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費邊社思想領袖托尼在《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一書中，細致地診斷了中國文明的特征，指出了農業和農民問題的癥結是技術停滯、組織松散、政治無能以及知識分子的形式主義。并且，托尼發現了中國城市中不斷涌現“不在地主”現象，并以此判斷中國的城鄉關系是一種金融關系。費孝通是托尼上述觀點的最好繼承人，兩者的學承關系不能僅僅從宗教倫理角度出發去理解，他們還共享了同樣的文明觀以及社會史或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此外，費孝通還在《江村經濟》《祿村農田》《鄉土重建》三本著作中，逐漸修正了托尼的觀點，他對鄉土工業的實踐道路、城鄉關系的具體判斷、“不在地主”現象的本質以及對知識分子的使命等方面的內容作了更為系統的敘事。
關鍵詞:托尼 費孝通 不在地主 合作組織 鄉土重建
一、卜凱與托尼的中國土地研究：費孝通的選擇
費孝通先生的論述，受眾多先賢所影響。他在晚年展開學術反思時說：“我的思想哪兒來的呢？應該說是從我的老師那兒來的。我的幾個老師當中，第一個影響我的是吳文藻先生，第二個是潘光旦先生，然后是三個外國人，一個是Park，二是Shirokogorov，三是Malinowski?！贝送?，梁漱溟、陳寅恪、顧頡剛、弗斯、布朗等學術前輩也在其晚年的思想譜系之內被不斷提及。不過，對青年時期的費孝通影響至深的英國學者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卻沒有在費孝通晚年所列的老師名單上出現。但我們在閱讀《江村經濟》《祿村農田》《鄉土重建》等一系列經典專著時，托尼簡直如影隨形。后者所著的《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一書，曾經頻繁地出現在青年費孝通的這些專著文字之中，且引用頻率超出上述老師中的任何一位。費孝通在三本著作中多次聲明，自己的土地研究以及對鄉土重建路徑的探討，都是為了回應托尼所設計的中國復興方案。
王銘銘明確看到了費孝通與托尼之間的學術關聯，他和張瑞在整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關系》的筆記時，就清楚地發現了托尼所著《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一書影響了費孝通有關宗教倫理與世俗社會之間關系的論斷。不過，王銘銘早在2006年發表的一篇名為《從江村到祿村：青年費孝通心史》的文章中，卻沒有提及青年費孝通的心靈是否受到托尼觀點的激蕩，彼時作者希望從費孝通的社會身份角度而非對政治經濟問題的直接關懷角度去探尋其思想的淵源。或許是因為土地經濟、勞動、城鄉關系這樣的議題，與從“心史”或者“士紳”出發討論的議題有一定的距離，所以它們沒有進入王銘銘的視野。楊清媚多少受其導師王銘銘的影響，所以在其博士論文《在紳士與知識分子之間》之中談費孝通時，沒有談及托尼。不過，近來楊清媚同樣從宗教與社會理論的角度出發，看到了托尼與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等人對費孝通的宗教倫理觀的影響。不僅如此，楊清媚還進一步發現了托尼對費孝通較為獨立的影響，她系統梳理了托尼的土地與勞動研究與費孝通的幾本民族志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費孝通與托尼的學術關系，超越了費孝通與韋伯、桑巴特（W. Sombart）的關系。但是，楊清媚的知識社會學進路仍然沒有給有關土地與社會研究的政治經濟學角度留下空間。王君柏撰文系統敘述了托尼與費孝通之間的學承關系，不過他并未將費孝通的幾本民族志中關于如何回應托尼的觀點作系統梳理。本文希望稍稍離開宗教與社會的關系角度，從政治經濟議題和具體社會關懷出發，獨立梳理《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一書對青年費孝通幾本系統專著的影響。
托尼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SE）的教授，其所著的《中國的土地和勞動》出版于1932年。該書是托尼基于兩個多月的考察以及同時代的卜凱（John Lossing Buck，費孝通翻譯為“巴克”）、戴樂仁（J·B·Tayler）、陳翰笙、方顯廷等學者的實證調查數據，寫出的一本全面診斷中國問題的專著。小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盛贊此書是觀察中國最好的棱鏡；亞當·塞利格曼（Adam B. Seligman）則稱該書仍是農業問題研究者可以“持續開采的富礦”。費孝通于1936年至1938年之間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求學，細讀過此書，并將此書當作博士論文《江村經濟》的重要思想來源。在寫作《祿村農田》與組織云南魁閣團隊的調查研究時，托尼的問題意識被列為至關重要的回應對象。1947年1月30日，托尼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特意為費孝通主持了一場國際學術論壇。此時的費孝通，正值“李、聞事件”而受到白色恐嚇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避難，恰好應邀參會并發表演講。演講過程中，費孝通三度回應托尼。但他的回應并不只是指向著名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論題，而仍然主要是《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一書的延續性對話?！多l土重建》一書的長篇自序，就是費孝通此次會議的講稿。
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業經濟研究方興未艾。尤其是卜凱的中國農業經濟調查，當時已經在世界范圍內聲名鵲起。卜凱所著的《中國農家經濟》與《中國土地利用》二書全面進入了青年費孝通的視野。但為何費孝通在研究中國農村經濟與土地問題時，在問題的設定與解決方向上卻更偏向于托尼？這一點并非無關宏旨，它既是方法論的問題，也是理解費孝通如何組建其鄉土重建方案的前提。在全面論述托尼的中國重建方案之前，我想基于費孝通自身的表述，指出他為何選擇托尼而不是卜凱的原因。
在整個20世紀，作為一個經濟史家，托尼在中國農業經濟研究領域所受到的待遇讓人愕然。其關于英國中世紀結束前后的土地與農民研究，幾乎沒有進入中國經濟學界的視野。《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也被經濟學家視為一本文化泛談的書籍。例如，憑借對該書的簡單判斷，張五常就曾說“此公對農業一無所知，經濟也是門外漢”。經濟學家們推崇的是卜凱，緣由是后者組織了大量調查員，用問卷的形式收集了海量的資料。這對于青睞數字模型的經濟學研究來說，自然是十分親近的。當然，卜凱在中國20世紀早期農業經濟研究領域的重要性，怎么描述都不為過，他的著作幾乎是該領域引用率最高的文獻。然而，費孝通似乎對卜凱的研究并不買賬。與張五常完全相反，費孝通在研究中國土地問題時高舉托尼的旗幟，而對卜凱僅抱以冷靜的尊重。
卜凱著重使用了類型學的方法展開調查。在《中國土地利用》一書中，他在土地所有者、半所有者和佃農的分類基礎上，得出了中美兩國內的租佃關系大致相當的結論。這讓費孝通難以接受。即使在當下，許多研究中國土地的學者也仍然認為中美兩國的農場存在根本差異。卜凱為了追問不同類型下的經濟效率，實際上并不太關心對社會制度與社會關系的情境分析，對于土地之上的復雜社會網絡也相對忽略，至于歷史文化與經濟之間的內在關系就更加不在其討論范圍之內了?！耙虼?，他自己明顯不感興趣的土地所有權和租佃關系，被看做是一個次要問題。”但這并不促成費孝通對卜凱的根本性不滿。費孝通公正地認為，不能因此去批評卜凱，卜凱自己本就沒有打算去研究租佃關系?！耙驗檫@并不是他的研究目的，盡管有時候他的確針對‘所謂的土地占有狀況’中存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發表過看法。”
然而，在費孝通看來，中國的土地問題是一片茫茫的叢林，過度揮砍叢林中的枝蔓荊棘，之后呈現的結論雖然精巧，但卻難與實際情形相符。立志從社會學與人類學角度考察中國的青年費孝通，怎么會棄社會制度與古舊文化于不顧？“我們應該問一問，不考慮農村問題的制度化背景，我們的研究可以走得多遠？我想純粹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來談談這個問題。”于是，費孝通質疑卜凱：“很明顯，當他得出這些結論的時候，他不僅假定了在中國和美國租佃關系具有同樣的意義，而且把租佃關系這一問題同其他擁有豐富資料的根本性事實，比如農田規模、租率、生活標準、營養狀況等等，分離開來。這例證了社會調查所帶有的忽視單個事項之間的相互關系，也即制度性背景的危險?！?/p>
在費孝通看來，關注土地制度的社會人類學與關注土地效率的經濟學決然不可分割。尤其是在中國，各種土地類型之間沒有涇渭分明的邊界。一個名義上被定義的自耕農，可能同時租佃了少量土地，亦即是一名佃農；在農忙季節的不同時段，還可能是他人地塊上的雇工；為補充日常生活的短缺，農民還要想方設法變現自己的勞力。各種交叉的社會關系，而非小農園內的方寸土地，構成了農民總體而又多元的生活源泉，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可能導致家庭的維系和勞動力自身的再生產出現問題。因此，如果不首先解決文化認識論的問題，經濟學的效率研究就是偽問題。在這一點上，費孝通與托尼達成了最大的默契。
但更為根本的問題是，費孝通認為卜凱不懂中國農村的土地社會學與文化人類學也就罷了，關鍵是其資料也漏洞百出。由于卜凱的分類學過于武斷，使得他的問卷設計也出現了諸多漏洞。費孝通明確指出：
在這一調查中，按照美國的慣例，村民們被分成地主、半地主、佃農和無地雇農，以及不從事農作的村民這幾類。在各個不同省份的研究中都使用了這同一種分類方法，并且假定所獲數據具有可比性，然而，遺憾的是，在云南，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集體所有者，比如家族佃農的社會和經濟地位，同那些私人所有者的佃農的社會經濟地位具有本質的差別。但是，由于顯然是由那些不了解云南情況的人準備的問卷表中并沒有列出的單獨的類別，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佃農被劃入了同一種類別。當云南的佃農的數據同江蘇佃農的數據作比較時，出現了一些更不可靠的結論，因為云南的集體所有者的佃農的處境與江蘇的向不在地地主租種土地的佃農的處境是完全不能比較的。
在卜凱的數據中，這樣的研究設計問題并不是孤例。此外，費孝通發現，卜凱的問卷數據收集者都是“不能勝任”的外行。許多調查者在詢問村民時，遭到了善意的嘲弄?！鞍涂藭嘘P于云南農村大米的產量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我們只能懷疑調查員把未脫殼的稻谷當成去殼的大米計算了。只要基礎數據是由對調查工作不感興趣并對研究結果不分擔責任的學生們收集的，要想避免這些誤差是很困難的。”而且這種誤差是因為根本性的研究設計缺陷，以致無法在“平均”之后得出一個接近真實的數據。
當卜凱心心念念認為自己的數據還可以為其他學者所用時，費孝通卻用了極少見的嘲諷語氣。有意思的是，這一絲嘲諷之中還把托尼帶了出來：“看看在何種程度上以這種未經訓練的人按孤立的方式收集的數據資料能夠被其他專家甚或像托尼教授這樣的高級學者值得信賴的使用，將是十分有趣的?！?/p>
托尼在描述中國的土地經濟與勞力狀況時，多次使用了卜凱的數據。但托尼使用的前提是他對中國文化復雜性的認識，將那些純粹的農業經濟統計學數據，緊緊嵌入對社會文化的判斷之中。在托尼那里，關于土地的政治經濟學，與土地之上的社會人類學發生了重要的交匯。托尼同樣委婉地批評了卜凱：“如果不了解各個地方的風俗習慣，僅僅把農民劃分成自耕農和佃農，有時候非但不能揭示出事實，反而會掩蓋真相。”
在托尼那里，青年費孝通認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更為全面、辯證的通道，他說：“托尼教授并沒有把自己看做一個農業專家。從他的智慧和經驗出發，他完全認識到中國的土地和勞動力問題應該在一個比‘土地利用類型’更為廣泛的基礎上加以限定。”與托尼一樣，費孝通在進入土地研究的“叢林”之前，謹慎、立體地環顧了一下四周，并將總體性的判斷帶入了叢林之中。因為一旦進入叢林，就容易忘記林中所見的風景只是一個局部。在閱讀了托尼的中國研究著作之后，《江村經濟》的書寫脈絡明顯同時交織著托尼的箴言和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的教誨，并持續貫穿在青年費孝通的文字之中。而在《云南三村》英文版（Earthbound China）的導言中，費孝通直言不諱：“在我們看來，這一研究領域最好的一本書，是托尼教授的《中國的土地和勞動》。這是在當時所能得到數據的基礎上，對1931年以前中國的經濟形勢所作的一個總結。所有的數據都來自其他調查者的工作。托尼的結論的價值并不僅僅在于它所提供的事實材料，而且還因為它是在中國所發生的總體經濟變遷——一個可以和發生在工業革命時代歐洲的變遷相媲美的變動——的背景中來解釋數據資料的?！?/p>
要強調的是，青年費孝通的中國土地研究以及他所提出的“鄉土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同樣受到了來自當時形形色色的鄉村建設理論家或鄉村建設實踐者的影響，我們也可以在整個《費孝通文集》中多處看到他對梁漱溟、張東蓀、晏陽初、吳景超、董時進等學者有關問題的回應。但是，在對中國文明的判斷、發展問題的癥結和實踐路徑等層面，我們實難看到在托尼之外，青年費孝通還會受到誰如此系統的影響，并對其如此重視。因此，全面梳理《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一書對青年費孝通的影響，再結合以往學者從宗教倫理觀出發探討的兩者之間的學承關系，我們就能看到托尼與費孝通之間的立體聯系。
二、托尼的遺產：“成熟文明”視野下的鄉土建設方案
（一）托尼的“成熟文明觀”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中國尋找救世出路的學者眾多，但不帶預設直面中國歷史與現實境況的設計師卻鳳毛麟角。作為英國費邊社的思想領袖，托尼系統地討論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宗教與社會起源，并與韋伯的理想型分析進路保持了一定的距離。此外，他立足豐富史料探討了16世紀英國“三農”問題的結構性癥結，并詳細追問英國農民如何轉變為工人，傳統農業又依循何種路徑走向了資本主義農業?！?6世紀的農村問題》一書，是他在英國經濟社會史研究領域的集大成之作。在面臨中國的類似問題時，這位老練的知識獵人卻告誡讀者，以往的知識探求航路并不適用于錨定東方港灣。
摩爾在評價托尼的研究時說：“托尼充分意識到中國的農村問題不只是歐洲農村問題的重復。托尼拒絕中國與中世紀的歐洲做簡單類比，他提出，20世紀的中國問題實際上是具有經濟文明特定階段屬性特征的一種問題。”托尼自己也明確說：“中國，正是在她自身，在她自身的歷史文化中，我們才能根據她的現代化需要，作出重新發現和重新解釋?！币虼耍瑳]有對中國文明的認識作為前提，任何問題診斷與發展方案都是孤陋偏頗的“現在中心主義”。托尼能夠自覺阻斷輕車熟路的研究路徑，卻沒忘記中、英問題的出發點是一樣的，即怎樣在尋求經濟出路之前，基于事實觀察來定位古舊文明的性質，這是進一步提出濟世方案的北斗之星。
中國農業文明最大的特點是什么？托尼在《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一書的“導論”中有這么一句話：“中國農民用鐵制工具耕地的時候，歐洲人還在使用木犁；繼而，在歐洲人開始使用鋼制工具時，中國農民仍在使用鐵制農具。中國所具有的經濟制度和社會組織形式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國人從未覺得有必要對這種制度和組織進行改良，或使用其他制度替代自己的制度?！奔夹g停滯是托尼對中國農業問題的重要診斷，但他的診斷不是要在吵鬧的“體用之爭”中做出選擇。導致農技的裹足不前是農業文明的慣性使然，它折射出文明內在的動力不足以及社會組織發育不良的弊端。
在20世紀初期，這種被認為是內卷的文明形態，遭遇了西方工業的沖擊。社會的解組、變革與革命，都擠在不足一代人的時空中發生了。巨變洪流中所裹挾的元素形形色色，但托尼未以保守的姿態去守護傳統，也未曾像激進的革命者那樣摒棄以往的一切。他仍然以冷靜的姿態觀察巨變中產生的混雜組合。“五四”文化復興、民族主義、軍閥混戰、革命主義、工業興起、宗族崩散，托尼看到了這些力量在相互作用，拒絕以其中的任何一個立場做出判斷。這種系統論觀點與他的文明判斷是一致的：“產生動蕩的熔爐是一種成熟的文明，有著豐富的成熟經驗以及嚴謹的品行準則，并結合了對西方實際成就的切實尊重，和對其自身價值系統中道德優越性的自信，忘記了這一切，會是一種極大的誤解?！?/p>
費孝通在閱讀托尼的書籍之前，已經在美國社會學家帕克（Robert E. Park）的課堂上接受了中國文明是一種“完成了的文明”的判斷。所謂完成了的文明，其最大特征就是將以往的傳統文化規范無限期地當作未來一切行動的丈量準繩。無論是托尼的成熟文明觀還是帕克的完成文明觀，費孝通認為都應成為中國經濟變革需要直面的文化基礎。這也意味著20世紀初期的中國內部有著一座堅固的高墻大壩，任何改造的方案都將面臨巨大的文化障礙。
?。ǘ┲袊r業的問題診斷：傳統與現代的兩個危機
古老文明以其強大的蓄容能力積攢了大量的人口。托尼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中國一些地方的農民，就像常年站在齊脖深的河水之中，只要涌來一陣細浪，就足以陷入滅頂之災。他認為中國的人口過于龐大，以至于現有資源不足以供養中國的人口。“他們之所以免于餓死，部分是因為他們自己令人敬佩的創造力和堅忍不拔的意志，部分是因為中國家族中的共產主義，部分是因為他們減少了自己的必要消費，并耗盡了自己的體能資本（physical capital）?！蓖心嵴J為中國必須擺脫這種饑餓經濟。費孝通后來在《云南三村》《鄉土重建》中與這種饑餓經濟作了對話，他將中國農村的經濟生活稱之為削減欲望的消遣經濟或匱乏經濟。正是因為這種“饑餓”與“匱乏”，才需要在農業以外去尋找出路。
中國農戶的小規模分散經營，被托尼視作中國農業整體規劃需要注意的根本問題。后來的諸多農業經濟研究者也不斷指出，這種微小農業的經營效率十分低下，完全依靠內卷化的經營方式，無限地投入勞力來維持。一方面，托尼給足了中國讀者以安慰，他認為這種微型地塊上展現的農業圖景誠然是一種農業藝術，并且，這種農業藝術“從來沒有得到過系統知識的幫助，完全是農民個人技巧的成就，所以，中國的農業理應得到喝彩”。但是另一方面，這種農藝的生成是幾千年的勞力累加得到的?！澳切┬蕾p中國農民技術專長的人，似乎又每每忘卻了中國農民為獲得這種成功所投入的人力成本。人們可能會為中國農民在對抗巨大困難時所表現出來的奇跡般的創造力而喝彩，但也對造就這種奇跡般的環境與條件感到遺憾?！鞭r用土地的小塊分散，必然浪費農民的時間和勞動，也妨礙了排水、灌溉以及農作物病疫的防治，關鍵的是，古舊的農業耕作方式未能對農業科學的最新進步提供應有的刺激。沒有技術突破或者不愿意自覺地展開農業的改造，是農業文明發展的一個瓶頸。依靠人力的大量投入，單位土地上確實可能維持高產。但土地的繁榮并不意味著人的繁榮。用黃宗智的概念來說，“內卷化的勞力密集型耕作”實際上是一種高危經濟。
此外，合作性不足是傳統農業危機的另一種體現。托尼看到中國鄉村并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農民為市場而耕作的程度也要比以往的想象高很多（當然會因地域不同而有差異）。農家的貿易如此重要，那么關于成本、價格以及交易、信貸的問題就十分重要了。農民個體無法應對這些問題，在交通運輸、市場議價等方面，投入了過高的成本。根本原因就在于組織性不強，以致只能被動地適應市場。
托尼并不認為中國是“集約農業”。我們都熟知弗里德曼、魏特夫等人由于水利灌溉的合作需求而判定中國的農業是集約耕作。但是，托尼認為，集體維護水利的動力并不是來自民間社會本身，而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為稅收經濟和維持政治秩序而生的。在農業生產方式的革新、農具的發明創新以及耕作方法的更替上，絲毫沒有集體合作可言。集體合作的缺乏，導致中國農業遲遲無法獲得其“現代性”，科學系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很難在中國產生。
如果說內卷、低效以及缺乏合作的耕作方式是托尼對傳統農業的診斷，那么20世紀的中國“三農”問題還面臨了更大的現代危機。那就是土地權向城市的外流和大量“不在地主”的出現，傳統的租佃關系在現代工業的侵襲下發生了變質。在《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一書中，托尼詳細論述了佃農群體的生產方式及其“租佃關系”。在20世紀20年代，托尼認為中國城市的工商業主通過對城郊鄉村土地的投資，形成一批不在地主?！霸谥袊拇蠖鄶档貐^，土地的所有者有別于土地耕作者，還沒有形成一個具有共同利益以及共同政策的獨立群體。然而，由于在外地主（即不在地主——筆者注）現象日漸普遍，這種情況終于有了改變……在外地主并不居住在土地所在地的鄉村，他們與農業的關系純粹是金融關系……這種現象發展得最快的地方，當然是大城市附近?！痹搯栴}后來成為青年費孝通頻繁回應的焦點。
?。ㄈ┚仁婪铰砸唬旱钟辉诘刂鞯馁Y本風險、建立合作組織和推動工業建設
農業是一個累積資金較為緩慢的產業，而且在春天播種和秋天收獲之間必須要找到資金來維持生計。小農的微薄資金儲蓄根本不夠供應日常開銷。因此托尼認為，在所有以小農經營耕作為主的國家里，鄉村社會的根本問題并不是工資收入問題，而是資金借貸問題。不在地主大量出現，使農民個體直接暴露在資本面前，這些資本逐漸開始購買農村土地，掌控農業中國的經濟命脈，隨后自耕農開始消失，佃農增加。尤其是在城郊附近，很難見到自耕農比例高的村莊，不在地主及其金融資本不僅沒有反饋鄉土社會，而且在更加急劇地抽空中國農村。城市資本只看重地租、利息。“中國農村迫切需要資本，而中國的資本卻并不拿來用之于農業改良，反而是在上海轉用于土地價格投機?！鞭r業文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組織的一系列鄉村建設運動，在托尼看來十分失敗。如果想求助于國民政府解決資金借貸問題，那也無異于鏡花水月。在政府難以自保的年代，農民怎樣解決鄉村社會中的金融與借貸問題？托尼認為迫切需要建設合作組織。傳統的合作組織頂多只是防御風險的性質，完全不具有農業改良和資本籌措的目的，因此托尼召喚以現代化為目標的合作組織。他看到農村土地權的外流所依靠的高利貸這個中介方式，借高利貸需要抵押，土地成了最好的抵押品。高利貸給城市資本以最好的可乘之機，導致了土地權的高速外流。
“自古以來農民就對放高利貸和壟斷者深惡痛絕……一個自然的補救辦法就是農民自己組織起來，聯合行動，一起謀求貸款，為農產品銷售尋找市場，購買必需品。”托尼所設計的合作方案是全方位的，完全是出于一個人文社會主義者的總體關懷。除籌集資本以外，在交通建設與科技發明上，要組織力量共同推動；在購買、生產、信貸、銷售等領域，由農民合作組織來展開；破除小農的那種虛假獨立性形式，建立真正的集約農業，將分散的農業集合成大農場，他認為這是各國農業發展都應具備的進步條件。此外，托尼認為合作的真正動力，不是停留在對愿景的宣傳、闡述上，而是要由政府來推動合作的革命。托尼強調，這種全面的合作“是現今發現的能夠保護小農使他們免于放債人和中間商剝削的唯一辦法，也是將小農們組織起來協力互助并采取集體行動的唯一辦法”。
如果說推進合作運動是在鄉土社會內的漸進改革方案，那么推動工業建設則是托尼認為最直接的經濟改革。托尼認為，使用機械動力的制造工業與礦業，是至為根本的救濟措施。但是托尼并未像后來的費孝通那樣倡導城市與鄉村工業并進的思路（尤其是發展分散性的鄉土工業），而是寄希望于國民政府推動城市工業建設，轉移農村壓力。雖然費孝通同意托尼關于建設合作組織的建議，但兩者關于工業建設方案的具體實施路徑則大異其趣。托尼發展農業合作組織是為了提高農民抵御風險、共辦農事的能力，他并沒有系統論述組織建設與工業建設的關系；而費孝通則明確希望用合作組織來推動鄉土工業的發展。
（四）救世方略二：直面潰爛的政治體系與斷裂的知識分子
我們應該看到，創建一個有效的政府體制是托尼的方案中極為明確的首要前提。“他們必須創建一個穩固而統一的政治體制，沒有這樣一個政治體制，任何國家獨立和經濟建設都只是空談?！蓖心嵯Ｍ麌裾鲃颖砻髟敢庵苯佑|及普通民眾生活的態度，而不是停留在遙不可及的抽象宣言之上。交通、科技、教育等技術性的內容，需要獲得政治上的認可，并由穩健的主體來推行。這里顯現了托尼務實的政治經濟學救世路徑，即認為關于工業建設、合作組織及教育改革，需要以一個強大的政治國家作為前提。
然而，托尼發現國民政府的“濫權”體制和官員的不作為將使一切鄉土建設方案化為泡影?！斑@些官員并沒有為這個國家發揮他們本應發揮，且憑其人員素質本可以發揮的影響?！痹趯嶋H情形中，托尼觀察到國民政府壟斷言論，拒絕批評；即使在歷史長流中，托尼也斷言中國不存在有效政治，或曰以往所謂的政治不過是以掩蓋改朝換代時爭權奪利的原始斗爭而告終。因此，按托尼的觀點來看，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有機的政治體系，要么是讓國民黨及其政府做出巨大的自我革命，要么是重新召喚一個能夠解決時代問題、扎根農業文明的政黨出現。但談何容易？
官員群體已讓托尼大失所望。那么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呢？令托尼十分沮喪的是，知識群體提出的建立在“主義”和西學基礎之上的各種救世方案，猶如沙灘上的無根堡壘。知識分子對中國現實圖景的無知，讓托尼簡直匪夷所思。他說過一句稍顯夸大但也接近實際的話：“五十多所中國大學里的政治學教授們沒有一位能夠說清楚，在中國的30個省、100余座城市以及1900多個縣城及50多萬個鄉村中，哪怕2個或者3個省的市縣鄉的實際行政情況?！痹谕心峥磥?，民國之后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巨大的問題，他們對西學舶來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的了解，要比對自身文化母體的真實架構還要清楚。國民政府的學者“對海牙國際法庭以及美國高等法院如何行使職權”的熟悉程度要遠甚于自己家門口的現實狀況。
西化知識分子的思想與大眾格格不入，各種虛無的主義在沉疴遍地的社會面前，極具諷刺性。原理與實踐、規劃與實施、言語與行動之間均發生了巨大的斷裂和分離。作為一名實地觀察者，托尼對知識階層與普通大眾的隔絕狀況極為驚詫。
教育這個工具似乎只是從一個階層上升到另一個階層的階梯，并沒有成為提高普通大眾知識素養和增進社會福祉的平臺。學校里舞文弄墨、裝腔作勢的人太多，紙上談兵的知識分子對下一代的教育無非是一種機械性的復制，甚至更加愚化年輕人?！按髮W的氛圍就像溫室，而不像原野。中國的教育在很多時候看起來，就像是故意用教育方法使下一代人變得愚蠢，變得神經質，變得了然無趣……除非知識階層與大眾的鴻溝能夠填平，否則民族的團結不過是一句空話。”
知識分子的機械性及其與真實社會的脫節，官員的腐敗與濫權，加上文字傳統的慣習熏染，使中國官員及知識分子共同構建了中國毫無實效的“文牘政治”：“中國的政治以發表宣言為始，亦以發表宣言為終。中國人一個會議接著一個會議，一個計劃接著一個計劃，一個報告接著一個報告。立法會議制定了那么多的法條，編纂的法律文書卷帙浩繁、堆積如山。但如果沒有合適的機器來傳輸這些動力，輪子也無法運轉。就好像一臺機器出了毛病，大家不去修理機器，反而坐下來寫出一篇《論機器出毛病》的論文，然后通過一個議案，稱這件事情應該明天開始辦。”總之，知識分子與官員一樣，停留在繁多的主義、文牘、方案、計劃的口舌之爭上，行動者寥寥。
然而，面對潰爛的政治與斷裂的知識界，托尼還不忘提醒自己：僅僅是猛烈批評目前的現象還遠遠不夠，純粹的批評無非只是一遍遍的詛咒，于事無補。他仍然呼吁政府與知識界要面向社會本身，在行政機構中破除文牘政治，在大學教育中開設面向中國現實的應用課程，解聘那些完全不懂自己國家現實的西學“布谷鳥”，聘請具有實際經驗的專家，甚至可以派人前往國外實習。但是外國經驗可以借鑒，不可照搬。歐美的已有方案和路徑不是具有思想指導性的，而是工具性的。托尼希望知識分子回到基層，讓不在地主的資本回饋農村，落實基礎工業建設。這些觀點后來在費孝通的《鄉土重建》一書中得到了系統的回應。
三、費孝通對托尼的三次系統回應與發展
（一）《江村經濟》：不在地主假設的驗證、合作組織建設與農工相輔的變革
針對托尼診斷中國的各種觀點，《江村經濟》幾乎都有回應。其中，有兩個觀點是費孝通最為關注的：一是城市不在地主與鄉村佃農之間開始呈現出一種金融關系，二是鄉村發展的最大出路是發展農村合作組織與工業建設。
托尼關于不在地主的判斷幾乎得到了費孝通的全盤驗證（但隨后在《祿村農田》中又作了巨大修正）。費孝通在江村的調查資料顯示，該村約有2／3的田底權被城鎮中的不在地主集團所占有。不在地主的大量涌現，意味著傳統地權格局發生了重大轉變。以往的地主、佃戶共處一個社區，租佃關系、土地分配是相對穩定的；即使有少量地主居住在城鎮，也仍然與佃戶保持租佃關系而非金融關系。傳統鄉村的土地并不單單是生產的資料，它同時與權力、地位、名譽聯系整合在一起，土地關系就是人的關系，并且這種關系是可視的。但是不在地主制度產生之后，性質就變了。尤其是托尼所謂的城鄉之間金融投資關系的出現，導致了鄉土社會的一系列問題。原因在于：城鎮資本對鄉村進行投資，看重的是以土地為媒介而產生的貨幣利息，而非以往的分成地租。同時，城鎮市場中的土地價值與鄉土社會中的真實價值存在一定的差距。土地的價值寓于佃戶交租的能力之中，不在地主試圖排除村社內部的道德約束以及不可控天氣因素的干擾，將農村土地的利潤來源視作一種金融常態。費孝通說：“田底所有權僅僅表明對地租的一種權利，這種所有權可以像買賣債券和股票那樣在市場上出售，……由于城里土地市場的交易自由，地主和他們占有的土地之間的個人關系縮減到最小的程度。大多數不在地主對于土地的位置、土地上種的莊稼，甚至對于交租的人都一無所知。他們的惟一興趣就是租金本身。”這樣一來，土地被“虛擬化”之后，傳統社區內的土地經濟閥門被打開，從而面向更廣大的資本市場。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一書中接受了托尼的邏輯：只有當城鄉金融關系密切的時候才出現不在地主制度，城市資本下鄉投資，地權外流，鄉村衰竭。這種形式理性的思維進路在某種程度上將資本入侵視作鄉村社區解組的最關鍵原因，費孝通后來對這一觀點作了修正。
在合作組織的建設與鄉村工業的推動上，托尼與費孝通的觀點基本接近，但略有差異。
托尼認為中國農業的科學性不足，首要在于生產形態的合作性不足。對于這一點，費孝通回應指出，農戶之間并非沒有合作。家庭內成員根據不同年齡、性別的分工，村社內對水利、道路、機械的公共分配一直存在，但是這些勞動合作與組織，并不是服務于更為高效的集約生產，而是在土地細分基礎上的小農耕作。由于勞力充足，在農地上不斷地添加勞動力就可以彌補技術突破的匱乏，從而沒有合作起來推動高效農業的動力。
傳統鄉村中的互助會組織，一般是在農業的常態中運行的，當其中少數人遇到青黃不接或者天災人禍等無法躲避的窘境時，它能夠進行救助。但如果一個社區中的所有成員悉數遭殃，那就難以奏效了。尤其是在世界性的工業資本席卷天下時，傳統互助會所遭遇的侵蝕是難以預料的。要成立新的互助會，必須要考慮大的金融災害的侵襲。例如，高利貸資金進入鄉村后，由于借貸個體沒有抵御風險的能力，就容易以田底權相抵，造成土地權的外流。費孝通承接托尼的判斷，說：“高利貸的存在是由于城鎮和農村之間缺乏一個較好的金融組織。”農民的組織性越弱，鄉村就越難以與城市并進發展，遑論抗衡。因此，費孝通與托尼一樣，希望倡導在鄉土社會中建立起基于資金借貸、農工生產、消費分配的合作組織。
倡導建立合作組織，不僅是為了應對農業生產，而且是希望組織建立鄉土工業。托尼的工業發展方案并沒有考慮鄉土社會內部的手工業，費孝通則在《江村經濟》中初步提出了鄉土工業本身的重要性，他說：“在目前的土地占有制下，農民以付租的形式，為城鎮提供了日益增多的產品，而農民卻沒有辦法從城鎮收回等量的東西?！r村地區的迅速衰退打亂了城鎮和農村之間的經濟平衡。廣義地說，農村問題的根源是手工業的衰落，具體地表現在經濟破產并最后集中到土地占有問題上來。……經濟蕭條并非由于產品的質量低劣或數量下降?！挆l的原因在于鄉村工業和世界市場之間的關系問題。蠶絲價格的降低是由于生產和需求之間缺乏調節。”費孝通其實已經意識到農村問題的首要根源不是農業本身的不發達，而是工業的衰退。
合作組織的建設，可以抵御城市不在地主的金融風險，而且可以輔助振興農村中的工業。費孝通跟費達生說：“改進產品不僅是一個技術改進的問題，而且也是一個社會再組織的問題。”費達生在江村建設繅絲廠前后，勞力、資金的合作入股與相互合作的生產方式是一個重要原則，基于投入比例計算的公平分配也是該廠的運行準則。費孝通同時在理論與實踐層面，都推進了托尼的工業建設設想。關鍵的是，費孝通的鄉村工業是在地化的實踐，與農業經濟結合在一起，與社會組織的變革也聯系在一起。這一點直至費孝通晚年仍一直堅持。
還應該強調的是，費孝通的江村經濟調查及相關的發展方案設計，是以他對自身所處文明的判斷為前提的。該書的前半部分沒有直接描述西化對中國鄉村的沖擊波。一方面，他認為傳統文化將繼續在新的變革間隙發揮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他認為唯有分析當下經濟現象中的文化內核，才能為新的經濟方案找到方向。這種內發視野與托尼在《中國的土地和勞動》中對中西學者提出的戒律是一致的：脫離了中國的文化慣性，將對中國經濟產生誤解。
（二）《祿村農田》的消遣經濟觀及其對托尼的修正
《江村經濟》寫完之后，費孝通并未停止對江村之外廣闊農村的追問。從倫敦回來之后，費先生在云南立刻展開了進一步的思考。這個思考與托尼之問密切相關：“一個受現代工業影響尚淺的農村中，它的土地制度是什么樣的呢？在大部分還是自給自足的農村中，它是否也會以土地權來吸收大量的市鎮資金？農村土地權會不會集中到市鎮而造成離地的大地主？”
在《祿村農田》一書中，費孝通再次重點回應了托尼提出的不在地主現象和城市金融問題。他覺得江村與托尼的觀察“頗為吻合”，但是，祿村調查的結果，卻和這種說法不合了。通過比較，他發現祿村的農田單位產量要高于江村，但卻不存在不在地主現象，地權關系主要集中在社區之內。村社之內的地權流動主要是因為償還高利貸，而高利貸的產生則一般源于婚喪嫁娶或其他文化儀式對資金的需求。村民很少借錢，因為土地上的農業利潤很低，遠低于資金借貸利息。所以，費孝通說利用都市資本來經營農田的行為是“憨包”的表現。
托尼太過注重土地的資本回報了，因此費孝通認為祿村的案例證偽了土地生產力低效與地權流動靜止之間的正面相關關系。對比在江蘇和云南的兩個研究，費孝通發現農村金融的“竭蹶”是導致土地權外流的根本原因。而竭蹶又是農村自留資金減少以及資金輸出增加所導致的。為什么靠近都市的農村金融容易竭蹶？此外費孝通還要進一步追問，是靠近什么樣的都市？費孝通認為，如果都市意味著工商業發達，問題就會被轉置成工商業的發達與農村土地權外流有什么關系了。是由于工商業產品流入農村導致農民消費增加從而賣地的嗎？為什么近代以來靠近都市的農村土地權不斷流入城市呢？費孝通給出的緣由就是“自給性的降落”：“自給性的降低，就是說以前自己可以供給的手工業消費品，現在不再由自己供給了。都市工商業的現代化，使農村原有的手工業不能維持，這樣減少了農家的收入，使農村除了農產物之外，沒有其他力量來吸收都市資金?！?/p>
傳統農村社區中保留了諸如紡織、工匠這樣的手工業，可以吸收回來一部分資金，以平衡家庭消費。因此在鄉鎮之間，存在著一條輸入和輸出的平衡通道。但現代工業的發達卻把這種平衡打破了。手工業敵不過機器工業，一旦手工業崩潰，農村金融的竭蹶跟著就到?！斑@樣看來，農村土地權的外流，和都市確有關系?？墒沁@關系并不像Tawney所說，是因為靠近都市的農田生產力高自然有吸收都市資本的傾向，而是在靠近都市的農村，凡有傳統手工業的不易抵擋現代工業的競爭，容易發生金融竭蹶。換句話來說：土地權外流不一定是靠近都市的農村必遭的命運，若是一個原來就不靠手工業來維持的農村，它遭遇到都市的威脅，決不會那樣嚴重。”
費孝通不滿于托尼的觀點，即認為城市資本與農村土地之間的關系僅僅是金融投資的關系，這是一種經典的基于土地肥力的地租理論?！巴心崽貏e提到的用于解釋租佃關系的發展的土地的肥力，只是這一情境中的一個次要的有影響的因素，盡管它也很重要。土地肥力只是使得租佃關系變得可能，但它本身并不足以產生租佃關系?！辟M孝通修正了托尼的觀點，指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農村問題之源不在金融而在勞力的出路。如果城市有效吸收了祿村的勞力，祿村的命運就會被改變。他說：“都市的工業和鄉村的農業競爭勞工時，農業才有改良的希望。我在第三章的開端已提到Tawney的名言：中國的問題，其實十分簡單，就是資源不足，人口太多。工業發達增加了資源，減低了農田所負擔的人口壓力。在這過程中，人的勞力價值提高，農田的經營中才值得利用節省人力的機器?！?/p>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發展有針對性的工業。鄉土社會中依靠農業是無法實現財富積累的?；谵r作本身的財富積累沒有長久性，富裕的地主即使在一二代內產生，也會在持續的家庭細胞分裂中瓦解。“但是工業卻不同。通過它，財富可以持續地積累。當來自工業的財富被用于購買土地時，購買力將是持久的，因此由于分家而造成的破壞性力量將不再起作用，因而，地主階級的地位將或多或少變得更為穩固。”但要發展什么樣的工業呢？難道一定要向托尼說的那樣，走大工業發展道路嗎？費孝通指出：“西方的工業革命至少威脅到了中國農村的小農們成為工業家的潛在勞動能力。對于沒有組織起來的自營小手工業者的大眾來說，這是一場沒有希望的戰爭。”
費孝通同意托尼關于建設合作化組織的觀點，但是這一建設必須因應具體的工農改革。“回到依靠手工業來補充農民家庭收入的不足這一傳統原則上去并不意味著保留古老的工業技術。力爭在村莊里保持傳統的工業實踐是不現實的。我們所應該保留的是作為傳統工業形式——即與中國農村情勢相配合的分散了的工業——的基礎的根本原則?！袊默F代工業應該以一種能盡可能廣泛地分配由改進了的技術方法所帶來的利潤的方式而組織起來。假定這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將推薦分散的工業體系?！鼮楦镜氖菫槿嗣翊蟊娡卣构I機會，這一考慮促使我們在經濟組織中提倡合作原則?！?/p>
《祿村農田》的研究給費孝通提供了一個發展托尼重建方案的具體例證。但無論采取怎樣的方案，他都沒忘記從文化視野去觀察經濟出路。通過田野調查，費孝通發現祿村人普遍具有“寧愿少得，不愿勞動”的心態。他比較了中西經濟觀的差異，認為西方的經濟邏輯建立在“以最少痛苦換取最大快感”的假設上，一個人越希望享樂、消費，越需要耐苦勞動、生產。歐洲的桑巴特、韋伯，以及托尼等人認為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基礎是深深地筑在中世紀傳下的宗教精神上，并將“此岸”的生產與“彼岸”的消費割裂，是一種充滿著宗教色彩的非人本主義觀。費孝通將這種經濟觀稱作“迂腐”的，其迂腐之源在于缺少了一種靈動的社會關系視角。“生產是增加物品滿足人們欲望的能力，這種能力一定要和消費者發生關系之后，才能出現，所以生產本身是以消費為不可缺的完成條件，效用并不是物的內在性而是和消費者所具有的關系?！钡摯迦嗣竦膭趧?，不是獨立的生產；農民產出的谷子，不會憑空消失，而是會進入人的肚子。
由此，費孝通提出了“消遣經濟”的概念?！坝臐M足不一定要看做是快感的源泉，若說這種行為不是快感的創造，而是痛苦的避免，也一樣可以言之成理的。”農民通過減少欲望，仍然可以享受其可接受的生活水平。如果說勞動之痛大于忍受欲望之痛，那么大可不必勞動，反之，如果忍受欲望的痛苦大于勞動的不幸，那么人們就應該勞動。這是費孝通消遣經濟觀的精髓之處，中國文化中隱藏的這種“消費觀”或許能提供一個理解今日中國經濟的角度。
至此，費孝通不僅發展了托尼關于城鄉關系的命題以及工業變革的具體路徑，而且從文明視角回應了部分工業應該扎根鄉土的文化緣由。可以說他這兩本專著最為集中回應的對象就是托尼。值得一提的是，這兩本民族志可謂“民族志的政治經濟學”典范，其書寫邏輯是貫徹了文化人類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雙重維度的。也就是說，馬林諾夫斯基與托尼都對費孝通產生了巨大影響。
?。ㄈ┼l土重建：“匱乏經濟”的文化癥結以及知識分子的鄉土復原
1947年初，費孝通參加了托尼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主持的國際學術會議，其演講題目是“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文化癥結”，這也是《鄉土重建》一書的開篇內容。費孝通認為托尼揭示了西方“豐裕經濟”的精神起源，即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西洋宗教觀的歷史關系，資本主義豐裕社會之所以在英國產生，是因為人們有一套“無饜求得”的精神文化支撐。但是他強調，同時代的中國并沒有無饜求得的“營市文化”，離豐裕經濟更是遙遙有距。費孝通在《鄉土重建》中接續他在《祿村農田》中的“消遣經濟”概念，用“匱乏經濟”的概念來概括中國的經濟文化狀態，以回應托尼的演講。
如果說費孝通在《祿村農田》中提出的“消遣經濟”還保留了對中國農民生存方式的合理性判斷的話，那么在論述“匱乏經濟”的文化根由時，它就變成了其時中國的“癥結”了。費孝通論述的核心是土地與人力如何在數千年的歷史中形成“中和位育”的格局（他引用潘光旦的譯法，將“位育”翻譯成“adaptation”），以形成“匱乏”經濟的狀態。其邏輯在于：第一，中國的舊世界是個匱乏的世界，人多地少，眾人涌向土地求生，土地之上從來不缺少耕作的人力，也就失卻了改造農技、提高效率的動力，“勞力便宜，節省勞力的工具不必發生……技術停頓和匱乏經濟互為因果，一直維持了幾千年的中國的社會”。第二，農事是季候性的生產，消費卻是終年的常態，有限的產量需要維持長久的生活，必定要抑制消費。第三，趨求穩定的農地生產方式與儒家的身份安排，讓人不會去輕易地冒險，劉邦、項羽、朱元璋畢竟是少數。“沒有機會的匱乏經濟中是擔當不起這一種英雄氣概的”。所以，中國社會上上下下倡導克己復禮、安分知足，“這一套價值觀念是和傳統的匱乏經濟相配合的，共同維持著這個技術停頓、社會靜止的局面”。
費孝通認為這種匱乏經濟無法在大轉變時代繼續維持。即使他承認傳統社會曾經給予若干人生活的幸?；驑啡?，但他明確表示“決不愿意對這傳統有絲毫的留戀”。不過，不留戀并不是說他要全盤拋棄。費孝通贊成在中國原有的鄉土社會中改造社會組織，尤其是在傳統鄉土工業破敗后，可以通過改良傳統社會中的人來適應新的工業秩序。他可以接受社會解組并重建社會的思路，但不接受全面潰敗的結論。
在《鄉土重建》中，費孝通再次回應了托尼的城鄉關系命題。費孝通認為，中國的城市與鄉村之間，向來是城市依靠鄉村的補給而得以延續，城市本身是個消費體，并不是生產性的社區，但由于掌握土地與政治資本，一直與鄉村保持微弱的聯系；西方工業產品的入侵，打破了城鄉之間的微弱聯系，都市破產，鄉村變得更加自給自足。費孝通提出要重建中國的鄉土社會，首先應該是要重建城鎮，規避以往不在地主靠地租獲得收入的方式。“在都市方面，最急的也許是怎樣把傳統的市鎮變質，從消費集團成為生產社區，使市鎮的居民能在地租和利息之外找到更合理，更穩定的收入?！边@樣才能重建一個互助的城鄉關系。
當現代都會在20世紀的中國崛起之后，商業資本夷平了以往分散的鄉土工業，幾無反饋地榨取中國鄉村，中國的鄉村就“癱瘓”了。城鄉之間的傳統聯系被切斷，堅韌的小農經濟蜷縮回更加自給自足的狀態。即使在災荒之年，小農因為具有自身匱乏經濟的節欲傳統，不至于滅亡。但癱瘓是一種慢性的疾病，不加治療就會腐蝕生產的能力。尤其在戰時狀態中，就會導致鄉土社會的“日益損蝕”。
如果說城鄉之間出現了社會性的“斷裂”，那么基層行政的僵化就是一種政治斷裂。在費孝通看來，傳統基層行政的運作是在一種雙軌政治中實現的。一是自上而下的皇權，到了縣級就不再往下滲透，鄉土社會的日常政治與皇權相距甚遠。二是自下而上的自治團體，有紳士鄉約代為管制。鄉紳與衙門的匯合，就是基層行政體系了。只要雙軌運行正常，相對來說就是有機的基層政治體系。但是，當保甲制度把“自上而下的政治軌道筑到每家的門前，最近要實行的警管制更把這軌道延長到了門內”之后，國家力量試圖以單一的“保長”行政角色統合鄉紳與衙門，雙軌制度和自治體系的有機性便被破壞了。也就是說，傳統的代表性力量被懸置了。尤其是那種具有鄉土責任擔當的賢士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在這里，費孝通用了很大筆墨說明自己不是在為紳士辯護，而是強調原本有機的上下聯系和自治方式被現代政治制度所抽空，卻沒有有效的替代，反而導致淤塞。
由此，費孝通找到了鄉土重建的重要切入點。“從基層鄉土著眼去看中國的重建問題，主要的目的是怎樣把現代知識輸入中國經濟中最基本的生產基地里去。輸入現代知識必須有人的媒介。知識分子怎樣才能下鄉是一個重建鄉土的一個基本問題。”都市工業對鄉土社會的過度汲取以及政治體系對雙軌制度的破壞，導致了鄉土社會的日益破敗，土地權外流，人才不歸，傳統鄉土落葉歸根的有機傳統以及儲備人才的功能也在日益衰竭。一些沒有歸鄉和無法歸鄉的人才聚集在都市，形成了城市“團閥”，利用權勢進一步壓榨鄉村，造成都市和鄉村之間日益斷裂。托尼有關知識分子、政治官員與社會之間的斷裂的命題，被費孝通從一個更為具象的城鄉視角進一步喚醒。重建有機的城鄉聯系是鄉土重建的關鍵出路。
費孝通認為城鄉之間的斷裂對小農傷害并不大，對地主和知識分子來說卻是一個陷阱。農民可以再返回土地求生，城市地主與知識分子卻失去了真正的食宿來源。所以，現代工業首先沖擊了傳統地主依賴土地的食利方式。地主的出路在哪里？費孝通指出，必須適應新的局勢，放棄靠地租生活的方式，和農民合作，參與“確立民族工業的陣地”。但是，讓地主放棄地租談何容易？地主的保守性以及在壓力面前難以自覺的意識，阻礙了這個可能。但費孝通警告：“特權所給人的享受會向靈魂深處索取它的代價”?，F代工業及政治權貴組合的利維坦，會將小農與地主一并吞沒。不在地主與知識分子一樣，唯有發展工業，并帶著現代工業技術下鄉，才能有自覺的出路，也為農民和農業找到一條共同的出路。
四、結語
整理托尼的中國研究，目的是要指出青年費孝通在1936年—1949年間的所述所思之中存在怎樣的思想火種。理清一段學術傳承，對試圖理解費孝通文字的后學來說，猶如一面棱鏡，可以破除以往學術繼替格局的單向度視野。更何況這面鏡子是如此清晰、立體。
費孝通對托尼的繼承，具有整體性、內發性、變動性、聯系性四個面向。其一，對中國文明的觀察與鄉土發展道路的設計，兩者均立足于農業文明的整體性來展開，他們沒有執拗地展開對單個問題的考察，而是集合各區域的特殊性來反思總體的復雜圖景。其二，農業文明的內發性特征是兩者共同堅持的，傳統的慣性是當下實踐必須考量的因素，他們均認為大而化之的改革注定不接地氣。其三，兩者均在動態的研究框架中去設計中國的救世道路，在這一點上，費孝通同時秉承了托尼及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的研究路徑，他將當代鄉村視為傳統力量與變革力量的“接觸場”。其四，兩者設計的方案都是基于交互視野上的系統觀，政治經濟改革、社會重組以及文化變遷中的各個因素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牽一發而動全身。
除了繼承，還有創新。第一，費孝通修正了托尼的不在地主假設，即不是因為城市資本的利潤取向導致了不在地主的大量發生，而是因為鄉土社會本身工業傳統的衰弱導致外來工商業的入侵。土地被典當的原因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生活的逼迫所致。原先的手工業、農業、文化體系以及城鄉關系是互為嵌套的，但這種平衡被外來力量所阻斷。第二，費孝通不僅倡導大城市的現代工業建設，而且更加提倡分散性的鄉土工業，并且，這種鄉土工業實踐應該是與農村社會合作組織的改造并舉的。費孝通提倡的工業道路是多元的，不同類型的都市、城鎮的工業道路各不相同，對于鄉村來說，只有那種分散的工業建設才能反哺農村。第三，托尼稱中國農業經濟是一種“饑餓經濟”，費孝通則將其稱為“消遣經濟”與“匱乏經濟”，即能忍受欲望的誘惑，從而實現生命的繼替。在今天看來，如果這種文化經濟的特征還能保留，或許仍將成為未來中國抵抗世界性經濟風險的文化保護墻。第四，托尼和費孝通都認為，鄉土社會的復原需要同時召喚負責任的基層官員和有機知識分子的回歸，但費孝通看得更清楚的是，今天的知識分子和基層官員很可能是同一類人，他們不僅需要克服雙重利益立場，而且要同時貫通廟堂之上的意志和底層社會的需求，從多個角度恢復以往雙軌經濟中的有機性特征。
回頭來看，托尼與費孝通的鄉土重建方案仍然具有重大意義。當今中國學界圍繞土地經營道路問題，已經吵得不可開交，但學界提出的任何一條路徑，似乎都與費孝通保持了一定的距離，卻缺乏系統的說明與反思。但不論是評估今天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還是重建鄉土社會的互助經濟；不論是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去觀察農業實踐，還是從文化人類學出發考證經濟行動的文化慣性，費孝通與托尼對文明的共同判斷，以及他們從具體的城鄉關系之中去探尋中國鄉土重建方案的做法，都值得作為當代實踐的參照。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8年第2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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