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近百年的鄉土重建探索中, 無論是鄉村建設運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抑或是鄉村振興戰略, 始終離不開對“發展”議題的關注。鄉村建設運動關注的是“鄉村如何實現發展”的問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回答的是“鄉村如何更快發展”的問題;而鄉村振興戰略則強調“鄉村如何更好發展”的問題。追隨“發展”議題的切換, 鄉村振興戰略已經調整“城市主義”的發展模式, 而重視城鄉融合基礎上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鄉村振興戰略也以“升級版”的內容要求對“三農”各子系統作出總體部署。在具體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時應注意堅守“五不”原則, 即鄉村振興不是“去小農化”、不是鄉村過度產業化、不能盲目推進土地流轉、不能消滅農民生活方式差異、不能輕視基層“三農”工作, 應在堅持鄉村和農民主體地位的基礎上實現農業農村與現代化發展的有機結合。
黨的十九大報告賦予“鄉村振興戰略”貫徹新發展理念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地位。將“鄉村振興”提升至戰略高度, 既是對中國共產黨將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重中之重思路的根本延續, 同時也體現出全黨對鄉村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功能定位的再一次突破性認識。而置于中國現代化的“大歷史”中, 從鄉村建設運動到鄉村振興戰略, 不同的鄉土重建方案始終關注“發展”議題的不同側面。沿循中國鄉土重建的歷史脈絡, 可以顯現出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價值及其總體布局的豐富內涵。 (1)
一、“發展”議題的時代切換:從鄉村建設運動到鄉村振興戰略
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深刻實踐, 其所立基的問題意識和現實命題只有置于中國現代化這一“大歷史”中才能完整地再思。在中國現代化的不同階段, 具體有兩次鄉土重建的方案, 構成新時代下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前奏, 即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和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同的時代情境規限了鄉土重建的現實任務和成就規模, 而在這接近百年的鄉土重建探索中, 無論是鄉村建設運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抑或是鄉村振興戰略, 始終離不開“發展”這一主題詞。三次不同的實踐分別側重于關注“發展”的不同方面。
(一) 鄉村建設運動:鄉村如何實現發展?
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回答的是“鄉村如何實現發展”的問題。這里的“發展”更多具有“社會轉型”的意味。在20世紀前半葉, 西方現代化的沖擊引發中國社會結構全面震蕩, 鄉村表現出政治失序、經濟破產以及文化失調的整體性頹敗。晏陽初甚至認為, 中國農村問題表現為“愚、貧、弱、私”四大病癥, 而“愚”是其他三種病的根源……在這幾個缺點之下, 任何建設事業都是談不上的。 (2) “拯救鄉村”成為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現實關懷。以晏陽初、梁漱溟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推動的鄉村建設運動開始在各地勃興。鄉村建設運動的核心是“人”的建設, 而改造“人心”是“人”的建設的原點。晏陽初將“平民教育”楔入鄉村建設實驗中, 目的是再造具有“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的新民” (3) 。而梁漱溟不僅堅持以文化“化人”的理念, 更力圖以“鄉村建設”作為兼蓄中國儒家倫理本位和西方職業本位的綜合方案, 以此實現中華文化“老衰性”的創造性轉化, 以“新的禮俗”作為鄉村建設存在的基礎, 繼而實現鄉村自救和社會結構再造。梁漱溟認為, 中國農村的根本出路在于“中西具體事實之溝通調和”, 這需要以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即建設新的禮俗為具體途徑, (1) 其建設的路徑并不是激進式革命, 而是“逐步地讓社會自身發生作用, 慢慢地擴大起來, 解決社會自身的問題” (2) 。
費孝通也以鄉村建設運動的根本問題, 即“以什么文化及其價值為準則或目標確立中國社會、文化、國家的變革方向”, 來審視中國鄉村自救的現實路徑。 (3) 承襲“社區研究法”的費孝通主張, 鄉村建設或鄉土重建不能破壞原有社會的有機性, 必須在剖析社區的基礎上實現總體性變革。據此, 費孝通提出關于中國鄉村建設的方案, 即在農民合作的基礎上實現公平的鄉村工業化, 并以分散化和自下而上的鄉村工業化道路逐步復原中國鄉土社會的完整性, 進而實現鄉村的現代化轉型。這種以保存鄉村總體性和主體性為原則的鄉土重建道路, 力圖在中國向西方式現代化模式的直接轉渡和傳統復舊之間創造鄉村社會新的現代性。因此, 有學者將費孝通鄉村建設的思想稱為“反西方現代性的現代性”方案 (4) , 其目標為在保存主體性和總體性的基礎上實現鄉村與“發展”的接續, 并依托鄉村工業化的發展動力, 漸次實現中國社會結構的還原和對社會變遷的引導, 而鄉土改造必須建立在科學認識鄉村有機性的基礎上。相比早期的鄉村建設實驗者, 堅持社會有機體論的費孝通擁有一套從文化價值到社會系統相對綜合的鄉土重建方案, 并為鄉村實現什么樣的“發展” (基于鄉村總體性和主體性的“發展”) 以及如何“發展” (鄉村工業化) 設定了理想的演化進路。
旨在實現“舊邦新命”的鄉村建設運動與費孝通的鄉村建設方案最終都流于失敗。許多親身參與的知識分子在反思鄉村建設運動的經歷時, 得出這樣的定論:鄉村建設“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權, 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 (5) 。依附于舊政權的鄉村建設運動, 只能寄托于漸進式改良的道路推行實驗, 而不能實現全盤的社會改造;知識分子則未觸動農民根本的利益, 知識分子“動”而農民“不動”, 鄉村建設運動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社會基礎。費孝通的鄉村現代性方案也因抗日戰爭以及國共內戰而失去了試驗的時間和空間, 未能實現從理論到實踐的成功轉換。這一歷史任務由中國共產黨徹底翻轉底層社會而完成。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在于土地, 而土地問題的完全解決“有待于中國現代廣大的農工階級, 依革命的力量以為之完成” (6) 。激進的革命運動完全顛覆鄉村建設運動的原初設想, 革命的運動為鄉村變更財產所有制關系進而為鄉村接續發展秩序創造了有利條件。鄉村建設運動與費孝通的鄉村現代性方案雖然具有改良主義的色彩, 但是與實現鄉村土地所有制再造的革命運動相比, 其共同性均在于高度重視農村農民問題, 并指出中國鄉村現代化的發展道路不能完全效法西方國家。中國共產黨以“耕者有其田”的農民運動, 獲得了“足以戰勝一切敵人的最基本的條件” (7) , 以此重啟了鄉村現代性重建的大門。
(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鄉村如何更快發展?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 中國共產黨先后開展土地改革和農業集體化運動, 而農業集體化運動以人民公社為終點。因忽視農村生產力落后的現實, 違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基本規律, 農村建設被賦予極強的政治運動色彩, 人民公社制度最終瓦解。自1979年后中國農村開啟經濟體制改革,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賦予農民以土地使用權。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是農村政治制度的改革即實現政社分開, 公社一般改為鄉, 設鄉人民政府;大隊一般改為行政村, 設村民委員會, 而原生產隊改為村民小組。 (8) 隨著鄉鎮行政權力的逐漸上收, 以“全能主義”統合鄉村的力量不再具有合法性, 但鄉鎮政權依然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路徑依賴即向農民汲取稅費, 而為逃避農業稅費負擔, 農民土地拋荒嚴重。在同一時期, 國家通過經濟的非等價交換和工農產品的“剪刀差”, 向農村截取高額的城市建設資金,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成為20世紀90年代“三農”問題的真實寫照。 (1) 改革開放后, 以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不斷拉大城鄉差距, 農民的生活水平增長緩慢甚至停滯。面臨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所引發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 2002年中共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以“多予、少取、放活”作為解決“三農”的指導思想, 并連續幾年將其確立為“中央一號文件”農村工作的指導方針。在“多予、少取、放活”原則的指導下, 中央和地方開始探索多元化的稅費改革模式, 最終于2006年國家徹底廢除農業稅。在此期間內, 國民經濟基礎已經具有相當程度的積累, “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歷史條件更加成熟。因此, 與廢除農業稅相銜接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為系統性的農村發展干預工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 (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下的重大歷史任務, 其內容綜合“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不同維度的范疇, 其目的在于“加快改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局面” (2) , 即通過農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綜合改革, 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 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 實現農村的經濟發展。與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實驗不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在統一的國家政權驅動下改造農村社會結構的系統方案, 是在由國家主導的“發展”戰略已經成為制度正當性和意識形態合法性條件下產生的歷史任務。因此,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回答的不是“鄉村如何實現發展”的問題, 而是“鄉村如何加快發展”的問題。
(三) 鄉村振興戰略:鄉村如何更好發展?
“鄉村振興戰略”是在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以及發展狀況進行科學研判的基礎上提出的。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定位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3) 。基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 當前的主要任務不再是單純追求發展速度, 而是著力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及發展質量的問題。發展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鄉村和城市之間不平衡;發展的不充分更多地表現為鄉村發展的不充分;發展質量問題更多體現在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代價、生態環境不可持續性以及非公平問題等方面。為此, 鄉村振興戰略被置于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以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容框架中, 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總要求, 其目的在于“支持農村優先發展, 實現城鄉融合發展” (4) 。因此, 與當前主要矛盾的內容變化相契合,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既是當前解決主要矛盾的必然產物, 也是突破不平衡和不充分發展困局的關鍵出路。鄉村振興戰略是以鄉村為主體的發展戰略, 其目標是在保持鄉村獨立性和差異化的基礎上實現城鄉融合, 以此消解發展的不平衡性和不充分性。如果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是解決“如何加快鄉村發展”, 那么作為新時代下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歷史任務的延續和新發展理念的內化, 鄉村振興戰略試圖回答的是“鄉村如何更好發展”的現實命題。
在中國現代化的“大歷史”中, 從鄉村建設運動到鄉村振興戰略的演進譜系中可以看出, 鄉村的發展始終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緊密相關。從“鄉村建設運動”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再到“鄉村振興戰略”的三次飛躍中, 中國百年的鄉土重建探索終于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下得到了真正的價值實現。鄉村振興的實現過程是國家政權統一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的現實映射, 同時, 鄉村振興戰略作為“關鍵部分”, 又對民族振興具有重要作用。三次鄉土重建的方案始終沒有改變追求鄉村現代化的問題意識, 鄉村“發展”從無到有、從量到質的轉化, 標志著中國共產黨人對農民命運和鄉村前途認識的又一次深化。
二、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內涵和實踐布局
鄉村振興戰略體現出中央對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根本性地位的判斷和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部署。鄉村振興戰略是一項系統性和綜合性工程, 不可將其局限于僅僅是村莊經濟發展或某些局部性問題的解決上。鄉村振興戰略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城鄉融合為目標價值, 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為內容要求, 以農業、農村、農民、農地、人員配置五個方面為總體布局。
(一) 鄉村振興戰略中的農村與城市:孰先孰后?
“城市偏向”抑或“農村偏向”構成發展戰略的經典論爭。在“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中, 城市化和工業化作為推進經濟發展的主導方式和價值目標, 將農業農村排斥為單純的原料和勞動力的后援站以及工業產品轉移市場的角色。“城市偏向”的理論假設農業農村為城市化和工業化服務, 而城市和工業則通過“增長極”效應帶動農村, 最終會使農民獲得較高收入。改革開放后, 中國政府一直奉行“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 其所帶來的后果并不是城鄉差距的減少而是城鄉二元結構的不斷強化, 從汲取農村稅費支援城市建設, 再到鼓勵農民勞動力外出務工從而為經濟建設提供廉價勞動力, 農村空心化趨勢日益加重。“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并未實現促進農村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涓滴效應。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雖然具有“建設鄉村”之名, 但其目的在于“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 加快改變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局面” (1)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仍然是在肯定“城市偏向”基礎上的“以工促農”和“以城帶鄉”。
而“農村偏向”的發展戰略以政府對工業產品的“價格扭曲”和“城市偏向”財政分配的消極后果立論, 并指出相比工業增長, 農業增長所產生的涓滴效應更大, 因為農業中的單位投資能創造更多的就業, 并且農村地區的收入分配比城市更公平。部分學者被指具有“農業浪漫主義情懷”, 他們認為農村是傳統文化價值保留的圣地, 而工業則是對農村社會的瓦解和玷污。 (2) 有學者指出, 固守“農業主義”和“農村偏向”的發展戰略并不能自動化地消除貧困, 而往往陷入要素均衡的低物質供給結構。 (3)
因此, “城市偏向”和“農村偏向”并未顯現發展的全部圖景。建立工業與農業的關系聯結、城市與鄉村的主體協同是良性的發展戰略, 但可以在工農和城鄉協同發展的基礎上根據實際情況調整相應的發展重點。鄉村振興戰略是反思地繼承中國城鄉發展經驗的必然產物, 在中國城鄉差距擴大、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再到當前的城鄉融合的演化模式中, 城鄉協同發展的體制機制日趨成熟。同時, 鄉村振興戰略在城鄉融合的發展體制機制中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這不是向“農業主義”或“農村偏向”發展策略的簡單復歸, 而是在城鄉協同論基礎上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重點論”。
(二) 鄉村振興戰略為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升級版”?
鄉村振興戰略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具有承繼關系, 具體體現為“發展”議題的轉換以及內容要求的提升。對比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與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 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的內涵對比
從物質基礎角度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以“產業興旺”替代“生產發展”, 這既表明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到鄉村振興戰略的演變時期, 鄉村已經具有一定程度的經濟基礎, 同時也表明鄉村振興戰略在鄉村生產已有所發展的基礎上繼續推進“產業興旺”和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是對鄉村物質基礎再一次的強化塑造, 目的是為鄉村振興戰略其余事項的開展提供持久動力。
從設施條件角度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以“生態宜居”替代“村容整潔”, 這是“五位一體”中生態文明建設在鄉村的具體落實和踐行, 也是從“村容整潔”外在環境設施的評價轉向“生態宜居”這一更加注重農民內在生活質量層面的體現。保證農民居住的舒適度和幸福感是鄉村振興戰略的應有之義。
從精神要求角度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突出強調“鄉風文明”, 這是在振興鄉村物質基礎的同時對鄉村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 體現出鄉村振興戰略中統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必要性。
從政治保證角度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以“治理有效”代替“管理民主”, 鄉村振興戰略更加重視鄉村治理體制改革和治理效果, 而非僅僅強調具有程序正義的“管理民主”。在由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向鄉村振興戰略的轉變時期, 鄉村民主管理制度的規范化程度有所提高, 而對鄉村多元主體進行利益資源配置和穩定鄉村秩序成為當前鄉村治理的突出任務。因此, 鄉村振興戰略以建立綜合自治、法治和德治的鄉村治理體系為手段, 以治理的有效性為實現目標, 這是對“管理民主”的繼承和超越。
從中心目標的角度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都體現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意識形態合法性, 二者均以農民生活水平提升為檢驗工作的價值尺度。但從“生活寬裕”轉變為“生活富裕”, 表明鄉村振興戰略力圖實現農民生活水平更大的提高。而依托鄉村“產業興旺”的物質基礎, 鄉村振興戰略積極創造條件以使廣大農民共享更大程度的發展成果。
(三)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布局是什么?
首先, 在農業方面, 既要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又要努力將小農戶生產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起來。農業發展尤其要確保國家的糧食安全, 要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為此, 需要在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等方面加強社會化服務和政策支持。
其次, 在農村方面, 要實現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 尤其強調加強農村基層的基礎性工作, 強調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治理體系。此外, 還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壯大集體經濟。
再次, 在農民方面, 要實現農民生活的富裕, 尤其強調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 支持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 拓寬增收渠道, 并保障農民財產權益。
同時, 在農地方面, 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 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 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 尤其是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 將保證小農農地權利作為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線。
另外, 在人員培養方面, 要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 從而為鄉村振興注入新鮮活力。
綜合來說,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踐布局是綜合農業、農村、農民、農地和人員培養的系統工程, 也是鄉村振興內源動力和外源動力的雙重結合。從鄉村振興戰略所立基的理論變革、隨時代轉換的內容升級再到現實層面的具體布局, 鄉村振興戰略因此具備了綜合性和先進性。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新中國成立后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標價值都在鄉村振興戰略中得以反思性地繼承, 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的正是鄉村的“新時代”。
三、鄉村振興戰略的路徑省思
黨的十九大報告已經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理論框架和戰略部署, 而在具體落實過程中, 重點是要充分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判斷, 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在鄉村振興戰略的統一部署下, 不同地區應因地制宜地探索出多元化的實施方案, 不必苛求全國鄉村按照同質性的標準實施。但是, 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路徑中, 應注意堅守“五不”原則。
(一) 鄉村振興不是“去小農化”
在農業方面, 長期以來, 人們習慣于將現代農業和資本進入農業的規模經營看作是農業發展的唯一途徑, 而基于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 小農農業仍是農業生產的主要方式, 且為農民家庭生活提供了生計保障。在現實中, 由行政手段和資本主導下的“去小農化”過程將小農生產方式視為“落后生產方式的殘余”予以清除, 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農業資本化動力正在加劇農村社會分化, 小農農業經營方式被納入資本化農業的低端環節抑或消亡。 (1) 應予以明確的是, 振興鄉村的關鍵在于振興小農, 而非振興資本, 鄉村振興戰略所力求實現的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是在堅持小農戶和小農農業生產方式與現代農業平行主體地位基礎上的有機銜接。因此, 切不可通過行政手段或是鼓勵下鄉資本加速小農生產方式的消亡, 在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同時, 應給小農農業方式留以足夠的生存空間。
(二) 鄉村振興不是鄉村過度產業化
在農村方面, 長期以來“城市主義”的發展戰略主導公共資源分配并持續吸附鄉村現有的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農村勞動力的抽離、“三留守”問題以及農村虛空的出現等, 刻畫了現代化圖景中的鄉村之殤。一系列以扶貧為名的產業項目或“公司+農戶”的縱向一體化則將鄉村再次推入自由市場競爭之中, 而地方政府專于“造點”, 樂于“示范” (1) , 使產業經營往往脫離地方實踐和貧困群體的實際需求, 脫嵌于鄉村社會 (2) 。企業只有在滿足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 才會以涓滴效應惠及農戶;而在企業經營不善時, 損失也常常由農民負擔。 (3) 因此, 鄉村振興戰略應深刻反思現行的產業推進和企業下鄉舉措, 在堅守農民主體性地位的基礎上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讓農民享有產業鏈環節中的絕大部分附加收益。而依托“產業興旺”的物質基礎, 以綜合基礎設施建設、文化建設、環境治理和社會工作等活動來復原鄉村活力, 將是振興鄉村的重要行動。
(三) 鄉村振興不能盲目推進土地流轉
在農地方面, 由權力和資本協力推動的土地流轉以所謂“規模經濟”和提高農民收入等名義剝奪農民的土地使用權, 由政策文本和學術話語所構設的土地流轉的農業經營規模效應并未出現, 而結果卻是大量土地的“非農化”和“非糧化” (4) 。究其原因, 正在于資本化企業無法通過規模經營在種植環節盈利, 因此它們力圖在農業的上下游環節實現資本增殖 (5) 。但這并不妨礙資本化企業以“規模經濟”為名推進土地流轉, 在農產品流通和生產環節排擠小農。然而, 土地流轉也無法完全吸納原有土地轉移的勞動力。基于勞動力替代型的生產方式, 農業企業無法形成持續的雇工需求, 最終結果是農民在“失地后又失業” (6) 。因此, 在“三權分置”和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的基礎上, 尊重農民土地流轉以及不流轉的意愿, 避免采取經濟力量的無聲強制或超經濟強制的方式推進土地流轉 (7) , 應當是鄉村振興戰略中需要特別重視的方面。
(四) 鄉村振興不能消滅農民生活方式的差異
在農民方面, 繼續探索適合貧困小農戶脫貧增收的長期有效措施, 為老弱病殘人口、留守人口等提供有效的社會支持和社會保障服務, 是讓國家發展成果惠及農村弱勢人口的重要手段, 這是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立場。此外, 鄉村人口的生活方式既有與現代都市化生活方式連續相通的方面, 也有其特殊之處。農民在維護社會穩定、食品安全、鄉村復興和文化保護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價值。 (8) 因此, 要警惕商品化思維和現代化生活方式對農村和農民的生存空間和生活方式的過度擠壓。
(五) 鄉村振興不應輕視基層的三農工作
在人員培育方面, 長期形成的“賤農主義”形塑出政策話語和學術話語對“三農”價值的偏頗態度 (9) , 以“農”相關的工作被視為低社會價值的事業, 社會形成一種輕視從事“三農”工作人員的總體風氣。因此, 在進行鄉村振興戰略頂層設計的同時, 也應關注基層“三農”工作的重要功能。具體來說, 應從農業技術推廣體制改革、“三農”價值導向的媒體宣傳和深化農村農業價值教育的具體措施方面, 開創“懂農”“愛農”和“支農”的新局面。
總而言之, 鄉村振興戰略應具有明晰的主線意識, 并應與各種不當干預行為劃清界限。鄉村振興戰略回應的是“鄉村如何更好發展”的議題, 而這具體體現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內容升級與實踐方案的系統性方面。鄉村振興戰略是對鄉村價值在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的再次定位, 鄉村振興戰略要實現的不僅是鄉村的振興, 更是國家和民族的振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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