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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奇:鄉村振興與鄉村文化建設

[ 作者:劉奇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2-28 錄入:王惠敏 ]

就鄉村振興而言,中國的鄉村和非洲的鄉村不同,中國的鄉村屬于文明型落后,而非洲的鄉村是原始型落后,他們從來就沒有發達過。中國在18世紀以前一直是人類文明的引領者,全世界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幾千年來一直引領人類,只有中國。我們的老祖宗在農業文明時代創造了人類的輝煌,現在我國可以看到名字的農業著作有500多部、可以讀到的原著有300 多部,我們創造了許多諸如農耕技術、農耕制度和鄉村社會治理等方方面面農耕文明中的精華。我國的二十四節氣已經被聯合國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外有專家稱,這是人類的第五大發明,西方人一年只過春夏秋冬四季,我們的祖先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二十四節氣是非常偉大的。還有全世界公認的由中國農民創造的農業哲學思想“天時、地利、人和”,算是最高境界了。不僅農業,方方面面不符合這六個字都很難做成,所以其被認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文明的黃金定律。這些輝煌的文化成果是非常多的,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比的。今天我們的鄉村振興,有這樣的文明積淀、有深厚的實踐基礎,只要制度設計對路,鄉村振興就不難實現。

當前,我們的鄉村文化面臨的背景特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物欲橫流下的文化衰落。社會上有些人看來,人的一生基本被濃縮成兩個數,上學時的“分數”和工作后的“錢數”。人的一生不看文化修養,而是被簡單的價值觀濃縮成兩個數,這是很悲哀的事情。前幾年有一個流行的順口溜,叫“男人女人化,女人小孩化,小孩寵物化,寵物土豪化,土豪沒文化,文化商業化。”文化可以做成產業,但不是什么都可以商業化的,文化一旦做成交易,那就失去了文化本身的意義。我們現實生活中追求物質而忽略文化的現象非常普遍,有一個說法是“大學里只見大樓,不見大師;社會上只見富豪,不見文豪;學術界只見高塔,不見象牙”,雖然有點偏激,但說明我們過分追求物質而忽略文化修養已十分嚴重。文化是一個長期積淀的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養成的。在這樣的背景下,金錢一旦“說話”,真理就會“趴下”,文化更會“趴下”。若是錢能買到一切,那社會就會走向衰敗。所以,今天我們必須創造這樣一個環境和氛圍:讓有錢人讀書,讓讀書人有錢。一方面有錢人會追求精神意義方面的東西,另一方面讓知識改變命運創造財富,這應永遠是真理。創造這樣的社會氛圍,我們的社會才會文明和健康地持續發展。

二是粗線條歷史的遺憾。我們所看到的歷史都是粗線條的,比如《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記錄的都是一場戰爭接著另一場戰爭,這個王朝推翻那個王朝,都是改朝換代,對于關乎人們生活的微觀世界很少記錄。法國著名科學家法布爾有句名言,“歷史贊美把人們引向死亡的戰場,卻不屑于講述使人們賴以生存的農田;歷史清楚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卻不能告訴我們麥子是從哪里來的。這就是人類的愚蠢之處”,就是說關乎人們的微觀生活歷史上很少記錄,這是人類歷史的悲哀,今天我們不能讓這樣的愚蠢再繼續下去。大歷史記錄的是那些戰爭等大事件,小歷史要由我們把它做起來,微觀世界、真實世界、關乎人類切身利益的世界,讓這種文化傳承下去,就應該是我們的主題。我們的許多文明都失傳了,比如百年老店,中國版圖960多萬平方公里,我們的百年老店很少,一些老店在改革開放后才得以恢復。而日本的百年老店有十多萬家,千年老店有20余家,千年老店是從北宋時期開始祖祖輩輩相傳一直延續至今。200年以上的老店全世界有5000多家,而日本就有3000 多家。世界上幾大經濟巨頭,美國以高科技制勝,中國以總量制勝,而日本立國制勝是以能工巧匠實現,第四位的德國以標準制勝,有十幾萬的工業標準是世界標準。再比如,諸葛亮的木牛流馬以及宋代的織布機,宋代的織布機有1800多個零件,相當精細,而這些文化都已失傳,這就是歷史的遺憾。這些都需要記錄下來,傳承文明。粗線條的歷史由大歷史學家、上層社會結構描述,作為下層社會結構要做好的就是把微觀歷史記錄下來。

三是逆鄉土性的鄉村教育。2001年開始教育體制改革,全國逐步推行撤點并校,從2000年到2010 年的十年間,全國共撤掉了22.94萬所農村小學,削減了52.1%。農村初中減少1.06萬所,減幅超過1?4, 中國農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3所初中。原先我國有60多萬所農村學校,現在只有27萬所。農村孩子面臨新的上學難問題,要讀書的孩子有上億這么大一個群體,這些孩子現在分三類:留守兒童、流動兒童和流浪兒童。留守兒童在家由爺爺奶奶陪著;流動兒童跟隨打工父母到城里讀書;流浪兒童就是沒人管的。留守兒童這么多,農村沒有學校,他們就沒辦法上學。流動兒童一直跟隨父母流動、高頻率換校,怎么能學習好?《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發展報告》(2016)顯示,農村小學生平均單程上學距離為5.4公里,而農村初中生平均單程上學距離為17.5公里,很多農村學生每天上學往返要用去4 到5個小時,如果一天跑幾趟,這個孩子怎么能學習好。2018年初網絡熱議的“冰花男孩”,跋涉9里山路上學,滿頭都是冰花,這類現象還很多。孩子是國家的未來,也是農村的未來,更是鄉村振興的未來,這個群體受到這樣的教育,未來很令人擔憂,不改變,現代化就會變成一句空話。農村教育非常值得重新思考,我的建議,必須保證一個村一所學校。福建省永泰縣有78所農村學校,有19所學校多少年就只有一個孩子上學,但是縣里一直堅持一個孩子也要辦下去。這是政府應盡的責任義務,如果做不好,就是政府的失職。義務教育就兩個特征,一是免費,二是就近。在美國如果孩子不能就近上學,當地政府就會被立即告上法庭。每個村的學校,不光是學校,不光是教育,更是一個文化中心,沒有這個文化中心,這個村的文化就培養不起來。美國不到10萬人就有一所大學,3億多人口有3500多所大學,我們14億人才2900多所大學,按照美國的標準,我們還得辦1萬多所大學,才趕上美國現在的大學辦學水平。教育落后了還談什么文化,還談什么經濟?所謂逆鄉土性就是,小孩大多數都到城鎮去讀書了,本來義務教育不要錢,但是到鄉鎮借讀每年要多花8000到1萬元,到城里借讀每年多花1萬到2萬元,還不加陪讀耽誤的工錢,硬開支就是這么多。最要害的是這些孩子脫離了鄉土,對鄉土一無所知,這樣,未來的農村依靠他們變成“一懂兩愛”的干部基本不可能,逆鄉土性的農村孩子的教育是一個很令人擔憂的事。習近平總書記為什么對農村那么有感情那么了解,他在農村當知青生活7年,深入鄉土社會,有深切的體會。孩子脫離了鄉土社會,到鎮上到城里去借讀,沒了鄉土生活的氛圍,學的都是與鄉土沒關系的知識,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所謂鄉土文化,我定義為以鄉為基點的活動范圍和以土為基礎的生存依托,從這兩“基”中孕育出來的文化,就叫鄉土文化。從鄉土走出去的人不論生意做得多大,即使跑到全世界,但是活動的基點都是從這里出發,并且時時放不下對這片土地的牽掛,有些晚年還要回到這里。土地是鄉村人生存的基本依托,沒這點“土”想發展什么產業都發展不起來,所以這兩點是基本核心。如果孩子們一直生活在逆鄉土性的氛圍之中,加上城市燈紅酒綠的誘惑,誰都不愿意再回農村去,那么再想讓他們參與鄉村振興建設就無從談起。

四是后喻文化的時代沖擊。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著名理論,將人類文化的傳承分為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所謂前喻文化就是,在農業文明時代,文化的傳承是靠祖祖輩輩的經驗積累,然后向后代傳承。到了工業文明時代,就是并喻時代,即同時代的經驗互相傳遞,不需要經驗積累。后喻文化,就是今天到了信息時代,特別是智能時代,文化的傳承就變成后代向先代傳承,年輕人的接受能力強和反應速度快,新知識馬上就能接受和掌握,向先代傳遞,特別是在農業上,這個特點非常明顯。今天我們的鄉村振興正好進入后喻文化時代,所以這個沖擊是不小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培養一批新時代年輕人來從事鄉村振興工作,組建“一懂兩愛”的干部隊伍,還想用老一輩的經驗積累是遠遠不能實現的。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振興鄉村,建設鄉村文化,應該從這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是興教育。把鄉村教育復興起來,否則未來人才就是個問題。留守兒童也好,流動兒童也好,流浪兒童也好,他們急需的就是現代教育支撐,沒有良好的教育就沒有良好的素質,沒有良好的素質就不能從事現代化的工作,沒有現代化的工作就沒有現代化的收入,由此就會進入惡性循環。2005 年法國城市周邊發生的年輕人焚燒汽車事件,起因就是進城的年輕人沒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沒有好的技能,就業受到阻礙,收入受到阻礙,他們對社會不滿,集體向社會報復,我們應該嚴防這類現象。

第二是續文脈。文化的血脈要很好地傳承,有幾個方面的涉及。一個是我們鄉村中世世代代累積的世家大族名門望族的家訓、家風、家教,那是鄉村中文化的精華。包括中紀委門戶網站等很多網站前幾年都在宣傳世家大族好的家訓、家風、家教,農村中許多名人賢達大多是從這些家族中走出來的,這些傳統文化的血脈要好好地繼承。再一個是培養新鄉賢,新鄉賢的培訓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一個重要工作,因為鄉村的治理和城市不一樣。國家的權力要想達到每個家庭每個人,不是那么容易實施的。為什么過去皇權不下縣,由地方治理,就是在這個銜接上找一個緩沖。我們傳統社會上的自治就是培育一批鄉賢,國家與家庭之間有一個緩沖帶,由鄉賢來做好銜接,讓國家意志能達到家家戶戶,所以鄉賢這個中間環節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們不光是文化的問題,社會治理也需要這個環節,這是歷代治理成功的實踐,絕大多數農村需要在這方面做好,培養一些有智慧的人共同參與村里的管理與經營。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人多主意多智慧多,對鄉村的發展有好處。特別是今天的人工智能發達,關于人工智能問題,2017年9月25日我在《北京日報》有一個整版的文章,叫《人工智能引出諸多可期可慮的社會課題》,是從未來學、社會學和發展學的角度看這個問題。人工智能發展到今天,我們許多事情都不用干了,人工智能就能代替,專家研究,到2030年世界上有35%的工作崗位將被機器人代替。那以后人還干什么呢,我的一個觀點是,資產階級革命產生了無產階級,人工智能革命產生了無用階級,那么到了人類智能革命,將產生無趣階級。無用階級就是沒事可干,無趣階級就是干什么都沒有意義,因為人機連為一體,人腦想什么,機器馬上能下載,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能思考,人都不需要思考了,那還有什么意義呢,所以叫無趣階級,這就是我們面臨的新科技。但是我們不能認為有了機器人,就可以偷懶不學習了,現在的理論研究,把人的能力分三個層面,基礎能力、思維能力和品質能力。基礎能力就是基本能力,玩手機用電腦都是基礎能力,大家都差不多,是必備的;品質能力是金字塔的塔尖,只有少數人才能達到;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在哪呢,就是思維能力,鍛煉你的思維,思維超人一等,才能做出輝煌的事跡。以后人類更需要學習,只有超常的思維才能勝人一籌,未來人與人的差別就在思維能力。

第三是集器物。集器物就是借助我們的中國農村博物館說事,我們文化的傳承不外乎三個方面,一個就是實物傳承,一個是文字傳承,一個就是人的傳承,這三條路徑。文字傳承就是史書傳承,實物傳承就是博物館、展覽館和紀念館等。其功能就是為歷史記錄今天,為后代留下當代。美國有3 萬多個博物館,不到1萬人就有一個,我們才大概6000多個,這方面跟美國比差距很大。特別是前面法布爾的名言,提醒我們,微觀世界,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那些東西,就是底層社會結構的文化傳承,把它做起來,這些對于社會發展進步起的作用最大,一個技術沒有傳承中斷了,又需要多少代人才能把它再研究出來,這方面需要努力做好。博物館是很好的實物記錄,什么東西都可以在那里呈現。有些可以延伸一下做得更好,比如村志館,設一個館專門放村志,那是最具體、最細微的記錄;比如大學生村官館,在這個時代,我們的大學生村官了不起,現在全國有二三十萬大學生村官,有的做得非常好;比如廣州建立了農民工博物館;還有鄉賢館,這些館都應該作為獨立內容把它做出來,不少地方還有一些專業的館,沿著這個思路把他們做大做強做全面,是非常有價值的,不亞于《二十四史》,甚至更偉大。

第四是修志書。村應該做好村志,我們歷史上最有名的村志就是安徽池州杏花村的村志,它是中國唯一一部收入《四庫全書》的村志,是當地一個文人花了十幾年時間修成的。志書太重要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完整的歷史應包括四大方面:國有史、方有志、族有譜、家有書。史書和方志都是宏觀的,族譜和家書是微觀的,反應的東西是最真實、最具體、最細節的,這些東西最能反映歷史。我們應該彌補這個不足,應該把村志當成一個重要的文化工程來做好。方志在歷史文化記錄中太重要了,村、鄉、縣、市、省都應該有志。

第五是承技藝。傳承各種技藝,包括一些手工藝、民間的文學藝術、雜技藝術等,應該由專門的人員學習、沿襲和傳承。我在芬蘭考察時了解到,國家規定小學生在畢業的時候都必須掌握一門本民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吹笛子也好,拉二胡也好,或者打毛線衣或者做一頓飯,民族的食物文化也是非物質文化,要把這些掌握了,就是對技藝的傳承。挪威把全國的古村落的古房子拆了下來,在首都的郊區批了一片地方,重新組建保護起來,國家花這么大的功夫把全國的古房子都收集起來,這是最好的保護。承技藝是對傳統經驗積累的繼承,如果我們老祖先忙活幾千年積累下來的東西讓我們中斷了,那就太可惜了。

第六是革舊弊。深化改革,也是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什么叫文化,什么叫文明,什么叫制度。我認為文化的含義是四個字,人化化人。人化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形成一種樣式一種標準;化人是讓人按照這個樣式這個標準適應,比如城市,大家帶著不同的文化,在一起共同生活,大家必須遵守共同的標準,必須形成統一的樣式,這就是化人。兩者統一就是文化。文明則是全人類文化中提煉出來的所有人都應該共同遵守的規則。制度是文化的一種,文化是寫在人們頭腦中的規則,而制度是掛在墻上的規則。比如不能穿拖鞋穿背心上班,這就是文化,大家默認的刻在心里的;比如必須穿西服打領帶上班是制度,是規定,這就是區別。文化建設在制度問題上很多不適用的東西,比如產權制度、經營制度、農業生產支持保護制度、城鄉融合制度、鄉村治理制度、鄉土文化的發展制度等等,需要不斷深化改革,適應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文化的內涵非常廣泛,只要載有人類活動信息的事都是文化,一塊石頭放在那里沒人動就沒有文化,把它挪一個地方,這里面就含有了文化信息,為什么搬它,用什么東西搬它,什么時候搬的,搬后會發生什么變化等等,這就載有了文化信息,這就是文化含有的特征。

鄉村振興,復興鄉土文化是重要方面。鄉村振興若沒有文化做支撐,那就很難振興,物質再發達、再豐富,也只是一個軀殼,沒有內涵,缺乏靈魂。

作者系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中國農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首席專家。本文根據作者在2018年中國農村博物館年會上的發言整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發展觀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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