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內生發展理論的核心思想包括在城鄉統一市場中形成交換價值、挖掘利用鄉村社區本土資源、促進鄉村產業多樣化、增強鄉村社區活力并實現本地人群的全面發展。在鄉村定義的認識轉型、消費主義與新的城鄉格局的宏觀發展背景中, 網絡途徑成為內生發展理論一種具體的實施模式, 能夠將鄉村管治與本地人群的內生發展動力進行整合, 成為介于國家與市場、內生與外生之間的第三條途徑, 并在國際社會中得到了廣泛的理論認可與實踐論證。將網絡途徑運用于我國鄉村規劃的實踐中, 可以在實施層面形成促進鄉村社區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網絡, 有助于探索鄉村振興戰略中“治理有效”要求的具體實施途徑。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 從2017年到2020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 并正式提出鄉村振興戰略, 以實現精準脫貧并縮小城鄉區域發展與居民生活水平的差異。
“網絡途徑” (network approach) 屬于內生發展理論 (endogenous development) 在實施層面的一種模式。內生發展, 起源于1970年代初, 經過近50年的發展, 逐漸成為國際范圍內鄉村地區從宏觀政策制定到具體實施層面被廣泛遵循的理論原則。本文借鑒國際經驗, 在理論層面對內生發展理論的核心思想及其實施途徑的“三層分類”概念進行歸納總結, 同時在實踐層面分析西方國家在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兩個層面關于鄉村社區發展的價值觀轉型;最后, 以余姚市棠溪村產業發展規劃為例, 探索網絡途徑在我國鄉村規劃實踐中的具體應用方法。
1 鄉村定義的轉型及內生發展理論的核心思想
1.1 鄉村定義的認識轉型
1.1.1 后現代性與“后鄉村”:社會學鄉村意義的拆離
后現代性在20世紀60年代后逐漸成為西方國家的主流社會文化形態, 其對于科學、教育、文化等領域都產生了根本性的變革與影響[1]。
后現代性對于鄉村規劃也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克洛克 (Paul Clock) 認為傳統的城鄉邊界由于技術進步 (尤其是互聯網的發展) 變得模糊, 并同時表現出兩種趨勢:一是鄉村的城市化 (urbanization of the rural) :大多數鄉村地區由于紙質傳媒以及互聯網技術帶來文化擴散 (cultural dissemination) 已經在文化上被有效地城市化了;二是城市的鄉村化 (ruralization of the urban) :在過去30年間, 起初是手工業、進而是服務業出現城市向鄉村的轉移, 經濟多樣性的變化帶來了城鄉間人口統計學意義上的變化, 大量城市人口轉移到鄉村地區。
由此, 鄉村社區在原有的地理空間上形成了多樣化的社會空間。“社會學構建的鄉村空間已經越來越與地理學功能性鄉村空間發生拆離, 以至于我們需要以‘后鄉村’概念來理解現在的鄉村性;一個邏輯上的結果就是將鄉村社區與景觀 (villages, communities and landscapes) 視為一種超現實的、具有價值的物品 (hyper-real commodities) ;鄉村性的文化地圖 (cultural mapping of rurality) 將主導對于鄉村空間的認知。”[2]
1.1.2 消費主義與新的城鄉格局
由于生產力大幅度提高、加之人們閑暇時間的增加、工作長度降低、退休制度與退休年齡的調整等綜合性的因素, 個人休閑和娛樂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 消費主義逐漸成為西方社會的主要發展特征之一[3]。
2008年, 世界城市居民人數在歷史上首次超過鄉村居民, 這標志著世界范圍內的城鄉關系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鄉村地區由于其社會經濟、歷史文化、生態自然等特征成為了城鄉統一體中新的消費場所。
但城市化率達到50%的階段通常也是城市問題和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的時期, 諸如住房緊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成為困擾各個國家的通病[4]。諸多研究表明, 20世紀70年代前所普遍采用的以政策及資本投入為主要途徑的外生發展模式并不能解決上述問題, 尤其是鄉村地區發展滯后、區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在這樣的背景下, 內生發展理論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空間[5]。
1.2 內生發展理論的核心思想
內生發展理論主要經過了三個歷史時期。 (1) 起源階段, 關注重點在于區別內生與外生的差別, 強調對于地區本底生態、文化、社區結構的保護, 并強調在發展過程中對于“人”的需要及其主體作用的認識; (2) 發展階段, 強調“共生”、“全民參與”、“全面發展”等過程性措施, 提出以地區總體福祉, 而不僅限于經濟增長作為發展目標; (3) 成熟階段, 內生發展理論得到國際社會及聯合國的普遍認可, 形成契約性文件, 在全球范圍內推進內生式發展計劃[6]。內生發展理論的核心思想基本可以概括為如下四點:
一是在城鄉統一市場中形成交換價值:內生發展并不是閉門造車式的發展, 相反, 其更加依靠于城鄉統一市場的支撐作用, 將鄉村地區的資源形成交換價值, 吸引資金、人才、政策的入駐。
二是挖掘與利用鄉村社區本土資源:判斷鄉村發展是否具有內生型特征, 主要是其形成的“價值”, 即產品, 是否是基于其社區本土資源稟賦的, 包括自然氣候特征、歷史人文格局、生態環境特色, 等等。
三是通過鄉村產業多樣化提升鄉村經濟:在前兩點的基礎上, 由于外來要素入駐、市場交換的需求等因素, 將有效改善鄉村產業單一化的經濟增長方式, 使鄉村產業向多樣化方向發展, 提高鄉村經濟的發展水平。
四是鄉村社區活力的增加與本地人群的全面發展:在新的城鄉總體格局的演進中, 一方面, 人口向城鎮集中, 提升城鎮化水平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另一方面, 提升鄉村社區的活力、促進鄉村地區的穩定與繁榮發展也是必不可少的原則。內生發展途徑可以使鄉村地區的本地人群參與鄉村發展的全過程, 由此提升自身全面發展的綜合素質, 并最終實現提升鄉村社區活力的目標。
2 網絡途徑的理論定位與實踐演變
2.1 網絡途徑的理論定位
網絡途徑是內生發展理論在實施層面的一個概念。在協調處理地方 (Local) 、區域 (Regional) 與國家 (National) 政府的關系的模式上, 庫克 (Cooke) 于1992年提出了一個地方經濟變化可能性途徑的“三層分類”體系 (three-fold classification) , 包括草根途徑 (“grass-roots”approach) 、網絡途徑 (“network”approach) 、統制途徑 (“dirigiste”approach) (表1) 。
表1 地方經濟發展途徑的“三層分類”體系
1992年, 歐盟委員會 (EU commission) 為了在各成員國內促進草根途徑的鄉村地區發展項目, 成立了LEADER資助計劃 (LEADER Initiative) , 強調地方性的社會動員 (local social mobilization) 以及地方組織的作用, 用以將不同的社區利益整合成為共同的行動目標;資助目標是實現發展進程的地方控制 (local control) , 保證地方層面擁有決策權 (determined locally) 并享受發展利益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are retained within a local area) 。
1997年, 巴克 (Michael barke) 等人以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亞地區 (Andalusia) 的兩個申請項目為例, 研究了該計劃實施的實際效果, 這兩個項目分別位于Alpujarra和La Loma。結果表明, La Loma地區更多地表現為集權化的 (centralized) 、自上而下的發展途徑, 地方私人部門參與度低;Alpujarra地區的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在地方層面展開了更密切的合作, 從分類上, 其表現已接近庫克提出的網絡途徑[7]。
可見, 草根途徑由于基層社區發展動力相對薄弱的客觀限制條件, 在實施層面往往缺乏可操作性, 而網絡途徑由于兼顧了草根途徑與統制途徑的優勢, 實際上成為西方國家探索鄉村地區內生發展模式的一種實際操作方式。莫道克 (Jonathan Murdoch) 將這種方式稱為介于國家與市場、內生與外生戰略之間的“第三條途徑”[8]。
2.2 網絡途徑的實踐演變
在實踐層面, 網絡途徑演變的雛形始于20世紀30年代。在自上而下的層面, 表現為由鄉村管治取代政府直接管控;在自下而上層面, 表現為對“本地人群” (local people) 的認識由于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的確立而產生了價值觀的轉型。
2.2.1 鄉村管治 (rural governance) :政府職能在鄉村發展中的轉型
由于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 西方國家普遍在戰后將政府治理模式從主導型轉變為管治型。
以澳大利亞的鄉村資源管治演變為例, 為了保護鄉村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 尤其是保護用于農業生產的資源, 澳大利亞的鄉村資源管治模式在不斷的發生變化。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表2) :
新的管治模式中, 并不意味著政府的完全退出, 傳統的追求農業產量的政府訴求依然強勢, 只是實現訴求的方式從直接支持演變為鼓勵競爭、發展企業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和利用世界市場的效力 (efficiency in the world market) 。
再以戰后英國的鄉村管治為例, 戰后的英國政府在農業政策與規劃制定方面, 同樣經歷了幾次主要的變化, 從直接管控演變為依靠市場與社區的活力 (表3) 。
表2 澳大利亞鄉村資源管治模式的演變
表3 戰后英國政府農業政策與規劃制定的關注點變化
從20世紀90年代起, 大量的政府研究機構及地方組織的成立, 標志著從國家到地方對于鄉村問題與鄉村發展模式的重視 (表4) 。
表4 2 0 世紀90年代后英國主要的鄉村政策
1990年代后期, “地方管治” (local governance) 成為地方政府的工作方式, 強調地方政府應當更接近公眾 (closer to people) 。鄉村社區的力量開始受到重視。同時, “誰主導規劃”、“規劃的目的”、“規劃是否應該成為社區塑造它們自身未來的手段”等成為討論議題。
在這樣的社會經濟與政策發展背景下, 規劃不再只是程式化的專業方案, 而演變成為地方社區能夠積極操作的 (actively drive a process) 一種“空間管治” (spatial governance) 手段, 用以實現地方社區發展目標[9]。
2.2.2 本地人群 (local people) :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的確立
國際社會對于發展觀的理解經歷了經濟增長觀、現代化發展觀、綜合發展觀和以人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觀四個階段[10]。1995年世界發展首腦會議指出:“社會發展要以人為中心……最終目標是改善和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
漢斯·羅斯林 (Hans Rosling) 提出的“發展的維度”是這一觀點的代表。他認為對于全體人類, 特別是致力于脫貧致富的人們來說, 需要區別發展的目標和發展的途徑在重要性上的區別 (表5) 。
表5 發展的維度
關于解決貧困問題的方法, 他通過一張非洲婦女的照片表達他的觀點 (圖1) : (1) 解決貧困問題的最終途徑還是需要依靠市場; (2) 要給予人們教育, 這樣她至少會數學, 賣東西的時候才會算賬; (3) 要給予人們醫療, 這樣她的孩子健康, 她就能夠有精力用來謀求發展; (4) 要給予人們基礎設施, 如圖中的道路, 這樣她才能夠有參與市場的途徑; (5) 要給予貧困人口適當的信貸, 讓她能夠購買必需的工具, 如圖中的自行車; (6) 要給予他們信息, 這樣她才能夠知道在哪里可以交換她所生產的產品, 從而獲得經濟收入。
圖1 對于解決貧困問題方法的圖示
資料來源:TED演講集優酷網絡資料, 作者整理
可以看出, 給予本地人群參與權、競爭權、選擇權, 實現人的全面發展, 是其核心思想。在這其中, 市場是途徑, 卻不是最終目的, 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規模也不是最終目的, 只有“這個人自身的發展”———獲得了知識、獲得了移動能力、獲得了交往、獲得了社會生活、獲得了經濟收入, 才是發展的最終目的。
至此, 網絡途徑的鄉村發展模式, 完成了自上而下政府職能的轉變、以及自下而上對于本地人群認識的轉變, 成為了能夠具體指導區域鄉村地區發展, 提升鄉村社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通用的理論原則與實踐依據。
我國鄉村規劃的編制、審批、管理等在相當程度上仍然是政府部門的行政權力范疇。而在我國鄉政村治的格局中, 由國家法律賦予村民的自治權利如何發揮, 以及溝通行政權力及自治權利的平臺如何搭建, 是學界探討的熱點問題[11]。從實施角度來看, 兼顧內生與外生、協調政府管治與本地人群發展動力的網絡途徑, 可以為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實施提供重要的借鑒作用。
3 我國傳統村落鄉村振興的規劃探索:以余姚市棠溪村產業發展規劃為例
3.1 案例情況簡介
棠溪村位于浙江省余姚市四明山鎮西端, 距離上海市240km、余姚市區70km (圖2) , 東鄰四明山國家森林公園 (圖3) 。村域總面積14.6km2, 現有人口約1300人, 其中外出務工人口約200人。
棠溪村現狀 (規劃編制年為2014年) 產業以苗木種植為主, 該年全村農業總收入2041萬元, 其中苗木種植2750畝, 年產值1903萬元;第二產業僅有村集體運營的水利發電站, 年收入約100萬元;第三產業為0。可以看出, 棠溪村現狀為典型的農業傳統村落, 產業結構類型單一 (圖4) 。
3.2 借鑒網絡途徑理論的規劃措施
3.2.1 鼓勵村民參與, 共繪發展愿景
《城鄉規劃法》規定鄉村規劃的編制需要尊重村民意愿, 村民意愿的收集對于明確鄉村發展方向, 使鄉村規劃具備可實施性,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表6) 。
收集村民對于村莊發展的意愿, 除明確規劃方向外, 實質上是通過宣傳的形式, 使村民在規劃編制初期就能夠參與到村莊建設中, 激發村民參與村莊建設的熱情, 形成內生發展的最為基礎的土壤與環境 (圖5) 。
圖2 棠溪村宏觀區位分析圖
資料來源: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棠溪村村莊規劃項目組
圖3 棠溪村在四明山鎮的區位分析圖
資料來源: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棠溪村村莊規劃項目組
圖4 棠溪村土地使用及植被分布現狀圖
資料來源: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棠溪村村莊規劃項目組
表6 棠溪村村民發展意愿主要內容簡表
圖5 村民參與規劃的村民大會
資料來源: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棠溪村村莊規劃項目組
3.2.2 挖掘本地資源, 打造產品價值
規劃借鑒農業三產化理論, 發揮農業的多功能性, 將生產、生活、生態、休閑、娛樂、教育、養生等多種功能綜合利用, 實現城鄉優勢互補和共同發展[12], 滿足區域潛在的鄉村旅游需求, 拓展村產業鏈廣度與深度 (圖6) 。
圖6 棠溪村產業規劃策略與產品策劃
資料來源: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棠溪村村莊規劃項目組
3.2.3 區域聯動發展, 集體引領示范
規劃建議由村集體領頭、村民參與成立“棠溪村鄉村旅游開發公司”, 開展與四明山森林公園的鄉村旅游業務合作。原有四明山森林公園的主要的旅游景點主要分布在一條南北向的旅游景觀帶之上, 規劃整合棠溪村旅游資源, 使原本的線性流線升級成為環形、多樣化程度更高的旅游線路。在這條新的線路上既可以體驗到森林公園的自然景觀、又可以欣賞到千年古村的歷史人文景觀 (圖7) 。
通過合作經營的方式, 可以達到雙贏發展的目標:四明山森林公園在不改變現狀規模的基礎上提升游客接待量、豐富旅游產品類型, 而棠溪村得到鄉村旅游發展的機會, 獲得穩定的旅游客源, 調整村產業結構、增加村民經濟收入。
在村落內部, 以利用閑置集體資產為切入點, 建設新的村落中心, 完善各項旅游服務配套設施, 提升村莊整體環境品質與形象 (圖8) 。
圖7 環形旅游景點系統規劃示意圖
資料來源: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棠溪村村莊規劃項目組
4 研究結論:網絡途徑對鄉村社區發展的作用
將網絡途徑的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棠溪村產業轉型規劃的過程中, 實現了整合內生與外生資源、統籌自上而下的鄉村管治與自下而上的社區發展動力的發展目標, 并在實施層面形成了促進鄉村社區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網絡 (圖9) 。
4.1 鄉村社區形成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結合的發展動力
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層面, 上級政府采用政策與資金支持及派出鄉村指導員的形式, 對村集體進行對點幫扶, 鄉村指導員邀請設計團隊開展產業轉型規劃, 設計團隊提出收集村民意愿的需求, 由村集體召集村民、包括外出工作人員舉行村民大會, 專門討論發展意愿, 最后優先利用村集體資產啟動項目, 為發展鄉村旅游業起到典型示范與帶動作用。
在自下而上層面, 村民得以通過規劃所搭建的平臺真正成為村莊發展的主體, 尤其是外出人口, 他們在村內仍然保留有財產權利。考慮到他們與村內人口相比通常具有更為開闊的眼界、一定的資本積累, 同時又有對于家鄉建設的熱情, 且大多數都希望在年老后回到村內養老, 所以, 這些外出人口與村內人口相比, 更能承擔起實現網絡途徑發展模式的人力資本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講, 外出人口仍然需要作為鄉村社區發展中本地人群的重要組成部分。
4.2 鄉村發展形成內生為主、外生聯動的網絡格局
在發展資源的挖掘上, 規劃強調對于鄉村本土自然生態、歷史人文資源的挖掘, 形成的產品積極地尋求與區域旅游整體發展的對接, 在本地人群作為社區發展主體地位的前提下, 主動吸引上級政府政策支持與外部資本的入駐。
內生發展模式的實現, 需要發揮鄉村自治體的作用, 因為村民自身的力量在面對市場競爭時, 往往處于絕對的弱勢地位, 而外來資本或政策的直接介入又往往會剝奪村民發展的權利和利益。在這種背景下, 依托于現有村集體, 開展現代企業制度的運營嘗試, 保障村民集體利益的實現, 是實現網絡途徑發展模式的必要條件。在這一過程中, 又能夠進一步促進本地人群鄉村社區共同體的形成。
5 結語
中共“十九大”報告鄉村振興戰略明確提出“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評價原則與發展目標。其中, “治理有效”標準的實現需要探索鄉村振興的實施途徑與治理方式。
從實際的城鄉結構及城鄉人口構成來看, 我國的鄉村發展不可能寄希望于完全的政府財政及外來資本運作。內生發展, 從理論上來講是實現我國鄉村地區發展的現實途徑。在實施方法中, 網絡途徑又由于同時具備內生與外生發展模式的優勢, 避免了統制途徑的單一僵化和草根途徑的動力不足問題, 對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借鑒意義。
圖8 村落中心規劃圖及實施照片
資料來源: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棠溪村村莊規劃項目組
圖9 鄉村社區網絡途徑的發展動力網絡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市發展研究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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