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詩人陶淵明在其《桃花源記》中描述了一個世外桃源般的村莊。對于該村莊的面貌，他寫道：“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這是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鄉村圖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理解新時代背景下的鄉村振興戰略，制定切實可行的實施路徑，都有必要從一個較長的時期來把握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方位和現代意涵。
我國是一個城鄉二元結構極為突出的國家。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筆者以為，我國發展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在于鄉村發展的不充分。透視建國以來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發展歷程，是理解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很好的視角。
一、建國初到改革開放時期的農村：資金與原料的雙輸出階段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并仿照蘇聯，選擇了并不具有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型發展戰略。由于重工業是一種資金密集型產業，要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就需要巨額資金的支持。因此，國家就建立了與此相適應的國有銀行體系。相關研究已經表明，國有銀行體系是一種具有較強儲蓄動員能力的金融體系。國有銀行通過其儲蓄動員能力，將大量資金用于城市中的重工業建設，而農村、農業、農民的資金需求長時期處于饑渴狀態。遍布鄉村的農村信用合作社也具有類似的功能，雖然其大量資金來源于鄉村，但用于鄉村建設的卻并不多。因此，國有銀行扮演了從農村進行資金抽血進而輸血給城市和重工業的角色。
此外，這一時期的鄉村還扮演了原料輸出的角色。客觀講，依賴于土地、陽光等自然要素生長的物質原料本身就是工業深加工的基礎，這是由工業生產的代謝機制決定的。但其中的關鍵在于，一是農村以不平等的價格提供了廉價的原料，為了盡快實現工業的原始資本積累，國家刻意壓低農產品價格，形成工農產品之間的“剪刀差”，導致了農村的資本積累速度極為緩慢;二是原料提供的方式較為簡單粗暴，就是純粹的原料提供，基本沒有任何附加值。
通過資金和原料的輸出，城鄉發展就呈現截然不同的圖景。農村處于被抑制的自然發展狀態，各種矛盾不斷積累。
二、改革開放到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時期的農村：資金、原料和勞動力三輸出階段
這一時期沒有改變農村資金輸出、原料輸出的狀況。大量資金依然持續地從農村流向城市;對于原料輸出而言，經過我國價格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這一時期的原料價格逐步反映出供求關系和經濟價值，價格剪刀差逐步消除。
這一階段，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下，為之配套的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和服務業也發展迅速，因而進一步加大了農村的勞動力輸出，典型表現就是打工一族在農村廣泛興起。據筆者觀察，打工對于農村的影響絕不僅僅是在經濟方面，它對于農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教育觀等諸多方面有著深刻的影響。而這一點似乎并未引起學者們的足夠重視。對于生產方式，現在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種地，如果未來我國不發展職業農民和大規模機械化種植，我國的糧食安全恐成問題;對于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打工一族長期在城市生活，難免受到城市生活方式乃至價值觀的影響;對于教育而言，打工對于農村教育的戕害極為嚴重，以前從農村到城市就是高考一條獨木橋，而現在可以通過打工長期在城市生活，極少數農民能夠最終落腳城市。打工使得農民產生了對城市不切實際的幻想，大量短視的農民放棄孩子接受教育、積累人力資本的機會，甚至在初中沒畢業就將孩子早早地推向了社會。這就是為什么近年來重點大學招收的農村孩子越來越少的重要原因，而各省市的高考狀元，農村孩子更是鳳毛麟角。大量進城務工人員的存在，也造成了我國城市化率統計數據的失真，造成了低質量的城市化或者偽城市化。
通過資金、原料和勞動力的單向輸出，農村逐步處于“被掏空”的境地，產業空心化、勞動力空心化、資源空心化等特征極為明顯。以至于在2000年，湖北監利縣一個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向朱镕基總理泣血陳情“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這不得不說是當時農村危險局面的真實寫照。
三、十六屆五中全會到中共十九大時期的農村：農村與城市的雙向互動階段
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一五規劃綱要建議”中提出，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總要求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是建國以來，我國首次明確提出鄉村振興發展的戰略思路，這可視為是鄉村振興戰略的1.0版。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提出，使得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進行了適當調整，國家逐步重視并采取措施解決農業、農村、農民發展所長期積聚的各種問題。其主要方式為進一步加大三農建設財政資金轉移和支持力度;大力發展鄉村旅游等現代服務業;加大對鄉鎮企業扶持力度，實施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和中西部地區產業承接，使得農民離土不離鄉就能實現就業;加強農村基礎民主和鄉村治理建設;加強農村文化、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
從城市與鄉村的二元結構視角來看，這一階段逐步改變了農村單向的資源輸出局面，城市與農村開始有了雙向互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鄉村的基礎上，基于市場化資源配置的一種互動和協同發展。
四、十九大之后時期的農村：鄉村振興戰略大力推進實施階段
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將鄉村振興提高到了史無前例的戰略高度，并為鄉村振興戰略描繪了時間表和路線圖，這可視為鄉村振興戰略的2.0版。隨后，2018年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以鄉村振興戰略為主題;在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中組建設立農業農村部，預計該部門將統籌負責鄉村振興戰略的規劃實施。
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路徑，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3月8日在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中提出“五個振興”的理念，即鄉村產業振興、鄉村人才振興、鄉村文化振興、鄉村生態振興、鄉村組織振興。這個提法較之之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總體要求，既有繼承，又有創新。筆者以為，鄉村產業振興，要著力構建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體系，推動科技與產業融合;鄉村人才振興，應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不能讓農民工成為只能從事低技能、簡單重復勞動的代名詞，要著力培養符合現代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高素質農民，符合現代產業發展的高技能農民工人才，讓農民、農民工成為受人尊敬的職業;鄉村文化振興，要著力構建鄉村傳統文化保護傳承體系，促進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交流融合;鄉村生態振興，要著力構建符合鄉村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綠色產業體系，以發展促生態保護和振興;鄉村組織振興，要著力健全各類村民自治組織，提高鄉村自我組織、自我治理、自我發展的能力。
總之，梳理建國以來城鄉二元結構的歷史演變，可以看出，農村為我國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作出了重大貢獻乃至巨大犧牲。現在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具有強烈而迫切的現實必要性。如果將歷史的鏡頭再往前推進數千年，自秦以降的幾千年封建社會，鄉村安寧繁榮時期乏善可陳。封建君王對農村的統治無非是為了戰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因此，農村對于封建統治者最大的意義在于生產人口和糧食。而現在，鄉村振興是社會主義社會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應有之義和必然要求。在這個意義上，鄉村振興的實現，也可以說是實現我國“千年未有的之變局”。期待在不遠的將來，現代意義上的“世外桃源”般的鄉村可以在中國如雨后春筍般成長!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環球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