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羅斯在轉軌時期, 農業經濟發展與農地制度改革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而當時農地初始狀態復雜、農業市場環境不好、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多元, 三者交織在一起造就了俄羅斯農地制度改革的復雜邏輯。基于此, 本文從蘇聯時代農地產權的復雜性入手, 分析了俄羅斯農地私有化作為激進式改革, 卻取得了漸進式效果。在此基礎上, 探討了公共領域、私有產權和低效率勞動并存的局面, 農業企業的“公共領域”與“私有產權”居民經濟的相互補充, 造就了低效率勞動和高收入回報, 農民從中獲得的效益明顯大于單獨組建家庭農場所獲得的收益, 這就是其農地制度變遷的基礎。認清了其農地制度變遷的邏輯基礎, 才能真正理解其私有化改革和農地流轉改革的實際效果和作用。
1、問題的提出
俄羅斯地域遼闊, 自然資源豐富, 具有發展農業的良好條件。但事實上, 在過去20多年時間內, 其農業發展呈現出波動起伏狀態, 各種緣由值得思考。其中, 農地制度變遷的邏輯較為復雜和神秘。相關學者對此已經進行了充分的研究, 大多數學者認為, 俄羅斯農地產權改革是失敗的, 造成了農業發展的波動狀態[1]。對此, 俄羅斯部分學者對其農地私有化是持不贊成的態度[2]。也有部分學者從市場的角度分析了俄羅斯農業發展的道路, 認為俄羅斯農業發展受制于貿易條件, 貿易條件掩蓋了農地制度變遷的實際作用[3]。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中, 盧布大范圍的貶值, 恰恰為改善貿易處境創造了條件, 實際上是促進俄羅斯農業發展的。但是, 在實際農業統計數據中, 無法看到農地制度變遷與農業發展之間的關系, 也無法闡釋二者之間的具體邏輯。
俄羅斯農地產權兩次重要的改革時期分別是發生在1990—1992和2001—2002年。第一次改革是葉利欽政府主導的私有化改革, 具體的推進依據是總統臨時頒布的總統令和緊急法令;第二次改革是普京政府推行的農地自由流轉, 推進的依據是俄羅斯國家杜馬制定的《土地法典》和《農地流轉法》。但從產權性質上分析, 兩次改革其實都是推進農地私有化的手段。從這個意義上看, 不應當以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農業衰退來否定私有化改革。顯然, 如果葉利欽政府主導的私有化改革是錯誤的, 那么普京政府應當糾正這個錯誤, 但實際上普京政府依然堅持私有化方向。普京政府扭轉了俄羅斯農業衰退的局面, 是發生在推進農地流轉之后, 由此說明, 農業發展并非完全依賴于農地產權, 而用益物權制度變化依然能夠起到較大的作用。
再從產權改革的對象上考察, 20世紀90年代初期推行的農地私有化改革, 其直接推進了家庭農場的產生, 加上已經存在的農業企業 (蘇聯時代的國營農場與集體農莊) 以及從蘇聯時代就存在的農民對小塊土地私有的居民經濟, 這三者構成了俄羅斯農業生產經營體系。私有化的改革, 家庭農場雖然已經產生, 但沒有葉利欽政府預想的那樣大范圍出現且占據主導地位, 不僅如此, 反而出現了大范圍的波動;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盡管在名稱上改組成為股份制農業企業, 但其原來的經營架構依然存在;而居民經濟呈現出較為穩定的發展態勢, 在20世紀90年代前兩者波動或不穩的情況下, 居民經濟難得維持著產出的增長[4]。
從上述分析可知, 俄羅斯農業經濟發展與市場環境之間的整體關系是正比例關系, 但3種農業主體表現出來的發展態勢, 并沒有體現出這種正比例關系, 令人較為疑惑。事實上, 土地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 其產權制度變遷必然會對其效益產生激勵作用, 只不過是這種激勵作用被市場環境所掩蓋, 導致了產權與績效之間關系的模糊。畢竟當農業主體經營不佳的時候, 則會導致土地價值的減少, 產權自然缺乏內生刺激力;反之, 當農地價值上升的時候, 產權的促進作用也會隨之增加。兩者之間的關系是辯證式的, 產權改革與農業經濟績效之間的邏輯關系, 是了解俄羅斯農業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
2、蘇聯時代復雜的農地產權
2.1 集體化: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
俄羅斯歷史上獨具的村社傳統, 使得農民形成了牢固的集體主義觀念。私有產權在沙皇時代出現過, “斯托雷平改革”的核心就是推進農地私有化, 由此也塑造了俄羅斯的富農階層, 客觀上大大提升了農業生產的效率。但村社制度依然存在, 且日漸成為代表貧農的基層社會組織。十月革命后, 村社作為農村的基層社會組織, 不僅予以保留而且還賦予了其更多的職能。村社組織可以重新分配土地以及界定土地的權利, 由此使得集體主義和平均地權的觀念再次盛行。列寧就極為重視俄羅斯的村社傳統, 認為村社制度是小農經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種橋梁和中介。列寧認為:“村社傳統下所確立的土地共同耕作制度, 可以使得全體成員能夠實現共同勞動與收獲, 集體使用生產資料, 是符合過渡經濟形態要求的[5]。”后來, 斯大林執政期間, 蘇共高層對農業經濟發展道路產生了分歧, 對工農關系也產生了不同的看法, 最終以斯大林的觀點獲得了勝利。1929年, 斯大林在蘇共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大轉變的一年》, 由此標志著蘇聯農業集體化運動的到來, 與之對應的是, 村社制度和富農階層一起消亡, 農地產權全面實現公有制。
馬克思的小農理論注重強調土地公有制, 其出發點是為了維護農民利益以及促進農業發展, 在此基礎上需要配合外部的農業技術的廣泛應用。在馬克思看來, 俄國是具備實現其理論的現實條件?！巴恋毓兄拼_定了集體占有的基礎, 能夠實現勞動的大規模聯合。因此, 可以避開資本主義的陷阱, 借助于機器大生產來取代小塊土地耕種技術, 俄國土地平坦的地勢條件是極為適合機器耕作的[6]?！睆鸟R克思的論述看, 俄國村社制度的存在以及幅員遼闊的土地, 是實現土地公有制的先決條件, 但是如何借助機器技術來實現土地公有制, 是個難題。列寧極為熟悉馬克思的小農理論, 并且有其自己的理解, 在當時的條件下并沒有做出全盤公有制的論斷和決定。斯大林對于蘇聯農業實行了全面的集體化改造, 突出強調現代農業技術的支持作用。在他看來, 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 除了推進工業化之外, 還必須有小農經濟過渡到機器大生產的集體農業, 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農村立足的基礎。但是, 在其確立的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體系中, 農業集體化是完成工業積累的載體, 工業化帶來的技術提升, 在農業領域并沒有得到體現。失去了技術手段的支持, 蘇聯的小農經濟自然就難以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此時, 村社制度已經廢除, 但全盤集體化再次將土地公有和集體主義觀念灌輸到農民的頭腦中, 自然集體農莊及國營農場就成為蘇聯農業的主要生產經營主體[7]。
2.2 私有產權:居民經濟
但是, 村社傳統帶來的小農經濟在全盤集體化時代, 依然有存在的空間。當時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的職工在工作之余, 利用自己住房周邊的空地進行了小規模的家庭種植活動, 屬于家庭副業經濟, 是對集體化的一種補充。在斯大林看來, 集體農莊及國營農場的生產剩余品必須從商品流通系統中排除出去, 需要納入到國家工業和計劃系統中, 但職工建筑物周邊的個人副業不需納入這種系統中。顯然, 職工工作之余在住房周邊開墾的土地屬于自耕狀態, 沒有雇傭他人, 也沒有采取機械化耕作方式, 因此, 在當時對農業主體進行劃分的時候, 將其稱之為“居民經濟”。盡管當時蘇聯法律上已經不承認土地私有制, 但實際上, 農民對于居民經濟土地有穩定的控制權, 具有私有產權的基本屬性。
斯大林在集體化運動中之所以沒有將居民經濟這部分土地納入其中, 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這部分土地屬于農民自給自足的活動, 帶有非商品經濟的性質, 并非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活動。事實上也是如此, 居民經濟中的生產經營活動幾乎與市場完全脫離, 農業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家庭消費的需求。農民從事這種勞動的動力并非是市場需求, 而是家庭消費規模的需要。蘇聯農業組織理論的創始人恰亞諾夫對此有獨到的見解, “居民經濟理論并不是農場理論, 也不是農業企業理論, 而是一種農民生產理論”[8]。當農民家庭人口較多的時候, 農民在勞動中會自發增加勞動時間, 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滿足家庭人口消費的需求。當其生產的產品能夠滿足家庭成員消費的需求, 剩余的產品有到市場上出售的可能性, 此時居民經濟可能會表現出企業的激勵屬性。但是, 對于地廣人稀, 當時交通并不發達的蘇聯而言, 居民經濟生產的產品要到市場交換幾乎沒有可能。因此, 居民經濟除了家庭消費以外的生產活動客觀上會受到限制, 農民也沒有動力去擴大生產規模。從這個意義上看, 居民經濟因為流通、市場等因素, 其非商品化的特征再次得到了強化。
3、俄羅斯農地變遷的過程
3.1 激進式的改革
俄羅斯獨立之后, 俄羅斯政府按照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 啟動了激進式的改革轉型, 積極推進產權私有化、價格市場化、市場自由化改革, 農業也是其激進式改革的一部分。1990年11月, 俄羅斯杜馬就頒布了《土地改革法》和《家庭農場法》。這兩部法律承認農地產權私有化的效力, 但改革的效果并不顯著。于是1991年12月, 葉利欽為了更快地推進農業私有化改革, 簽署了《推進俄羅斯聯邦土地改革的緊急總統令》, 盡管這個法令的名稱冠以“緊急”, 但在實施中并非如此。農民對私有化帶有強烈的抵制心理, 集體主義觀念和居民經濟狀態所折射出的蘇聯時代農地制度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面對這種局面, 葉利欽又于1992年3月簽署了《俄羅斯聯邦政府關于改造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辦法》, 要求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必須在1993年1月1日之前徹底完成私有化改革。盡管這項總統法令相較于上一個總統法令, 在內容上更加細化, 操作性更強, 但獲得效果也不明顯。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啟動改革, 也進行了私有產權的確認, 但經營模式并非改變, 經營效益沒有明顯的提升。
顯然, 俄羅斯政府推進的這種激進式的私有化農地產權改革, 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革, 是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過程。與其對應的是, 自下而上的誘致性改革。強制性制度變遷往往是通過法律對產權進行重新設計, 誘致性改革屬于漸進式改革, 需要獲得政府認可才能大范圍推廣。俄羅斯獨立之后的整體經濟改革均是屬于強制性的制度變遷, 是典型的激進式改革, 農地私有化改革也是如此。但這種激進式改革并沒有收到激進式的效果, 在村社傳統和集體主義觀念的影響下, 加上當時的市場環境不佳, 國營農場、集體農莊只是在產權形式上做了改變, 但經營框架并沒有改變。
3.2 漸進式的效果
無疑, 產權是制度變遷的核心因素, 也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 但并非是制度變遷的唯一要素。諾斯在研究中構建了產權、國家、意識形態3大要素共同決定制度變遷模型。在他看來, 有效的產權安排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 但之所以很多國家出現了一些低效率的產權安排, 主要是因為國家作為產權的設計者, 其追求的并非是效率, 而是追求國家租金利益的最大化。改變這種制度安排的最好辦法, 就是推動產權改革, 同時意識形態作為輔助因素, 也可以推進其改革。按照這種思路, 俄羅斯政府在農地產權設計的時候, 盡管不存在獲取國家租金最大化的要求, 但改組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 實施私有化改革, 有減輕政府財政負擔的訴求[9]。加上農民本身對之前的余糧征集、農業稅、集體化之間關系的認知, 很容易對于政府主導下推進的私有化制度變遷產生較大的不信任感, 因此, 私有化改革在基層阻力較大。俄羅斯政府的出發點是, 通過私有化改革來提升農業主體的生產效率和市場化程度, 但其改革的起點是蘇聯時代集體化和私有產權交織的復雜農地局面。農民對于私有產權改革缺乏明顯的偏好, 幾乎沒有私有化的動力。而且, 植根于俄羅斯農民思想里的村社傳統和集體主義觀念, 使得農民習慣了集體耕作的生活, 因此, 在改革初期很少有農民以自己的私有土地為基礎來組建家庭農場, 從這個意義上看, 這就是意識形態所起的作用。這就意味著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并不能帶來激進式的改革效果。
無疑, 俄羅斯在農地私有化改革中, 表現出來的是漸進式的效果。從制度變遷的目標———家庭農場的發展情況看, 1992—1994年, 俄羅斯家庭農場的數量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增長。直到1998年金融危機之后, 由于盧布的大幅貶值, 家庭農場的數量才開始出現較大規模的增長, 經營效益才開始好轉。按照俄羅斯政府的統計數據, 1991年的時候家庭農場平均規模只有41hm, 到1999年擴大到了51hm, 2007年的時候為99hm2[10]。當然, 家庭農場規模的擴大, 除了產權、市場因素之外, 還與俄羅斯農地流轉制度的確立相關。
3.3 農地流轉制度的確立
在葉利欽時代, 農地私有化之后, 農民對于土地享有所有權、使用權和收益權, 但處分權并沒有得到法律的認可。盡管部分州可以進行土地交易, 但交易的土地也僅僅是居民經濟的私有土地及部分集體農莊、國營農場中所獲得土地份額, 統一的農地流轉市場沒有建立。普京執政后, 開始積極推進農地流轉法律的出臺, 2001年國家杜馬通過了《土地法典》, 規定了城市土地可以進入市場自由買賣和交易;2002年國家杜馬通過了《農地流轉法》, 規定了農地可以流轉交易。此時, 私有化改革才真正得以落實。與總統主導的私有化改革不同, 農地流轉制度的建立在杜馬中并非是一帆風順的。但該制度確立之后, 效果就開始凸顯。家庭農場無論是規模還是數量上, 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對農業經濟的貢獻率也在上升。到2007年, 家庭農場的對農業經濟的貢獻率超過了20%, 首次超過了居民經濟的貢獻率[11]?？梢哉f, 農地私有化改革的阻力是在基層, 農地流轉幾乎沒有阻力, 而且處于俄羅斯農業發展的增長時期, 推行較為順利。農地流轉制度的確立, 符合了俄羅斯農業發展的形勢。畢竟俄羅斯地域遼闊, 但勞動力相對匱乏, 推進土地流轉有助于促進農地的重組、合并, 實現農業的規?；l展。
4、俄羅斯農地制度變遷的邏輯
4.1 公共領域、私有產權與低效率勞動的并存
在蘇聯時代, 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是企業性質的農業組織, 按照葉利欽政府的設想, 通過土地私有化的方式, 將這些規模較大的企業分拆為若干小的企業或生產車間, 它們之間的關系通過市場來維系。這種通過從企業組織向市場機制過渡的狀態能否促進農業的發展, 實際上是難以界定的。農業發展究竟是市場交換模式好, 還是企業組織模式好, 這個問題在古典經濟學中就沒有得到回答。因為, 企業生產需要資本、勞動力、技術、土地等生產要素, 而市場交易則不需要這些成本。但對于某些半成品或是生產要素而言, 究竟是企業內部生產更有利于節省成本, 還是在市場上購買更合算, 不好衡量。著名經濟學家科斯后來界定了企業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最終企業的邊界、規模才更加清楚[12]。企業生產需要組織成本, 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需要交易成本。由此, 用企業來代替市場, 則降低了交易成本, 但組織成本依然存在。反過來, 用市場代替企業盡管降低了組織成本, 但交易成本同樣存在。按照這種邏輯關系, 俄羅斯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被拆分之后, 組織成本肯定會下降, 但交易成本卻會上升。進一步分析, 如果交易成本的增幅小于組織成本上升的幅度, 如此農地私有化改革就會比較容易推進, 反之則推進比較困難。但綜觀當時俄羅斯的社會形勢, 市場秩序比較混亂, 商品及生產要素的交易所需付出的議價、搜尋、比較及信息等方面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果將農業企業拆分為若干小型企業或家庭農場, 其交易成本必然會大幅飆升, 發展將會十分困難。關鍵的是, 俄羅斯地廣人稀, 農業生產并不集中, 能夠為農產品流通提供的市場較為匱乏, 這樣的條件下, 與企業的組織成本相較而言, 交易成本太過于昂貴。有學者以“市場半徑”理論解釋了俄羅斯農產品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 認為俄羅斯家庭農場經營產生困境的最大問題就在于市場的地理位置過遠[13]。因此, 從組織成本與交易成本比較的角度看, 俄羅斯農業經濟的發展不僅僅是要明晰產權, 更需要在地廣人稀的條件下建立一個能夠高效運轉的市場及其交易機制, 只有這樣才能夠改變農業生產對企業的依賴程度, 才能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市場交易機制建立的決定因素不是由農業決定的, 其取決于整體經濟形勢的發展水平。恰恰這也是俄羅斯農地制度改革的外部制約因素, 當時在短期之內是難以扭轉。
從俄羅斯當時的土地歸屬上看, 農民以私有土地組建的家庭農場以及居民經濟, 是典型的私有產權, 但生產效益有較大差別。家庭農場的效益明顯低于居民經濟, 原因就是交易成本遠遠高于組織成本所致。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經過私有化之后改組成為農業企業, 但原來的職工并未真正取得土地, 而是繼續留在企業中工作, 職工取得的僅僅是土地份額的權利, 但并不實際占有土地?？梢? 土地產權的界定并沒有改變改組后這些股份制農業企業的低效率問題, 而且這種低效率勞動已與居民經濟這種私有產權構成了互補關系。大部分農民并不愿意經營家庭農場, 而是選擇在農業企業中勞動, 業余時間從事自己的居民經濟。這樣, 一邊通過低效率的勞動獲得應有的收入和福利, 再通過剩余的時間從事精耕細作的居民經濟來滿足家庭消費的需求, 剩余產品還可以創造部分額外收入。當然, 獲取額外收入的機會并不大, 居民經濟的非商品屬性并未真正改變, 與市場的關系也不密切。無疑, 農業企業中的低效率勞動對于企業發展是不利的, 對于俄羅斯農業生產效率及效益的提升也是不利的, 但對于工作其間的農民而言是最理想的狀態, 利大于弊。事實上, 一個農民在農業企業中工作, 再加上自己居民經濟所得, 遠遠大于一個農民經營家庭農場所得, 這樣私有化改革難以推進就是必然的。
對于農業企業而言, 產權不明產生的激勵機制難以實現, 而農業勞動的特殊之處是不可重復, 難以計量和監督。農業勞動的難以監督, 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以家庭為核心來進行經營, 這也是家庭農場至今還是發達國家主要農業生產組織主體的原因, 因為家庭勞動激勵機制不是問題, 家庭成員有共同的目標, 幾乎無需監督。但對于農業企業而言, 如果采取分組勞動的形式, 那么部分農民就會采取“搭便車”的方式, 以低效率的勞動獲取報酬。但農業勞動較為分散, 監督成本十分高昂, 甚至要高于生產成本, 即便是采取計量的防范, 但其生產周期過長, 還容易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 對一個人的勞動難以綜合衡量。反過來, 農業企業的監督和激勵不能很好地實現, 低效率的勞動是永遠存在的。也正是低效率勞動的存在, 俄羅斯的農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從事其居民經濟, 獲得收益更多, 這也是為什么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居民經濟能夠占到農業經濟貢獻率40%~50%的原因[14]。
俄羅斯農業企業中的土地所有權是份額權利, 還是集體持有, 產權的集體屬性依然存在, 所有者是缺位的。這種似有產權很難說是真正的私有產權, 巴澤爾認為, 這種不充分的私有產權實際上是一種“公共領域”, 其資產名義上是屬于農民職工, 但對每個份額私有財產界定或保護的成本太高, 無法確定這種份額權利的排他性。正是因為這種私有產權的模糊色彩, 而生產要素恰恰是處于公共狀態, 農場職工才可以充分獲利, 甚至是帶有隱性的攫取。如果農民從企業中出來成立家庭農場, 其所需的生產資料在市場是匱乏的, 獲取這些生產資料的成本太高。農民對此是無能為力的, 除非是大幅提升農產品價格, 但是當時的市場環境不好, 農產品價格也難以提升。但依附于農業企業的居民經濟之所以發展得很好, 就在于這些企業職工在農業企業的生產資料處于公共狀態的情況下, 能夠無償地將這些生產資料攫取為個人所有?？梢? 俄羅斯農民的集體主義思想對于農業企業沒有太大的保護作用, 其更多的是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而不是調整公共財產和私有財產邊界的意識形態。
4.2 農地流轉:緩和上述邏輯困境
要改變俄羅斯農業發展中的公共領域、私有產權和低效率勞動并存的邏輯困境, 除了繼續明晰產權之外, 更重要的是推進農地流轉, 特別是處于公共領域的農業企業的土地流轉, 如此才能改變所有者缺位的問題。一旦所有者明確, 農民對公共領域的攫取才會減少。當然, 這個問題是涉及俄羅斯農業發展的方向問題, 是支持農民將土地帶出農業企業, 組建家庭農場;還是應該繼續加大投資, 擴大農業企業規模, 發揮土地規模效應。葉利欽政府的主張是建立家庭農場, 使得家庭農場成為俄羅斯農業生產經營最主要的組織形式。但事實上在實踐中, 市場機制的不健全, 家庭農場無法克服其地廣人稀的缺點, 在勞動力不足及農業技術上提升不大的情況下, 家庭農場難以發展。普京政府推進農地流轉, 是繼續私有化的舉動。但在農業主體建設上, 更加強調大型農業企業的主體地位。為了解決農業企業產權模糊的問題, 突出了政府在土地流轉中獨特作用, 通過購買農民土地份額, 將土地產權完全轉移到農業企業手中, 農民由股東變成雇員。這種改革帶來了雙贏的局面:一方面農民通過手中的份額實現了土地的財產價值;另一方面, 也使得農業企業成為真正的土地所有人, 改變了原來集體產權的模糊性。農業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 不再是“公共領域”[15]。
但是, 農地流轉制度, 使得農業企業的“公共領域”屬性消除了, 但是農業企業與居民經濟之間的互補關系依然存在, 只不過是改變了不合理的攫取關系。對于農業企業職工而言, “搭便車”現象依然存在, 監督和計量成本依然很高。農業企業提供的公共物品及福利, 對農民職工依然具有較大的吸引力。要改變這種局面, 只有當家庭農場的收益高于農民在農業企業中的工資福利和居民經濟的收入總和, 農民才會單獨出來組建家庭農場, 農業企業和居民經濟的互補關系才會打破。
對于俄羅斯而言, 在農地制度已經穩定的情況下, 過去10年來, 政府對于農業投資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發展。2007—2011年, 俄羅斯政府農業投入的主要方向是農業企業, 農業企業規模繼續擴大;2012—2016年, 俄羅斯政府大力提升對家庭農場的補貼, 家庭農場發展迅猛。到今天, 俄羅斯家庭農場和農業企業對農業經濟的貢獻基本上是1∶1的比例[16]。換言之, 政府的政策導向, 將決定俄羅斯農業發展方向。
5、結語
如前所述, 俄羅斯農地制度改革的邏輯是復雜的, 決不能用產權和績效的關系來簡單衡量?？陀^而言, 有效的產權安排是能夠大大促進績效的增長, 反之則可能會導致經濟發展的衰退。在俄羅斯農地制度改革中, 產權改革的邏輯復雜、推進過程跌宕起伏。為此, 很多人認為葉利欽政府當時推進的農地私有化改革政策是錯誤的, 是私有化導致了俄羅斯農業的衰退。事實上, 俄羅斯農地私有化改革的激勵效果沒有立刻發揮, 是漸進式凸顯的。私有化改革對于明晰農地產權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改革之前其產權初始狀態的復雜、當時農業市場環境的不好、農業主體的多元, 使得私有化改革效果未能立刻體現。最明顯例證就是, 農業企業與居民經濟的互補關系, 強化了農民低效率勞動和私有產權兩者相加獲得的利益最大化, 這對強行推進農地私有化, 鼓勵農民組建家庭農場是不利的。后來, 俄羅斯在推進農地流轉改革中, 強化了私有產權的功能及財產性質, 最終使得農地私有化改革效果顯現。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世界農業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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