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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宏等:鎮街一把手腐敗行為的演化機理與治理對策

[ 作者:文宏?杜菲菲?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4-02 錄入:王惠敏 ]

——基于2009-2017年鎮街腐敗案例的內容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強力打擊各類腐敗。截至2017年7月,全國已有191位副部級以上“大老虎”落馬。不僅如此,黨中央對黨政領導干部的腐敗行為采取零容忍的態度,“蒼蠅”“老虎”一起打,重點打擊嚴重損害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信力、腐化社會風氣的各類基層官員。在查處的基層官員腐敗案件中,鎮街一把手成為腐敗重災區。各大媒體不斷爆出“京城最貪鎮長挪用公款1.78億貪3800余萬”“朝陽區孫河鄉原黨委書記受賄近六千萬”“受賄200余萬湘鄉一街道辦黨委書記獲刑”等鎮街一把手“小官巨腐”現象,引發了民眾對政府公信力的強烈質疑,誘發了各種社會矛盾。因此,如何強化對鎮街一把手的監督,遏制小官巨腐現象的進一步蔓延,成為當今社會亟須解決的重點、難點問題。

學術界持續關注腐敗治理問題,取得了豐富的理論研究成果。有學者通過建立腐敗案例數據庫,統計分析特定時間段我國腐敗的具體特征。2000-2009年腐敗案件數據分析表明,我國腐敗規模在持續上升,腐敗領域較為集中,政府采購、工程承包以及土地領域腐敗高發。204-2201978-2012年的腐敗數據研究顯示:我國腐敗交易活動呈上升趨勢,正職官員比副職官員腐敗更嚴重,雖然省部級以上官員腐敗交易強度最高,但科級官員的腐敗交易次數和總額居首位。39-51以往研究證實,基層官員腐敗有持續惡化的態勢,正科級實職官員尤其是鎮街一把手成為腐敗重災區。因此,如何加強對鎮街一把手的監督,遏制基層“微腐敗”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針對“一把手”腐敗問題,有學者立足“一把手”的權力運行機制5-16,強化權力的監督,針對特定的特權治理困局123-127,強化監督力度與監督節點21-22,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建議。59-61這些研究多是歸因的理論分析,對策建議闡述較多,實踐素材支撐較少,沒有聚焦鎮街層級權力運行特性。為此,筆者以鎮街一把手為研究對象,整理收集了2009-2017年已審理結案的71個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例的182份文本資料,將其導入QSR NVivo 11質性分析軟件中,采用內容分析法,深度挖掘鎮街一把手腐敗行為特性,為加強鎮街一把手監督提供有針對性的對策建議。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與工具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slysis)是一種集質性分析與定量研究特點于一體的科學研究方法。在研究過程中,內容分析法基于明確的編碼規則,對繁雜的文本內容進行編碼,經過不斷的優化、聚焦,梳理出文本內容所蘊含的邏輯關系,進而形成預測和推理,具有強系統性與可回溯性。質性數據具有主觀性、豐富性以及綜合文本信息的特點。因此,質性數據分析過程常出現模糊、混亂和耗時等情況。為了保障內容分析過程的條理性,以及分析結果的嚴謹與科學,筆者引入QSR NVivo 11質性分析軟件,可以保證研究素材的充分且合理利用,保證研究問題的聚焦,以及研究邏輯的梳理。

(二)研究案例與樣本

案例素材主要來自于中國裁判文書網2009-2017年的283個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例,都是被查處且已公布審判結果的案例,具體包括在鄉鎮黨委書記和街道黨工委書記職位上被查處的腐敗案件,同時也包括在其他崗位上被查處、但曾在擔任鄉鎮黨委書記和街道黨工委書記期間存在腐敗行為的案件。選定案例之后,筆者還從政府紀檢監察網站等官方網站,《檢察日報》、人民網、新華網等官方媒體定向搜尋特定文本材料,補充案例素材及腐敗事實。因此,文本內容涉及已審理結案的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件的法院判決書、新聞報道、悔過書、案例警示等。之所以選擇這些官方渠道獲取腐敗案例數據,主要原因基于以下幾點:其一,案例呈現的客觀性。無論是各級各地政府紀檢監察網站上公布的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例,或是《檢察日報》、人民網、新華網等公布的相關案例,均代表著法律事實的認定,在呈現案例事實中,會保持中立的態度,避免有失偏頗的網絡媒體材料;其二,多種數據來源可以保證案例數據的完整性。前期新聞報道、法院判決書、案犯悔過書以及后期案例警示這幾種文本材料之間可以相互補充,共同呈現出一個更加完整的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例情況,如腐敗案件時間、潛伏時間、干部具體情況、腐敗領域、涉案人數金額等,以期實現更加全面的支持材料;其三,本文的案例素材以中國裁判文書網為數據初始來源,目的在于只關注已審理結案的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例。腐敗官員從被查獲到審理結案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隨著案件調查的深入,案情會不斷更新或變化,司法結論尚未作出之前,存在各種不確定因素,因此,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嚴謹性,正在接受調查或者已移送檢察機關但未審判的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例,并沒有納入本文的案例素材范圍之內。

三、研究過程

(一)資料收集狀況

筆者整理收集有關鎮街一把手腐敗較為豐富的資料數據,在資料篩選中主要采取以下抽樣方法:一是立意抽樣,在豐富的案例資料中,通過反復分析比較,篩選出對于該研究主題來說更具有代表性更具有研究價值的文本內容(判別標準見表1);二是滾雪球抽樣,以已有的文本信息為線索,對具體腐敗案件的新聞報道、懺悔錄、判決結果等內容進行定向采集和補充;三是相關性抽樣,在完成對樣本初步信息摘錄及編碼后,依據各類樣本信息量的多少,進行針對性的二輪抽樣。最終,本文選取了283份法院裁判文書,具體擴展至各地、各級政府網站公布的案例警示信息、各媒體網站發布的新聞報道、罪犯懺悔錄等多種文本資料。經過摘錄、編碼、二次樣本篩選,剔除了內容重復的文本33份、沒有交待腐敗案件詳情的文本21份,最終得到有效樣本182個,文本材料共有20.2萬字。筆者將文字材料一并導入QSR NVivo 11軟件中,開始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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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編碼整理

內容分析法的質性研究過程是對文本資料進行編碼的過程。筆者將樣本文字內容導入QSR NVivo 11軟件,借助軟件的自由節點編碼功能,對文本內容進行信息摘錄。為盡量提高信息摘錄的客觀性,本研究特設定摘錄規則:(1)盡可能直接摘錄樣本中的原文表述,進行編碼。(2)對信息量大、文本內容層次較多的部分,以自然句為分析單位編碼;對信息量小、文本內容層次單一的部分,以自然段為分析單位編碼。最終形成初始代碼286個,在拆分細化、合并提煉初始代碼之后,得到優化代碼72個。

(三)相關性抽樣

筆者按照前述步驟,逐步整理信息編碼工作。利用QSR NVivo11軟件中的覆蓋統計功能,測量不同案例素材的樣本利用率,測試結果顯示,中國裁判文書網的司法裁判文書、官員悔過書、案例警示錄等樣本的利用率超過了45%;其中,裁判文書網以及官員悔過書的數據在樣本采集中接近飽和。為了更好地呈現腐敗官員的詳細過程,筆者在相關性抽樣環節還重點關注了各級紀檢監察部門網站信息以及新聞報道的信息,最大限度地補充了案例素材,不斷補充新增信息編碼,在整合原有編碼與新增編碼的數據中,梳理歸納腐敗官員的行為邏輯,最大限度地發掘充分的價值信息,最終重新歸類行為邏輯,繼續擴充數據,當數據不能突破現有歸類行為邏輯之時,筆者認為已經囊括所有腐敗行為邏輯,理論抽樣實現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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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構建類目表

在進一步整理思路、歸納邏輯的過程中,將72個優化編碼D打散后進行新一輪的歸類整合,生成21個高度凝練的聚焦代碼B。并對聚焦代碼之間的關系進行聚焦和凝練,挖掘其所象征和代表的屬性和主體,重新開展聚合歸類分析,以實現其概念化,生成理論編碼。最終,提煉出8個抽象化類屬A。以B15、B16、B17、B18為例,雖然四者內涵不同,但都屬于鎮街一把手理想信念缺失的表現,可歸類為A1理想信念缺失,其他編碼遵循同樣的處理方法。分析結果顯示,以內容分析法得到的鎮街一把手官員腐敗的具體數據,可以客觀呈現當前基層實職官員的行為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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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論

基于上述對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例的內容分析,筆者梳理了鎮街一把手官員腐敗行為的特性。聚焦于腐敗行為視角,鎮街一把手私密的腐敗行為與日常工作所呈現的公開形象存在著較大的反差,腐敗行為具有顯著的隱蔽性,難以被查處,其行為也存在共有的一些邏輯特征(如圖1所示)。具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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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鎮街一把手腐敗行為共有的邏輯特征

(一)鎮街一把手腐敗行為特性呈現

1.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與領導干部理想信念缺失形成反差

鎮街一把手領導干部,即鄉鎮黨委書記和街道黨工委書記,在查處之前,都是地方領導干部隊伍中的精英,是基層鄉鎮干部隊伍中的領頭羊。在公眾的認知層面,鎮街一把手更多的應該是嚴于律己,遵照黨員的具體義務要求,將黨和人民的利益視為首位,奉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貢獻”的行為準則,在工作和生活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為其他同志作出表率。但是案例中的鎮街一把手的執政行為卻與黨員義務背道而馳,理想信念滑坡,喪失了一名黨員干部應有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嚴重影響了基層黨員干部隊伍的風氣,在群眾中造成極壞的影響。這些腐敗官員認為自己曾為國家和社會發展做出過貢獻,自信貪腐行為隱蔽,不會被查到,就算被查到,有自己的功勞簿在,組織不會嚴懲自己。在工作中將私利視為首位,行權錢交易的勾當,以個人私利為工作出發點,貪圖享樂,以權謀私,將手中的權力視為自身的資源,以公權謀私利。大多在與商人的接觸中,產生心理不平衡(d190朋友都是出手闊綽的老總級,領工資吃飯顯得有些寒酸;d210膽子越來越大,在墮落的道路上也越走越遠),認為自己勞苦功高,收些好處費,貪污公款是應該的(d14產生“功勞簿”心理與奢靡享樂念頭;d56講究安逸,貪圖虛榮;d89喪失了黨性和原則;d220官本位思想嚴重;d222忘記了組織原則和黨紀國法;d226喪失了一名領導干部應有的職業操守),完全喪失了作為一名黨員應有的理想和信念。

2.工作中的能人形象與生活中的墮落行為并存

基層工作講求務實精神,需要實干家。案例中的鎮街一把手被查處前,在工作中大都是積極上進的能人形象。在上級領導及群眾的眼中,多數的評價是工作能力強,有事業心,是一個有拼搏勁頭的能人,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崗位上做出過一定成績,創造過一些看得見的政績,為地方發展盡心盡力,深得組織的信任與重用、同事的認可、群眾的贊揚,在人民心目中樹立了好形象,不少還獲得過很多榮譽,擁有較好的口碑,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d7曾一度被譽為金陵政界的“希望之星”;d40工作成績突出;d141在工作崗位上做出過一定貢獻)。但查處之后的文本顯示,腐敗官員在腐敗行為背后,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交友不慎,逐步養成許多生活上的不良習氣。與商人朋友稱兄道弟(d190這些朋友都是出手闊綽的老總級人物;d208兩人越走越近,稱兄道弟),頻繁出入聲色娛樂場所(d208一起出入高檔娛樂場所;d157當時李某在歌廳做服務員,紀某經常去唱歌,兩人就慢慢熟悉了),崇尚奢靡之風(d206周某有個致命的弱點:太好面子;d172酷愛陶瓷,成為了撈錢工具),包養情婦(d153伙同情婦及兒子收受上述獲利單位及個人款物共計5932萬余元;d176在成都包養了情婦,花200萬元給她買房買車),沉迷賭博(d156紀某3次前往澳門豪賭;d204多次私自出境賭博),與工作中的能人形象形成較大的反差,生活上降低對自身的要求,混跡于商人圈子,大搞特權,驕奢淫逸,價值理念出現變化,消費習慣悄然轉變,生活方式趨于放縱,久而久之,誘發了很多腐敗行為的動機,成為鎮街一把手腐敗的重要因素。

3.職務行為公開透明與貪腐行為復雜隱蔽對應

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表現是職務行為的公開透明。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權,便于公民監督政府行政,依法獲取政府工作相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各級政府應公開的范圍、方式和程序等做出了規定。2015年,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要求公布省級政府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明確職責,讓各級政府在陽光下運行。隨后,各級政府及部門相繼公布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讓公共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基層,鎮街一把手是鄉鎮層級領導班子的班長,相應的職權職責規定都較為明確,規章制度與決策程序,鎮街一把手的權力和責任相對明確,而且在基層屬于聚光燈下的公眾人物,所受到的關注及監督較多,職務行為多是公開透明的具體施政過程。

由于行政權力的固有特性,在具體行政事務的處置過程中,行政權具有自由裁量特性,基層行政事務的復雜性尤其賦予基層官員更為充分的自由裁量權,這在一定程度上為鎮街一把手腐敗行為提供了滋生土壤,鎮街一把手可以利用職務便利把控信息,規避程序,實施腐敗行為,腐敗手段靈活多樣,腐敗方式隱蔽,致使腐敗問題被不易被發現(d227知道處置國有資產有嚴格規定,為掩人耳目,她安排分管副鎮長對農技站資產進行評估,但公開拍賣的程序卻免了;d231鄧某與田某在評標時通過打招呼、遞條子、讓專家比對記號的方法操控評標活動,使田某再次中標;d240由鄧某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拍板“讓張某來搞這個工程”)。甚至在貪污行為敗露后,以“是正當的職務行為”作為詭辯,銷毀、偽造證據,對抗組織調查(d28對抗組織調查,組織相關人員銷毀和偽造證據;d140在對抗調查上做足了功夫;d145整整6天,劉某一言不發),進而導致貪腐行為難以被及時發現。

4.反腐的高壓態勢與貪腐僥幸心理的反差

黨中央歷來強調黨員隊伍的純潔性,重視對黨員干部的紀律作風要求,為維護黨紀國法,保持黨員干部隊伍的清正廉潔,重視黨員干部的反腐敗制度建設,堅持反腐倡廉建設的常抓不懈。特別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腐敗采取零容忍的態度,“蒼蠅”“老虎”一起打,持續保持反腐高壓態勢,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尤其針對“關鍵少數”的一把手,提出要加大問責力度,激發擔當精神。鎮街一把手是基層黨政班子的班長,是基層領導崗位中的重要關鍵崗位,掌握著很大量的物、財及人的分配,是典型的級別不高但權力集中的實權崗位,同時也是監督部門重點關注的具體領域,紀檢監察部門為了做好鎮街一把手的監督工作,通常會梳理其崗位廉政風險點,強化對其重點工作的崗位考核,加大對其履行職責的風險防控,保持了反腐的高壓態勢。

然而在反腐高壓下,部分鎮街一把手心存僥幸心理,依然頂風作案,違規收受與職務行為相關的禮品或禮金,并將生活中所謂好友的“禮物”定性為私人交往,無廉政風險防控意識,認為拿點無所謂(d19純屬私人交往,拿點無所謂;d93收點錢理所應當)。相信自己的“好哥們”不會出賣自己。認為自己作案手段隱蔽不會被發現,就算被查,共謀者依然形成利益共同體(d105和官場上幾個朋友聯手,與不法商人結成同盟;d125形成了以權力商品化為特征、以權力積累資本為目的的腐敗圈;d135與相關人員訂立攻守同盟),相信自己小圈子里的人不會出賣自己(d234不會出賣我),導致貪腐行為頻發。

5.嚴密的紀律制度約束與貪腐行為團伙化的應對

黨員干部的清正廉潔,是保持與人民群眾親密關系的基礎。黨中央以嚴密的紀律制度來約束黨員干部的從政行為,不斷加強紀律制度建設,確保黨內法規建設的與時俱進,相繼出臺了各類規章制度,對違反黨的紀律、行為失范的黨組織和黨員做出具體的處分規定,從不同方面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各項不準事項,進一步提高了對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行為的紀律約束,更加明確了對黨員干部的廉潔自律要求和紀律要求,如2003年出臺《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2010年出臺《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2016年,修訂《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與此同時,針對不同層級不同崗位的職位,也制定了有針對性的監督措施,以鄉鎮一級政府為例,鎮街一把手主要接受五種形式的監督:自下而上的監督、領導班子內部監督、自上而下的監督、紀檢監察部門的監督、群眾監督,確保鎮街一把手處在嚴密的紀律制度約束之下。

然而,與嚴密的制度約束相對應,在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例中,存在著大量的窩案、串案情形。雖然鎮街一把手權力很大,但腐敗行為涉及突破制度的約束,由于現有監督制度及監督環節相對完善,能夠實施腐敗的行為需要不同崗位及環節的配合,尤其是承擔具體財務及實施職責的人士協助,鎮街一把手的腐敗,往往呈現出團伙化、窩案化的格局,用團伙化的方式消解來自上下級、班子成員以及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督,不少鎮街一把手為了獲取不當利益,達成實現腐敗的目的,甚至不惜玩弄權術,威逼利誘拉身邊的同志下水,結成腐敗同盟,形成腐敗共謀。在某些案例中,鎮街一把手常常指使下屬實際實施腐敗行為(d1安排沙泉鄉分管“三資管理中心”工作的鄉黨委副書記和會計,用上級撥付的農村轉移支付資金支付鄉政府日常餐飲招待等財務不能支出的費用近64萬元;d199街道黨工委書記指使手下套取公款105萬元;d188他不僅自己貪污受賄,還將監督他的黨工委書記也拉下水;d216劉某到任后,精心編織了以他為核心、以攫取利益為目標的同盟網)。正是由于貪腐行為團伙化,消解了各項制度監督,眾多腐敗行為不易被暴露,進而造成腐敗潛伏周期長,以及帶病提拔的現象。數據庫所包含的71個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例中,有詳細潛伏期數據的案件共61個,這61個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件中,腐敗潛伏期最長達22年,最短1年,平均值6.6年。具體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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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與權力使用任性的落差

權力的行使需要在法律法規及制度的約束下運行。自建國以來,我國持續推進法治進程,在強化法治建設、落實依法行政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相繼提出要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推行依法行政具有重要的監督和約束功能,其重要目的在于限定政府權力,通過設置較為齊備的行政程序,明確政府的權力范圍,加大監督政府的力度,強化權力行使過程中的公眾預期,減少政府行政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將權力納入法治監督的軌道,從根本上確保政府機關能夠維護民眾利益,堅守職業操守,避免行政亂作為,確保行政權力的正確行使。鎮街一把手作為最低層級政府單位的行政主體,相應的法律法規、行政規定以及各級政府的決定和命令等一系列的監督規定,對鄉鎮層級的權力運行提出了具體且明確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確保鄉鎮層級政府的行政行為在現有法律法規和制度的軌道上運轉。

然而,在實際行政權力運行過程中,有些鎮街一把手的行為嚴重違背了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的要求,隨意任性使用權力,肆無忌憚地實施腐敗行為,如有些鎮街一把手大規模侵吞公款,私設“小金庫”(d90在單位設立“小金庫”,違規發放津貼補助和福利),對國家拆遷補償款和惠農資金下手(d164指使他人與該公司簽訂虛假的拆遷補償協議書,騙取拆遷補償款共計1010萬元;d131用上級撥付的農村轉移支付資金支付鄉政府日常餐飲招待等財務不能支出的費用近64萬元),以虛列戶頭、重復沖賬等手段套取公款(d170以虛開發票的方式套取公款1.0825萬元),以供自己或小團體揮霍,還存在將個人消費發票在財務報銷的現象(d199街道辦黨工委書記指使手下套取公款105萬余元,用于送領導及個人旅游、消費)。所涉及的貪腐案例不僅腐敗次數多,而且數額巨大(如圖3所示),出現“小官巨貪”情形(d11陸某分三次送給劉某1000萬元;d175鄭某先后三次向葉某索要共計900萬元好處費)。不僅如此,有些鎮街一把手的腐敗行為還呈現從受賄到索賄腐敗行為的演化,索賄情況在鎮街一把手案例中多見(d3變相向高某索取美元48萬元、人民幣120萬元;d67利用職務之便索取賄賂款3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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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加強對鎮街一把手的監督

在對案例材料編碼整理的過程中,筆者對案例素材進行理論編碼,可以將鎮街一把手腐敗的成因歸納整理為“想腐敗”“敢腐敗”“能腐敗”的三個方面。在腐敗誘因上,案例中的鎮街一把手存在理想信念缺失的情形,其生活模式放縱,大多有賭博、包養情婦、進出高檔娛樂場所等違規行為,逐步形成貪圖享樂、金錢至上的理念,導致心態失衡,萌生腐敗念頭,最終喪失黨性原則,促使權力私有化,打開想腐敗的邪惡之門;在腐敗行為動機層面,貪腐行為隱蔽性高,案例中存在腐敗潛伏期長以及帶“病”提拔的現象,出現多名腐敗干部自身腐敗未被發現反而被提拔的狀況,導致其存在僥幸心理,再加上腐敗案例多是窩案,形成了利益共同體,不易被察覺,且法不責眾;在腐敗的外部條件上,鎮街一把手具有權力集中、職權范圍廣、自由裁量權大等特征,在重要事務上具有拍板定案的權力,再加上一把手通常熟知辦事的規章制度,能夠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權,為腐敗行為的滋生創造條件。鎮街一把手腐敗案例分析呈現了其“想腐敗”“敢腐敗”和“能腐敗”三方面的原因和表現。為此,我們應該從如何使鎮街一把手“不想腐敗”“不敢腐敗”和“不能腐敗”三個方面入手,加強對鎮街一把手的監督。

1.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壩

遏制鎮街一把手腐敗行為,必須從遏制腐敗思想的產生入手。牢固的理想信念和黨性修養是遏制腐敗思想產生的保障。在反腐敗過程中,要始終樹立共產黨員的理想信念,堅定領導干部的政治靈魂。在不斷推進的反腐敗工作中,一把手是重要官員,鎮街一把手是基層政府的“關鍵少數”,其理想信念是否堅固、是否具有黨性修養,關系到基層行政氛圍的形成,關系到政治生態的風清氣正。為此,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加強鎮街一把手的黨性修養:一方面,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督促鎮街一把手以人民公仆的姿態,正確對待手中的權力,為人民群眾造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強化嚴以律己的行為引導,明確工作職責,正確對待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堅持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為抓手,弘揚“當官不想發財,發財不能當官”的職業操守,要求黨員干部要始終保持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自覺摒棄“油水關系”“蛙水關系”“鴨水關系”等不良作風。牢記發展中形成并不斷鞏固的理想。另一方面,需要重視鎮街一把手的生活圈,強化對其八小時工作時間之外的監督,將領導干部工作時間之外的活動納入監督范圍,積極發揮黨內民主生活會、家屬以及人民群眾的作用,重點關注鎮街一把手生活圈的異常,防范鎮街一把手不良生活作風的侵蝕,及時制止領導干部貪圖安逸、追求享樂的風氣,防止鎮街一把手思想的墮落,從源頭上杜絕權力異化的源頭,筑牢鎮街一把手“不想腐”的思想堤壩。

2.建構“不敢腐”的懲戒機制

在案例中,鎮街一把手之所以敢腐敗,可以從主觀和微觀層面闡釋:從主觀層面而言,腐敗分子存在著僥幸心理,認為腐敗手段隱蔽,不易被發現,且腐敗不是自己單個人的事情,那么多人腐敗都沒被查到,還有的人平步青云更上一層樓,再加上與監督的各個環節人員相互配合,形成利益共同體,過高估計腐敗共謀者不會泄露機密,出賣自己。據此錯誤地認定自己被查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一旦打開腐敗的缺口且未被發現,膽子就會越來越大,腐敗行為將會持續升級,呈現“破窗效應”。

查處腐敗分子就是最具有震撼力的反腐教育。為此,一方面,我們必須以零容忍的態度,加大對腐敗的懲處力度,一旦發現腐敗線索,一視同仁,不論級別,不論崗位,徹查到底,絕不手軟,嚴肅處理相關人員。在當前背景下,不僅要加大懲處新的腐敗案件,而且還要清理腐敗“庫存”,偵查已經存在但尚未被查處的領導干部,清查已有的腐敗行為,保持反腐的高壓態勢,增大腐敗查處的概率,徹底消除腐敗分子的僥幸心理。另一方面,必須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保證權力時刻處在監督之中,消除腐敗賴以生存的土壤,扭轉腐敗影響經濟發展的錯誤思想,嚴格規章制度,重視行政程序,重視廉政紀律,著重打擊組織內的拉幫結派行為,進一步規范基層政府運作程序,依法行政,防范權力濫用,注重信息公開,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增加腐敗成本,抑制腐敗動力,消除潛在腐敗分子敢腐敗的勇氣,使領導干部不敢腐敗。

3.扎緊“不能腐”的制度籠子

一把手監督問題是共有的難題,很大原因在于權力的高度集中。鎮街一把手職權范圍廣,影響范圍大。擁有實權的一把手是最具有腐敗可能的職位,如果缺少相應的外部監督,也是最容易發生腐敗行為的群體?;鶎庸ぷ鞣浅碗s,為了保證政策執行的靈活性,給予了鎮街一把手較高權限的自由裁量權,便于其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地解決實際問題,但同時也帶來了權力濫用和腐敗行為發生的可能性。為此,必須結合實際情況,適當分解一把手的權力,賦予鎮街一級領導班子的權力,在權責對應的原則下,科學合理地分工協作,實行分權機制,尤其在人權、財權、物權、事權等方面,堅決反對一言堂,利用制度規范來約束權力,避免鎮街一把手獨攬大權,在領導班子內部形成相互監督和相互制約的運行機制。在此基礎上,完善重大問題和重大決策的集體決策制度,充分發揮制度規范的作用,給權力運行設定邊界,建立相應的責任清單,制定相對具體的行為規范,設定必要的行政程序,最大限度地細化行政過程監督,確保決策信息公開、透明,強化監督行為的可操作性,保證領導班子集體的民主參與,邀請專家學者積極論證,主動聽取群眾意見,防止出現權力尋租和濫用權力的情況。

作者簡介:文宏,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杜菲菲,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20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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