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異，但對歷史和事物規律的認識上也存在驚人的一致，正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曾說“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同樣，我國唐代文學巨匠杜牧更是在一千多年前說過同樣類似的話“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一、中國之問
當前鄉村振興戰略推進如火如荼，各界都在期待著從這場盛宴中分一杯羹。毫無疑問，鄉村振興的確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
實際上，自建國以來，三農問題一直是中央各項工作的重心，尤其是自進入新世紀至今的近二十年間，“三農”問題更是一直被列為中央一號文件，正因為如此，三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令世界斐然。但同時也必須看到，在這過程中也出現諸多極富中國特色的歷史命題和疑問：
多年來，三農問題一直列為中央一號文件，為何三農問題反倒愈加嚴峻、城鄉差距反倒愈加懸殊？
為何擁有數千年歷史的農業文明古國，而今只是農業大國而非農業強國？
基本農田數量全球前列，但農業收益全球倒數；
作為擁有數千年農業文明的大國，為何動輒學歐美、日韓，自身理論和實踐如此匱乏？
執行最為嚴格的耕地紅線為何屢被突破，原因何在？
所備受推崇的土地流轉和規模化農業為何一直推進遲緩？
封建時期的地主和雇農之間與當前及未來農場主與農業工人之間關系有何區別？
大集體時期的農業合作社與當前所倡導的農業合作社有何區別？
鄉村振興究竟是漸進式改革還是跨越式變革？是否有第三條道路？
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可以說每個問題都是時代性命題，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都需要去深入探索和解決。
毛主席講“風物長宜放眼量”，習近平總書記說“鄉村振興是一盤大棋”，因此，在談論鄉村振興戰略時不能僅就鄉村振興談鄉村振興，而應有系統性和全局性思維。
二、常識與誤區，一步之遙
1、基本農田剛性保護VS糧食價格彈性引導
在中國市場經濟的口子在逐步放開，而基本農田領域則是在進一步收緊，突出的表現為：一方面，對基本農田實行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的剛性保護要求，設定18億畝耕地保護目標和劃定永久基本農田紅線，放眼全球，中國應該是對基本農田管理要求最為嚴格的國度；但另一方面，對糧食收購價格則實行市場經濟色彩強烈、相對寬松的指導價格和適當的價格補貼政策，這可以說是極富中國特色、畸形的基本農田雙軌制。
在此機制約束下，出現的實際境況是：基本農田總量全球前列，農業收益和競爭力全球末端；基本農田紅線被屢屢突破，尤其是大中城市周邊；中央歷年來也投入巨大的財力和物力，也有相應的政策傾斜，但農田設施使用成效并不顯著；種植成本逐年攀升，種植收益逐年下降，農民種糧積極性極大受挫，務農情結丟失；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種植曇花一現，雷聲大雨點小，舉步維艱等。
在此不免發問，一是所謂的糧食安全是否真那么嚴峻？二是所謂的18億畝耕地紅線能否真正保護糧食安全？三是當前的基本農田保護和糧食價格供應機制是否合理，四是耕地紅線的劃定是否合理，尤其是作為限定城市和都市區城市增長邊界的范圍是否合理？
當問題僅局限于個別地區、個別領域時，需關注問題本身，當問題出現于眾多地區、多數領域，則需究其根源。對應于當前的基本農田領域則屬于系統性問題，根源在于缺乏系統性整體性思維，尤其是缺乏對基本經濟規律的認識。
首先，保障糧食安全，不在于基本農田的數量，而在于基本農田的質量和實際產出效益。從中國基本農田總量上來說并不少，但并不屬于糧食強國，不及美國，從單位效益產出比較，更遠低于日本、臺灣等國家和地區，最典型的莫過于以色列，以極惡劣的氣候條件、極少的農田保障整個國家糧食安全。
其次，應遵循基本農田的經濟屬性，將永久基本農田紅線作為控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增長邊界的控制線，從根本上就是違背農業區位規律和城市發展規律的，紅線被突破、基本農田功能置換則是必然。
第三，基本農田作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戰略的核心載體，必然有系統化的政策框架設計，而當前的基本農田雙軌制從根本上就違背經濟規律。對供給側和需求側分別采用兩個截然相反的軌道，基本農田強計劃VS糧食收購強市場，一方面強制范圍、強制規模、強制糧食作物種類，更多是側重于基本農田劃定、農田綜合整治、所謂的糧食收購保障價、規模化種植和土地流轉，談得更多的是如何保護；另一方面又忽略區位、市場、資源、產業等市場化要素，并沒有談如何發展和利用，脫離了發展來談保護，猶如無本之木，明顯與經濟規律相悖，既然相悖，就必定不可持續。這也正是多年來中國只是糧食大國，但并非糧食強國，雖然每年統計數據顯示糧食產量連年增加，但實際情況又出現大量農田閑置和荒廢，糧食價格過低，種糧收益微小，甚至難以為繼。雖然有相應的政策補貼，但對于高企的種植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來說，杯水車薪，加之糧食種植的受自然因素影響和市場行情的操縱，沒有從根本上建立起真正的深層次的激勵機制，基本農田對于農民來說，更多的是作為任務和負擔，負重前行，不可能激發內在動力去發展。這也正是農民逐步丟棄土地情結，土地荒置的根本原因，日本能出產每斤上百元的大米，而中國只有幾元；國外農產品一路暢銷且價格高企，但國內農產品缺價賤且滯銷，尤其是難以吃到放心農產品；這實際上是體制性問題，高昂的種植成本，較長的種植周期，潛在的市場風險，過長的流通環節，低廉的價格，如果不采取非常手段，不可能實現盈利，所以說不解決體制性的問題，食品安全問題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基本農田的保護，應借鑒大禹治水，并非靠“堵”，關鍵在“疏”，順勢而為，由此才能真正激發農業和農民的內在活力。
2、理論建構滯后VS實踐探索超前
相比較于城市化的成熟理論和實踐，以及國內外的豐富案例，且城市化作為現代化的產物，具有國際的通用性，而鄉村振興作為典型的逆城鎮化趨勢且具有更加多元和不確定性。當前政策與實踐的前后不一和拿特例當一般、過分地產化、旅游化等，以及各類概念的輪番頻繁更替，充分暴露出無論是政府、理論界和實踐層面的理論研究的滯后和薄弱性。
鄉村發展規律與城市規律最大區別在于城市是基于工業化和現代服務業，加之巨量人口基礎上的巨型空間自系統，能相對獨立于外部空間，而鄉村則人口規模較小，尤其根本的是基于農業的系統注定村莊一定是與農田和外部的生態好環境所組成的人居環境系統，且不可獨立于外部環境系統，以往的鄉村規劃只是村莊自身的物質規劃。美麗鄉村建設的項目制行動規劃和政策資金掛鉤的方式相比以往是巨大進步，田園綜合體實現村莊與農田農業的組合又是一大進步，未來的主題板塊化或面域經濟空間單元或生活圈空間單元或許是更大進步，但不同地區如何界定空間單元尺度大小是問題的關鍵。
我國當前鄉村振興理論的缺失猶如科技領域對芯片技術的缺失一樣，甚至更為明顯。理論原本是用于指導實踐，但現實恰恰相反，當前的實際情況是理論被動地跟著實踐走，甚至某種程度上出現理論拖累甚至誤導實踐的現象，最典型的莫過于圍繞大農業和小農業長達數十年的論戰。所謂的“一村一品”源自于日本，“新農村建設”源自于韓國，文創農業源自于臺灣，規模化農業源自于美國，幾乎可以說全是舶來品。盲目的崇洋求外實質是缺乏道路自信的表現，這本身就是與中央所提的“四個自信”要求相悖。同時，源自于國內的實踐方面，從歷史上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村集體企業等制度或組織創新都來自于自下而上的實踐，而當前的“三權分置”、“土地流轉”、“美麗鄉村建設”、“特色小鎮”、“田園綜合體”等也則全是來自于政策文件或行業實踐，也并非來自本土原創理論的引領。甚至當前的所謂理論研究，更多是對十九大報告、中央一號文件等政策文件的解讀式研究，缺乏根植于歷史演進脈絡梳理、經濟社會規律探索、地方實踐經驗總結等全面系統、真正意義上的理論體系建構，缺乏內在的邏輯自洽，更沒有抓住鄉村的真正規律和本質。
此外，理論缺失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鄉村規劃的短板，突出地表現在自發成長的村莊優于經過規劃的村莊、表述上說編制鄉村特色的規劃，但實際仍是套用城市規劃的模板和套路，某種程度上說當前的千村一面、村莊凋敝等問題，規劃在其中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3、小歷史VS大歷史
城市根植于工業文明，鄉村則根植于農業文明，因此，談論鄉村必不可脫離農業文明的演進脈絡。自公元前475年，戰國開啟中國封建時代，在長達兩千多年時間里圍繞國家治理和鄉村治理積累了豐富經驗，而不僅僅只是當前所謂言必談的宗族制。實際上，稍加梳理就會發現，縱觀數千年發展史，鄉村地區發展從未脫離土地制度、產權關系、技術變革、生產關系、空間組織、文化傳承等因素，而且內在有一定的演進邏輯、脈絡和規律。比如，封建時期、民國時期和當前，政府都會負責建設大型水利、交通等大型基礎設施；封建時期的地主和雇農與當前政策所提的農場主和農業工人；計劃經濟時期的農業合作社和當前的農業合作社；等，實際上都存在某種程度上的類似性和歷史延續性。
尤其是民國至今的近百年時間，所經歷的時代變遷、制度變革、實踐探索、經驗積累都異常豐富，亟需認真總結和汲取有益經驗和理論提升，但當前的研究中則多集中于改革開放至今近四十年的“切片式”、“斷代式”研究，鮮有對于民國及之前的鄉村建設研究，甚至對我黨在土地革命時期、建國前后、改革開放前所進行的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農業發展、鄉村建設和治理等方面的探索也缺乏系統深入的梳理和研究。鄉村振興必然離不開中國幾千年農業社會的變遷，尤其是離不開近代以來的鄉村和社會和土地制度的變遷，尤其是自1915年封建社會滅亡以后至今百年來的變遷，封建社會到近代社會之后的百年來，實際上鄉村變遷和鄉村建設運動實際上從未終止，尤其是解放后至今，更是進行一系列探索，而且具有明顯的代際傳承和制度變遷脈絡，只有系統梳理清楚這一脈絡，才能知興替鑒未來。
談論鄉村振興必須要有大歷史觀和大格局觀，從整體來看，民國的鄉建和解放初和改革初期和新世紀初和新時代的區分，毛主席時代奠定了鄉村設施基礎和制度基礎和中國經濟和工業體系的雄厚基礎，改革初的鄉村探索優化了制度和奠定了城市化進程的要素基礎，本世紀初的新農村建設奠定了農村基礎設施，那么新時代的鄉村振興則是順應整體社會基本矛盾變化和激發鄉村地區內在活力，助力城鄉融合發展。從個體來看，土地革命時期的土地制度探索，是以人身自由和生存需求為根本宗旨；解放后到改革之初，為解決溫飽；改革開放至今的探索則是基于社會基本矛盾內容變化的內在要求，這也正符合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
更進一步說，在大歷史觀下，實際上當前國內所學的日韓包括臺灣都大部分來自于中國歷史上的行政建制、治理范式、文化傳承，臺灣的鄉建則一定程度上延續于民國時期的鄉建試驗。我們當前過分迷戀于學習國外，缺乏自我反思和學習，尤其是向歷史和經驗學習和總結與反思。
4、過分強化鄉村治理下的“集體屬性”VS過分弱化鄉村經營下的“公司屬性”
自封建宗族化社會到人民公社再到村民自治，從村莊管理到鄉村治理，隨著時間推移，對鄉村的認識在逐步深化。然而，必須承認的一個客觀現實，隨著城鎮化沖擊，原有的村集體逐漸式微、鄉村社會架構面臨解構，既有的組織住建松散、管理逐漸滯后，即使在普遍強化鄉村治理情況下，這種局面并未有得到根本改觀，亟需改變。實際上，鄉村最大的特點，除了熟知的熟人社會、血緣關系、宗族社會等之外，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鄉村屬于天然的“公司化”松散經濟體，具有天然的公司化屬性，比如集體股權、公司化氛圍、管理階層、自組織，這明顯區別于城市。
梳理我國鄉村社會發展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出所謂的村莊發展或鄉村振興過程，實際上就是一條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循著“公司化治理”的歷史邏輯而演變的軌跡。同樣是村集體經濟，由毛主席時代的計劃色彩，到異化的村集體經濟或者過渡型或半市場化的，再到完全市場化的，這實質上就是公司股權結構的演變，典型如小崗村到華西村（70年代時期）、南街村（80年代）再到當代華西村，再到袁家村、魯家村、無錫田園東方、郝堂村，三瓜公社等皆是如此。這其中形成鮮明對比的莫過于華西村和南街村，誠然，作為昔日時代的代表，華西村和南街村都有各自局限性和弊端，但放在當今，依然有其諸多成功借鑒意義。華西村發展幾十年至今勢頭依然相對強勁，固然有其標桿效應和區位等優勢，但自身經營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則是決定性因素，同樣，南街村雖然由于公司經營和公司治理滯后而相對衰落，但卻帶動臨潁縣域休閑食品主導產業的發展，華西村帶動周邊村和縣域經濟發展。
5、過分迷戀土地“三權分置”的靈丹妙藥效應VS忽略土地財政紅利逐漸遠去的現實
當前存在的普遍共識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在于制度創新，而制度創新的核心在于土地制度創新，其中最為核心的就是推動土地“三權分置”，好似只要完成土地“三權分置”就能夠立刻實現所有的鄉村振興，因此，在實際推動過程中過分注重前端確權而忽略后端運營。這里存在兩個巨大的誤區，其一，實際上是仍基于過往“土地財政”思維。以往的土地三權分置之所以需求旺盛，是基于土地財政為主導的政府財政發展模式和增量型城鎮化時代的必然產物，但隨著由增量型向存量型轉變，甚至某些地區出現減量型，比如內蒙鄂爾多斯等地的空城和遍布縣城的產業園區和新區空置，需要進行重新運營和去庫存消化存量，加之之前的城鎮規劃所確定的城市建設用地總量上已經超越，反倒是城鎮地區的建設用地指標過量，需要各地之間進行跨行政區交易，隨著未來進入存量甚至部分地區的減量時代來臨，過往的靠土地交易能否持續存在巨大不確定性。其二，錯將資產等同于資本，資產本身不產生價值，只有成為資本才能真正創造價值，從這個意義上將鄉村振興過程就是鄉村資產資本化的過程。而當前鄉村地區存在最大的窘境是，有資產與無實際資產代言人，更無資產運營人，確權之后有現實的資產有權益人，但是沒有真正有能力的能夠實現資產升值的人。
依照前述的鄉村“公司化屬性”分析，三權分置只是完成了鄉村土地進入市場的門檻，只是實現了土地進入市場交易，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交易之后如何發展這才是真正的主題，真正的挑戰在于后端的運營。各地鄉村真正進入了同一起跑線，之后的競爭會更加激烈，實現第一桶金之后，如何實現資產增值和運營這是最大挑戰，而且按照市場價格來計算，實際上村莊的資產仍很有限，如何撬動資產杠桿，更重要的是實現戰略突破，這是巨大挑戰。最典型的莫過于鄉鎮、縣城以及城市，實際上土地都已經進入一級市場，處于同一起跑線上，但各地之間千差萬別，核心就在于是否懂得運營，也正如公司一樣，不同公司，不同領導者或者不同管理模式和發展方向下，境況截然不同。
三、可預見的未來
1、“沙漏”模型
目前關于鄉村振興，就問題談問題的多，缺乏統一的邏輯脈絡，尤其是貫穿始終的量化指標為主線，多描述性和碎片化。分析鄉村振興不能僅就問題談問題，必須要有系統化思維，從而才能進行系統全面的頂層化制度設計和具體化政策路徑。
實質上，中國城鎮化發展的精髓就是兩條主線：一條是圍繞空間層面的“人—土地—產業”三項基本要素，另一條是圍繞制度層面的“戶籍—土地—經濟（計劃與市場）”，不同時期的經濟社會特征其本質就是圍繞兩個維度的不同要素在城和鄉之間的數列組合，并且在逐步演變過程中。形象化來看，也就是類似于計時的“沙漏”，人、土地、產業的實體要素逐步由鄉向城流動，而制度則是瓶頸，隨著時間推移，瓶頸在逐步放開，要素流通越來越流暢，空間和經濟組合形式更多元，尤其是當前階段應該說各要素和各制度都處于最為開放活躍的時期，自然會孕育不同的空間形態和經濟形態。
2、公司化
拿特例當一般，這是當前鄉村振興中一大特色或者叫弊端。近年來，各類所謂成功案例很多，但為何從未能夠出現類似小崗村、華西村等類似，能夠全國層面可復制、可推廣的樣板案例。即使是曾經一度大熱的特色小鎮、田園綜合體，最后也都逐步趨于平靜。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未找尋到能針對廣大地區，尤其是一般性地區，這才是關乎全局的根本。通過前面分析，鄉村振興過程實質是資產資本化、股份制化的過程，未來的鄉村治理必然走向公司化治理。個人認為，十九大中提出實現鄉村振興最根本的是實現鄉村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而實現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最根本的則是公司治理能力現代化。
原來的村集體公社完全的大鍋飯和多勞多得更多依靠思想和精神層面的激勵，相比較來說管理和經濟成本最低，同時是基于本村集體為基本單位的內部和滿足基本的生產需要，是內向型；當前及未來的集體經濟，則可以通過公司化治理和股權激勵，一方面保障成員基本的保障，另一方面能夠通過股權分紅激勵，更多是通過物質層面激勵，這與之前是最大區別，并且可以允許多個集體經濟并購重組或股權市場跨行政邊界交易，實際上當前的建設用地指標交易和流轉已經開始嘗試，未來不僅局限于用地指標，而是更廣泛領域的交易和運作。
當前所提的土地“三權分置”，從公司治理角度只是完成了公司和股權架構的基礎，真正的核心仍是發展，尤其是對于數以萬計的村莊中如何整合自身資源差異化特色化發展。同時，在公司化治理過程中，要提前預判性地規避南街村，華西村的瓶頸，引入職業經理人制度，現代公司治理體系，避免公司家族化、過分政治化、政企不分等弊端，從而真正激活鄉村地區活力。
3、集群化OR簇群化
在肯定了鄉村的公司屬性基礎上，能夠看到鄉村與公司另一個重要共性則是空間上集群化、簇群化。正如公司由最初的點狀，到發展為集群化、簇群化，成為集團或企業集群。同樣，考察各地鄉村空間經濟發展，從空間單元上來看，也是以一個自然村為基點，逐次展開，最終是幾個村為整體板塊化發展，進而帶動鎮域和縣域經濟發展，某種程度上說，縣域經濟就是鎮域經濟，就是鄉村板塊經濟（山地丘陵區的溝域經濟）等，典型如“蘇南經濟”、“珠三角模式”、“鄢陵模式”、“壽光模式”、“欒川模式”、“華西村”、“袁家村”、“田園東方”、“三瓜公社”等，皆是如此。從某種程度上說，人、景區、企業、產業、城市等皆是如此，或許集群才是空間的真正規律和本質。
因此，可以說鄉村振興的核心是“集群”。正如企業集群的核心在于培育集群創新核，鄉村集群的核心也在培育創新核、培育發起點，典型示范，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鄉村集群的空間尺度把握是關鍵，實則是數個村落組成的板塊狀村莊聚落的組合，幾個村莊組成的空間單元，這明顯區別于以往簡單的以單個村莊來推動的村莊體系模式，由此也可以佐證為何十年前推動的村鎮體系規劃無法實質推動開展下去，同時也可以得出所謂的“一村一品”只不過是紙上談兵，甚至可以說是誤導。
鄉村另一個最大特征是點小量多面狀簇群狀空間分布，且距離相近，相鄰的均質化明顯，這與城鎮尤其是城市差異明顯，因此，更進一步支撐了鄉村組合空間單元來規劃的必要性，且從歷史上也有眾多這樣的案例，合肥的九龍攢珠、福建的客家土樓、廣東開平的碉樓等，都是幾個或多個村莊的組合，正如放大空間尺度的城市之間組成城市群來抱團取暖是同樣道理，因此，這也要求對以往以單個鄉村為單位分別編制鄉村規劃的思路進行轉變。
同時，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所謂的城鄉融合，最典型的是都市區內的融合，最都市化和最鄉村化的在空間上最集聚于一體，該地區內的鄉村類項目投資實際上是高投資強度的項目類型，不同于普通鄉村地區，應該區分都市區內的城鄉融合與非都市區內的城鄉融合，特征不同，發展模式自然不同。
4、圈層化
鄉村振興的推動必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且呈現圈層化趨勢，從宏觀層面是東中西的依次推進，這從地方實踐中已經得到印證。中微觀層面則首要地區是都市區，其次是邊遠山區，最后是中間層。當前關于鄉村振興，最為典型的代表載體為特色小鎮、田園綜合體、美麗鄉村等，而這些類型中最為成功和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大多數分布于都市區內或周邊，諸如杭州特色小鎮、陜西袁家村、藍城、無錫田園東方、安吉美麗鄉村、成都多利農莊、長沙潯龍河藝術小鎮等都呈現這樣的規律，也就是說最先實現鄉村振興的必然是大都市區周邊、緊鄰景區、礦區、資源富集區或發展軸帶或門戶地區，其次是嚴格生態保護區或條件較差區，整體搬遷，剩余的第三種為一般地區，基本農田和大規模農業發展模式，實際上前面幾種地區內村莊本身就具有先天優勢，即使不是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照樣能夠實現率先發展，反倒是最后一種的中間層鄉村地區最為尷尬。
同時，從農業區位論和基本經濟規律分析，農業自內向外逐步呈現高附加值的都市型農業、中附加值特色型農業、低附加值傳統農業的圈層化分布特征，而當前的永久基本農田都布局于大城市增長邊界周邊，實際上是違背經濟規律和城市空間發展規律的，這也就是為何耕地紅線被屢屢突破的根本原因。
5、功能化
基本農田制度本身就屬于比較強的計劃經濟色彩，關系國家糧食戰略安全，關系溫飽基本需求，就該采取毛主席時代的統購統銷模式，既然作為兜底任務，可以將糧食主產區集中于幾個人口大省區，國家統一成立農業開發投資公司，吸收該區農民為正式員工，統一工資和社會保障。目前地方雖有農業開發公司則主要側重于前端的農業基礎設施投入，且近幾十年來國家對此投資巨大，但成效甚微，事倍功半，農民并未獲利且抵觸情緒較大，說明該思路有問題。同時，當前雖劃出基本農田，但大多已經荒廢，實質是資源浪費，并且近年來推動的所謂土地流轉，但也舉步維艱，原因在于只能種糧食，效益太低，也是荒廢，必須要有新的突破。
正如對于退耕還林、環湖的生態環境補償和碳匯交易一樣，實際上對于基本農田和基本糧食作物種植更應該有相應的口糧補償做法，甚至是口糧稅，作為作物地理標志地區的重點補償。
6、融合化
融合化將是未來鄉村振興中的另外一個重要趨勢。這里所提的融合，除了經常提到的城鄉融合和一二三產融合，還包括三農之間融合，村莊空間與村域空間融合。三農之間的融合，不再是以往彼此孤立化的三農問題，而是由關注農村的點到農村和農田和城的線面的融合；由關注單個村到關注幾個村所組成的主題板塊重大轉變；也不能單純以行政村或鄉鎮的行政邊界來單一思維的線性思維轉變。鄉村振興的最大核心是三農，三農的核心是農，農業最大特征是有空間增長極限邊界。
作者系國家注冊規劃師，高級工程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大鵬視野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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