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耕文明背景下中國傳統的廁所文化，以廣大農村為“根據地”，以使用農家肥料為特點。工業文明、城市文明帶來了中國文明形態的大轉換，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國外游客對廁所問題的詬病，才使得廁所及相關問題成為中國社會一個長期難以繞開的困擾。中國社會曾在不同時期自上而下地進行過一系列廁所改良實踐，但并未取得與新的文明形態相匹配的成就。目前，“廁所革命”正在成為現代中國大規模和大面積“生活革命”的重要一環，而支撐“廁所革命”的“發展”“衛生”“文明”等言說，均與現代國家之市民社會的“公共性” 問題密切相關。
關鍵詞：廁所文化 文明形態 廁所革命 言說
中國的民俗學、文化人類學及社會學等學科，除偶爾一些田野報告會有片斷零星的涉及之外，截至目前，對如廁行為 、廁所文化 、廁所文明、廁所革命及相關問題，幾乎沒有像樣的研究。盡管一百多年來，廁所及相關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及文化一個難以繞開的困擾，但一般人民自不待言，甚至包括政治和文化精英在內也幾乎對此沒有起碼的“ 文化自覺”，究其根源，主要還是因為在中國社會及文化所面臨的諸多問題中，它可能處于最不重要、最難解決、最不自覺的末端。清末民初以來，中國人的如廁行為和廁所狀況一直飽受列國人士詬病，在歷經了若干有意無意地試圖擺脫尷尬狀況的實踐之后，直到21世紀前10年，這個中國的“老大難” 問題才終于出現了真正的轉機，這便是作為現 代中國大規模和大面積“生活革命”的重要環節之一 [1] ，當前在全國各地已經發生、局部地正在成為現實，眼下仍處于持續延展的“廁所革命”，不言而喻，它的重要性是無論怎么表述也不過分的。
一、農耕文明的“廁所文化”
不同文化的人們可能擁有不盡相同的如廁方式，以及各具特色的排泄物的管控和處置方式。以中國之大，廁所及有關的如廁行為方式和文化形態，自然也是多種多樣。草原、森林和山地的游牧、游獵、游耕的族群，往往不設廁所或沒有固定廁所，這并不說明他們對排泄行為沒有規范或不衛生，只是說在其生存環境下,人畜的排泄物通常不構成問題。西南地區一些經營山地農耕的少數民族,有拒絕使用人糞尿作肥料的例子,在他們看來,和漢人用人糞尿施肥相比，他們的土地比較干凈。假如和西方的沖水廁所相比，中國較多旱廁;具體到如廁方式,和西方人的坐式形成對照，東亞各國較多采用蹲式。不言而喻，中國民族也和人類其他所有的民族一樣，在兒童“社會化”的過程中,促成其有關吃喝拉撒睡的文化規范，包括對排泄行為的自控、對排泄物的厭惡等，事實上，人類所有社會均沒有例外地需要掩飾人身體的此類自然屬性[2]10[3]31-37 。
漢族作為典型的農耕民族，其農耕文明的突出特點之一，便是較多使用人和家畜排泄物作為農作物的肥料，因此，人糞尿作為農家肥受到重視。在北方農村,農人有在冬閑季節提著糞筐和糞鏟出門“拾糞”的傳統。在河南省林縣農村，冬天拾糞的一些老人，還把拾糞的經驗編成小曲，如“拾羊糞上山坡兒，人糞背旮旯兒，狗糞墻拐角兒，驢糞上下坡兒，牛糞到荒草灘兒”。各地農諺都有“莊稼一枝花, 全靠肥當家” 之類的說法，這可以說是農耕文明鄉土知識體系的一部分。和農耕文明形態適應的廁所文化，除了堆肥、收集人糞尿并視之為珍貴資源等內涵之外，確實視之為尋常之事，即便它有些臟臭，一般也不覺得其有多么難堪或多么難以接受，這可以說是中國最為一般和傳統的“廁所文化”。
廁所在中國同樣有悠久的歷史。《說文》: “廁，清也。”其反訓之義為言污穢當清除之。 秦漢時代的“溷”和“圂”字 ，有豬圈和廁所的兩重含義，在出土的漢晉文物中有為數眾多的豬圈和廁所功能兼備、廁所與牲口圈欄合為一體的泥塑明器。這種形態的廁所在中國的北方、華南及日本沖繩等地，一直延續至近代。盡管有研究者熱衷于講述漢代廁所已重視隱私并有通風設計 、唐朝設“司廁”官職 、宋朝時汴梁已出現公廁并有專人管理、清朝嘉慶年間還出現了收費廁所等史實，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截至目前，在中國廣大農村，現狀依然是露天旱廁居多，使用人糞尿做肥料依然尋常可見。
美國社會學家葛學溥在《華南的鄉村生活》中指出，鳳凰村的人們“有限的衛生知識基于傳統和迷信而非科學事實”，即便在較干凈的房間，也隨處可見垃圾、污水和一桶桶沒蓋的糞便;農民們每天都從便池舀起液體糞便，穿過村落挑到田間，給農作物施肥;人們在同一條鳳凰溪打水和涮馬桶[4]53-54。人類學家楊懋春在對山東省臺頭村的民族志描述中，較多涉及廁所及相關問題，“露天廁所對農民的健康是一大威脅。夏天廁所招來蒼蠅，由于沒有適當的辦法把食物遮起來，蒼蠅會再飛到食物上”。因此，“臺頭村的農民——其他許多村子的農民也這樣——堅持所有飲用水都要煮沸，所有食物都要燒熟 ”[5]42-43 。應該說，類似的情形在中國各地鄉村絕非罕見。另一位人類學家許烺光曾于1942年在中國滇西北一個處于霍亂爆發危難之中的村鎮(西城)，深入觀察了當地旨在凈化社區污染的打醮等儀式。他敏銳地指出，人們在面對疫病危機時采取的是宗教凈化儀式和實際的清潔衛生相結合的方法，其中既包括投放預防霍亂的藥物、藥方，也包括規勸民眾遵從道德勸誡。例如，當地警方有告示稱:“嚴禁放養各類動物。嚴禁隨地大小便，亂扔垃圾。違者格殺勿論。” 與此同時，也有社區長者的勸告:“ 祈禱、禁欲 ，嚴禁污穢不堪。”人們把當地教會學校和醫院在其廁所內外使用石灰粉消毒的方法(這種情形在1940—1970年的中國頗為普遍)，引申到用石灰粉在住宅門前畫出半圓形的線以抵御病魔的新嘗試。通常，人們是不打掃街道的，就連自家門前也不清掃，但在非常時期，也能夠接受包括不亂扔垃圾、不隨地大小便之類的公共道德勸誡[6]35-43 。
在東亞各國近現代化之前的京都、江戶、漢城和開封、北京、廣州等人口較多的都市，都曾有過城里居民的糞尿為周邊農村所需求，郊區農民通過各種方法把城里人的排泄物拉回來做肥料的情形。在日本，二戰結束后，特別是 20世紀50年代，逐漸增多的化肥使人糞尿失去了經濟價值;20世紀60年代，各地開始建立糞尿處理站，實行化學處理;1970—1980年期間，下水道和水洗廁所遂逐漸普及開來[7]405-421。在中國，以北京為例，此種狀況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實際上直到20世紀末，北京才最終徹底淘汰了“掏糞工”這一職業。
1964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掏糞工”時傳祥
在江南水鄉，直至不久前，仍普遍有以室內馬桶作為便溺之器的習俗。早晨，主婦到小溪涮馬桶，然后，把馬桶晾曬在門口。馬桶里的穢物一般直接倒進河溪里，對公共衛生有很大妨害。現在，由于衛生科學知識的逐漸普及，即便在鄉下，民宅也越來越多地采用新式抽水馬桶，于是，傳統的馬桶就退出了日常生活，但它作為民間婚禮中的“子孫桶”仍是必不可少的陪嫁物。馬桶在婚禮上具有生殖象征的隱喻，說明民間鄉俗并不以其為“穢”。在中國的民俗文化中，雖也有“廁神”的存在，但她不管廁所，更不管廁所衛生，其職能主要是“能占眾事”“卜未來蠶桑”。
二、文明形態轉換和來自“外部”的詬病
我們有理由將中國飽受列國人士詬病的 “廁所問題”，理解為是中國社會從農耕文明朝工業文明、從鄉土社會朝都市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出現的。以農耕文明為背景，傳統的“廁所文化”以廣大農村為“根據地”，但經由現代化進程帶來的新文明形態，亦即工業文明、都市文明，導致中國出現了文明形態的大轉換。正是在這個轉換的進程中，廁所在所難免地成為嚴重和深刻的“問題”。20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化肥工業迅速發展，各種形態的化學肥料和農藥一起大舉進入鄉村，不斷弱化著農戶對有機肥料的依賴。
在中國廣大農村，鄉民們以農家肥料為依托，對化肥的進入半推半就，就短期效果而言，農家有機肥無法與化肥競爭，但各地流行的說法是化肥導致土壤板結，需用有機肥予以緩解，于是，在化肥和有機肥之間形成了相互參合的格局。與此同時，在城鎮和郊區農村之間曾經的人糞尿市場供需關系，很快發生了變化。北京大約到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郊區農村就不再需求人糞尿，而城里的排泄物必須全部由城市下水系統去處理。由于農村無法和城市一樣在下水處理系統方面獲得進步，因此，城鄉的差別在廁所和排泄物的處理方面就顯得更加突出了。
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中國都市化進程的拓展，廁所問題也越來越突出。都市化帶來城市人口的高度聚集，人口劇增導致人糞尿處理日益成為市政頭疼的大問題。中國城市獨特的流動人口，使得原本就已非常嚴峻的“公廁”問題更加雪上加霜。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都會，外來流動人口的與日俱增，使得有限的“公廁”完全無法滿足基本需求。同時，由于城市管理水平有限，“公廁”衛生狀況也陷入難以描述的狀態。如此的“廁所問題”，不僅涉及社會“發展”的階段，具有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總問題之一環的復雜屬性，它還同時涉及中國社會特有的結構，如城鄉二元結構等更為深層的根源。
在當代中國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們一般需要兩類設施:一是家庭居室內衛生間配備的沖水馬桶，二是外出時需要的公共廁所。這兩種設施都需要有完備的下水排放或污物處理系統。現實的情形是，實際使用公共廁所的人往往就是都市社會的底層人群，如胡同居民、尚無穩定居所的流動人口等。媒體和一般公眾對于城市公共廁所衛生狀況的指責，和對利用者欠缺“公德”的排泄行為的指責之間存在著重疊關系，這些批評相對較少地指向城市公共廁所的管理缺失。最為常見的解釋是，在社會轉型期，人們的觀念和(排泄)行為滯后于都市社會文明生活方式的要求。顯而易見，和“私廁”(家廁) 相比，“公廁”問題在中國有著更為復雜的內涵[8]201-208 。也就是說，當代中國的“廁所問題”內涵著多層面的級差狀態。它有可能以城市對外地人或鄉下人的拒斥表象出來，例如，大量的都市基礎設施，甚至包括公共服務部門和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廁所，往往回避向公眾開放的義務。廁所問題作為城鄉差距的一個側面，往往很容易成為歧視鄉下人/外地人和城里人/本地人優越感建構的依據。
更為尖銳和大聲地批評中國“廁所問題”的，主要是列國來華人士及相關媒體。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海外觀光客蜂擁而至，生活在現代都市或工業化社會的游客來到仍舊是農業國家的中國，從發達國家的立場觀察屬于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遭遇“廁所問題”或對中國廁所有驚人“發現”，感到嚴重不適，這并不奇怪。20世紀80—90年代，中國的廁所屢屢成為外國記者的題材，據統計，截至20世紀90年代初，批評過中國城市廁所問題的國內外新聞機構有幾百家之多，相關報道文章數以萬計[9]。 雖然這些批評讓中國讀者汗顏，但官方的《參考消息》依然持續不斷地做了很多翻譯和介紹，保持了開放和謙遜的基本姿態。正是這些“老外” 直言不諱的批評直接或間接地推動了中國改良廁所的努力。較早的努力是在全國所有的旅游景點、旅游線路，逐步設立相對較為體面的廁所，并對廁所進行評級。一個時期內，整個旅游系統的工作就是引導游客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內旅行，從機場到賓館，再到景區景點，導游的職責之一就是盡量減少“老外”們接觸普通民眾所使用的那些不堪入目的廁所。
三、自上而下的廁所改良運動
由于廁所問題涉及中國各級政治精英均較為看重的國家形象，因此，很多相關努力就是自上而下推行的。1990年前后，借助北京市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的契機，北京市政府組織進行了大規模的市容整潔行動，其中包括增建、改建公共廁所并開展衛生整治。1984—1989年,北京市新建、改建公共廁所1300多座，改建貫通下水道的溢流糞井1000個，擴大公共廁所面積1.6萬平方米，增加坑位3300個，并使6000多座公共廁所初步實現了水沖。狀況雖有些微改善，但依然捉襟見肘。截至1993年底，北京市大約有公共廁所5.7萬座，但其中僅6800多座是由環衛部門管理的;70%的公共廁所分布在胡同小巷，而主要街道和繁華區僅有200余座。按照當時的國家標準，北京90%的公共廁所都極為簡陋，屬于第四類。這些無隔擋的廁所，其實就是一排蹲坑，衛生狀況非常糟糕[10]。
“廁所革命”首倡人朱嘉明1987年1月6日在北京紫竹院公園內，背后是Clivus Multrum
在上述背景下，早在20世紀80年代末，就已有有識之士大力主張在中國推進一場“廁所革命”[11]1-5;到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公共媒體上則首次出現了“公廁革命”的討論。1994年4月，由婁曉琪牽頭的首都文明工程課題組(當時，筆者也是該課題組的成員)，連 續在《北京日報》發表《北京的公廁亟須(此處原文為“需”)一場革命》《步履艱難的公廁革命》《公廁革命的出路何在?》等評論，提出要開展全民動員的公廁革命。1994年7月，該課題組制定了《首都城市公廁設計大賽方案》，截至當年11月中旬，共收到全國 20多個省(區、市)和美國、澳大利亞的作品340多件;隨后，還在天安門廣場舉辦了獲獎作品展，旗幟鮮明地倡導“公廁革命”，這對當時北京市民的觀念形成了一定的沖擊。隨后，1995年北京市舉辦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2008年北京舉辦奧運會、2010年上海舉辦世博會等，基于維護首都威望和展現國家形象的邏輯，北京和上海屢屢展開提升市民“文明”素質的活動，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公共廁所問題事實上成為對市政當局最具壓力的考驗[12][13]。
2004年11月17日，第四屆世界廁所峰會在北京舉行，這在中國尚屬首次。當時，北京市的規劃是到2008年，“城區”新建、改建二類以上標準公共廁所3700余座，所占比例達到 90%，逐漸取消三類及以下衛生設施不達標的公廁;“近郊”的二類以上公廁的比例達 60%;“郊區城鎮” 的二類以上廁所的比例達30%。這類規劃雖然有助于緩解問題的嚴峻程度，但形成了區域級差狀態，很難說具有普惠性。上海市的公廁短缺問題比北京略好一些，但同樣存在布局不合理、男女廁位失衡、市民“不文明”用廁行為等諸多問題，為此，上海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的公共廁所服務體系，致力于增加投資和強化管理，探索廁所市場化運營的機制等對策。于是，在北京和上海均陸續建立起一批收費廁所，其設施比較齊全，并有專職的保潔員。中國有許多城市采用了公廁“市場化”的路線，通過收費維持經營管理，但程度不等地存在“ 重收費、輕管理”的現象。隨后有關公廁經營模式的爭論，焦點之一就是“市場化”還是“公益化”(免費)。
和“國家形象”類似的還有“地方形象”。不少地方城市也相繼有過一些具體的改廁實踐，其中較著名的有2000年桂林市長李金早在桂林推動的旅游廁所革命、2003年南京市長羅志軍在南京倡導的公廁革命，以及2008年山西省臨汾市建設局長宿青平推動的臨汾公廁革命等。2001年，國家旅游局在桂林召開“新世紀旅游廁所建設與管理研討會”，在中國這是第一次以廁所為主題的全國性會議，會上發表的《桂林共識》成為中國第一個關于推進“廁所革命”的共同宣言。《桂林共識》的基本內容是:沒有旅游廁所管理水平的現代化，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旅游業的現代化。桂林旅游廁所革命的具體做法是“政府推動 、以商建廁、以商養廁、以商管廁 ”，采取市場運作方式，在桂林城鄉先后建設了849座旅游廁所，這使得城區和旅游景點平均每平方公里擁有5.7座旅游廁所，遠遠高出國家標準，從而極大地改變了桂林市旅游廁所建設與管理的落后面貌，改善了旅游環境、投資環境和市民生活環境。2000—2015年，桂林經過長達15年的持續努力，已經實現了旅游廁所的全域景點全覆蓋，大幅度地改善了海內外游客的桂林印象。
桂林作為國際旅游城市，其廁所革命的動力機制更多地源自各國游客的觀感和印象及其對市政當局帶來的壓力，正是由此產生的強烈的“形象焦慮”，推動了大舉改善廁所的文明化運動。與此相對，在中國內陸的小城市臨汾，廁所革命的興起卻多少具有“內發”的屬性。眾所周知，全國范圍的都市化進程不僅帶來了城鄉景觀的巨變，即便是在內陸的臨汾，它也使城鄉居民所面臨的“公廁”短缺和如廁困苦局面進一步突顯出來。好不容易進一趟城的鄉村婆婆發誓“ 這輩子再不進臨汾城 ”[14]21-38，意味著民眾遭遇的如廁之苦難和羞辱，成為市政當局無法推卸的責任。正是此種“內發”性驅動，促使臨汾市干部群眾經多方實踐和艱辛努力，終于大幅度地改善了當地民眾的如廁環境，甚至其“城市公廁項目”還在2012年12月獲得了第九屆改善人居環境“迪拜國際最佳范例獎”。無論是基于“外來”挑剔所構成的國家或地方形象的壓力，還是出于“內發”性驅動要去化解普通民眾的困擾，中國的廁所革命在21世紀初開始提速，并逐漸獲得實質性進展，這也表明中國已經和正在更為徹底和深刻地卷入到廁所文明的全球化進程之中[14]7 。
2014年，曾在桂林推動廁所革命的李金早轉任國家旅游局長，2015年年初，國家旅游局便開始在全國推動旅游廁所革命。李金早認為，旅游廁所雖小，卻是游客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第一印象，體現著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綜合實力，也直接關系著旅游產業、旅游事業的進一步發展[15]。2015年4月1日，習近平專門就廁所革命和文明旅游作出批示，要求從小處著眼，從實處著手，不斷提升旅游品質。因為有國家領導人的指示和政府部門的主導，“廁所革命”前所未有地成為國家的文明工程。2015—2017年，國家旅游局推動的廁所革命迅速具備了全國性規模，較短時期內，各級地方政府均成立了廁所革命領導小組。國家旅游局出臺《關于實施全國旅游廁所革命的意見》，修訂《旅游廁所質量等級的劃分與評定》標準，提出“數量充足、衛生文明(干凈無味)、實用免費、管理有效”的具體要求，希望用3年時間，通過政策指導、資金調配和標準規范等多種途徑，力爭到2017年在全國新建廁所3.3萬座，改擴建廁所2.4萬座，最終實現旅游景區、旅游線路沿線、交通集散點、旅游餐館、旅游娛樂場所、休閑步行區的廁所全部達到三星級標準[16]。2016年2月15日，國家旅游局頒布《關于表揚2015年“廁所革命” 先進市的決定》，對青島等101個先進市(區)推進“廁所革命”的突出成績予以表揚。這場廁所革命目前正由旅游景點景區、旅游線路沿途，進一步朝重點旅游城市擴展，并經由“全域旅游” 概念的中介，進一步向全國基層蔓延，成為自上而下、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四、鄉村的“改廁”實踐
近代以來中國的廁所改良，其實可上溯至民國時期。當時除“平民教育協會”及一些大學知識分子的努力外，1928—1937年間的上海市的衛生運動大會[17]135-140和20世紀30年代由蔣介石主導的“新生活運動”等均值得一提。前者是地方性的，目的主要是維護街道清潔(不隨地便溺、吐痰、不亂扔垃圾諸類);后者則是全國性的，目的是想制造出全新的國民，兩者都是由政府主導，具有自上而下的強制性。新生活運動試圖將傳統的道德(“禮義廉恥”)與一般人民的“食衣住行”相結合，但由于時代的局限，它對普通國民生活的實際影響非常有限。不過，這一運動提出的“新生活須知”對于“清潔”較為重視，包括保持廁所衛生、不隨地小便等具體要求。其在江西省的具體實施過程中，還確定了“公共廁所改造辦法”；對一些項目的落實情況實施檢查時，也涉及公共廁所和屋內廁所的清潔問題，并敦促不達標者整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政府推動的很多旨在提高國民衛生科學素養和保障國民健康的工作，往往程度不等地和廁所改良有關。1950—1970年期間的“愛國衛生運動”、“滅四害”( 蒼蠅、蚊子、麻雀和老鼠)運動、治理血吸蟲病工作等，都是如此。“愛國衛生運動”有“兩管五改”的提法，亦即“管理飲用水源、管理分辨垃圾，改水井、改廁所、改畜圈、改爐灶、改造室內外環境”[20]115-116。推動“兩管五改”的目的是，既適應農業生產需要，便于積肥和保護肥效，又防止和減少飲用水源和環境的污染，從而控制農村傳染病的流行。20世紀90年代，農村改廁被納入《中國兒童發展規劃綱要》和中央政府《關于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中，同時伴隨著衛生鄉鎮縣城的創建，農村也逐漸掀起了“廁所革命”。2002年，中國政府頒布《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要求在農村繼續以改水、改廁為重點，整治環境衛生，預防和減少疾病的發生，促進文明村鎮建設。2009年，政府將農村改廁納入深化“醫改”的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2010年，啟動了以農村改廁為重點的全國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促使農村的衛生廁所普及率迅速提升。2004—2013年，中央政府累計投入82.7億元以改造農村廁所，并實際改造2103萬農戶的廁所；全國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從1993年的7.5%提高到2013年年底的74.1%。根據《全國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方案(2015—2020年)》的目標，農村衛生廁所的普及率在2015年達到75%，2020年達到85%。
天下無蟲：50年代末期的“滅四害”愛國衛生運動
2014年10月17日，全國愛衛會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定縣召開全國農村改廁工作現場推進會，會議認為農村改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2014年11月5日，全國愛衛會發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農村改廁工作的通知》。2014年12月，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時表示，解決好廁所問題在新農村建設中具有標志性意義，要因地制宜做好廁所下水道管網建設和農村污水處理，不斷提高農民生活質量；2015年7月16日，習近平在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龍市東城鎮光東村農村調研時進一步指出，隨著農業現代化步伐加快，新農村建設也要不斷推進，要來場“廁所革命”，讓農村群眾用上衛生的廁所。因此，近年來關于各地農村的改廁(推廣沼氣廁所、改旱廁為抽水馬桶等)時有進展的報道，每每見諸媒體。
江蘇省的農村改廁被認為在全國具有典型性。2005年之前主要是試點，通過建設“改廁普及村”作為典型，再以點帶面，全面推進。2006—2013年，江蘇省逐年加大改廁資金投入，累計達56億元。截至 2013年年底，全省累計改建農戶衛生廁所822萬座，衛生廁所普及率從56%提高到94%，其中無害化衛生廁所的普及率已達82%。改廁的成功使江蘇農村的寄生蟲病感染率和腸道類傳染病的發病率，自2006年以來，分別下降51.8%和 36.7%。實施改廁工作，通常是衛生計生部門、愛衛辦主導，農林部門負責沼氣池建設，住建部門負責農村新(翻)建住房配套無害化廁所。具體做法是在村里先做好幾家改廁示范戶，組織群眾觀摩，激發農戶改廁的動機;同時也編印技術手冊免費發放，培訓改廁技術人員等。除了三格式、雙甕漏斗式、沼氣式等糞尿處理模式，在條件具備的地方，則推廣污水的相對集中處理。例如，在蘇南一些人口相對密集的村莊，建設相對集中的小型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在一些重點集鎮，則在鄉鎮衛生院及公路沿線加油站等建設無害化公廁等。國家對農村家庭衛生廁所的定義是，有墻壁、屋頂和門窗，面積不低于2平方米，既可以是抽水廁所，也可以是旱廁，但必須設置地下沼氣池，以便對糞便做無害化處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均被要求徹底改造農村的未達標廁所，在這個過程中，各地也分別發展出各有特色的沼氣廁所式樣，例如，山東的“三通沼氣式”、河南的“雙甕漏斗式”、遼寧的“四位一體六柵式”、寧夏的“雙高式”、江蘇的“三格式”等 。 這些樣式大同小異，均以對排泄物的就地無害化處理為基本功能。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強力主導和資金投入，舉凡同意新建或改建衛生廁所的農戶，均可得到一定的現金資助和技術指導，因此，農村改廁的進展較為順利。
陜西省屬于西北較為缺水的干旱地區，鄉村廁所以旱廁為主，農村改廁面臨的形勢較為嚴峻[21]。全省農戶總數約711萬，截至2014年年底，完成了361.18萬農戶的廁所改造，衛生廁所的普及率為51.48%，糞便無害化處理率為42.88%。截至目前，改廁已經使得腸道傳染病發病率由2010年的30.25/10萬下降到2014年的19.50/10萬，但總體而言，陜西農村的改廁進程仍較大幅度地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究其原因，部分地是與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份不同，陜西農村的鄉民對改廁費用感受到的負擔更重。在關中、陜北等地建設一座雙甕漏斗式衛生廁所，至少需要2000元，在陜南建成一座三甕式衛生廁所，至少需要1800元，或建成一座三格式衛生廁所，至少需要2800元。盡管政府有一定的補助，農戶仍需承擔相當的費用。由于《陜西省農村改廁工作“十三五”(2016—2020)規劃》所承諾的改廁目標，仍是要在“十三五”收官之年，亦即2020年，將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提高到85%以上，因此，省內各地各基層政府，均感受到極大的壓力。
比較而言，旅游景區和大中城市的公廁改革，主要是強化管理和增加投資，農村改廁卻始終面臨著很多鄉民習以為常的觀念和行為的阻滯，其中最常見的是認為沒有必要。改廁進展比較順利的地方，往往是經濟和生活條件較好的農村，鄉民們對改廁高度認同，積極參加或配合，改廁工程也使村落環境發生良性巨變，增強了人們的幸福感，也縮小了和城市之間的差距。在一些新型農村社區，雖然有一些長期持有節儉觀念的中老年居民，對于抽水馬桶的沖水覺得“浪費”，但年輕一代感到非常滿意[22]282-283。 眼下，在一些富足的鄉村甚至還形成了新的擇偶標準，如果男方家沒有衛生廁所，姑娘就不傾向于同意這門親事。但毋庸諱言，在不少地方，尤其是在較為貧困的地區和邊遠的山區，改廁并非一帆風順。除了居住分散，改廁難以形成集中連片的效應外，“沒人、沒錢、沒觀念” 則被指出是農村改廁的三個難點[23]。農村出現“過疏化”現象，青壯勞動力多外出打工不在家，改廁卻需要動土，也需要技術，故留守老人們多傾向于拖著;還有不少農民認為花錢費功夫改造旱廁不值當，這就屬于觀念問題[24]。類似的觀念或認知問題，還有認為廁所本該就是臟的， 拉撒的地方不需要那么講究，或一下子難以習慣沼氣廁所一年兩次的清理作業等。
五發展、衛生和文明：支撐廁所革命的“言說”
當前中國社會的廁所革命，實際是由幾個彼此關聯,但又性質不盡相同的板塊所構成：一是都市化進程中居民室內衛生間抽水馬桶的普及；二是觀光景點、景區提升廁所服務的“旅游廁所革命”；三是作為市政公共設施需要強化投資和管理的“公廁革命”;四是農村以旱廁改良和建設無害化衛生沼氣廁所為主的“改廁”運動；五是尚未真正展開的機關企事業單位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內部廁所向公眾開放。
盡管不同板塊的廁所革命各有側重，但中國社會的有關話語大體上共享著一些頗為相同或類似的表述。首先是“發展”的“言說”，這是在社會經濟發展的延長線上理解和定位當前的廁所革命。尤其是農村改廁的目標，到2020年必須把集中式供水的人口比例和衛生廁所的普及率提升至 85%，這既是國內政治話語體系，亦即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總目標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參照或援引了聯合國的“千年發展目標”之一，亦即在2015年之前將人與糞便衛生地隔開之設施的全球普及率提高到75%，中國在這方面不僅不能拖后腿，還試圖作出一些自己的貢獻。借助聯合國的項目和理念以推動中國鄉村廁所改良的實踐，確實是非常合理的決斷。有關“發展”的諸多理念，比起直接借鑒西方國家而言，中國其實更樂意透過聯合國的有關機制來導入。事實上，中國農村的改廁既有國內愛國衛生運動的軌跡可尋，也有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所提倡的全球廁所革命予以積極響應的背景。中國政府在和西方國家就“人權” 等議題發生爭執時，往往是把“發展權”視為人權的最基本內容，因此在涉及“發展”問題時，也最樂意和聯合國合作[25]。
環顧當今世界，廁所狀況依然是區分“發達”和“不發達”最為明晰的標準，而長期以來的中國內地廁所，確實是非常確定和清晰地呈現出自身作為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身份。不僅如此，廁所革命同時也是國內的重大“發展”問題之一。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始終面臨嚴重的城鄉發展差距，而廁所環境可以說是城鄉差距中最為明顯、直觀和突出的表現，也因此，盡快改善農村廁所狀況，徹底改變農村衛生面貌，縮小其和城市的距離，對于改善農民生活品質，提升農村幸福指數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小康不小康，廁所算一樁。”數十年來的農村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廁是進一步提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底線的重要舉措。農村的廁所革命其實也是農村城鎮化進程難以繞開的必由之路，只有改廁成功，農民才能過上和城里人差不多同樣有尊嚴和體面的生活。對于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中國而言，旅游景點、景區的旅游廁所和大中小城市街區的公共廁所固然重要，但在農村推廣衛生廁所則更為重要。
中國廁所革命的第二套話語，便是衛生科學的“言說”。尤其在農村，人畜排泄物的管理不善帶來的衛生問題，被認為是必須改革的最大理由。長期以來，農村大約80%的傳染病是由廁所糞便的污染和飲水不衛生引起的。由于廁所狀況堪憂，人畜排泄物管理不善，上述狀況一直難以徹底改變。在中國一般的農村，病原學、細菌學、防疫科學、流行病學等衛生科學基本知識的滲透依然非常有限。信奉“不干不凈，吃了沒病”或“眼不見為凈”之類日常生活理念的鄉民，依舊為數眾多。直至21世紀初，在農村改廁運動獲得重大進展之際，依然有在鄉村開展衛生知識補課的必要。需要指出的是，改廁運動的衛生“言說”并不是突然形成的，它其實一直是中國基層衛生防疫系統長期以來的工作用語。當然，若再進一步，這一“言說”還可以上溯至晚清，中國有識之士借助西方衛生科學的知識和理念，致力于“衛生救國”“衛生強國”的各種努力[20]40-44。城鄉廁所革命所共享的第三套話語是“文明”。廁所革命被說成是一項“國家文明工程”， 其目的是要提升中國“廁所文明”的水準，這是公共媒體和政府的基本言說。如果說對于“廁所文化”的不同，或許還可以有基于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的解說，那么，對于“廁所文明”的概念，由于它是衡量不同的社會或族群約束其人們的排泄行為以及應對和處理排泄物方面所達到的科技水平和社會治理高度，因此，確實也就難以回避高低優劣的排序。中國社會在這方面較為通俗的表現，例如，“物質文明看廚房，精神文明看茅房”，還有很多地方男廁所的便池前方寫有“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等，都是這個意思。中國官方的基本表述也如新華社的報道，引用了世界廁所組織發起人的觀點：“廁所是人類文明的尺度。”廁所雖小，卻是全世界通用的嗅覺語言和視覺語言，是文明溝通中最短的直線，體現了文明進化的歷程[26]。有關“文明”的言說，既有強調國家和民族層面的，也有強調個人層面的。前者把廁所視為國家文明程度的標志，有媒體甚至指出 ，“廁所文明”欠缺的國家，難以真正進入世界文明之列；后者是把“廁所文明”說成是公民素養問題，認為廁所好壞既事關國家形象，又體現國民文明修養。例如，陜西省商洛市對“文明市民”的要求有“十不準”之說，包括有不準隨地便溺等。類似這些，中國各個城市均在推動的相關規范，眼下正在日益形成如德國學者諾貝特·埃利亞斯所說的那種“外部強制”，一旦它們內化為個人對自己行為的“自我監督”和“自我控制”，那么，包括廁所文明在內的“文明化”的進程，就會形成日趨嚴格及明確的走向[27]251-252。
然而，中國公共媒體和官方話語中還有另一套頗令國人自豪的“文明”言說，例如，中國是文明古國，數千年文明史一直沒有中斷，中華文明對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等。但每逢奧運會、世博會和中國需要向國際社會展示形象時，上述關于“文明”的言說有時就會相互抵觸。此文明非彼文明也，一是古代文明，一是現代文明，古代中國文明的輝煌并不能掩飾中國社會現代(廁所)文明缺失的尷尬。中國古代文明體系，在廁所及排泄問題上，除了予以優雅地迂回或忌諱地表述之外，并沒有留下多少值得夸耀的遺產。中國常自詡自古以來為“禮儀之邦”，但因傳統文化一向視廁所為不齒、不屑，從而無法認真對待它。雖然讓富于民族自豪感的中國人，依照西方的(廁所)文明標準來規定自己的行為，似乎有些別扭[28]119，但如今，廁所成為關系到國計民生、國家形象的大問題，“文明”的言說也成為國人自我激勵以改變現狀的動力。從中國傳統的并不那么令人驕傲的廁所文化，經由廁所革命的洗禮，發展到現代的不再令國人尷尬的廁所文明，這是當代中國社會實現全面現代化或按照中國的說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舍此別無捷徑。
筆者認為，在上述幾種基本“言說”之外 ，廁所革命還特別與現代國家之市民社會的“公共性”問題密切相關。作為市政工程體系的一部分，城市廁所和下水處理系統往往是社會公共體系中最基礎的環節，城市的標準化公共廁所必須能夠滿足市民需求。顯然，這樣的“廁所文明”無法由個人單獨建構，廁所問題從一開始就不是個人層面的問題，它必須是政府和社會公共體系的義務。政府與其抱怨市民的“方便”不夠文明，不如檢討作為供給側和管理側的基本責任。在中國，廁所問題實際還是更為復雜和深刻的社會結構性問題的一部分，除了城鄉差距，屢屢被指出的“內部廁所”恰好可以反映這一點。早在1994年，上海市就要求沿街單位的廁所對外開放;但在南京市，直到最近，仍有民政局辦公大樓拒絕前來辦事的市民使用其廁所的情形[29]，遺憾的是，類似的情形絕非孤例。因此，各地的廁所革命往往就內涵有敦促“內部廁所”向市民開放的內容。欠缺公共性的“內部廁所”的存在，意味著中國社會的分層結構往往會以“內 / 外”區隔的邏輯突顯出來。不僅如此，中國社會之公共性的欠缺，還經常體現為城市小區的居民們對于公共廁所建設的普遍性“鄰避”現象，遺憾的是目前有關“鄰避”問題的研究，還很少觸及到公廁的“鄰避困境 ”[30]19-20 。
結 語
漢語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瑣碎時，常使用“柴米油鹽醬醋茶”“衣食住行”或“吃喝拉撒睡”(上海話稱“吃喝屙汰睡”)之類約定俗成的表述 ，這些詞匯如實反映了人們對排泄、如廁和廁所問題的態度:通常漫不經心，但也承認它是日常生活回避不了的一部分。2004年6月，由過士行編劇、林兆華導演、國家話劇院演出的話劇《廁所》，通過對一位普通的“ 胡同看廁人”幾十年間經歷的描述，表現了廁所、如廁者，進而還有整個社會的變遷。把廁所和如廁場景搬上舞臺、 屢爆粗口的臺詞以及圍繞排泄物發生的故事，均使這部話劇備受爭議，但它的主題正是“人的尊嚴”。若是撇開對它的藝術批評，僅從本文的視角出發，其對 30年間中國廁所文明的成長，可以說是頗為恰當的闡釋。
眼下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國各地城鄉開展的廁所革命，終將逐漸地改變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中那些最難以為人們所自覺到的觀念的深層，亦即涉及排泄的行為、觀念和環境的全面改觀。我們不難想象，當代中國的廁所革命將會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一般人民的生活品質，并滿足普通民眾獲得清潔、舒適、安全、便捷以及很有尊嚴感之排泄環境的美好愿景。但我們也知道，這場革命比起生活革命的其他任何層面都將更為深刻、困難和曲折，因為它要求每一個中國人在此問題上都能夠真正地邁向覺醒。唯有如此，那個困擾了中國人百年之久的“尷尬”才能最終徹底地煙消云散。
但必須指出的是，無論中國的廁所文明已經和將要發展到怎樣的高度，它也無法避免地具有脆弱性，這是因為支撐著現代廁所文明的基礎設施，亦即復雜的城市上下水道體系，原本就始終是脆弱的。如果我們不把廁所問題局限于“衛生間”及其周邊的那些有限的事象，而是把它和更為龐大的廢水處理系統，和中國社會的水資源、水環境和中國社會的公共性缺失等問題相互聯系起來，那么，廁所問題其實乃是中國社會總問題的冰山一角，眼下的廁所革命之于中國社會而言，還是有很漫長的路程要走。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周星，日本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人類學與民俗學系兼職教授；周超，重慶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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