放心大膽地主動要求流轉土地,讓沉睡多年的“死資產”變為解困救難的“活資金”。該模式在自主自愿的基礎上,有效消除了老百姓流轉土地后的種種顧慮,破解了農村融資抵押難的困局。同時,要遵循市場的選擇。土地流轉集中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能否適應市場經濟大潮的洗禮,能否適應轉型升級陣痛的調整,需要接受市場的檢驗與供給側改革的選擇。

(三)必須與農村社會結構變化相適應。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升、勞動就業壁壘的打破、人口流動范圍的擴大,當今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而長遠的變化。在農村勞動力轉移、農村社會階層分化、居住格局變化、村莊形態演變等多種因素影響下,一方面催生了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種養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另一方面也對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別是為農業供給側改革提供相應服務的金融而言,只有主動適應農村社會結構變遷,主動服從農業供給側改革大局,主動轉型滿足新型農業經濟主體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才能有效回歸服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本源。

(四)必須重新定位農村基層組織的功能與作用。當前,農村基層組織的功能定位主要集中在農村黨組織一元化領導的政務型方面,而村集體經濟的空白更弱化了農村基層組織的領導力與凝聚力。隨著新農村建設、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精準扶貧等涉及農村重大事項的變革與利益格局的調整,出現了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村經濟合作社等權力結構多元化并存的局面,原來單一政務型的基層組織難以滿足經濟事務多元化的需求,因此,重新定位農村基層組織功能,由單一“政務服務型”向“政務服務型+經濟服務型”轉變,不但是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新要求,也是做好新時期農村工作的有效舉措,更是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必要的制度安排。

作者簡介:

蔣國政(1969— ),男,本科學歷,政工師,永州市金融學會常務副會長,供職于中國人民銀行永州市中心支行,研究方向:經濟金融,近年來在省部級以上公開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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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文匯.金融助力農業供給側改革[J].中國金融,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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