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對湖北省農村老人的問卷調查
摘要：農村老人作為當前農地經營的重要主體，其轉出農地的意愿將對農地資源的優化配置產生重要的影響。本文基于對湖北省農村老人的問卷調查數據，對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形勢下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進行了考察，分析了農地保障依賴與養老階段對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影響。研究表明，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較高，在有承包地的農村老人中，47.4%的愿意轉出農地。回歸結果顯示，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受到其對農地保障依賴及其所處養老階段的影響。對農地就業保障和養老保障依賴程度較低的農村老人更傾向于轉出農地；處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最低，其次是處于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而處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最高，也即農村老人的自養程度越低，他養程度越高，其越愿意轉出農地，反之亦然。另外，農地保障依賴與農村老人所處的養老階段相關，處于不同養老階段的農村老人對農地保障的依賴程度不同，從而進一步影響了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
關鍵詞：保障依賴；養老階段；農地流轉；農村老人
一、理論基礎
農地流轉作為農地資源優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在應對農地承包關系長期化導致的農地經營規模相對狹小、人地匹配錯位等問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農地流轉實踐在農村的推進，新的農地產權改革應運而生。2011年開始全國試點的農地確權制度首次在實測基礎上對農戶承包地進行登記頒證，為農用地的大規模流轉奠定了產權基礎。2014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指出，要“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實現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引導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這里的“三權分置”被韓長賦認為是引導農地有序流轉的重要基礎，能夠放活農地經營權，解決農村土地要素優化配置的問題。可以說，農地流轉是當前我國農地制度改革及實踐的核心，也是當前農地研究的中心論題。農地流轉可以根據流轉的方向分為轉出和轉入，其中轉出是農地流轉的關鍵環節。因為只要農戶愿意轉出農地，總能找到轉入農地的人。根據Ajzen計劃行為理論的觀點，行為意向是影響行為最直接的因素,所以研究農民轉出農地的意愿有助于更好地解釋農民轉出農地的行為。因此，有必要對農民轉出農地的意愿進行研究。
農地流轉相關研究成果眾多，其中農民轉出農地的意愿及其影響因素是重要的研究方向，相關研究歸結起來有兩個思路：一是對影響農民轉出農地意愿各個方面的因素進行檢驗，意在對影響因素進行全面性考察；二是重點研究單一或特定變量對農民轉出農地意愿的影響，其中，土地所具有的多重功能價值對農民的土地流轉意愿具有重要影響，所以一些學者研究了農地保障功能替代，包括就業保障功能替代、養老保障功能替代、經濟保障功能替代等對農民轉出農地意愿的影響。另外，已有對農地流轉的研究關注到了不同的主體，但鮮有研究關注到農村老人這一群體，尤其是其轉出農地意愿這一主題。與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不同，農村老人缺少制度性的退休約束，所以在年滿60周歲后一般仍然會繼續參加勞動直至喪失勞動能力，有學者稱之為“無休止勞動”現象。在當前農村人口老齡化日益嚴峻、青壯年勞動力外流導致勞動力減少的背景下，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問題日益凸顯，過度勞動參與的問題也日益普遍。但農村老人過度勞動參與并非一種好的晚年安排，對其生活質量有較多的負面影響，降低了農村老人晚年的福利水平，也會對我國的農業發展產生較為深遠的影響。所以農村老人轉出農地，進而退出農業勞動，有利于其老年福利的提高，且有利于農地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因此有必要關注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另外，農村老人與青壯年農民不同，后者處于勞動力供給的高峰期，供給將持續較長時間，而前者處于衰退期，供給持續時間個體差異巨大；后者主要通過自我勞動供養家庭，而前者供養家庭的方式具有多樣性及階段性特征。簡而言之，農村老人存在不同的養老階段，而不同的養老階段及其對農地保障的依賴與農地轉出意愿存在一定的關系。因此本文基于對湖北省農村老人的問卷調查數據，對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形勢下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進行考察，重點分析了農地保障依賴、養老階段對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影響。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說
1.保障依賴假說。保障論是學者對我國農地功能的整體性論斷，認為農地承載著多重保障功能。農地所承載的這些保障功能其實反映了農民對農地保障的依賴。農地轉出讓渡了農地的部分權利，消減了農地對其原承包者的保障功能，也就意味著轉出農地的農民放棄或部分放棄了對農地保障的依賴。所以如果農民放棄或部分放棄對農地保障的依賴，那么其轉出農地的意愿就可能提高，反之亦然。因此說農村老人對農地的保障功能存在依賴，影響了其轉出農地的意愿。農地所承載的保障功能是多樣的，一般認為就業和養老是農地核心的保障功能。所以農村老人對農地保障的依賴也主要是就業保障依賴和養老保障依賴。農村老人作為處于生命周期后期的群體，無制度性退休約束，所以農村老人會繼續參加勞動，尤其是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也即農村老人在達到其他群體國家法定退休年齡后，并未與生產資料強制分離，尤其是并未與農地相分離，所以可以持續經營農地，農地的就業保障功能得到持續發揮。另外，在新農保實施之前，絕大部分農村老人并無退休金和養老金，農地是其養老資料的主要來源，所以農地在農村老人養老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而即使在新農保實施后農村老人仍然對農地的養老功能存在嚴重依賴。基于對農地保障依賴與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關系的分析，這里提出以下兩個假說：
假說1：農村老人對農地就業保障的依賴程度越高，其轉出農地的意愿越低。
假說2：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的依賴程度越高，其轉出農地的意愿越低。
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的依賴可以從主觀和客觀兩個角度進行展示，主觀方面主要是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作用的直接評價，而客觀方面則可以通過測量農地向農村老人直接提供的養老資料獲得。養老資料包括通過經營農地獲得自用的生活資料以及通過銷售農產品獲得的現金收入。一般來說一個成年勞動力從農地直接獲得的生活資料數量差異較小，且銷售農產品獲得的現金收入一般又與農業收入接近，所以農業收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征農地對農村老人養老的保障。因為農村老人獲得生活資料的目的在于應對其生活消費，所以農業收入應對農村老人消費支出的能力就體現了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客觀依賴的程度。基于以上分析，由假說2得出以下兩個推論：
推論1：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作用的主觀評價越高，其轉出農地的意愿越低。
推論2：農村老人農業收入應對其消費支出的能力越高，其轉出農地的意愿越低。
除通過面向農地獲得養老資源外，農村老人還可能通過面向家庭及社會獲得養老資源。前者主要通過子女等的供養獲得，后者主要通過社會養老保險獲得。因為額外養老保障資產的引入會減小個人對既有養老保障方式的依賴，形成替代效應，所以社會養老保險的實施會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農地的養老保障功能，從而降低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的依賴，提高其轉出農地的意愿。同理，子女等的供養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的依賴，提高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因此，這里進一步由假說2得出以下兩個推論：
推論3：子女供養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越高，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越高。
推論4：社會養老保險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越高，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越高。
2.養老階段假說。農村老人的養老階段性特征反映了生命周期對農村老人養老的約束。生命周期的原義是指由自然人口的再生產機制所驅使的成熟和生育過程。生命周期可以用來分析生活資源的供給，并以生活資源供給為標準將農村居民的一生劃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為他養階段，從個體出生到獨立生活這一段時間；第二個階段為自養階段，從獨立生活到喪失自我供養能力這一段時間；第三個階段也為他養階段，從喪失自我供養能力到生命終結。農村老人的養老缺少制度性的退休約束，所以即使在年滿60周歲后，農村老人仍然可以依靠經營土地以及從事其他工作獲得生活資源。因此，在農村老人年滿60周歲以后，在他養階段之前，還將存在一個自養階段，從自養階段到他養階段中間一般還存在一個過渡階段，即半自養階段。也即根據生命周期理論并結合農村實際，這里認為農村老人養老階段根據生活資源的供給狀況可以分為自養階段、半自養階段和他養階段三個階段。處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生活資源供給的主體是自己，對農地的依賴較高，所以轉出農地的意愿較低；而處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對農地的依賴較低，所以轉出農地的意愿較高；處于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對農地的依賴高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但低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所以轉出農地的意愿低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但高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假說3：農村老人的養老階段影響其轉出農地的意愿，處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最低，其次是處于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處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最高。
（二）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了華中農業大學農村社會建設與管理研究中心對湖北省農村地區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實地調研數據。2014年9月和12月，中心先后對湖北省的浠水縣、安陸市、洪湖市農村老人開展了問卷調查。調查采用分層抽樣的方法選取樣本縣（市）、鄉（鎮）、村，湖北省共抽取3個縣（市），每個縣（市）隨機抽取3個鄉（鎮），每個鄉（鎮）隨機抽取4個行政村，每個行政村隨機抽取24個樣本。調查共抽取了9個鄉（鎮）36個行政村的約860個樣本。調查均由華中農業大學社會學系學生組成的調查小組分赴各鄉（鎮）進行入戶調查，調查質量較高。調查共發放問卷約860份，收回有效問卷810份，有效回收率約94%。因為本文探討的是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及其影響因素，所以剔除家中已經沒有集體分配耕地或從別人那里租用耕地的樣本，剩余樣本623人。
（三）計量模型
因變量中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為二分類選擇變量，因此，擬建立二元Logistic回歸模型來分析影響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因素。其模型形式為：
（1）式中，pi為農村老人i愿意轉出農地的概率，α表示常數項，xj表示第j個影響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自變量，n為自變量的個數，βj是自變量回歸系數。農村老人愿意轉出農地的概率與不愿意轉出農地的概率的比值pi/1-pi為事件發生比，對其進行對數變換，得到Logistic回歸模型的線性表達式為：
（四）變量選擇
1.保障依賴變量。農村老人對農地保障的依賴包括就業和養老兩個方面。對農地的就業保障依賴用農村老人的勞動工作狀況表征。農村老人的勞動工作狀況包括“全職務農”“兼業務農”“全職非農”“部分退出勞動”以及“完全退出勞動”等方面，其中“全職務農”意味著農村老人對農地就業保障的依賴程度很高；“兼業務農”“部分退出勞動”則意味著農村老人對農地就業保障具有一定的依賴，但程度不高；而“全職非農”“完全退出勞動”則意味著農村老人對農地就業保障的依賴程度較低。所以這里將“兼業務農”“部分退出勞動”合并為“兼業務農/部分退出勞動”，而將“全職非農”“完全退出勞動”合并為“全職非農/完全退出勞動”項。
根據前文理論分析，對農地的養老保障依賴主要由2個變量表征，分別是農地養老保障作用的主觀評價和農業收入應對消費支出的能力，其中前者表征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的主觀依賴程度，后者表征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的客觀依賴程度。為充實論證，研究還選擇了子女供養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社會養老保險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2個變量，以逆向論證農地養老保障依賴與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農地養老保障作用的主觀評價主要通過詢問農村老人以下題目獲得：“對您來說，土地在您養老中發揮的作用大不大？”選項分別有“非常小”“比較小”“一般”“比較大”“非常大”。農業收入應對消費支出的能力則通過將農村老人個人農業生產純收入除以其個人消費支出獲得。子女供養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通過子女等對農村老人供養數量除以農村老人個人農業生產純收入與子女等對農村老人供養數量之和計算獲得，社會養老保險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通過農村老人個人領取養老金數量除以農村老人個人農業生產純收入與其個人領取養老金數量之和獲得。
2.養老階段變量。根據前文分析，這里通過農村老人的養老資源供給主體確定養老階段變量，養老資源供給主體除養老金、農業補貼等之外，主要為自己及配偶的意味著處于自養階段，主要為子女的意味著處于他養階段，兩者均有的意味著處于半自養階段。
3.控制變量。參照既有研究，這里將性別、年齡、受教育年限、是否有慢性病、婚姻狀況、個人收入對數、子女數量、子女家庭經濟狀況、與子女的關系、家庭承包農地面積、農地流轉價格認知、所在村地形等設置為控制變量。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1。
三、結果與討論
（一）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調查統計結果顯示（見表2），在參與調查的810個有效樣本中，有623個樣本所在家庭擁有耕地，比例占到了76.9%，而23.1%的樣本所在家庭沒有耕地。之所以有23.1%的樣本所在家庭沒有耕地，與農村分家析產的傳統相關。農村家庭中一般兒子較多，當兒子長大成人并結婚以后一般會進行分家。耕地會在分家過程中進行分割，部分老人會將耕地全部分給兒子，更多的老人則會在自己失去勞動能力后將耕地交給兒子。本文主要分析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所以選擇了總體樣本中所在家庭中有耕地的農村老人進行分析。而對于所在家庭已經沒有耕地的農村老人，詢問其轉出農地的意愿意義不大。所在家庭有耕地的樣本中，47.7%的愿意轉出農地，可見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很高，接近一半，而如果再加上已經沒有耕地的樣本，那么愿意轉出農地的比例將更高。雖然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很高，但有轉出農地行為的卻相對較少，比例只有26.5%。
本文主要考察保障依賴、養老階段對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影響，所以這里首先通過交互分類表展現變量之間的關系。
表3顯示，對農地保障的依賴與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高度相關，對農地就業保障依賴程度較高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較低。全職務農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最低，僅38.0%，兼業務農/部分退出勞動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有所提高，但提高程度不大，比例為46.3%，而全職非農/完全退出勞動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大幅度提高，達到66.5%。綜合來看，農村老人對農地就業保障依賴的程度越高，其轉出農地的意愿越低，反之亦然。
農地養老保障依賴與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關系。統計結果顯示，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的依賴程度越高，其轉出農地的意愿越低，反之亦然。首先，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作用的主觀評價。表3顯示，認為農地在其養老中發揮的作用非常大的樣本，僅有34.4%的愿意轉出農地，而作用比較大、一般和比較小的樣本，分別有37.8%、52.2%和61.1%的愿意轉出農地，而認為作用非常小的樣本，愿意轉出農地的比例高達83.7%。其次，農業收入應對消費支出的能力。這里將農業收入應對消費支出的能力分為無應對能力（農業收入為0元）、部分應對能力（0元＜農業收入＜個人消費支出）和完全應對能力（農業收入≥個人消費支出）。表3顯示，在農業收入對其個人消費支出無應對能力的樣本中，有高達65.6%的愿意轉出農地，隨著應對能力的提高，樣本轉出農地的意愿逐漸降低，而有完全應對能力的樣本中，僅25.9%的愿意轉出農地。
表3還顯示，農村老人的養老階段與其轉出農地的意愿也高度相關，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處于自養階段的樣本愿意轉出農地的比例為35.6%，處于半自養階段的樣本愿意轉出農地的比例提高到47.9%，處于他養階段的樣本愿意轉出農地的比例則高達66.9%。可以發現，處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最低，其次是處于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而處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最高。
（二）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影響因素的Logistics回歸結果分析
這里進一步通過建立11個回歸模型來估計自變量與控制變量的影響程度及其顯著性水平。模型1是放入控制變量的基本模型，模型2～7是在模型1基礎上分別增加了勞動工作狀況、農地養老保障作用的主觀評價、農業收入應對消費支出的能力、子女供養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社會養老保險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和養老階段等變量。不同自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相互關系，所以模型8在模型1基礎上同時增加了勞動工作狀況變量和農地養老保障作用的主觀評價變量，模型9在模型1基礎上同時增加了勞動工作狀況變量和農業收入應對消費支出的能力變量，模型10和模型11則分別在模型8和模型9基礎上增加了養老階段變量。回歸分析的結果見表4和表5。
首先來看控制變量的影響。表4顯示，控制變量中性別、年齡、是否有慢性病、與子女的關系、家庭承包農地面積、是否知道本村農地流轉價格、所在地區地形等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模型1顯示，性別變量在p＜0.05的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意味著女性比男性更愿意轉出農地。年齡變量在p＜0.01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即年齡越大的農村老人更愿意轉出農地。是否有慢性病變量在p＜0.05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意味著有慢性病的農村老人比沒有慢性病的農村老人更愿意轉出農地。與子女的關系變量也在p＜0.01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即農村老人與子女的關系越好，那么其更愿意轉出農地。家庭承包地面積在p＜0.05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即農村老人所在家庭承包地面積越大，那么其更愿意轉出農地。是否知道本村農地流轉價格在p＜0.01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即知道本村農地流轉價格的農村老人，相對于不知道本村農地流轉價格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越高。模型1還顯示，所在地區的地形因素也會對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產生影響，相對于處在平原地區的農村老人，處在山地和丘陵地區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更高。
再來看勞動工作狀況對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影響。由模型2和模型1的比較可以看出，當加入勞動工作狀況變量后，模型2的-2倍對數似然值相較模型1有所降低，Nagelkerke R2由0.148提高到了0.190，這意味著模型2比模型1擬合得更好，模型的解釋力也增強了，說明勞動工作狀況變量對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有較大的影響。在模型2中，全職務農變量和兼業務農/部分退出勞動變量均在p＜0.01的水平上顯著負向影響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意味著相對于全職非農/完全退出勞動的農村老人，全職務農的農村老人和兼業務農/部分退出勞動的農村老人更不愿意轉出農地。同時全職務農的系數為-1.079，而兼業務農/部分退出勞動的系數為-0.821，說明全職務農比兼業務農/部分退出勞動的農村老人更不愿意轉出農地。也就說明，農村老人對農地就業保障依賴程度越高，越不愿意轉出農地，反之，農村老人對農地就業保障依賴的程度越低，越愿意轉出農地。因此，假說1得證。
這里進一步檢驗農地養老保障作用對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影響。從模型3、模型4和模型1的比較來看，當分別加入農地養老保障作用的主觀評價變量、農業收入應對消費支出的能力變量后，模型3和模型4的-2倍對數似然值相較模型1進一步降低，Nagelkerke R2則有較大幅度的提高，分別達到了0.204、0.199。在模型3中，農地養老保障作用的主觀評價變量在p＜0.01的水平上顯著，且方向為負。在模型4中，農業收入應對消費支出的能力變量在p＜0.01的水平上顯著，方向也為負。這就意味著無論從主觀視角還是客觀視角來看，農地發揮的養老作用越大，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越低，反之亦然。因此，推論1、推論2得證。
模型5和模型6將逆向論證農地養老保障作用對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影響。從模型5、模型6和模型1的比較來看，當分別加入子女供養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變量和社會養老保險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變量后，模型5、模型6的-2倍對數似然值相較模型1均有所降低，Nagelkerke R2則均達到了0.205。在模型5中，子女供養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變量在p＜0.01的水平上顯著，且方向為正，在模型6中，社會養老保險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變量在p＜0.01的水平上顯著，方向也為正。這就意味著子女供養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越高，社會養老保險對農地養老保障的替代程度越高，那么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越高，反之亦然。因此推論3、推論4得證。綜合模型3—6，無論是正向還是逆向論證，均說明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依賴程度越高，其轉出農地的意愿越低，反之農村老人對農地的養老保障依賴程度越低，其轉出農地的意愿越高，因此假說2得證。
進一步看養老階段的影響。由模型7和模型1的比較可以看出，當加入養老階段變量后，模型7的-2倍對數似然值有所下降，而Nagelkerke R2有所提高，由0.148提高到了0.183。在模型7中，自養階段變量和半自養階段變量均在p＜0.01的水平上顯著正向影響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意味著相對于處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處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和處于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更不愿意轉出農地，同時自養階段的系數為-1.115，而半自養階段的系數為-0.701，說明處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比處于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更不愿意轉出農地。也進一步說明，農村老人的自養程度越高，越不愿意轉出農地，而農村老人的他養程度越高，則越愿意轉出農地。因此，假說3得證。
因為自變量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關系，所以這里進一步將勞動工作狀況變量分別和表征主客觀農地養老保障依賴的變量同時放入模型，得到模型8、模型9。模型8和模型9的-2倍對數似然值相較模型1—4均有所降低，Nagelkerke R2也分別提高到了0.222和0.215，其中勞動工作狀況變量、農地養老保障作用的主觀評價變量、農業收入應對消費支出的能力變量均顯著，但系數和顯著性有所變化，其中系數的絕對值均有所降低，兼業務農/部分退出勞動的顯著性在2個模型中均降低到p＜0.05的水平。說明勞動工作狀況與農地養老保障依賴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可能因為不同勞動狀況下農地在養老中發揮的作用不同，從而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的依賴程度也不同。顯然勞動工作狀況為全職務農的農村老人對農地養老保障的依賴程度要高于勞動工作狀況為兼業務農/部分退出勞動、全職非農/完全退出勞動的農村老人。
與模型8、模型9不同，模型10和模型11進一步控制了養老階段變量，-2倍對數似然值下降到735.418和737.936，而Nagelkerke R2則提高到0.239和0.230，模型解釋力進一步提高。在模型10和模型11中，養老階段變量的系數和顯著性發生了一定的變化，自養階段系數的絕對值有所降低，而半自養階段的顯著性在模型10中降低到p＜0.1的水平，在模型11中半自養階段系數不再顯著。在2個模型中勞動工作狀況變量的系數和顯著性均有所降低，全職務農的顯著性均降低到p＜0.05的水平，兼業務農/部分退出勞動的顯著性均降低到p＜0.1的水平。而農地養老保障作用的主觀評價變量和農業收入應對消費支出的能力變量的顯著性并未發生變化，但是系數的絕對值有所降低。以上均說明養老階段與農地保障依賴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相互消減了對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影響。可能因為處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主要通過生產勞動籌措養老資金，對農地保障的依賴較高，所以轉出農地的意愿較低；處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一般來說已經退出勞動，所以生活消費來源基本全部來源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員，因此對農地保障的依賴較低，所以轉出農地的意愿較高；而處于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其日常生活開支一部分來自自我勞動，另一部分來自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員的供養，對農地保障的依賴高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但低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所以轉出農地的意愿處于兩者之間。
這里進一步分析了養老階段與農地保障依賴之間的關系。
表6顯示，處于自養階段和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全職務農的比例最高，而處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更可能全職非農/完全退出勞動，且兩者之間的關系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處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認為農地在養老中發揮的作用非常大的比例最高，為24.7%，而處于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認為農地在養老中發揮的作用比較大的比例最高，而處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認為農地在養老中發揮的作用比較小和非常小的比例最高。對于大部分農村老人來說，農業收入僅能部分應對其消費支出，但對于處于自養階段和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農業收入對消費支出有完全應對能力和部分應對能力的比例遠高于處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反之處于自養階段和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農業收入對消費支出無應對能力的比例分別為27.5%和26.9%，而處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農業收入對消費支出無應對能力的比例高達80.1%。所以說，處于不同養老階段的農村老人其勞動工作狀況以及農地發揮的養老保障作用不同，或者說處于不同養老階段的農村老人對農地保障的依賴程度不同，從而進一步影響了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
四、結論及政策含義
本文基于對湖北省農村老人的問卷調查數據，對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形勢下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進行了考察，分析了保障依賴、養老階段對農村老人轉出農地意愿的影響。研究結論如下：第一，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較高，在有承包地的農村老人中，47.4%的愿意轉出農地。第二，對農地就業和養老保障依賴程度較高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較低，而對農地保障依賴程度較低的農村老人則更傾向于轉出農地。第三，處于他養階段的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最高，其次是處于半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最后是處于自養階段的農村老人，也即農村老人的自養程度越高，越不愿意轉出農地，而農村老人的他養程度越高，則越愿意轉出農地。第四，對農地的保障依賴與農村老人所處的養老階段相關，處于不同養老階段的農村老人對農地的依賴程度不同，從而進一步影響了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
基于研究結論，這里認為改善農村老人晚年福利以及農村勞動力老齡化趨勢，促進農地流轉，實現農地資源優化配置的根本在于降低農村老人對農地保障的依賴。降低農村老人對農地保障的依賴，最主要的是降低農地的就業和養老保障功能，進而縮短農村老人的自養階段和半自養階段，而這都離不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尤其是養老保障制度的完善。在理論上講，如果農民得到穩定收入來源，土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將會弱化，農民對土地的依附性隨之降低，若社會保障制度能代替土地本身承載的就業價值與社會保障功能，則會對農民的農地轉出意愿產生積極的正向作用。所以，進一步完善當前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逐步提高其養老金水平，增強養老金對農地保障功能的替代，將有助于提高農村老人轉出農地的意愿。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農地流轉以及農地規模經營的實現其實反過來也將壓縮農村老人經營農地的空間，起到進一步促進農地流轉的作用。
（作者系西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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