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春節期間, 王磊光的網文《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近年情更怯, 春節回家看什么》, 通過新媒體傳播, 引起社會熱議。2016年春節, 筆者寫作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 (以下簡稱《鄉村圖景》) 通過新媒體, 再次引起社會對農村話題的關注, 使得返鄉書寫成為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熱點。從表象看, 返鄉書寫是圍繞社會敏感問題, 學者、媒體、大眾在新媒體語境下的一次交流和融匯。但從知識生產的角度看, 則隱含了知識分子如何介入現實, 個體經驗如何和真實問題對接, 寫作者如何重建與現實的關聯等命題, 換言之, 在知識和理論重重包裹的學術語境中, 返鄉書寫, 是寫作主體在問題的刺激和喚醒下, 脫下文字的華麗外裝, 與現實和刺心難題的一次短兵相接。這種話語實踐的背后, 需要梳理很多基本問題, 作為一個參與返鄉書寫的實踐者, 筆者將從寫作主體的角度, 結合《鄉村圖景》的寫作、傳播、衍變及發酵過程, 追問如下問題:第一, 我為什么成了返鄉書寫的實踐者?第二, 農村從什么時候開始, 逐漸從我精神成長的載體, 變為一個問題的載體?第三, 為什么返鄉書寫在文學已經邊緣化的情況下, 會造成這么大的社會影響?它和寫作主體到底有什么關系?
一
我曾經多次談到, 寫作《鄉村圖景》一文的動機來自最直接、最原始的情感沖撞, 來自丈夫的家庭在鄉村相當典型的生存境遇對我的震動。對于受過學術訓練的人而言, 有了一定的生活閱歷, 自然會進行這樣的理性思考。事實上, 直到今天, 我都不覺得《鄉村圖景》寫得有多好, 也不覺得王磊光2015年的返鄉文本就已經很成熟。但我得承認, 《鄉村圖景》對我而言特別重要, 我不是為寫而寫, 而是契機成熟, 非寫不可, 不吐不快。在我內心, 一直有一個更為隱蔽的聲音, 寫作此文時, 除了農村兒媳的身份, 我始終內置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視角。盡管知識分子這個詞在現有語境中語義敏感而又邊界模糊, 但多年來, 我總是不自覺地拿它返觀內心, 面對丈夫家的情況, 在寫作《鄉村圖景》一文時, 我同樣陷入了這種路徑。除了親歷者和親人的視角, 我身后總響起一種更為急切的聲音, 我會問自己:這就是赤裸裸的現實和真相, 現在已呈現在你眼前, 作為一個以寫作和文字為生的人, 你如何面對所看到的一切?如何擺正自己的位置?如何過濾掉其中的情感, 將個體的經驗和遭遇上升到對更多人的生存境遇的呈現?我得承認, 在自己的返鄉書寫實踐中, 內心一直聽從這種聲音的召喚, 我對自己的身份始終充滿了警惕、內省和糾結。
到底糾結什么?在此我愿意回到內心的真實感受。說近點, 真正讓我內心糾結的并不單是生存的艱難, 以買房為例, 對年輕人來說, 如果沒有別的支持, 壓力很大, 內心也會覺得特別沮喪, 但這還不是最痛苦的事情。讓人內心真正痛苦和糾結的, 是因為在原來的教育基礎上, 我們內心還持有很多對知識分子的自我要求, 這涉及自我認知及其與實踐的關系。這么多年來, 我特別困惑和迷茫,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樣的人, 在干嘛, 不知道哪一種生活是自己的真實生活。
當理性的討論難以有效進行時, 它會以情緒的形式呈現, 通過特殊的文本表達出來。王磊光在2015年的返鄉筆記里, 曾提到知識分子的無力感, 就是典型的知識分子的自我認知。可以說, 這個文本之所以引起關注, 打動人心, 并不單純來自對農村困境的敘述。事實上, 稍微有點生活經驗的人, 都明白農村的問題出在哪兒, 甚至很多小說對此都作了典型的呈現 (例如陳應松) 。它之所以打動人, 正是來自王磊光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自身的反思。《鄉村圖景》引起無數人的共鳴, 原因也在于此, 正如前文所言, 表面上我以農村兒媳的身份, 將自己家庭的情況呈現出來, 但實際上, 真正支撐我寫作的是隱秘的知識分子身份。我以什么視角審視這個家庭, 以什么態度對待他們所遭遇的困境?剔除親人的因素, 這里面包含著知識分子和底層民眾最基本的關系。寫作時, 我時時提醒自己, 注意拉緊情緒的韁繩, 避免陷入一場悲情的敘述, 警惕過多的情緒流露影響到個案敘述的公共意義。
不可忽視的是, 返鄉書寫的寫作者之所以能以文學的形式, 達成對社會敏感神經的觸碰, 恰恰源于個人經驗對其立場和視角形成的重要作用, 對個人經驗的正視, 讓他們從理論語境中暫時逃離, 獲得了觀照現實的感性途徑。以我的成長過程為例, 在重回校園念研究生以前, 恰逢90年代國企改革, 我的身份是一名紡織廠的下崗女工。個體命運卷入社會轉型的歷程, 讓我徹底改變了觀照世界的眼光。我不得不承認, 相比后來多年的學院化生活, 這種與時代的赤裸裸的關聯, 對我的影響要大得多, 這讓我意識到個人的認知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我發現, 在擺脫生存困境, 過上期待的學院生活以后, 內心的困惑并沒有減少半分, 不接地氣的虛空感特別強烈, 好像每天就在文字中覓食, 學術的要義僅僅是為了換得生存條件的改善, 感覺自己在經歷一種飄在空中的生活。我總是忍不住問自己, 到底什么樣的生活, 才讓人內心覺得安穩?我沒有辦法回答。在《破碎的圖景:時代巨輪下的卑微敘事》中, 我曾說:“這種逃離的喜悅并沒有維持多久, 在重回校園以后, 我才感到此前的生活和此后的生活, 因為工廠四年的遭遇, 使得我的精神世界一直處于兩個不同的場域, 這種場域之間的反差讓我既沒有辦法安心于學院的精英和高深, 也無法重回過去心安理得的絕望和抱怨。我吃驚地發現在離開工廠以后, 那段日子竟然以一種我沒有預料到的強度釘進了我的生命, 并直接導致了此后我對學院氛圍的游離, 從而加劇了內心的猶豫和懷疑。” (《天涯》2014年第1期)
這種內心的困惑, 同樣作用到我的日常生活。因為姻緣, 我得以走近丈夫的家庭, 接觸到了不同于我經驗世界的另一種生存場景, 當我每次隨丈夫回家, 看到哥哥、嫂子的生活, 看到婆婆的生存環境, 而我們又沒有足夠能力去改變時, 返觀自己在廣州表象光鮮的日子, 就會問自己:親人鄉村生活的日常掙扎、困頓, 我和丈夫隱匿城市與知識為伍的生活, 到底哪一種才是我需要面對的真實?這個時候, 是否能夠坦誠地審視個體, 已成為不可回避的問題。對真相的呈現和對自我的接納, 成為我是否有勇氣直面自己的關鍵。如果沒有對自我的真實接納, 認知自我就是一個偽命題, 人文學術就會淪為話語層面的智力游戲, 從而導致對現實中真正問題的遮蔽, 思考自然無法落地。
對我而言, 一旦啟動個體的生存經驗, 坦然接納真實的自我境遇, 就會發現來自知識層面的概念和現實世界有著天然隔膜, 自然而然, 我會對知識、概念、尤其是西方理論產生警惕, 并由此開始自我懷疑和反省。我在90年代的國營大廠生活, 說到底是一種社會主義公有化體制下的經驗, 它對個體的命運到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對我而言, 是一個接通知識和經驗的關鍵點, 是否正視這個關鍵點, 決定著我思考問題所依賴的是直接經驗, 還是二手經驗。換言之, 在這個背景下, 我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 我的日常生活和學院經驗如何建立有效的對接, 另一方面, 我要選取怎樣的視角來清理我的個人經驗。這兩個方面之所以特別重要, 是因為它背后有一個整體而宏觀的中國社會轉型期的背景。說到底, 我之所以成為一個返鄉書寫的實踐者, 還是和自己對個體經驗的清理有關。
二
以我和王磊光為例, 近兩年返鄉書寫的寫作主體具有如下共同點:在農村長大, 有農村生活的切身經歷, 通過升學來到大城市, 接受高等教育, 甚至拿到博士學位, 具備多年城市生活經驗。也就是說, 盡管返鄉書寫呈現的是農村問題, 但農村作為問題呈現, 和城市經驗提供的視角密不可分。如何呈現農村, 成為寫作實踐的一個基本問題。
事實上, 不管是在王磊光2015年的返鄉筆記中, 還是在我2016年農村兒媳視角下的鄉村圖景中, 都包含一個基本前提:以前的鄉村, 對寫作主體而言, 尚有很多溫馨的回憶, 很多美好的畫面, 鄉村是作為一個精神寄托的載體而存在的, 而今天的鄉村, 在社會激烈的轉型過程中, 已是傷痕累累的問題載體。以我的經歷為例, 祛除童年視角對鄉村的美顏效果, 現在看來, 以前的鄉村, 確實是一個能被整體觀照的對象, 一個能自我生長、包孕精神和內在生機的場域, 它可以孕育一個孩子, 可以教養一個孩子, 它本身就是一個自足的能量場, 可以讓一個生命獲得內在的自足和圓滿。換言之, 以前的農村人, 他的生命價值不需要城市提供的觀念來衡量, 他自有一套在生活中行得通的觀念。現在看來, 盡管從經濟指標衡量, 以前的鄉村也許算得上貧瘠, 但人心是安定的。更重要的是, 農村出色的孩子, 通過讀書, 有改變命運的機會, 當時的社會提供了這樣一條出路。但僅僅十幾二十年, 農村的狀況隨著市場經濟的鋪開, 隨著城鄉互動的增多, 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在轉型過程中, 有些地方因地緣或政策優勢, 獲得了好的發展機遇, 但更多地方, 在城市的壓力下, 根本就沒有招架之力, 農村越來越處于抽空的狀態。盡管從表面上看, 農民的房子越蓋越高、越蓋越新, 但他們為此付出的成本是失去了完整的生活, 造成了夫妻分居、留守兒童、老人孤獨、環境污染等巨大代價, 很多人內心徹底失去了安定感, 多年延續下來的穩固的價值觀轟然塌陷。
因我自小就和外婆生活在一起, 我想以這位老人為例來說明鄉村變化帶來的沖擊。外婆比我大60歲, 從兩歲到12歲, 我一直待在她身邊。可以說, 我的人生觀、價值觀, 對世界的理解和認知, 就來自外公、外婆兩位老人, 來自他們生活的村莊, 來自從小耳濡目染的民風民俗和婚喪嫁娶的日常禮儀。外婆一輩子都沒去過城市, 從未遠離過村莊, 一生的活動半徑就在30里以內, 內心的安定感特別豐盈。但我發現, 到90年代后期, 老人開始變得焦慮。因為我的表弟, 她最器重和喜愛的孫子吸毒了, 事實上, 到90年代, 村莊吸毒、買碼 (六合彩) 、賭博的氛圍非常濃厚, 影響了大多數村民的日常生活。我的表弟當中吸毒的就有兩個, 吸毒需要毒資, 正常渠道行不通, 就會進城去干壞事, 由此給整個家族帶來無窮的困擾。外婆沒有辦法排解, 只能依賴自己的經驗去算命, 算命的也無法給出一個解釋, 就說孩子的命運來自他的長相。我印象中, 表弟吸毒對外婆精神的刺激, 可以和日本入侵家鄉給她帶來的痛苦相比。因為這些生活經驗, 有時我會站在一個老人的角度, 來理解村莊的變遷, 理解傳統和今天斷裂的程度, 理解90年代的社會轉型對一個家庭、一個家族、一個村莊的壓力, 理解這所有的變化對一個老人內心的沖撞。我會問自己, 是什么讓一個人心安定的村莊, 變得如此頹廢?是什么讓一個古風猶存的村莊, 變得如此狂熱地追逐金錢?這種觸目驚心的轉變, 會讓我不自覺地想起童年的村莊, 想起80年代初期, 何士光筆下農民挺直腰桿的形象, 想起賈平凹筆下的美好圖景, 想起童年階段耳熟能詳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 由此帶來的時空幻滅感和斷裂感格外強烈。
我甚至會想, 有一天, 假如我丈夫那邊的兄妹, 他們的孩子獲得一個機會, 具有寫作能力, 他們筆下的童年會是什么樣子?那些留守兒童的經歷, 那些南下童工的經歷, 在他們的人生中, 會留下怎樣的烙印?鄉村作為表達的意象, 事實上已不可能承載任何浪漫的想象, 它的呈現是作為一個問題, 而不是作為一個曾經的精神載體。鄉愁概念, 正隱含了鄉村昨日的溫馨喪失后給人的情感沖擊。直面留守村莊的親人的命運, 我不會從鄉愁的角度考慮問題, 不會因為自己特別喜歡農村, 就希望親人一直留在那里給我營造一個精神家園, 我唯一的希望是他們能過得好一點, 能對抗現代城市滲透給他們的糟粕, 希望他們不要吸毒, 不要賭博, 有書讀, 有機會上大學, 有改變命運的機會。我希望農村能夠恢復本身的活力和生機, 不要僅作為問題的載體而存在。
三
最后, 我想追問第三個問題, 返鄉書寫的影響為什么這么大?2015年王磊光返鄉筆記爆紅, 我當時就好奇, 為什么一個類似會議提綱的文本, 會引起這么大的關注?我更沒想到, 2016年, 我會成為返鄉文本的另一制造者。文本的粗疏和傳播效果之間的差異, 迫使我從文本以外去尋找原因。從文學批評的經驗看, 我的第一感覺是, 返鄉書寫的巨大影響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當下文學的無力。返鄉書寫的喧囂和熱鬧, 與純文學的沉默和邊緣構成了鮮明對比。返鄉書寫明確的問題指向、與現實刀光劍影的對接, 凸顯了當下文學在如何觀照現實層面, 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此外, 與之相關的還有新聞業的整體衰頹。畢竟, 在新聞業沒有受到新媒體沖擊以前, 傳統的報紙、電視, 在介入現實方面, 有著天然的便利和優勢, 能發揮直接的作用。返鄉書寫的走紅, 剔除新媒體的傳播優勢, 從大的層面看, 與文學表達的無力和傳統媒體的失勢密不可分。社會問題依然存在, 問題的凸顯和表達的需求天然依存, 這是一種敘述的剛需。文學或新聞如何面對表達現實、凸顯問題的需求?返鄉書寫不過是在兩者的低谷期, 生逢其時地滿足了需要、抓住了機遇而已。近年來, 非虛構寫作成為文學新貴, 從根本上說, 也和這一大的語境密不可分, 從文體看, 返鄉書寫實踐的正是典型的非虛構寫作。
當然, 除了以上原因, 返鄉書寫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和寫作主體的情感傾向也分不開。前面曾提到, 農村問題對于稍具農村經驗的人, 其實并不陌生, 因此農村圖景要通過文字引起廣泛關注, 是不容易的。我的《鄉村圖景》一文引起關注后, 令我驚訝的是, 竟然有很多平時不怎么來往的女同事給我打電話, 說以后要對丈夫好一點, 因為更能夠理解丈夫的選擇。還有一些女性朋友說, “你寫的就是我家的情況, 我也是農村兒媳, 你說的話就是我想說的。”這種類似于家長里短式的回應, 讓我從另一層面看到了寫作主體對返鄉書寫的特殊作用。說到底, 返鄉書寫其實和寫作技巧沒有關系, 更為關鍵的因素, 除了前面提到的知識分子視角, 是同寫作主體對生活的理解和情懷、立場和情感傾向密不可分, 誰來寫, 比寫什么更為重要。
從這個層面看, 返鄉書寫可以說是文學的勝利, 情感的勝利。一個寫作者是否愿意放低姿態, 是否愿意卸除知識精英高高在上的臉具, 是否愿意傾聽卑微者的聲音, 并和他們建立一種共同的命運感, 這是決定返鄉書寫質量、質地的根本。結合我和同齡人稍稍不同的人生經驗, 我得坦率承認, 在歷經90年代國企下崗的日子后, 我對重回校園后的學院生活, 始終有另一重的打量和審視。與此相關, 我對身份的變化也特別警惕。我會提醒自己放低姿態, 去理解他人的無力和卑微, 去仔細觀照生活, 以防在內心長出輕佻的優越感。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 網易新聞在轉載了《鄉村圖景》一文后, 我瀏覽網友的留言, 第一次感受到網友這個看不見的群體在被文字觸摸后, 不自覺袒露內心柔軟和無力的一面, 在和讀者的互動中, 我返觀自身, 意識到了很多問題。如果說, 在此以前, 我也相信文學的邊緣化更多來自時代喧囂的沖擊, 那么在此以后, 我更傾向于認為, 這種邊緣化其實和寫作主體對時代和現實, 對真實的生活過于疏離大有干系。說到底, 如何重構寫作和現實的關系, 如何破除同質化經驗和語境中的寫作者與生活的隔膜狀態, 不但對別人, 對我也是一個全新的挑戰。90年代以來世俗生活合法化, 個人主義寫作面臨困境, 如何建構個人和時代的真切關聯, 激活現實主義正大光明地表達生存困境的活力, 成為寫作者面臨的問題。事實上, 近年來, 已有不少作者進行了諸多探索。方方的《涂自強的個人悲傷》、石一楓的《地球之眼》《世間已無陳金芳》、劉繼明的《人境》等作品, 都直面真實、宏大的精神難題, 并嘗試從整體上觀照轉型期社會運行的邏輯, 在推進文學和現實的關聯上做了很多努力。非虛構作為近幾年文學發展的重要力量, 同樣面臨重建個體和時代關聯的重任。在我看來, 寫作主體選擇非虛構的形式, 本身就暗含了寫作者對世界的理解, 凸顯了寫作者的立場和價值判斷。非虛構文字的力量, 恰恰在現實召喚表達, 而文學和新聞反應滯后的大語境下, 用一種回到現場的形式, 重構現實的圖景。
最后, 關于新媒體自身, 我感覺對此要保持清醒。在新媒體語境下, 要警惕返鄉書寫僅僅淪為社會的熱點, 在每年春節熱鬧過后而不了了之。如果不對新媒體巨量的消耗性有所警惕的話, 很多有意義、有價值的話題, 最后就可能在話語的泡沫和喧囂中, 煙消云散, 毫無建樹。2016年春節期間出現的“江西年夜飯事件”、“東北約炮事件”, 實際上以假新聞的面目, 印證了新媒體的消耗性。畢竟以流量、點擊率為衡量標準的新媒體, 與傳統媒體相比, 同商業運作有更深的滲透關系, 在便捷的背后其實早已埋下陷阱。對寫作者和讀者而言, 如何呵護彼此之間的誠信關系, 已成為當務之急。在一場場打擺子般的話語狂歡中, 若不能維護兩者之間的基本信任, 就只會以加速度耗盡新媒體的活力。相對傳統媒體的老成持重, 新媒體的身姿要快捷和輕便很多, 在制造熱點話題的速度上也有更高效率。但不能否認, 在傳播海量信息的同時, 新媒體常常泥沙俱下, 作為人文工作者, 有責任直面新的傳媒環境, 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價值理念去激濁揚清, 減少社會的戾氣, 修復社會的裂痕, 營構健康而滋養人的文化環境。每一代知識分子都有不同的使命, 對于老一輩知識分子而言, 他們在建構價值觀念、介入現實問題方面, 確實有著本能的接納和擔當。今天, 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 他們所開啟的話語方式的邊際效應已經遞減, 如何找到更為切實的言說和行動方式, 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挑戰, 返鄉書寫毫無疑問可以看做在新的媒體語境下, 我們這一代介入社會問題的獨特嘗試。
事實上, 在我的同齡人和更為年輕的朋友中間, 越來越多的人已不滿足單純的理論爭議, 越來越多人走向基層, 走向田間農舍, 實實在在地從事鄉村建設工作。但相比媒體對返鄉書寫的熱議, 這些從事實踐的龐大群體, 是被遮蔽的部分。如果說, 在返鄉書寫上, 王磊光挑起了話題, 我強化了話題, 那么, 今天, 擺在面前的挑戰是, 如何將話題引向建設性層面, 如何寫作更成熟、宏大的作品, 來推進返鄉書寫與鄉村建設兩者之間的關聯, 將話題引向更深入的思考, 并促使改善鄉村面貌的行動落地。我希望這些從事一線鄉建工作的年輕人, 可以更多呈現自己的探索和困惑、實踐和思考, 希望他們站出來說話, 實現話語層面的討論和建設性行動的有機結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藝理論與批評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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