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時代推進我國鄉村“廁所革命”是落實鄉村振興戰略和推進城鄉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 是一項重要的基礎性民生工程。當前, 我國鄉村“廁所革命”在推進過程中面臨著治理主體單一、“上熱中溫下冷”、基層組織力量薄弱等諸多難題, 只有深化認識和轉變觀念, 在充分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 立足國情、突出重點、創新方法, 積極構建“一主多元”治理格局, 強化基層治理、文化治理和法律治理, 才能更好地推進“生態宜居”等鄉村振興戰略的落實, 加快農村現代化建設步伐。
在我國, “廁所問題”被多方關注始于改革開放后。20世紀90年代初, 我國廁所問題被國內外眾多新聞媒體批評過, 相關報道數以萬計[1]。這些批評在讓國人汗顏的同時, 也推動了廁改的進程。到2016年我國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為80.3%, 較1993年上升了72.9個百分點, 農村環境衛生明顯改善[2]。雖然農村“廁所革命”取得了巨大成績, 但仍存在各地治理不均衡、“上熱中溫下冷”、實施主體單一、力量不足等現實問題。在新時代背景下, 如何以治理理論指導鄉村“廁所革命”, 是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現實課題。
一、治理歷程
民國時期“廁所革命”呈現為“運動式”治理形態。1928—1937年上海市的衛生運動大會[3]及同期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構成了此類治理模式的初期代表性做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開展了“愛國衛生運動”, 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 在農村地區開展了管水、管糞、改水井、改廁所、改畜圈、改爐灶、改進環境的“兩管五改”[4], 對治理農村環境衛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但仍未擺脫“運動式”治理的“影子”。然而, “運動式”治理具有時空的限定性, 其在“政府全能主義”盛行的“大政府、小社會”特殊歷史時期, 具備通過自上而下的公權力發動民間社會治理的合理性。但是, 隨著國家的治理能力的提升, 以及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加快推進, 治理路徑由“運動式”治理向常態化、規范化治理的轉變是必然趨勢。
進入21世紀之后農村逐漸成為我國民生發展的重點領域, 鄉村也成為我國廁所問題的主要治理場域。2002年, 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 將改水和改廁列為整治農村環境衛生、預防疾病和促進文明村鎮建設的重點。2009年, 作為重大公共衛生服務項目, 農村改廁被納入“醫改”項目。2010年, 全國范圍的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啟動, 農村廁改被列為重點。2004-2013年, 為推進農村廁改國家財政投入82.7億元資金, 累計改造2 103萬戶[2]。一直以來對農村“廁所問題”高度重視:2014年12月在江蘇調研時就強調解決廁所問題在新農村建設中有標志性意義;2015年7月, 在吉林調研時進一步指出, 要來場“廁所革命”, 讓農村群眾用上衛生廁所。2017年11月, 再次指示要求補齊這塊影響群眾生活品質的短板, 并將其作為一項具體工作納入鄉村振興戰略來推進和落實。2015-2017年, 全國新建、改擴建旅游廁所5.7萬座, 其中新建3.3萬座, 改擴建2.4萬座。自此, “廁所革命”———這一中國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重大變革在全國范圍內展開[5]。
二、實施困境
近年來, 我國“廁所革命”雖然取得了很大成效, 但仍存在諸多問題。
1.地域性差異明顯, 各地區治理能力不均衡。我國不同地區的地形、氣候、經濟、文化等條件差異較大, 廁改進程也存在很大差距。例如, 位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江蘇省農村地區以推進“改廁普及村”建設為典型, 以點帶面、逐步推進, 廁改能力及質量在全國也處于先進水平。而我國西部, 氣候干旱, 缺雨少水, 依然存在大量傳統露天旱廁, 廁改進程大幅度地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
2.“上熱”“中溫”“下冷”問題突出。由于農村居民居住分散, 這使得改廁工作難以形成連片效應, “沒人、沒錢、沒觀念”是推進農村廁改需要解決的三個難點問題[4]。“過疏化”“空心村”現象和薄弱的鄉村公共基礎設施都對農村“廁所革命”構成客觀制約。因此, 農村廁改“上熱”“中溫”“下冷”問題突出。
3.鄉村基層組織治理能力薄弱。“廁所革命”是鄉村振興戰略中的一項重要工作, 該項工作在推進中普遍存在著基層治理能力不足、水平不高以及基層黨組織作用難以發揮的問題。一些農村基層黨組織機構不健全, 且軟弱渙散, 村集體的經濟基礎薄弱, 阻滯了鄉村治理的步伐。
4.鄉村社會治理主體單一。廁所問題的解決需要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通過取消稅費和加強政府間轉移支付將國家對農民的“汲取型”關系轉變為一種“服務型”關系[5]。鄉鎮一級政府在稅費改革以后與鄉村社會的聯系溝通減弱。村莊內由于鄉鎮政權的“退出”以及村級組織的“退場”, 推動了“村莊自治”向“能人治村”的轉變, 在相當程度上, 普通村民實際上已喪失了對村莊事務的話語權, 演變成為“失語者”。一些村莊“能人”往往利用自身掌控的權力、權威及關系網等資源, 損公肥私, 阻滯了近年來的鄉村現代化建設進程。此外, 城鎮化的迅猛發展催生了鄉村的“打工經濟”, 大批農村青壯勞動力外出打工, 常年不在家, 優秀人力資源匱乏, 有生力量短缺, 難以實現鄉村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 從而阻礙農村“廁所革命”的步伐。
三、域外經驗借鑒
梁實秋先生曾說:“察人觀耳后, 看國家則看廁所。”廁所也事關國家的形象, 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廁所問題。其中, 一些國家的治理模式與實踐探索值得我國參考和借鑒。
1.日本。被冠以擁有世界上最干凈廁所國度的美譽的日本, 其廁所潔凈卻并非自始就有。基于旅游景區沒有公廁以及雖有公廁但因衛生條件差而無法正常使用的現實窘境, “日本公廁協會”于1985年成立, “廁所革命”在全國范圍內開展, 通過綜合施策, 形成了聞名于世的“廁所文化”。
2.新加坡。當下的新加坡以清潔、文明著稱, 但是早年也曾被如廁問題所困擾。新加坡政府對公共衛生高度重視, 政府機構配有專人嚴格管理。強化立法, 嚴格執法。新加坡的法律規定, 對于在使用廁所后不主動進行抽水沖洗的, 其行為將被視為違法, 證據確鑿、充分的處以罰款。經過多年的不懈努力, 文明如廁已經被新加坡人視為一種最為基本的行為規范。
3.韓國。韓國于1999年10月成立了廁所協會, 其受政府委托實施等級制度, 對全國公廁品質實施認證, 強化對公廁管理人員的教育, 促進了韓國公廁品牌開發事業的健康發展。韓國國會于2006年4月通過了《公共衛生間法》, 為廁所協會管理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和支撐。公廁協會于2009年2月設立了衛生間品質認證委員會, 公廁評價認證制度于2010年5月正式實施, 他們用了20年時間完成“廁所革命”, 但當下韓國絕大多數的城市公共廁所窗明幾凈, 為公眾提供了優質的如廁體驗。
4.美國。美國大多數公廁里, 輪椅專用扶手、給嬰兒換尿布的專用臺、廁紙、消毒水、濕紙巾、洗手液及一次性馬桶墊等都屬“標配”。即使是位于郊外或鄉村的公廁內, 也都備有廁紙、洗手液、冷熱水等, 廁內十分干凈。對于城市公共廁所的設計, 美國除了男、女衛生間外, 還有家庭衛生間以及中性衛生間等。獨立設置的公廁在美國較為少見, 大多數公廁設置依附于某公共設施或者商業機構。這樣既可以使得廁所得到有效管理, 又極大地提高了使用效率, 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復投資和建設。
5.加拿大。加拿大自稱是無警察、無防盜門、無公共廁所的“三無”國家。加拿大從保護人的自然生理需求出發, 馬路兩側的任何一個單位、部門的廁所均可供行人使用, 而且不收取任何費用。加拿大對公共廁所管理采取“公共財政+出租資源”的模式, 公共廁所的廣告收入用以支付人員工資和購買部分廁所用品。公廁內有沖洗設施, 并配有洗手池、洗手液、衛生紙等, 大都可以達到星級酒店廁所標準。
6.印度。大約一半的印度人口沒有室內廁所, 露天大小便的現象在印度的農村地區尤為突出。圣雄甘地早在1927年就提出, 廁所是印度文明和健康的一項主要指標。莫迪在就任印度總理后, 于2014年發起了“清潔印度”計劃, 將打造一個衛生、清潔的印度作為5年內奮斗的目標。
前5個國家的廁所改革實踐, 都經歷了從“臟、亂、差”到“潔、凈、美”的轉變。各國廁所革命的實施及其成效一方面受本土文化及國民基本素質的影響, 另一方面與執政者, 特別是政府的推動力度有著直接的關系。日本重視廁所的文化治理, 將文化引入廁改實踐, 借助文化的功能破解廁所改革實踐中的困難和問題。新加坡和韓國深入推進廁所的法律治理, 通過立法、執法、司法使得廁所改革的實踐有規可守、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美國和加拿大在廁所的建設、管理和使用方面, 重視協調社會各方力量的參與和廁所這一公共衛生資源的共享。而印度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 直面問題不回避, 強力推進“清潔印度”計劃, 雖然這種“運動式”治理的成效與預想有一定的差距, 但其自上而下的推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發動群眾的目的。
四、四維治理進路
新時代下我國通過啟動“廁所革命”以期實現實質性突破, “廁所革命”的提出是治理態度和立場的話語表達更迭, 具體推動“廁所革命”實施的路徑是話語表達向行動表達的深化, 應以鄉村社會治理的時空場域考察鄉村廁所問題, 從而形成科學有效的治理進路。我國的鄉村社會治理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 形成了三種進路: (1) 1949年之前的“縣政紳治”進路。舊中國從中央到地方的社會治理依托“皇權代理人”, 但“皇權不下縣”。在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治理體系中, 官治體制及宗族組織分別是皇權與族權的代表和象征。這兩者與掌握權力的鄉紳一起共同構建起了較為穩定的鄉村政治體系, 可謂“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倫理、倫理出鄉紳”[6]。因此, 在傳統的中國社會, 國家政權通過鄉紳實現控制鄉村社會的目的, 這種治理模式的主要短板在于治理資源投入的不平衡, 在治理場域方面則是對于縣以下行政區域缺乏重視。 (2) 1949年至1978年的“政社合一”進路。新中國成立后, 我國鄉村社會逐漸以“全能政府”的權威角色強力構建起了“強政府-弱社會”的社會治理格局, “政治權威延續的權力觀念介入整個社會各個領域和個體生活諸多方面, 難以受到現有法律、道德和規則的有效限制”[7]。因為缺乏民間力量的有效參與, 這種一元治理模式容易對政府形成過度的依賴, 群眾的自主性不能得到充分發揮。 (3) 1978年之后的“鄉政村治”進路。費孝通認為, “在鄉村社會中村民更重視的并非有法律保障的契約, 而是相互交往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村民之間的信任感”[8]。“鄉政村治”進路“既堅持國家統一領導, 又重視農民群眾參與, 體現了國家與社會分權原則”[9]。然而“鄉政村治”通過壓力型體制并運用數字化考核機制實現調動基層政府積極性和監督地方政府雙重目的, 對當下基層組織力量不足的現實考量不足, 容易導致農民負擔的加重, 引發干群關系的緊張。因此, 回顧我國鄉村社會治理史, 三種形態各異、重點有別的治理進路皆存在短板, 治理鄉村廁所問題無法完全依托既往的治理進路以達成鄉村環境治理的“善治”狀態, 而需要結合既有的治理經驗在治理主體、場域、文化及規范等4個維度實現治理進路的有效嬗變。
(一) “一主多元”治理:多元主體協同合力, 共建共治
鄉村社會訴求呈現出多樣化態勢, 這一現實呼喚著鄉村治理在黨委領導和政府主導下走向多元共治, 實現“善治”。“善治”的過程, 不只是還政于民的過程, 還是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既離不開政府, 更離不開村民[10]。在社會治理層面, 黨在十九大報告中就明確提出, 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三治”的融合, 既落實了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法治建設原則, 還有利于鄉村社會“善治”目標的實現。構建“一主”背景下的“多元”治理格局既是國情的需要, 更是現實的需要。“一主”是指黨委和政府。“多元”, 既包括基層自治組織, 還包括人民團體、企事業單位及其他社會組織等主體。
1. 堅持黨的領導, 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
黨委政府必須實現從管理向治理的轉變, 具體講, 要實現三個轉變: (1) 實現行動理念上的轉變, 即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變。 (2) 實現行動主體上的轉變, 即由“絕對一元”向“相對一主”的轉變。在社會治理創新中, 政府既要充分發揮其主導作用, 又要依托其職能, 充分動員和調動各方社會力量積極參與。 (3) 實現行動取向上的轉變。即, 實現從“管控—專斷”到“協商—合作”的轉變。進行鄉村“廁所革命”, “一主”與“多元”之間要進行平行式溝通, 強化協作與協商, “廁所革命”才能穩步推進。
2. 各主體分工協作, 相互補強, 發揮好“多元”功能。
(1) 調適多元主體之間的角色定位。各主體既有明確定位分工, 又相互協作聯系, 充分發揮各主體的自身作用, 做到占位不越位、補臺不拆臺, 各主體之間實現良性互動。 (2) 充分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農民既是鄉村的真正主人, 也是鄉村振興的主體, 是推進鄉村“廁所革命”的主力軍。多次強調, 鄉村振興要堅持農民主體地位, 發揮農民主體作用。只有把廣大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化為動力, 充分堅持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建設主體、治理主體、受益主體地位, 鄉村“廁所革命”才能行穩致遠。
總之, “一主多元”治理模式將傳統的單主體、單向管制轉變成了多主體、雙向互動, 將黨委政府、鄉村社會及市場這三駕馬車有機結合, 在鄉村治理中均發揮各自的積極作用。具體而言, 黨委政府積極發揮其對鄉村公共資源的調控權, 鄉村社會組織及個人充分發揮各自主觀能動性, 社會各界積極響應, 以實際行動支持鄉村廁改工作, 這樣既可以大幅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及政府行為的失范概率, 又可以極大地激發鄉村社會的內生治理動力。
(二) 基層治理:抓基層、重基礎
1. 將農村作為“廁所革命”的重點地區, 堅持治理場域的重心下移。
廁所問題看似小問題, 但其關乎大民生和大文明。2018年3月30日, 以“推進廁所革命, 共創美好生活”為主題的世界廁所工作大會在西安召開, 大會發布了《2018西安世界廁所工作大會倡議書》, 將“廁所革命”再次推向深入。我國第三次農業普查表明, 全國2.3億的農戶僅36.2%的農戶使用衛生廁所。農村廁所改造既要安全衛生, 還要立足實際, 切忌“一刀切”, 不顧地方實際將所有旱廁改為水廁。在廁改中, 要著力避免廁所污水對水和土壤造成不必要的污染。研究表明, 農村環境已成為影響人們是否愿意居住在鄉村及資源向鄉村流動的重要制約因素之一[11]。因此, 要進行綜合治理。農村的“廁所革命”是一項系統性工程, 既要確保生態環保、衛生健康, 又要與新型城鎮化進程和城鄉融合發展相融合。要不斷健全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通過推進“廁所革命”, 促進農村移風易俗、環境衛生改善、擴大招商引資引智。
2. 加大投入, 夯實基層治理的物質基礎。
(1) 堅持標準和底線。當前, 農村廁所普遍存在重廁所建設輕配套設施、重建設輕管理等問題。推進農村“廁所革命”關鍵在于嚴守污染防控底線, 堅持衛生標準。指出, “廁所革命”要從小處著眼, 從實處著手。因此我們要立足地方實際, 在廁所設計的完善、坑廁的清潔以及糞污的收集處置等方面下功夫。對于已經廁改的, 要因地制宜抓好配套收集系統、糞污處置系統及管理維護系統建設和完善。對即將進行改建的, 要合理規劃和科學運營。對于衛生保障和環境污染控制目標, 要一次性投入, 一次性實現, 避免重復投資和建設。沒條件的地區要創造條件, 有條件的地區更要積極主動作為, 精心謀劃, 用心設計, 將廁所系統融入農村污水收集管網及處理系統。 (2) 注重經驗總結和推廣。農村廁改既要注重頂層設計, 自上而下推動, 又要匯聚基層智慧, 在試點成功的基礎上, 循序漸進加以推廣。全國愛衛會在總結多年實踐經驗的基礎上, 積極推薦六種農村廁所整治技術模式。截至2015年, 三格化糞池式、雙甕漏斗式以及三聯沼氣池式這三種技術模式的應用比例分別為47.9%、20.9%和19.5%[12], 完整下水道式、糞尿分集式以及雙坑交替式另三種技術模式也極具推廣使用價值。 (3) 加大科技投入。堅持問題導向和市場導向, 緊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 立足鄉村實際, 在充分總結既有改廁經驗的基礎上, 梳理出存在的突出問題, 著力解決好特殊氣候地區的旱廁、冰廁等技術難題, 為“如廁難”“排污難”“處理難”問題的解決提供技術支持;緊盯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建設目標, 大力推進新的廁所系統研發, 使其能夠達到節能、節水、舒適、安全、廉價和衛生標準。在完善水沖廁所系統 (或者抽水馬桶) 的基礎上, 全力推進能夠滿足人性化需求的智能廁所系統 (或者智能馬桶) 的研發和推廣應用, 使其兼具休閑娛樂、健康服務、公共服務等功能。通過不斷深化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等先進技術在廁所生態設計中的運用, 進一步增強廁所的服務功能, 降低其運行的經濟成本。 (4) 注重統籌各方協調推進。廁所雖小, 卻承載著民生、經濟、社會、環境等多重功能要求。解決農村廁改中的系統性、普遍性問題, 必須要統籌好規劃、環保、市政、衛生、制造、建設等多重目標要求, 制定更加完備統一的農村廁所規范標準。首先, 要高度重視并協同推進廁所相關產業的協同發展。《全國旅游廁所建設管理新三年行動計劃 (2018—2020) 》提出, 全國擬新、改、擴建旅游廁所64 000座。如果附帶環保、旅游、高新技術等周邊產業, 將催生出千億元產業規模群。其次, 立足地方實際, 因地制宜, 厘清并明確農村廁所管護及糞污處置的相關責任主體, 探索“以商養廁、以商管廁”的廁所商業化運作新模式。有條件地區, 應積極鼓勵將廁所系統建設與農業沼氣化系統、農業有機肥生產系統和農村污水處理系統統一規劃。
3. 強化基層黨組織建設, 提升基層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基層是黨的執政之基石和力量之源。只有選好一個支書、配強一個班子, 才能實現帶好一個集體、致富一個村子的目標。嚴格執行《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等相關規定, 對村“兩委”的地位及職能進行準確定位, 充分發揮其在農村廁改工作中的作用
(三) 文化治理:注重教育, 強化引導, 營造良好廁所文化氛圍
對于廁所文化, 民間認為是“如廁者在廁所墻壁、門板等載體上留下的各種圖文等物質痕跡資料的總和”[13]。也有學者認為“廁所文化是廁所建筑與管理的綜合文化呈現”[14], “廁所文化是與人類排泄行為及其場所相關的人造物 (包括精神和物質) 的總和”[15]。物質文明看廚房, 精神文明看茅房。作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方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廁所文明的推進必須以廁所文化的優化為依托。
1. 轉變舊思想, 樹立新觀念。
“廁所革命”看似改善廁所衛生, 其實質是革除舊思想、改變落后習慣。要通過多種宣傳方式讓廣大老百姓充分認識到各種不文明行為的危害性;各級黨委、政府要充分認識這個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廁所文化建設非一朝一夕之功, 以日本為例, 其花費了30年的時間, 方才構建起了賦以清潔、人性、文明等核心內涵的廁所文化。我國的廁所文化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 任重而道遠。
2. 探索多元化的文化治理形式。
加強輿論宣傳教育, 將宣傳教育活動在農村、社區、學校、企業、單位常態化。諸如在每年11月19日“世界廁所日”等重要時間節點, 采取舉辦科普講座等方式, 全方位、多形式宣傳衛生知識, 引導人們養成文明如廁習慣;在廁所內顯眼位置安裝或張貼廁所文明宣傳牌或文明提示語, 引導群眾從小事做起, 從自身抓起。
3. 引入政府績效考核機制。
各地要結合實際, 建立美麗鄉村建設考核指標體系, 將公廁建設數量和質量達標情況及廁所文明作為重要考核內容, 不斷改善農村廁所衛生基礎設施, 堅決克服公廁運營中表面上“多頭管理”與實質上“無人管理”的問題。對廁所的軟硬件建設及廁所的建設者、使用者和維護者等要提出不同要求, 充分發揮考核指標的指揮棒和導向作用, 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廁所的改造力度, 改善農村的衛生環境和農民的衛生習慣。
(四) 法律治理:科學立法, 嚴格執法, 公正司法
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 鄉村振興戰略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被明確提出, 并作為七大戰略之一被寫入黨章。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 鄉村“廁所革命”不僅引領著鄉村文明, 更關系著廣大農民對幸福的獲得感。為了保障和推動“廁所革命”的順利推進, 深入推進法律治理是必然的選擇。
1. 高度重視鄉村法治建設。
推進鄉村“廁所革命”, 一是靠深化改革, 二是靠健全法治。鄉村作為我國最基本的治理單元, 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 但鄉村法治建設與城市法治建設之間存在著嚴重不平衡問題。從法制建構的角度來看, 鄉村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當務之急就是要以法律規范實現高效民主的鄉村治理體系, 為實現新時代的鄉村振興偉大戰略提供重要的政治基礎保障[16]。
2. 健全完善鄉村振興法律體系。
我國涉農立法總量不足、質量不高, 主要依靠政策進行指導、管理“三農”工作。 (1) 我們要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為契機, 借鑒國外先進的理念和成功的經驗做法, 加快健全完善廁所文明法律法規體系。在立法過程中, 既要做好國家硬法與民間軟法之間的銜接, 又要做好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的融合。特別要重視對鄉規民約的制定、修訂, 充分發揮其規范、引導及評價作用, 規范如廁行為, 引導鄉村文明建設。 (2) 立法機關要充分學習借鑒新加坡、韓國、美國等鄉村建設起步較早的國家的鄉村振興法治經驗, 重視鄉村的建設管理, 并將涉及“三農”的相關政策法規的制定擺在優先位置。就廁改而言, 聯合國將“實現人人享有適當和公平的環境衛生和清潔水, 消除露天排便習慣”作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確定的奮斗目標[17], 我國的《全國城鄉環境衛生整潔行動方案 (2015—2020年) 》將85%的全國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作為奮斗目標[18], 《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19]《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20]也均明確要求堅持不懈推進廁所革命, 因此, 健全法律體系尤為重要和必要。
3. 全面貫徹落實鄉村振興相關法律法規。
(1) 通過傳統媒體和現代媒體、自媒體等平臺, 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和方式, 宣傳落實公眾文明如廁規范。 (2) 健全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 積極引導農民有序參與鄉村治理, 提升農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水平。 (3) 通過嚴格執法、公正司法, 為鄉村“廁所革命”的順利推進提供強有力的法治保障。
五、結語
鄉村興則國家興, 鄉村衰則國家衰。作為補齊民生短板、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和落實“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的重要舉措, 鄉村“廁所革命”的推進, 既要基于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國情, 又要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的理念和做法。在治理模式上, 實現由“絕對一元”向“一主多元”的轉變, 全方位調動社會各方治理資源, 自治、法治與德治相結合, 協同共建, 合力攻堅。在治理重點上, 強化基層治理, 著力解決對鄉村治理關注不夠、投入不足、治理不力等問題。在治理方法上, 從“內”打破觀念瓶頸, 重塑廁所文化, 從“外”強化法律治理, 確保治理有效。
作者簡介： 劉寶林 (1977-) , 男, 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為法律治理。
基金： 陜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 (2015ZD007);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02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