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伊始，國家發展改革委發布消息稱，由農經司副司長陳學斌、副巡視員關錫璠分別帶隊，一路向南奔赴江西、湖南，一路往北進入吉林、遼寧，就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編制問題進行專題調研。
鄉村振興，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一個新戰略。表面上看，其主要解決的是“三農”問題，但實際上又超越“三農”問題，還包含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鄉村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以及城鄉關系的重塑。歸根到底，鄉村振興，也是城鎮化的另一面。
鄉村振興的日本經驗
從新型城鎮化到鄉村振興，其實是城鎮化的一體兩面。城鎮化過程中，與不斷涌入大量農村轉移人口的城市相對應的，是一個人口漸稀的、似乎處在衰敗通道中的鄉村。
衰落的鄉村如何重振？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副院長劉鴻雁提出，在這方面，國際上有很多經驗值得借鑒。
以日本為例，以1973年為界，當年日本農村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了城鎮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這成為日本農村發展的一個標志性節點。究其原因，日本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一直大力發展、保護農業，從政策導向、經濟保障等方面近乎全方位地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在此過程中，以自治村形態存在的村落也獲得長足發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劉鴻雁提到，“1973年之后，日本農村人口伴隨著農村發展不斷進行轉移”，盡管日本政府出臺了大量政策鼓勵城鎮人口到農村居住、生產、生活，但仍然沒有打破這一趨勢——年輕、有創造力、有生產力的年輕人仍然在大量向城鎮遷徙，農村人口不斷流失。
因此，2000年之后，日本政府對這種情況做了認真分析，并給出了多種解決機制：提高農村村落聚集，以便于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進行投資，以及提高農村人口生活便利化程度和消費豐富程度（本質就是村落從單個自治村，向多個村聚集后的鄉、鎮發展）；發展和提振農村特色經濟；加大對本國產的高品質農產品質量認證和保護，以促進農業收入；對本國優勢農產品的出口宣傳不遺余力；發展村落休閑旅游，等等。
一方面，上述這些針對農村農業農民的政策漸漸發揮了作用；另一方面，在城鎮，年輕人生活方式的變化、對鄉村生活體驗的需求增加、社會通訊方式的互聯網化等因素，也在改變著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大趨勢。
多重作用力之下，日本農村逐漸呈現出新的發展形態：
——過去只有很少企業進入農村經營耕地，而如今因為傳統意義上的農村消亡和遷移合并，土地整體經營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一批批企業不斷向農耕領域前進，到農村發展。到2009年，日本農村經營的企業數量已經達到1.3萬余個，是1973年的近17倍。
——帶去了更現代化的土地經營管理模式，更大規模也更有競爭力的農作物加工產業，更多就業機會。
——農村企業數量擴大帶來的就業人口，為農村注入了大量新生活力，也大幅度改善了農村衰落的問題。
——相對聚集的村落，為基礎設施、商業設施建設提供了便利，提高了農村人口的生活質量。
上述變化，又為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旅游提供了必要條件，如今，日本農村的IP導入和打造，從世界范圍看也處于先列。
農村“空心化”并非失去動力，更可能是機遇
與日本相類似，中國經濟在近幾十年的高速發展過程中，隨著人口遷徙、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轉移，也逐漸出現了農村“空心化”現象。
《中國縣域經濟發展報告（2017）》指出，鄉村人口從2005年的近7.5億減少為2014年的約6.2億，農村“空心化”趨勢日益明顯。不僅如此，村里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等“三留守”群體參與村級公共事務乏力，部分鄉村班子成員老齡化日益嚴重。
表面上看，農村“空心化”似乎成為了經濟持續增長的痛點，但實際上，從另一個角度看，農村人口大量轉向城鎮，反而為農村提供了發展進入和發展機遇。農業部副部長張桃林就曾在公開場合表示，農村人口大量進入城鎮，既是機遇也是挑戰，要加快農業科技創新與應用，加快培育產業帶頭人，不斷提升科技支撐產業水平。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中獲悉，農村“空心化”的機遇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農村土地的平均耕種人數在縮減，為土地利用集約化提供了基本要素——人少地多，便于土地耕種機械化、提高單位耕地綜合利用率。二是鄉村人口外遷，在原宅居住的人數減少，僅剩余老幼人口，為鄉村原貌維持、美麗鄉村建設提供了契機。
據我駐日使館明曉東公參介紹，我國目前的農村發展情況、土地流轉情況都正處于日本2000年前后農村經濟結構轉型相似的時間窗口。同時，我國也已經推出了很多相應的扶持政策、轉型政策。
特別是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指出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這些都意味著鄉村將迎來新的發展機遇。
由此看來，中國農村“空心化”，未必意味著農村發展失去了動力，反而有可能是鄉村振興和農村轉型發展的空前機遇。
城鎮與鄉村，均有機遇
與主要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城鎮化距離飽和點尚早。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球主要國家城市化水平，日本在90%以上，美國在80%以上，而中國目前仍不到60%，距美國水平有近3億人的潛力，距日本水平有4億余人的潛力。
不僅如此，中國城市間的城市化率也不均衡：北上廣深四城，深圳城鎮化率近100%，上海逾89%，北京逾86%，廣州逾86%，這些城市的城鎮化率提升空間已經非常有限；但另一些國內知名城市，如合肥城鎮化率為72%，鄭州城鎮化率約71%，成都剛過70%，重慶剛過62%，這些城市仍有提升空間；至于三線以下城市，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率還較低，如遵義城鎮化率約45%，南充城鎮化率為45%，洛陽城鎮化率為52%，這些城市仍存巨大潛力。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原所長肖金成指出，2017年，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城市化率已基本到頂，值得重點關注的其實是二三四線城市的城市化。與之相關有幾大問題：制造業遷移、房地產開發、人口城市化、裝修家居、汽車消費、商業零售布局等。
這是城鎮化為城鎮帶來的機遇，但另一方面，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也在給鄉村帶去更多機遇。畢竟，中國農村人口還有近6億，這些農村人口也在呈現出全新的變化。
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6月，我國網民中農村網民占比26.7%，規模為2.01億。農村互聯網普及率上升至34.0%，尤其在即時通信使用率方面城鄉差異僅在2個百分點左右。根據CNNIC去年年中發布的報告，一方面，農村互聯網日益普及，但另一方面，城鄉互聯網在商務交易類、支付、新聞資訊等應用使用率方面差異較大，說明農村互聯網市場的發展潛力依然較大。
城市與鄉村均有機遇，那么究竟該如何發展？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認為，“城鄉融合”或許是一種可借鑒的路徑，即由過去的“城鄉統籌”向“城鄉融合”發展，由過去資源的單向流動，向二者互動、互通有無發展。
這一過程中，鄭風田認為應該注意三方面問題：一是城市與鄉村不再有明顯的界限，城中有鄉，鄉中有村，二者的界限隨著發展會越來越模糊。二是城鄉融合將有更深的含義，二者將更深入吸收對方的優點，并避免不足。三是“城鄉等值”，無論在城市或鄉村，人們享受到的公共服務應該差不多。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經濟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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