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實踐的調研
【摘 要】通過對六盤水市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三變”改革實踐的調研，本文剖析了農村“三變”改革的背景、內涵和改革效應，從豐富和發展“兩個飛躍”理論、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實施精準扶貧有效脫貧、促進欠發達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等方面系統梳理了“三變”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創新價值，并從資源資產確權登記、股權量化與收益分配、產業平臺建設、新型經營主體培育引進、風險防控機制構建等方面揭示了開展農村“三變”改革需要抓好的關鍵環節。本文從堅持問題導向、尊重農民意愿、發揮政府作用、兼顧公平與效益、加強風險防控等方面提出了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對當前深化農村改革的啟示。
【關鍵詞】農村改革；產權制度；內涵闡釋；創新價值；關鍵環節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全面推行，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有效解決了中國農民的吃飯問題。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村雙層經營體制“分得充分、統得不夠”的問題日益突出，農村資源分散、資金分散、農民分散，難以適應農村經濟規模化、組織化、市場化發展需要，成為農村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的嚴重桎梏，“空殼村”大量存在，村集體對村民的服務能力嚴重不足。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持續推進，大量素質相對較高的農村人口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導致農村留守人員自主經營能力越來越弱，農業從業人員老齡化、女性化問題日益加劇，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面臨巨大挑戰。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和近年來政府、學界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發端于貴州省六盤水市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農村“三變”改革，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中取得了明顯成效。“三變”改革的成功經驗引起了各方關注，尤其是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強調指出，“通過改革創新，要讓貧困地區的土地、勞動力、資產、自然風光等要素活起來，讓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讓綠水青山變金山銀山，帶動貧困群眾增收。”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從實際出發探索發展集體經濟有效途徑，鼓勵地方開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等改革，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和實力。”農村“三變”改革的“貴州經驗”為全國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提供了借鑒。
一、文獻綜述
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有效破解“三農”發展難題的重要抓手。近年來，在總結農村改革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學術界圍繞以土地制度為核心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研究。郭曉鳴等認為中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邏輯主線是不斷賦予農戶邊界明晰、充分排他的盡可能完整的財產權利。黃延信等分析了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目的，系統探討了集體資產量化、成員資格界定、股權設置、股權管理等一系列問題。劉可對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實踐中面臨的問題以及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對策措施進行了研究。符剛等分析了推進農村資源產權市場化的意義和作用、農村資源產權類型、農村資源產權市場化面臨的問題以及推進農村資源產權市場化的路徑。姜巖探討了現階段農村土地資本化改革的主要路徑及制約因素，提出了推動和完善我國農村土地資本化改革的對策建議。楊久棟等圍繞農地產權制度的法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朱正罡等、吳群、程欣煒等、王德福圍繞農村產權交易運行模式、交易市場運行等問題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在農村產權與農民增收關系方面，張軍認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化、農民房產和宅基地增值收益是財產性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劉俊杰等從理論層面分析了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相關研究逐步明晰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主要脈絡，即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農村產權制度，為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深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與體制機制創新、農村社會治理改革等相配套，顯然相關研究在這方面還存在某些缺陷，尤其是針對農村資源、資金、農民“三分散”等現實問題缺乏改革路徑的系統設計，實踐指導意義明顯不足。
始于2011年的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在農村產權制度改革中創造了一條系統化的改革新路。圍繞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實踐，學術界也從不同側面進行了研究。劉遠坤認為，農村“三變”改革的經驗和亮點在于通過建立支持保護、確權頒證、產權交易、融資擔保、風險防控和權益保障等六大機制給農民“還權賦能”，但農村“三變”改革中也存在虧損把控、權益保障、資源破壞等風險。孔祥智等研究表明，六盤水市以“三變”為核心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有效激活了“沉睡的資產”，不僅找到了農民增收的新渠道，更重要的是找到了欠發達地區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路徑。羅凌等指出，農村“三變”改革從要素集聚發力再造了雙層經營“統”的功能，用化零為整牽引創造了農民參與社會分工體系環境，以利益聯結創新重構和優化了鄉村治理體系，從拓展空間深化加快了現代山地特色農業發展步伐。中央黨校農村改革調查課題組認為，“三變”改革從根本上解決了資源、資金、農民分散這一阻礙農村發展的頑癥，激活了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探索出了一條切實可行的科學脫貧之路。總體上看，就文獻資料而言，除新聞媒體對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報道較多外，有關“三變”改革的理論研究成果相對較少。基于此，本文擬就六盤水市“三變”改革的內涵闡釋、關鍵問題等進行系統研究，以期為“三變”改革的深入推進提供參考。
二、農村“三變”改革的背景與內涵闡釋
（一）改革背景
農村資源性、經營性資產存量巨大，但長期以來財產性收入對農民收入的貢獻不到4%，資產的財產性功能遠未發揮出來。用好用活這些資產和資源，既是發展農業農村經濟的需要，也是保護農民和農村集體財產權利的客觀要求。
六盤水市地處貴州省西部、烏蒙山腹地，國土面積9965平方公里，喀斯特地貌分布廣泛，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石漠化面積占國土面積的33.44%。全市轄4個縣級行政區，其中3個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1個省定扶貧開發重點縣。按照2300元的貧困標準，2011年全市農村貧困人口97.52萬人、貧困發生率高達38.30%，脫貧攻堅與同步全面小康任務十分艱巨。但是，在家庭承包經營背景下，由于“分”得充分、“統”得不夠，六盤水市農村雙層經營體制的優越性沒有得到有效發揮，農村集體經濟十分薄弱，“空殼村”大量存在，農村資源閑置、資金分散、農民老化等問題日益突出，農民持續增收難度不斷加大，現代農業發展困難重重。
2011年，針對農村生產要素分散、農業規模經營受制、資源利用低效、農民增收渠道狹窄等現實問題，沿著喚醒沉睡資源、聚集分散資金、拓寬增收渠道這一脈絡，六盤水市以“還權賦能”為核心，開始了“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農村“三變”改革探索。經過幾年來的實踐，初步走出了一條有別于東部、不同于西部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新路。
（二）內涵闡釋
六盤水市農村“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三變”改革，是我國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創新實踐，是堅持問題導向的農村改革路徑的系統化設計，內涵十分豐富。
1.資源變資產。
農村資源十分豐富，包括耕地、林地、水域、草地、“四荒地”等自然資源，房屋、設備、建設用地、公共基礎設施等資產資源，自然風光、區域氣候等生態資源，歷史文化、民族文化等傳統資源，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資源，以及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林地經營權、小型水利設施使用權等權利資源。除法律有明確規定的以外，農村資源屬村集體或村民個人所有。為了使這些長期處于“沉睡”狀態的資源“活”起來，六盤水市通過核查清理、登記備案、評估認定，將資源轉變為資產，明確資產的產權邊界和歸屬，作價入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相應股份在集體和村民之間合理分配，使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擁有合作社、龍頭企業、家庭農場等法人經濟實體的股權，按股權比例獲得收益，從而盤活農村分散閑置資源、壯大村集體經濟、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2.資金變股金。
農村中的資金包括各級財政投入到農村的各類資金，村集體和農戶擁有的自有資金，以及獲得的信貸資金、社會資金等，這些資金的用途和投放存在著點多面廣、投入分散、作用發揮不明顯、效益外溢等突出問題，尤其是各級投入農村的財政資金具有項目多、額度小、一次性等特點，導致財政資金無規模、投入效益低、可持續性差等問題。通過一定方式將這些資金整合起來，形成合力，有利于放大資金使用效益。為此，六盤水市堅持在不改變資金（尤其是財政資金）使用性質和用途的前提下，將其量化為村集體和農民的股金，按照集中投入、產業帶動、社會參與、農民受益的原則，作價入股各類經營主體，形成村集體和農戶的股份，按股權比例分享收益，從而使分散的資金聚集起來，提高資金的集中度和使用效益，實現農村資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形成農民穩定增收的長效機制。
3.農民變股東。
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全面推行，農戶家庭成為獨立的經營主體。但小規模、分散化的農戶家庭經營普遍存在著效益低、財產性收入少且增長困難等問題，越來越不適應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需要，迫切需要在穩定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的前提下對現行農業經營體制進行改革創新。六盤水市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通過將村集體和農民所擁有的資源股權化、資金股金化，量化入股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民通過占有一定股份而成為股東，使農民從傳統農業中解放出來，資金在市場中流動起來，提高農民在入股企業、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實現增收致富。
三、農村“三變”改革的效應與創新價值
（一）改革效應
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從“十二五”初期的試點探索到2014年在全市全面推開，短短幾年間取得了社會廣泛關注的改革效應。
1.農村資源盤活效應。
截止2016年底，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已覆蓋全市65個鄉鎮、31個社區（街道）、881個行政村、29個省級農業園區。通過改革，全市已有121.6萬畝土地承包經營權、68.3萬平方米水域、5.86萬平方米房屋入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整合各級財政資金6.62億元，撬動村集體、農戶和社會資本52.07億元參與入股，其中村集體自有資金1.68億元、企業資金32.42億元、合作社資金10.73億元、家庭農場資金2.63億元、農戶自有資金4.52億元。
2.特色產業發展效應。
六盤水市通過“三變”改革，將資源、資產、資金入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核桃、獼猴桃、刺梨、紅櫻桃等特色農業產業，促進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僅2014—2015年的兩年間，全市就發展經濟林果213萬畝，其中紅心獼猴桃發展到17萬畝。目前全市特色產業種植面積達到458.75萬畝，糧經比從“三變”改革前的51∶49發展到目前的36∶64，培育了一批種養、加工、冷鏈、物流等農業龍頭企業和特色產品，促進了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3.集體經濟壯大效應。
“三變”改革前，六盤水市農村集體經濟十分薄弱，嚴重制約了村集體對村民的服務能力。通過實施“三變”改革，農村集體將所擁有的資源資產入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盤活了農村集體資源資產，村集體通過股權收益新增村集體經濟收入8856.3萬元，全市“空殼村”由“三變”改革前的53.8%下降到2014年的15.3%，到2015年全市413個集體經濟“空殼村”全部消除、村集體積累平均達到23.8萬元。
4.農村居民增收效應。
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將農民家庭或個人擁有的資源、資產、資金、技術等入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參與企業分紅，促進了農民收入增長。據統計，全市有39.05萬戶農戶成為股東，入股受益農民129.03萬人，其中貧困農戶11.31萬戶、33.44萬人，入股受益農戶年人均增收1200元以上。在“三變”改革的帶動下，全市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3年的6015元增長到2016年的8267元，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共減少貧困人口55.87萬人。
5.農村改革示范效應。
農村“三變”改革在試點成功的基礎上，2014年開始在六盤水市全面推開，2016年初貴州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下發了《關于在全省開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試點工作方案（試行）》，在全省開展農村“三變”改革試點。2016年底全省有21個縣140個鄉鎮1256個村開展“三變”改革試點，涉及農村人口304.8萬人，其中貧困人口48.2萬人。2017年2月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將貴州“三變”改革經驗作為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鼓勵性政策向全國推廣，“三變”改革的效應正在逐步擴大。
（二）創新價值
農村“三變”改革的“貴州經驗”，在當前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創新價值。
1.“三變”改革豐富和發展了鄧小平同志“兩個飛躍”理論。
1990年，鄧小平就明確提出了關于我國農村改革和發展的“兩個飛躍”理論，“從長遠看中國社會主義農業改革和發展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但是，三十多年來，如何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壯大集體經濟始終沒有真正破題，尤其是西部欠發達地區“空殼村”現象普遍存在，雙層經營體制下“分得充分、統得不夠”的問題十分突出。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抓住了“統”得不夠這個農村改革癥結，通過產業平臺和股權紐帶，將農業企業、農村集體、合作社、農民的利益聯結起來，實現了家庭分散經營向規模化經營的轉變，激活了城鄉資源、資產和人力資本，促進了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壯大了村集體經濟。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的實踐探索，堅持了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和雙層經營體制，是建立在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基礎上的創新實踐，是繼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后的又一大創新和飛躍。
2.“三變”改革是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把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新時期農業農村工作的主線，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運用市場的手段、改革的辦法，通過引導市場主體行為促進結構調整。長期以來，由于信息不對稱、供需結構錯位、生產成本過高、資源透支利用，導致農業難以增效、農民難以增收，甚至多年來全國出現了糧食產量、進口、庫存“三量齊增”的怪象。立足問題導向和解決主要矛盾，加強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保護產能、降低成本、消化庫存、補齊短板、修復生態等方面下功夫，優化供給結構和資源配置，推動農業農村發展由過度依賴資源消耗、追求數量目標向綠色生態發展、追求質量目標轉變，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增綠，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農業農村工作的重大任務。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將市場機制和資本運作模式引入農村，通過股權紐帶把城鄉資源整合到產業平臺上，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注入了強大動力，并在更高層面、更大范圍內成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
3.“三變”改革是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有效途徑。
當前，隨著我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大量轉移，農業農村發展的環境條件已發生了重大變化，農村資源、資金、農民“三分散”問題突出，農業農村發展的動能嚴重缺失。如何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破解農業農村發展難題、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促進現代農業發展成為新時期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問題。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的核心是通過要素資源的股份化改造，激活農村要素資源。即在充分尊重農民意愿的基礎上，將農戶家庭或個人擁有的資源、資產、資金、技術等入股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使農民從傳統農業中解放出來，資金在市場中流動起來，有效激活了農民主動參與的熱情，促進了農村經營體制的轉變，實現了分散農戶與新型經營主體的有機結合，從根本上解決了資源、資金、農民分散這一阻礙農村發展的頑癥，激活了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同時，“三變”改革還改變了過去主要通過土地租賃、轉包等發展規模經營的傳統方式，既讓新型經營主體在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發展了適度規模經營，又讓農戶通過以承包地入股成為企業、合作社和家庭農場的股東，由過去的旁觀者變為參與者，促進農戶、村集體與經營主體“聯產聯業”、“聯股聯心”，推進共建共享發展。
4.“三變”改革是實施精準扶貧有效脫貧的創新實踐。
扶產業就是扶根本。但長期以來，由于貧困人口存在著素質相對較低、社會地位弱勢等自身缺陷，加上產業扶貧機制不順，形成對貧困人口的“天然排斥”，從而使其成為社會各界爭議和詬病的對象。如何建立有效的產業扶貧機制、讓貧困群眾真正分享產業扶貧成果，成為普遍關注的話題。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通過產業平臺和股權紐帶，讓貧困地區農戶尤其是貧困農戶處于低效運行或沉寂狀態的土地、勞動力、資產等要素活起來，將以農戶家庭為主的生產經營單位轉變為以資源或資金入股的規模化經營主體，突出生產資料的共有性、生產主體的共建性、生產收益的共享性，找到了農戶個體積極性與規模化生產的結合點、社會主義本質要求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點、先富帶后富的結合點，有效破解了長期以來產業扶貧無法真正讓貧困群體受益或貧困群體受益不多的難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創新。“三變”改革還促進了產業扶貧與生態保護的有機統一，使綠水青山變為金山銀山，為貧困地區探索出了一條切實可行、持續發展的科學脫貧之路。
5.“三變”改革找到了欠發達地區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現實路徑。
21世紀以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農村勞動力大量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農村年輕勞動力不愿務農已成為常態，農村傳統家庭經營主體年齡老化、素質較低、觀念陳舊等問題日益突出，嚴重制約了現代農業的發展和農業現代化進程。探索新形勢下發展現代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現實路徑已成為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重大歷史性課題。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充分發揮了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優越性，有效激活了城鄉存量資產、自然資源、人力資本，推動了農業規模化、組織化和市場化發展，促進了農民從小農經濟向市場經濟、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農村“三變”改革的創新實踐，再造了雙層經營“統”的功能，促進了農村要素集聚，創造了農民參與社會分工體系的環境，加快了現代山地高效農業發展步伐，不僅找到了農民增收的新渠道，而且找到了欠發達地區實現農業現代化的現實路徑。
四、農村“三變”改革的關鍵環節
農村“三變”改革是集農村產權制度、農業經營制度、農業支持保護制度、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城鄉一體化、鄉村治理體系等各個方面改革于一體的綜合性改革，涉及體制機制的改革與創新、經濟社會的轉型與發展、利益格局的調整和優化等諸多方面，有序推進農村“三變”改革，應重點抓住以下關鍵環節：
（一）資源資產確權登記
農村“三變”改革的實質是通過股權紐帶激活農村要素資源，并把各種城鄉資源要素整合到產業平臺上，實現“還權賦能”，推動農業農村經濟規模化、組織化、市場化發展。因此，如何對農村集體資源資產進行界定和量化，是“三變”改革的基礎性工作。而農村資源類型多樣，既包括自然資源、生態資源、要素資源，也包括資產資源和權利資源，長期以來普遍存在底數不清、產權不明、利用率低等突出問題。實施要素資源的股權化改造，構建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農村產權體系，促進農村資產資源權屬明晰化、配置機制市場化、管理監督規范化，需要首先明確農村集體資源資產的所有權歸屬，在此基礎上明確農民對農村集體資源資產的承包經營權。所有權、承包經營權明晰后，還需對相關權利進行量化，即對界定的資源資產所有權、承包經營權進行科學合理定價，具體落實到相應的農村集體和農戶家庭或個人，并由政府相關部門頒發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權證，使所有權、承包經營權明晰化，這是“三變”改革的基礎，也是發揮集體和農戶兩個層次積極性的前提條件。在實踐中，由于農村資源包括很多類型，不同類型的資源資產產權界定的方法不一樣，所依據的法律法規也不盡相同，因此，具體實施資源資產的確權登記，工作量大、難度系數高。
（二）股權量化和收益分配
確權登記是“還權賦能”的基礎，股權量化是“還權賦能”的關鍵，收益分配是“還權賦能”的制度保障。在農村“三變”改革中，在對資源資產進行確權登記后，應該說相應的產權關系和產權收益就已基本明確，只要農村集體和農民擁有的相應資源資產入股新型經營主體，就能按照相關規定獲取股權收益。但是，這里存在著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農村集體和農民通過確權所擁有的相應產權入股新型經營主體時其股權如何科學合理量化?在新型經營主體中所占的股權份額如何合理確定?二是除確權登記的農村集體資源資產外，農戶自己所擁有的住房、資金等入股經營主體，同樣涉及到股權如何科學合理量化和參與收益分配的問題；三是國家和社會投入到農村的各類資金和資源集中投入到相關的新型經營主體，其股權如何在國家、村集體、農戶之間進行合理分配?尤其是在精準扶貧背景下投入到貧困地區農村的各類扶貧資金和資源，原則上是支持貧困農戶發展或直接分配給貧困農戶的，通過入股新型經營主體集中經營既能確保貧困農戶的利益，也能提高扶貧資金資源的使用效益，但其股權和收益如何進行量化分配?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各地在實踐中結合自身實際，對入股新型經營主體的相關資金資源的股權和收益在各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科學合理的分配。
（三）產業平臺建設
農村“三變”改革是以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為龍頭，以產業為平臺，以股權為紐帶，通過市場化途徑把農村各種資源要素整合到產業平臺上來，創新農業經營體制機制，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激活農村發展內生動力。顯然，作為“三變”改革載體的產業平臺建設，是實現“三變”改革目標尤其是農民增收目標的關鍵環節，直接影響“三變”改革的成敗。產業平臺建設的前提和基礎是選準產業發展方向，即在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區情和未來市場發展需求，挖掘本區域的發展優勢和特色，提出基礎實、潛力大、適應性強、市場前景好的產業作為發展方向，找準適合區域發展的主導產業，科學編制產業發展規劃，引導和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參與產業開發。六盤水市農村“三變”改革之所以能夠取得初步成效，就是抓住了產業平臺建設這個關鍵，立足區域資源環境條件和優勢，堅持“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發展思路，重點發展具有良好基礎、市場前景好、產業附加值高的獼猴桃、刺梨、紅櫻桃、鄉村旅游等特色生態產業，采取“公司+農戶”、“公司+合作社+農戶”、“集體經濟+合作社+農戶”、“集體經濟+協會”、“合作社+農戶”等多種模式，促進產業平臺發展壯大。
（四）新型經營主體的培育和引進
當前，農業農村發展的環境條件已發生了重大變化，特別是在西部欠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女性化和農村空心化問題十分突出，現代農業發展面臨嚴峻挑戰，大力培育和引進新型經營主體已成為農業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重大課題。農村“三變”改革在堅持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和經營制度的前提下，通過產業平臺和股權紐帶盤活“沉睡”資源、聚集分散資金、拓寬增收渠道、壯大集體經濟，但“三變”改革能否順序實施并取得成效，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水平至關重要，而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水平又取決于經營主體的綜合素質。六盤水市的實踐經驗表明，“三變”改革要取得成功，需要大量具有專業化、規模化、集約化、市場化經營特征，經濟實力強、效益好、能夠引領產業發展的新型經營主體。發展新型經營主體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加大區域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力度，二是加大對區域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尤其是優強農業龍頭企業的引進力度。在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上，應堅持差異化發展原則，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完善經營主體法人治理結構，將區域內有潛質的農業企業培育成優強企業，促進農民專業合作社和家庭農場規范運行、發展壯大，同時大力實施品牌戰略，著力提升產品質量和市場競爭力，使農業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為農村“三變”改革最重要的承接載體，從而提高產業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切實保障各利益相關者尤其是參股農戶的利益。
（五）風險防范機制的建立和完善
農村“三變”改革是一項政治性、政策性、民生性很強的系統工程，涉及農村改革發展的方方面面，問題復雜多樣，影響因素眾多，改革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會面臨來自自然、技術、經營、法律、道德等多方面的風險。如何預防和化解風險的發生，有效減少風險事件發生時造成的損失，降低改革風險和成本，避免出現顛覆性的差錯，切實保障國家、集體、農民、經營者的利益，確保改革順利推進并取得成效是“三變”改革成功的關鍵。六盤水市在“三變”改革實踐中，始終堅持了“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的改革原則，高度重視風險防控和農民利益保護問題，并重點圍繞防范自然風險、市場風險、法律風險和道德風險，采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防范措施，如完善政策法規、注重產業平臺和融資平臺建設、拓展農業保險支持范圍、建立風險防控專項資金、規范運行管理機制、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強化運行監督管理等，有效降低了“三變”改革的風險。各地借鑒和推廣“三變”改革經驗，必須緊密結合區域發展實際，緊緊抓住“三變”改革的關鍵環節，建立和完善風險防范機制，最大限度地防止自然、市場、社會、道德、法律等風險的發生，為“三變”改革的順利推進營造良好的環境條件。
五、幾點啟示
當前，我國全面深化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如何啃下農村改革這塊“硬骨頭”，走出一條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的發展新路，是各級黨委政府面臨的重大課題。六盤水市以“三變”為核心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為深入推進農村改革、破解“三農”發展難題提供了借鑒。
（一）堅持問題導向，引領農村改革
“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農村改革涉及到農業農村發展的方方面面，深入推進農村改革必須抓住產權制度改革這個中心，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突出矛盾，在問題不斷解決的過程中推進農業農村發展。六盤水市“三變”改革正是基于農村資源、資金、農民“三分散”不斷加劇這一突出問題，產生了如何讓“沉睡”的資源活起來、分散的資金聚起來、農民增收的渠道多起來的制度需求，是典型的問題導向型制度創新。
（二）尊重農民意愿，推進農村改革
農民是農村改革的主體，深化農村改革必須尊重農民意愿，賦予農民群眾充分的改革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決定權，提高他們對改革未來愿景的意識，切實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增強農民的改革獲得感。六盤水市“三變”改革始終堅持了農村基本經濟制度和經營制度，通過確權登記增加農民對農村資源、資產的權屬感和穩定感，通過要素資源入股新型經營主體實現“聯產聯業”、“聯股聯心”、共建共享發展，使農民群眾從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
（三）發揮政府作用，助推農村改革
深化農村改革必須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但農村改革要取得成功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和引導，既要發揮市場機制對效率的促進作用，又要發揮好政府在農村改革中的強大社會動員能力及協調能力。六盤水市“三變”改革是一項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與政府的作用分不開的。圍繞農村“三變”改革中確權登記、資金整合、產權股權交易、風險防范等環節，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文件。同時，通過組建聯村黨委，構建鄉鎮黨委—聯村黨委—村黨組織三個層級的鄉村治理領導體系，保障了“三變”改革的順利推進。
（四）兼顧公平效率，統籌農村改革
改革涉及各方利益調整，促進公平與效率的統一是農村改革尤其需要關注的問題，這是促進農業農村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的基本要求。在深化農村改革過程中，一方面，要著力提高要素資源利用效率，推動農業產業升級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另一方面，廣大農民尤其是貧困農民是一個弱勢群體，各種改革措施必須有利于讓他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六盤水市“三變”改革，通過產業平臺和股權紐帶，找到了公平與效率的結合點，既讓廣大農民特別是貧困農戶公平地參與到改革實踐中，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又有效解決了單家獨戶經營效率低下、農民增收難的問題。
（五）加強風險防范，保障農村改革
改革是有風險的，是一個不斷試錯、在錯誤中學習的過程。農村改革更是如此。深化農村改革，必須針對改革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和風險，建立完善風險預警機制、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機制，確保農村社會穩定。為預防和消除風險事件的發生，降低風險事件發生造成的損失，六盤水市在注重產業平臺建設和新型經營主體培育引進的同時，切實加強了政策、保障等機制建設，并在改革實踐中不斷完善。
作者簡介：王永平，貴州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周丕東，貴州財經大學公管學院研究人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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