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社會資本的視角，通過湖北省當陽市兩個農民用水戶協會案例的對比分析，研究了制度規則以及領導者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的作用機理。研究發現：健全的制度規則能促進組織成員的溝通、約束個體行為、有利于集體行動的一致性，從而促進組織社會資本的提高；優秀的領導者既能與組織外部保持良好的溝通與聯系，又能在組織內部建立互信的干群關系，進一步促進組織社會資本的提高；集體的制度規則與領導者作為外生變量通過作用于社會資本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產生影響；不同維度的社會資本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都起到正向影響。
關鍵詞：小型農田水利設施 管護效果 社會資本 案例研究 農民用水戶協會
一、引言
根據《規范和引導農民直接受益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投工投勞有關政策的意見》（國農改[2005]16號），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是指灌溉面積小于0.067萬公頃、除澇面積小于0.2萬公頃、庫容小于10萬立方米、渠道流量小于1立方米/秒的水利工程，主要包括小型水庫、塘堰、提灌站、機井、小型灌溉渠道、排水溝、排澇站等。作為農業生產的基礎性工程，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是農村最為重要的基礎設施和公共品之一，其管護效果直接影響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近些年，各級政府為提高小型農田水利設施運行效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從實際效果看，盡管“有人用，無人管”、設施老化、使用壽命低于預期、使用效率低等現象普遍存在，但仍然有少數區域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理責任明確、設施持續完好、使用效率高，走上了良性運行的道路。兩種情況下，小型農田水利設施運行效果完全相反，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討。
作為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品，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治理一直是國內外學者重點研究的課題。周曉平等（2007）、劉輝（2014）、杜威漩（2015）認為，由于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突出的公共品性質，提高其運行管護效果的關鍵是降低其外部性，通過產權明晰或一定的制度安排使其外部性內在化，或者一定程度上減少其外部性。在農村基礎設施治理結構方面，柴盈（2009）認為，交易費用最小化是治理結構選擇的目的，并以農村灌溉設施為例，分析了政府與農民灌溉用水合作組織聯合治理對降低組織內部交易費用、提高灌溉設施使用效率的作用。然而，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使用者和管理者是農民和農村基層組織，其運行管護工作是農村社會治理的一部分。隨著城鎮化進程推進，農村社會環境和治理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些改變必然會影響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運行管護效果。近些年，國內也有學者開始注意到這方面的變化并展開研究，一致的結論是：較高的社會資本有利于農村集體行動的一致性，從而對農村基礎設施治理產生正面影響。例如，蔡起華、朱玉春（2016）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社會資本對農戶參與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的意愿及程度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蔡榮（2015）以農村共用輸水渠道為研究對象，基于問卷調查的實證分析認為，擁有較高社會資本的用戶群體，其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管護效果相對較好。由此可見，增加農村社會資本有利于改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那么，不同村落的社會資本為何存在差異？是否有外生變量導致社會資本的改變？更進一步，社會資本是否會通過某些中介變量響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對于這些問題，現有文獻還未深入研究，這也是本文試圖探討的問題。本文以湖北省當陽市兩個農民用水戶協會為研究對象，采用案例對比分析方法，對上述問題展開深入研究。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為研究背景與研究意義；第二部分介紹有關理論并提出理論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為案例選擇、調查情況說明以及案例描述；第四部分依據理論分析框架，分析兩個協會社會資本差異及其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的影響；第五部分分析制度規則與領導者能力對兩個案例協會社會資本差異的影響；第六部分是結論和啟示。
二、相關理論與分析框架
如前所述，作為農村社會治理的一部分，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運行管護效果與農村社會資本水平密切相關。而農村社會資本水平是否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改變？這種改變又是如何影響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運行管護效果？這里從理論上進行總結與探討，并據此提出案例分析框架。
（一）社會資本及其維度
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資本理論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資本進行了界定。Bourdieu（1986）最早正式提出了“社會資本”的概念，并將其界定為“真實與虛擬資源的組合，這些資源與由相互默認或承認的關系所組成的持久網絡有關”。他認為，持久的網絡依賴于被一定程度制度化的相互認可的關系。Coleman（2000）則強調了社會資本的結構性質，認為社會資本存在于個人的人際關系與結構中，為結構內部的個人行動提供便利。與之不同的是，Putnam et al.（1993）認為，社會資本指社會組織中可通過促進協調行動而提高社會效率的資本，包括網絡、規范與信任。結合農村的實際情況，農村居民以村落聚居，一個村莊內或者集體組織內的居民都會形成相互聯系的社會關系網絡，而這樣的關系網絡不僅與個體特征有關，還與社區的整體氛圍、團結程度等有著緊密的關系，所以，本文認為，社會資本呈現出一種群體性特征。
基于Putnam et al.（1993）的定義，本文將社會資本劃分為網絡型社會資本、約束型社會資本和關系型社會資本。網絡型社會資本指行為主體在人際交往與資源交換等活動中形成的各種聯系的總和，強調主體之間的結構性聯系。約束型社會資本指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被主體共同遵守的正式制度以及習慣、習俗、規范等非正式制度。關系型社會資本指行為主體間由于長期互動而產生的心理上的信任與認同，強調主體之間的內在聯系。
（二）制度規則與社會資本的改變
社會資本在行為人的社會交往與資源交換中形成，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Lin，2001）。實際上，制度規則對于促進集體社會資本提高有重要作用。
1.制度規則有助于網絡型社會資本的提高。在差序格局的鄉村社會中，個體依親疏不同形成由內向外的層次性關系網絡（費孝通，1998）。以親人、好友為代表的強關系基于血緣、姻親等因素而形成，以熟人為代表的弱關系基于長期的社會交換而形成（Granovetter，1995）。制度規則的建立能夠促進組織中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成員之間的經常性溝通以及活動的開展（何凌霄等，2017），致使成員由陌生人轉變為熟人，構建并加強成員間的聯系，擴大集體以及成員所在村落間的關系網絡。
2.制度規則有助于約束型社會資本的穩定與作用的發揮。在熟人社會中，因為“人情”，個體的敗德行為會受到約束型社會資本的抑制。但正是因為熟人社會中人情的存在，個體會礙于情面而不愿與有損公眾利益的行為做堅決斗爭，致使敗德行為成本降低，從一定程度上鼓勵了敗德行為的產生（羅義云，2012）。“人情”會間接促使約束型社會資本失效，而明確的管護制度以及獎懲制度等制度規則會約束個體行為，并且使得約束型社會資本發揮作用。并且，習俗、規范等非正式制度很大程度上與法律、制度的規定保持著一致（肖冬平，2013），即約束型社會資本會隨著制度規則的建立與完善得以穩定與改進。
3.制度規則有助于關系型社會資本的提高。制度是信任形成的基礎（Zucker，1986）。在集體組織中，經常會面臨這樣的問題，例如由誰負責水利設施的建設以及成本如何分擔等。而清晰的責任界定和制度建立能確保農戶有實現秩序的穩定預期，消除集體行動的不確定性。因此，合適的制度規則下，成員之間的密切關系逐漸得以建立并維持（Lam，1996），從而有利于關系型社會資本的提高。
（三）領導者能力與社會資本的改變
1.優秀的領導者有助于網絡型社會資本的提高。在鄉村社會中，由于環境相對封閉，親疏明晰，往往會形成基于血緣或信任的關系網絡，而這樣封閉的關系網絡往往會強化狹隘的局部利益（Knack，2002）。領導者作為用水戶的“代理人”，是集體內部成員與外部環境之間的“中繼者”（王曉莉、劉永功，2010）。領導者的“中繼者”身份將集體封閉的關系網絡與外界政府、市場環境相聯系，優秀的領導者會強化這種聯系，從而有利于網絡型社會資本的提高。
2.優秀的領導者有助于約束型社會資本的提高和集體關系網絡的擴大。領導者作為集體的帶頭人是傳統社會資本的維護者和繼承者（陳樹發、黃志堅，2009）。領導者是村落、組織中的公眾人物，一個優秀的領導者具有較高的威信和聲望，成為集體成員心目中的核心，其對村規民矩的遵守與維護，有助于其它成員對非正式制度的遵守，從而保證約束型社會資本作用的發揮。此外，作為關系型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信任包括一般性信任與組織信任（Harpham，2007），即成員間的信任與對組織、領導的信任。優秀的領導者善于營造與集體成員間良好的關系氛圍，這種良好的關系氛圍有助于彼此間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何凌霄，2017），從而有利于促進集體中各利益相關者的合作，提高關系型社會資本。
（四）社會資本水平與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
三個維度的社會資本會對組織內部交易費用的高低、敗德行為是否發生、集體行動的一致性產生作用，從而影響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管護效果。
1.較高的網絡型社會資本通過降低交易費用與資源獲取難度影響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首先，高水平的網絡型社會資本能降低制度運行以及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過程中的交易費用。這里的交易費用泛指“制度成本”，即組織中一系列制度規則的運行成本（張五常，1999），如用水組織內部的決策成本、信息搜尋成本、協調成本、監督成本等。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信息不對稱是導致交易費用產生的重要因素。在集體成員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強連帶促進了復雜信息的高效傳遞，而弱連帶則促使了掌握信息的多樣化（陳勁松等，2013）。這意味著網絡型社會資本通過促進成員間、領導者與成員間以及協會內外部間的信息傳遞，能夠降低制度的運行成本和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管護成本。其次，較高的網絡型社會資本有助于集體的資源獲取。一方面，集體內部的關系網絡有利于各種資源的挖掘，包括技術力量、物質資源等。例如，通過內部關系網絡可以挖掘出集體中的能工巧匠和富有責任心的管護人員，從而有助于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集體與外界環境的關系網絡有助于其獲取政府的支持。政府對于基礎設施后期管護的扶持資金是有限的，只會選取運行規范、發展較好的村組或協會進行扶持，這時較高的網絡型社會資本有利于爭取外部資源（萬生新、李世平，2013）。政府對集體的資金、技術支持，有利于集體中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改善并提高其管護投入。
2.約束型社會資本的提高會抑制敗德行為的產生并提高成員參與管護的意愿。首先，與網絡型社會資本不同，較高的約束型社會資本主要通過抑制敗德行為降低交易費用?！岸Y治”相較于“法治”能在主體的行為規范上起到更加顯著的作用（費孝通，1998）。其中，“禮治”的實質就是以習俗、慣例以及道德規范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對行為主體的約束。較高的約束型社會資本能夠減少管護人員以及集體成員的機會主義傾向，避免“搭便車”現象，從而降低交易費用。其次，豐富的約束型社會資本有助于集體行動開展。分散的個體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通過重復多次博弈形成一套“內部規則”（王廷惠，2002）。這樣重復博弈的結果往往是互惠的，雙方基于他人不會主動破壞這一均衡的假設，會持續合作。由于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管護要求多方參與其中，互惠性的規范可以約束集體成員的行為，促進成員的集體行動。
3.較高的關系型社會資本通過改變成員的效用函數，能夠降低個體行為的不確定性并促成集體行動從而改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關系型社會資本與約束型社會資本的作用看似一致，但其內在機理仍存在差異。首先，關系型社會資本是基于雙方之間角色的相互認同以及情感聯系建立起來的，這種緊密聯系降低了行為主體采取隱藏行動所帶來的收益，雖然該隱藏行動不一定會被發現，但行為人因害怕采取敗德行為會受到他人譴責，從而降低了其效用函數，抑制了其機會主義傾向，進一步降低了交易費用。其次，信任等社會資本是集體行動的原動力，是集體成功運作的重要因素（萬生新，2012）。農戶決策受到其認知能力以及所處環境的影響（羅必良等，2012）。而相互信任與認同能夠改變集體成員對于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的認知，改變其參與管護的效用函數，從而促進成員間的集體行動，進而提高管護效果。
（五）分析框架
從以上理論分析可得到這樣的邏輯關系：對于相互獨立的農村基層組織來說，制度規則和領導者能力的差異會導致不同基層組織社會資本的差異，社會資本的高低通過改變組織內部交易費用影響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本文擬參照Putnam et al.（1993）在其著作《使民主運轉起來》中的研究模式，采用逆序的方式進行分析，即首先選擇兩個管護效果不同的用水合作組織為研究對象，描述其管護效果的差異，然后從社會資本的角度解釋管護效果差異的形成，再從制度規則和領導者能力的角度探討社會資本差異的形成，最后得到結論和啟示。具體如圖1所示。
三、案例選擇與案例描述
（一）案例選擇與調查
湖北省當陽市是全國較早發展成立農民用水戶協會（以下必要時簡稱“協會”）的地區之一，至2008年左右成立了多達40余家農民用水戶協會。但截止到2017年6月，只有16個協會正常運行，其余協會由于運行效率低下，均被當地水利主管部門取消。當陽市農民用水戶協會的運行與管理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總結和深入分析這些經驗和教訓對提高其他類型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理模式的運行效率具有借鑒意義。
2017年6月，課題組前往當陽市開展實地調查，在當地水利部門的建議下，重點選擇了東風三干渠農民用水戶協會（以下必要時簡稱“三干渠協會”）和白河村農民用水戶協會（以下必要時簡稱“白河村協會”）作為調查對象。為了獲得研究所需有關信息，課題組設計了調查問卷，并展開了為期4天的實地調查。課題組成員自駕前往有關村落，調查在兩個協會所涉及區域內針對農戶隨機抽樣進行。為保證問卷調查的有效性，調查以一對一訪談的方式進行。此次調查共獲得55份有效問卷，其中，三干渠協會30份，白河村協會25份。
（二）兩個農民用水戶協會的歷史與運行狀況對比
1.東風三干渠農民用水戶協會。玉泉街道辦事玉泉村處位于湖北省當陽市西南部，距市區約10公里，屬典型的丘陵地區，農業生產以水稻種植為主，輔以其他經濟作物，各類輸水渠道、提灌站、塘堰是玉泉村主要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2000年以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歸村集體管理，由于沒有相應的管理制度，管理處于無序狀態。農民與村領導之間、農民與上級水利主管部門之間、農民相互之間均缺乏足夠的信任，灌溉用水矛盾和糾紛不斷，導致小型農田水利設施“有人用，無人管”，溝渠嚴重破損、淤塞，約70%的灌溉用水流失，使用效率低下。
為了解決農民灌溉用水困難以及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無人管護的難題，2000年9月，在農民自發組織和當地有關部門的支持下，東風三干渠農民用水戶協會正式成立。該協會成立初期，注冊會員有1271戶，農田灌溉面積6192畝，主要管轄著玉泉村6個村民小組內的11600米渠道、300多口塘堰以及1座提灌站。協會借鑒世界銀行貸款項目試點協會的模式制定了章程以及各項管理制度。協會公開透明的制度、協會領導人卓越的領導力以及一系列產權制度與管理制度改革，使得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明顯改善，使用效率大幅提高，加上協會的成立大大簡化了農民灌溉用水的程序，農民灌溉用水費用逐年降低。會員農戶對協會領導信任度提高，農戶之間信任度改善，主動加入協會的農戶逐年增加。
截止到2017年6月，協會會員達到3543戶，農田灌溉面積25000多畝，協會共管轄王店鎮、玉泉辦街道事處的9個村、1個風景區農業隊，39個用水小組，管理渠道43000米，塘堰3000余口，提灌站4座。協會從成立至今，完成灌區渠道整治23條35000米，恢復灌溉面積18000余畝，新增蓄水能力80多萬立方米，原來由于阻塞只能放0.5立方米/秒流量的渠道現在可以放3立方米/秒流量，水利用率由30%提高到85%，灌溉保證率由60%提高到90%，水費由每畝60～70元下降到每畝20～30元，轄區內糧食生產能力提高10%以上，農民人均年務農收入增加300元以上。
2.白河村農民用水戶協會。白河村坐落于當陽市西南部，距離市區約25公里，距離玉泉村約15公里，農業以種植柑橘為主，其主要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包括輸水渠道、提灌站與塘堰等。白河村的引水渠道多為土渠，并且沒有明確的產權主體和管護制度，導致水渠使用效率低下、水費高昂，最終導致無人買水，農田“靠天收”。
在當陽市涌現出一批優秀的農民用水戶協會的同時，白河村在效仿黃林、東風三干渠農民用水戶協會模式的基礎上，于2008年成立了白河村農民用水戶協會。該協會的成立一方面是為了解決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以及農民灌溉用水難題，另一方面是為了爭取得到政府支持，將引水渠道進行硬化改造。協會成立初期，有會員2700余戶，共管轄6個村民小組內的若干土渠，200余口塘堰及2座提灌站，農田灌溉面積為14000多畝。
白河村協會的運行并沒有實現其成立時的良好初衷。由于村委會領導兼任協會領導，在制度制定與執行上缺乏農戶參與，農戶心存疑慮，認為協會的成立只會加重自身負擔。協會經過幾年的運行沒有轉變農民的用水情況，渠道阻塞嚴重，水利用率仍然在30%的低水平，農民平均灌溉水費依然高達每畝80元左右。協會管理流于形式，最終于2013年被當地水利部門取消。
（三）兩個農民用水戶協會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對比
問卷在考察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方面設計了三個較為客觀的問題：“工程是否有專人看管”“工程是否定期維修”“工程的使用效果如何”。調查人員提問，并綜合農民對上述三個問題的回答對農民使用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管護效果進行1～5分的評分。本文對所收集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和獨立樣本t檢驗，獲得如表1所示的兩個協會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得分及其差異，從中可以看出，三干渠協會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管護效果處于較高水平，而白河村協會所含區域內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管護效果則較差，二者差距較大，且前者明顯好于后者。
地理位置、自然環境相同的兩個農民用水合作組織，一個成立后持續改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運行管護效果，運行17年后至今仍然充滿活力，另一個成立之后并未使小型農田水利設施設施管護效果得到改善，運行僅5年便被水利部門取消。兩種結果形成鮮明對比。這其中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是否是社會資本的不同導致了兩個協會不同的結局？
四、兩個協會社會資本的差異及其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的影響分析
本文的協會社會資本指協會所轄區域的社會資本。為研究兩個農民用水戶協會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的差異是否為其社會資本的差異所致，需要首先考察二者的社會資本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一）社會資本的測量
本文從社會資本的三個維度——網絡型社會資本、約束型社會資本和關系型社會資本分別進行測量。
1.網絡型社會資本測量。結合趙延東（2003）對于社會網絡的測量量表，調查問卷考慮了網絡型社會資本的三個測量指標——網絡規模（親戚、朋友的數量）、網絡構成（熟人與親戚的比例）、網絡密度（與朋友間走動的頻率）。
2.約束型社會資本測量。本文通過“參與程度”（“如果協會或村組中有問題需要解決，您參與程度如何？”）和“規范程度”（“如果他人不愿意參與，您對他的看法如何？”）來考察約束型社會資本。
3.關系型社會資本測量。本文從一般性信任（“交水費灌溉時是否會擔心他人‘搭便車’使用”）、組織信任（“對協會及領導的信任程度“）、歸屬感（“自己在集體或協會中的重要程度”）三個方面來考察關系型社會資本。
為了更直觀地表示，本文將以上各個測量指標設為定序變量，賦值1～5分，并將各測量指標所對應的問卷題干、選項及其賦值情況列于表2。
（二）兩個協會社會資本的差異分析
以上述測量數據為基礎，對社會資本三個維度中每個分項分別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統計分析結果分別列于表3中。
表3中數據顯示，三干渠協會社會資本明顯高于白河村協會社會資本。其中，網絡型社會資本方面，三干渠協會的網絡規模、網絡構成、網絡密度的均值均高于白河村協會，并且各測量指標t檢驗的p值均小于0.05，說明二者差異顯著。約束型社會資本方面，兩個協會成員的差距主要表現在自身參與解決集體中有關問題的程度以及對他人不愿參與解決問題的看法上。關系型社會資本方面，三干渠協會成員在擔心“搭便車”行為程度、對協會及領導的信任程度以及自身在集體中的重要性上均顯著好于白河村協會成員。
（三）兩個協會社會資本的差異對工程管護效果的影響影響分析
表3中的結果表明，三干渠協會網絡型社會資本、約束型社會資本、關系型社會資本都要高于白河村協會，且差異顯著。這種顯著差異直接導致了二者小農水設施管護效果的不同。
1.三干渠協會較高的網絡型社會資本使其更易于獲取各種資源。一方面，較高的網絡型社會資本使協會成員之間、成員與外界之間形成緊密關系，構成了密集的信息傳輸網絡，在這樣的網絡中，信息得以有效傳遞。例如，三干渠協會成員如果對水管員的管護工作不滿意，可以向用水小組長或協會反饋，協會按照獎懲制度做出相應的懲罰。協會有3000多口塘堰，允許在保證農田灌溉的條件下進行水產養殖。通過關系網絡，村民能夠快速獲取塘堰承包的信息，從而降低了塘堰承包過程中信息的搜尋成本。另一方面，三干渠協會密集的關系網絡促進了對村落中優秀人才的發現。協會的工程項目不外包，而是利用內部的技術力量進行工程設計與施工，既節約了資金，又保證了工程質量。此外，協會領導與上級有關主管部門有較為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的關系網絡使得協會更容易獲得政府的資金和技術支持。三干渠協會在灌區節水改造項目中爭取到了1000萬元資金，將11600米的三干渠進行硬化改造，并且獲得了水利部門對于渠道后期管護的資金和技術支持。協會運行過程中交易費用的降低以及資源的有效獲取和利用提高了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管護效率。相比之下，白河村協會成員間聯系相對松散，協會沒有有效的信息發布渠道，協會成員與協會之間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換，協會領導與上級主管部門的關系緊密程度不夠，較少得到水利部門的支持，協會直到被取消時都沒有獲得過水利部門對渠道節水改造的資金支持，一直通過土渠輸水，不僅灌溉用水效率低下，渠道的管護也十分困難。
2.兩個協會約束型社會資本的差異導致成員參與管護意愿的不同。白河村協會運行期間，較少開展集體活動，輿論宣傳較少，致使非正式制度失效。加上通過土渠引水，一旦渠道放水，渠道沿線任何一塊田地都有“借水”的可能，從而產生“搭便車”現象，使得水事糾紛不斷，村民相互越發不信任，關系惡化，很難產生集體行動，農戶參與工程管護的意愿低下，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自然難以取得成效。而三干渠協會經常開展以小組為單位的集體活動，主要道路路口均有告示牌進行政策、法律、道德等輿論宣傳，主要工程旁邊也立有關于工程管護責任與愛護工程的告示牌，這種輿論、習俗以及道德的約束提高了個人敗德行為的成本，從而抑制了成員的機會主義傾向，降低了因個人行為不確定性帶來的制度執行成本和監督成本，維護了三干渠協會成員用水、管護的秩序。這種外在的、不成文的約束提高了成員的管護意愿，促進了集體行動。三干渠協會自成立至今，眾多成員義務參與了工程的建設、改造與維護，投勞折資達到60余萬元。
3.三干渠協會較高的關系型社會資本通過改變成員的效用函數，降低了不確定性并促成了集體行動。三干渠協會良好的網絡關系表現為協會經常開展各種活動、成員對家鄉具有強烈的情感、村落鄰里關系良好以及村民之間經常相互走動。三干渠協會成員間這種緊密的內在聯系使得他們不僅有追求個人經濟利益的需要，還有尋求情感歸屬和被認同的需要。這相當于改變了成員在博弈過程中的“效用函數”，一方面降低了成員通過敗德行為獲得的收益，另一方面提高了互惠合作的效用，使得敗德行為產生的可能性降低，從而減小了協會在水費收取及設施管護過程中的交易費用，并促進了成員的水利合作。而白河村協會中，成員之間的不信任以及對領導的不信任加大了信息不對稱性，制度運行成本高，并且因道德風險導致了“集體行動困境”，無人愿意出資改善設施以及投勞管護設施。
五、社會資本差異的形成——制度規則、領導者的作用
前已述及，社會資本在行為人的社會交往與資源交換中形成，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Lin，2001）。實際上，制度規則和帶頭人在促進集體社會資本的提高中起著重要作用。
（一）制度規則的不同導致兩個協會社會資本差異的形成
1.制度規則的完善程度不同致使兩個協會網絡型社會資本形成較大的差異。三干渠協會與白河村協會制度規則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制度的完善程度以及制度的執行情況上。在三干渠協會成立初期，協會依照試點用水戶協會的模式制定了規章制度，包括對弱勢群體的扶持辦法，獎懲制度，工程管理制度，水價制定、水費征收與使用管理辦法，灌溉管理制度，維修集資辦法以及民主議事制度等。而隨著協會發展壯大，原有的制度框架已無法滿足協會發展的要求，經過多次座談會以及成員代表的討論，協會對原有的制度進行了修改。首先，對原有渠系管護制度中斗渠、農渠按照“誰受益、誰負擔”的管護原則，根據渠道維修難度、地理位置等多種因素進行了適當調整；其次，協會增設了監事會，并制定了財務管理制度，監事會負責監督協會執委會、代表大會決定事項的執行并檢查協會收支情況，督促協會財務公開，協會在每年召開的兩次執委會會議中，會公布財務情況，并以用水小組為單位張貼公示水費收繳與開支明細。反觀白河村協會，協會實際上掛靠村委會，村干部兼任協會領導職務，村民自動成為協會成員，協會的各項規章制度直接由村干部制定，沒有用水戶成員參與，協會雖然制定了各項規章制度，包括工程管理制度、灌溉管理制度、獎懲制度等，卻未設立監事會，也沒有相應的財務管理制度。這樣自上而下的協會成立方式，使得農戶心中存在疑慮，農戶參與協會制度制定以及設施管護的意愿低下，加上協會制度本身不夠完善，各項制度無法得到良好的執行。對農戶的調查結果顯示，三干渠協會管轄范圍內有93%的農戶知曉并加入了用水戶協會，其中96%的成員認為協會制度較完善，89%的成員認為協會制度執行情況較好。而在白河村協會所轄范圍內，課題組對農戶調查時提及2008年成立并運行至2013年的用水戶協會，68%的農戶表示并不了解，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協會成員；在知曉用水戶協會的農戶中，75%的農戶認為協會的制度不夠完善，87%的農戶認為制度執行情況較差。
三干渠協會按照民主議事制度，每季度都會召開會員代表大會，增加了成員參與管理的程度。在制度化管理下，協會定期舉辦知識講座、文體活動、技術培訓等，以提高成員的管護能力以及參與程度。制度規則增進了成員間的相互交流，從而擴大了協會成員的關系網絡。白河村協會由于制度不完善、執行情況差，用水戶較少參與協會的日常管理，對協會本身不了解，與協會其他成員聯系更少。這意味著協會的成立并沒有幫助擴大協會成員的關系網絡。
2.三干渠協會完善的制度規則有助于約束型社會資本的穩定與其作用的發揮。灌溉用水中的“搭便車”現象影響著協會資金的穩定和小型農田水利設施后期管護效果。為此，三干渠協會采取“連坐”的方式進行灌溉管理，一旦出現用水糾紛，所涉用水戶所在的用水小組集體停水，直到矛盾解決。采取這樣的制度后，用水小組中輿論的作用得以發揮，通過道德約束規范了用水戶的用水行為。相反，白河村協會出現農田“靠天收”的困境，正是因為制度不夠完善以及用水戶沒有直接參與制度的建立，使得獎懲制度等正式制度并沒有得到良好的執行，同村組村民礙于關系對于敗德行為難以進行阻止。因此，完善的制度規則有利于約束型社會資本充分發揮其作用。
3.三干渠協會完善的制度規則有助于關系型社會資本的提高。三干渠協會建立了工程管理制度，由協會委托水管員對三干渠渠系下的支渠及配套建筑物、水庫等進行管理和維護，斗渠、農渠、塘堰的管護則根據地段等因素細化到用水戶，從而明確了不同工程的管護主體及責任。財務管理制度則讓用水戶了解協會的資金使用情況，使得用水戶繳費時明白放心。并且，三干渠協會制定的制度規則要求公平對待每一個用水戶，做到“四個一”：大村與小村用水一個價，輪灌與普灌用水一個價，上游與下游灌溉一個樣，豐水年與枯水年灌溉用水一個樣。明晰而完善的規章制度減少了協會運行中的不確定性，使得成員形成了穩定的心理預期，從而促進了信任和認可的產生。而在白河村協會中，缺乏監事會以及財務管理等制度，加重了用水戶的疑慮，用水戶也無法了解協會的運行情況，成員難以對組織產生信任。而長期的用水困境加上制度規范的缺乏使得村民之間互不信任，無人買水。
（二）領導者能力的差異導致兩個協會社會資本的進一步改變
1.領導者能力的差異使兩個協會網絡型社會資本的差異放大。領導者能力的差異體現在領導者的選擇、威望與帶頭作用上。與白河村由村領導管理協會不同，在三干渠協會主席的選擇上，協會章程規定不得由在任村委會成員兼任，而是通過成員代表大會選舉，選擇協會所轄區域內具有較高威望、成員信任的村民作為協會主席。而長期的用水困境使得白河村領導班子與村民之間形成了對抗的氛圍，領導在村民中威望不夠，難以號召協會成員配合協會工作。在對三干渠協會成員的問卷調查中，86%的成員對領導威望的打分在4分以上（打分1～5分，分值越高代表威望越高），認為協會領導帶頭作用“非常強”的占46%，“比較強”的占43%。而在白河村協會，給領導威望打分3分以下的成員占75%，88%的成員認為協會領導帶頭作用“比較弱”和“非常弱”。
2.領導者能力的差異進一步擴大了兩個協會約束型社會資本和關系型社會資本的差異。三干渠協會黃主席就任前任職于玉泉水利站，與水利部門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在協會的運作中，他會或多或少地動用這種關系，從而構建了協會與政府部門的有效聯系，使得灌溉信息在水源管理單位與用水戶之間得以傳遞，農戶的需求得到了有效表達。并且，領導者積極的帶頭作用促進了協會約束型社會資本的穩定。一方面，三干渠協會黃主席被宜昌市評為2014年度“節水達人”，協會領導者對制度的積極遵守以及信息公開得到了用水戶的肯定和信任，起到了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協會領導者敦促協會管理制度的執行，以制度進行管理，維護了用水秩序和工程管理秩序，使敗德行為在以制度為導向的村莊輿論壓力下難以自容。此外，領導者與成員的有效溝通促進了關系型社會資本的提高。在三干渠協會定期召開的代表大會上，領導聽取用水戶的意見，總結成績，通過積極的溝通使得協會領導與群眾之間構成了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三干渠協會領導者通過信息公開以及有效的溝通增進了成員之間、成員對組織的信任，提高了成員對組織的歸屬感。
相比之下，在白河村協會，協會領導由村干部兼任，水庫、渠道的維修管理實際上仍由村委會負責。由于白河村土渠較多，管護難度大，水費高昂使得少有農戶用水，協會缺乏穩定的收入來源。協會領導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解決辦法，只是寄希望于政府出資進行渠道的硬化改造，但由于協會領導能力有限、威望不高且缺乏個人魅力，與政府有關部門溝通不主動，一直無法得到政府的支持。同時，領導者身兼數職，村民出現用水糾紛時，領導者無法做到及時調解，使得村落內無法形成具有約束力的道德規范。白河村領導難以解決農戶用水難題，使得用水戶對領導不信任，缺乏對組織的歸屬感。
六、研究結論和啟示
本文從社會資本的角度，通過理論框架的討論和案例的對比分析，研究了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的影響因素，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的管護效果與農村社會環境和鄉村治理結構密切相關，這種關系可以從社會資本的角度深入研究。
第二，完善的制度規則能促進組織成員的溝通及活動的展開，擴大集體成員間的關系網絡，從而有利于組織中網絡型社會資本的提高；完善的制度規則能約束個體行為，使得組織中的約束型社會資本得以穩定與改進；完善的制度規則有利于集體行動的一致性，從而促進關系型社會資本的提高。
第三，優秀的領導者能以“中繼者”的身份將集體封閉的關系網絡與外界政府、市場環境相聯系，有利于促進網絡型社會資本的提高；優秀的領導者易于與集體成員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從而有利于促進集體中各利益相關主體的合作，提高關系型社會資本。
第四，集體的制度規則與領導者作為外生變量通過作用于社會資本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產生影響。
第五，不同維度的社會資本對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都有著正向影響，但其作用方式不同。網絡型社會資本通過促進信息傳遞、降低交易費用、促進資源獲取，改善管護效果；而約束型與關系型社會資本則通過抑制成員的機會主義傾向、促進集體行動對管護效果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社會資本是可以培育的，存量豐富的集體社會資本有助于農田水利設施管護效果的提高。基于此，本文得出以下幾點啟示：首先，建立健全集體的制度規則，既應當包括責任、義務明晰的小型農田水利設施管護制度，又應當包括財務管理、人員培訓等制度，通過公開的制度制定流程，確保形成一套農戶認可、能夠持續穩定的制度規則，從而促進農戶關系網絡、規范及信任的培育。其次，注重集體領導者的能力建設，增進領導與農戶間的互動。通過能力和技術培訓，提高領導者的管理能力和內部協調能力，并積極建立干群間的對話渠道，形成信任、守序、互惠的集體氛圍。最后，加強農戶的文化素質教育。社會資本一定程度上是基于道德習俗建立起來的。積極的宣傳教育可以灌輸給農戶一整套倫理道德規范，使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從而促進社會資本的形成與改善。
參考文獻:略
作者單位: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湖北省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觀察》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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