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那年我16歲，在鎮中學讀高二。在那崇拜英雄的年代，我們崇拜的是陳景潤、高士其等科學家。大家用功讀書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要考上大學，立志當科學家。脫離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農村是同學們的共同愿望。
那時候老家還叫掖縣,和蓬萊、黃縣齊名,是全國有名的學大寨先進縣。縣里糧食生產已經實現“跨綱要”（畝產300斤）、“過黃河”（畝產500斤），正在向“過長江”奮進。記得村里當時小麥畝產300斤左右，玉米也不過400多斤。當時農村生活條件很差,地瓜是最主要的口糧。一般吃鮮地瓜要半年左右，吃地瓜干和地瓜干磨的黑粉也要幾個月，生產隊里產的小麥、玉米多數都交公糧了，白面饅頭只能在重要節日或來貴客才能吃上，根本不敢奢望天天吃。只要每天能吃上不摻地瓜面的黃澄澄玉米面貼餅子就是夢想中的生活了。
中學里學校抓得比較緊，白天上課，晚上還要上晚自息。對于天天玩耍的弟弟、妹妹們看來，考大學簡直是在玩命。在小學的堂弟嘲笑我：“三哥使勁學習，不就是為了到城里吃好飯”。吃上好飯，是人們心中的最大夢想。
1979年是國家恢復高考的第三年。這年我加入到全國468萬高考大軍中,是當年6%的幸運兒，成為了全國28萬名大學生中的一員。當時外人看來，我們是天之驕子。那年我們全鎮總共也只考上6名大學生。自己是家里的驕傲，也是村里的驕傲。出門到鎮上，會有人指指點點,在農民眼里,大學生很了不起。
大學生活緊張而快樂,一晃兩年過去了，完成了基礎課學習，開始第一次專業實習。1981年12月份，我們正在寧陽縣實習，老師來到我們實習點，傳達了一個爆炸性消息，說中央有一個重大決定，聯產承包責任制要在全國普遍推開。當時我們心里還有些疑問，過去上面不是批判“包產到戶”嗎？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怎么又要全國推行？實習結束后，我們帶著疑慮回到了教室。老師詳細地給我們講解了國家農村改革政策，講解了“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作為一名學生,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聯產承包責任制會給未來中國帶來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
1982年秋天，學校校長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歸來，給全校師生做報告。校長報告的第一句話是：“同學們，我要給每位同學送一臺18寸的大彩電”，大家高興壞了，一個勁地鼓掌，接著他說：“不是現在，是2000年，那時我們國家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如果到2000年在座的各位同學誰家還沒有彩電，跟我說一聲，我一定給大家送去”。接著校長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以及到2000年全國工農業年總產值翻兩番的奮斗目標。我們對2000年滿懷憧憬，充滿了期待。
1983年，煙臺市全面落實中央政策，是山東省最后一個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市。也就是從那年開始，家里可以一年到頭吃白面饅頭了。農活不用天天在地里耗著了。即是大忙季節，也可自己安排，早晚干點就行了，可以避開最熱的中午時間下地。農民從擔心“復辟資本主義”，開始逐漸地體會到責任制的好處。
1983年7月，我畢業參加工作，被分配到國家統計局農村司。那年全國糧食總產量只有7746億斤，畝產量260斤。此后的三十多年，我在農村統計工作崗位上見證了農村社會經濟天翻地覆的變化。工作中，記錄著全國糧食產量不斷創新高，農民生活由貧困到溫飽，再到基本小康。全國糧食產量突破8000億斤、9000億斤、10000億斤，豐收的喜訊自己最先知道，因為這都是自己參與調查實實在在得來的數據。2017年全國糧食畝產量達到734公斤，比1978年翻了番還多。眼見著餐桌上不斷豐富，天南地北的農產品應有盡有，一年四季隨時可以買到。看到很多農民住上了樓，開上了車，有的還開辦了工廠。天天吃玉米面貼餅子的夢想成了很老的笑話。大學校長18寸的電視機，一臺也沒有送出。因為90年代城里人差不多家家都有彩電了，2000年已經開始流行40寸以上彩電，誰還要18寸的呢。
農村改革四十年，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在四十年前任何人都想象不到。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新的偉大工程又開啟了。展望未來，讓我們充滿激情。當然，偉大夢想不是敲鑼打鼓輕輕松松可以實現的，幸福都是奮斗出來的。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只要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改革不停步，開放不停步，到本世紀中葉，新的偉大的中國夢一定會實現。
三十年后，再看變化，我們更加期待。
作者簡介:黃秉信 男，1962年生,籍貫山東省萊州市。1983年山東農學院畢業后長期在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從事農村統計工作。高級統計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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