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地處豫東平原，與大多數中西部農村一樣，過年的鄉村熱熱鬧鬧，而其余大多數時間則較為平靜，人財物的外流是這類村莊共同的特征，因此諸如空心村等唱衰鄉村的言論廣為流行。
從表面來看鄉村社會的蕭條確是事實，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離開村莊進入城市務工生活。然而二三十年的時間過去了，農民不斷往返流動于城鄉社會之間，村莊卻并未因此而走向消亡，而是遵循著其與農民家庭相契合的內在發展秩序，繼續適應著漫長的社會轉型期。
中堅農民為擔綱的鄉村產業發展
在豫東這樣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地區，鄉村社會最主要的資源就是土地，鄉村產業的發展也需要以土地為依托。大量的農民外出打工，村莊里并沒有出現過土地拋荒現象，這與平原地區便利的耕作條件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農民依然有種地的需求。
目前村莊中種地的主體主要由兩類群體組成，一部分是依托半工半耕的代際分工繼續耕種自家承包地的老年人，這是老人農業的典型；另一類主體是通過適度流轉土地形成適度經營規模的中堅農民群體。在機械化高度普及和社會化服務便利的情況下，華北平原的農業生產成為簡單的事情，老人農業就不但具有經濟性，同時還具有重要的休閑性和社會性，圍繞農業生產老年人可以有序展開村莊里的生產生活。除了老年人，在村的另一主要群體是部分留在村莊中的中年勞動力，他們通過土地流轉形成適度規模經營，是中堅農民群體的主體部分，也是村莊中最具活力和發展動力的群體，成為鄉村產業發展的重要擔綱者。
90年代，家鄉和附近縣市一樣在政府的推動下搞起了一波蘋果樹種植，結果由于面積較大，果樹豐產期卻帶來了大量滯銷的困境，緊接著就是一波砍樹高潮，農民紛紛外出打工。2005年左右，部分返鄉的中年人開始在村莊中流轉土地搞起了規模種植，探索出了西瓜和葡萄等種植經驗，并帶動周邊的親鄰一起發展，逐步形成穩定的種植秩序和銷售秩序，活躍了村莊中土地經營的形式。
在村發展的中堅農民主要以自家勞動力為基礎，只有少量的雇傭零工，流轉的土地規模一般都在五十畝以下，并且形成相對專業化的種植模式，以此來保障在村務農的收入不比在外打工少。中堅農民群體普遍對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有一定的熱愛，也愿意積極投入到村莊建設和農業發展中來，其中一部分還是村組干部或者鄉村的產業能人，是農村生產生活秩序維系的中堅力量。
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村產業發展遵循著農業生產的規律和市場規律，不同于90年代政府盲目推動的大規模果樹產業的發展，結果導致滯銷，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中堅農民為主體的自主探索既是一種農業發展的行為，也是一種市場行為，具有很強的靈活性，根據家庭發展需要和市場變化的可調試性較強。
中堅農民群體中的個體可能不斷變化，但是這一群體在村莊社會結構中卻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中堅農民的土地流轉并不會簽訂很長的合同，一般不會超過五年，一方面給自己經營的風險留有后退的余地，另一方面也符合外出務工隨時可能返鄉種地的農民的利益訴求。這一波以中堅農民為主體的鄉村產業發展探索持續了十年之久，逐步形成了農業經營的穩定秩序，活躍了鄉村社會的土地流轉，豐富了農業經營結構，給留村的農民群體提供了留得下來的基礎。
村莊中形成了老年人+中堅農民的社會結構和農業經營結構，這是轉型期農村產業發展的基本自發秩序。對于老年人以及他們將來進城失敗的子女來說，農業生產是他們退養的保障。對于中堅農民來說，留守鄉村發展產業也是作為獲得與務工相當收入的就業選擇，在土地上能夠發大財是很少有此預期的，怎樣均衡務工與務農取決于他們家庭再生產的需要、市場機會和個體偏好。在農村普遍的人地關系緊張的情況下，農村資源對人口和財富的承載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中堅農民群體保持著相對的穩定規模，正是在這一前提的基礎上才形成了轉型期鄉村產業發展的基本秩序。
鄉村建設關鍵在于增強農民的獲得感
由于村莊中絕大多數農戶都是依靠勞動力來獲得收入來源，除了極個別勞動力不完整的家庭，大多數農戶家庭經濟狀況并沒有清晰的分界，因此在貧困指標多于明顯可以識別出來的貧困戶時就會面臨分配難題，這也是激活村莊政治帶來矛盾積怨的導火線。
而村莊里的公共基礎設施缺乏尤其是通行道路，每到陰雨天的出行難困擾著每個村民，修路可以說是大多數村民的最迫切需求。以這次修路為契機，村民自發組織起來修建起了排水管道，改變了之前不論晴天雨天污水橫流的狀況。
基礎設施的改善美化了村莊環境，給村民的出行和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而村莊環境的改變更主要的還是村民觀念和行為習慣的轉變，其實村民的現代生活需求已經逐步建立起來，習慣和觀念的轉變往往會因為簡單的外部組織或者提供一些便利條件即可。
這個春節在家最直接的感覺就是“沒地方”丟垃圾了，之前房前屋后、路旁坑邊隨處可見成堆的垃圾，今年經過村里的組織倡導以及政府提供的為數不多的幾個垃圾箱，就改變了村莊的衛生狀況，基本做到了垃圾入箱。不僅在屋外少見了隨處亂丟垃圾的現象，在家里的衛生習慣也有所轉變。沒有環境衛生倡導前，家里的生活垃圾會堆在院子角落里，達到一定量后就運出去隨便丟在地頭或者坑邊，現在家里專門備起了垃圾袋，衛生習慣的改變因為簡單的一個外部環境的刺激而達成。
相較于堆砌資源造亮點的鄉村建設，絕大部分的農業村莊面臨的是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村莊基礎設施衰敗的矛盾。對于這樣占全國大多數的一般農村來說，以資源和政策下鄉為契機撬動村社內生性資源，去回應大多數農民最迫切的需求，不但改善了村莊衰敗的局面，也增強了農民的獲得感，這樣才是花了小錢辦了大事，資源下鄉的社會效益才能真正得以體現。
鄉村振興不能斷了農民的退路
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農村人財物的外流顯現了城鄉差距的拉大，在此背景下的鄉村振興必須要遵循城鎮化發展的規律，不能停留在城市中產階級的浪漫想象中，在底線思維和高限思維中尋求均衡，需要多從村莊和農民家庭的角度去考察，以此把握絕大多數普通村莊鄉村振興的內在秩序。
對于像家鄉這樣的普通中西部農村來說，鄉村振興不是在村莊中復制一個城市社區，農民現階段最大的愿望并不是實現山水田園的浪漫理想，而是對生產生活便利性的需求，回應絕大多數農民的最迫切需求就能夠增強農民的幸福感。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浪潮中，必定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并且體面安居，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但是中西部農民的城市化本身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城市化轉型過程中，大多數家庭并不能依靠一代的力量順利完成城市化，需要兩代甚至三代人的合力和代際間的支持。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農民城市化進程中城鄉間的關聯是重要的，暫時不具有在城市體面安居條件的農民能夠回得去村莊也是十分重要的，鄉村振興就不是把農民全留在村莊，也不是把農民全部趕出村莊，而是要遵循農民家庭再生產和城市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正如家鄉農民所實踐的，在將來較長一段時期內依然會往返于城鄉之間，依靠“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庭生計模式維持著家庭再生產，支持著農民城市化的一步步實現。在社會轉型期，鄉村對于農民來說不僅僅是鄉愁，更多的是其完成家庭再生產的支持力量，以及應對城市化風險的退路，鄉村振興所針對和依靠的主體也應是在村群體和處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群體。
總體而言，在今后相當一段時期中西部地區的農民依然會維持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農民為了家庭再生產的任務有序安排務工與務農，處在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家庭并不能完全脫離村莊和土地，絕大多數農民就業具有不穩定和周期性的特點，這就決定了大多數農民工無法在城市體面安居，家鄉的中小城市是替代性選擇，鄉村振興和城市化發展，一方面要回應大多數農民最迫切的基礎設施需求，另一方面要為離不開農村和土地的農民留有退路。以城市市民的浪漫想象和資本、政策包裝的鄉村振興值得反思，絕大多數的普通農村的振興應當以給農民留退路為基礎。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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