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是長期以來人類社會對發端于西方的工業文明進行反思，針對工業化發展中出現的資源枯竭、生態破壞、生存環境惡化等問題而形成的新文明形態、新發展方向。2007年，黨的十七大首次將“生態文明”寫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國策高度，正式開啟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新時代。此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豐富、發展生態文明理論，提出了“推進綠色發展”以及“建設美麗中國”等一系列重要觀點。這意味著生態文明已經成為黨的重要執政理念。
生態文明戰略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而當下我國一系列的脫貧攻堅舉措正與生態文明的基本任務和階段性目標相契合。2018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林業局、財政部、水利部、農業部、國務院扶貧辦六部門印發的《生態扶貧工作方案》明確指出，要“實現脫貧攻堅與生態文明建設‘雙贏’”，表明了二者是當下基本任務與長遠目標的辯證關系。那么，面對生態環境脆弱、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經濟發展緩慢、人窮村也窮的深度貧困地區，如何使之在實現脫貧目標的同時，兼顧生態文明的社會發展總方向？筆者認為，應在生態文明視域下進行脫貧攻堅的制度創新，以生態文明建設為當下的脫貧攻堅提供方向。
合理的確權頒證，是脫貧攻堅的基礎性制度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對農村組織、農戶等單位主體的所有權、使用權、流轉權等各項權利進行合理的確權頒證，正是以“保障農民財產權益”為目標的，也是脫貧攻堅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以往為了維護農業作為第一產業的基礎地位，我國強調對農村集體土地和農民宅基地進行確權。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要推進鄉村各種資源性資產股權化和本地化的產權交易，發展完善具有創新性的確權政策。確權頒證的過程，本質上是一次明確村集體以及農戶各自權限的法律確定過程，使其對所有權、使用權、流轉權有清晰的了解。知道自己的資源所在，了解自己的權利以及其邊界，方能清楚貧困的程度以及類型。貧困地區、貧困村和貧困戶要明白自身的資源資產邊界以及所有權、經營權、流轉權的具體涵義，正確認識三權合一。惟有如此，才能為貧困地區融合一二三產業、帶動鄉村產業興旺提供基礎性的制度條件。
近期，有關部門頒發的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不動產權登記證，為盤活利用農戶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提供了制度支持。比如，一些地區將農民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自建房等進行確權頒證。確權的同時，也會對全域資源以及人文社會資源進行普查。一方面是生態資源普查，比如土地資源、林木資源、水資源以及礦產資源的普查；另一方面，是對體現當地鄉土文化價值的社會人文資源的普查。這種普查過程涉及對不同生態系統、不同社會人文資源的重新估算和定價問題，蘊含著豐富的確權確利的制度創新可能性。
建立村兩委主導的綜合性合作組織，是完成村級脫貧攻堅任務的綱領性制度創新
2017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指出，“全國12.8萬個建檔立卡貧困村居住著60%的貧困人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嚴重滯后，村兩委班子能力普遍不強，四分之三的村無合作經濟組織，三分之二的村無集體經濟，無人管事、無人干事、無錢辦事現象突出”。深度貧困地區的“三重”群體，包括低保五保貧困人口、因病因殘致貧人口以及65歲以上貧困人口。他們要脫貧，既需要依靠村集體經濟和新型合作經濟，依靠組織存血、輸血、造血，也需要小農村社的生活救濟、生產幫扶以及就業激勵。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由此可以看出，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培育村級綜合性合作組織、健全村級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是綱領性的組織制度創新工作。
從生態文明視域上看，以小農村社為基本單元的地域性生態資源是非排他性資源，為全體社會所共享共有，體現為山水田園等物化形態的生態資源。在脫貧攻堅中，合作共享原則是整村乃至全域生態資源的整合與共享。從這個意義而言，以村集體為基層財產權益單位的綜合性合作組織，是承接各種市場資本和政府資源進入鄉村的主體性組織力量。通過這種以農民為主體的合作組織，能夠提高貧困地區民眾在生態資源、產品以及服務等方面的市場競爭力和談判定價權，為吸引市民以及各類社會投資參與主體下鄉，夯實了財產關系和組織制度基礎，是村級單元層面從事脫貧攻堅的綱領性制度安排。
早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時，習近平同志就親自指導了瑞安市“三位一體”的農村綜合改革試驗，即將農民專業合作社、供銷合作社以及信用合作社整合為一個有機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為實現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有機銜接指明了方向。“三位一體”的農民合作社制度設置，在村級層面上體現為村兩委主導，以“內置金融”或“資金互助”為核心，以打造村社特色生態農業品牌為經濟增長點，嘗試聯購分銷流通領域合作的綜合性合作組織的探索。當前這種探索的成功典型就是中國鄉村建設研究院在全國各地力推的內置金融合作社。
中國鄉村建設研究院以村社“內置金融”為核心，綜合提升村莊共同體經濟發展能力。“內置金融”試驗最初是在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郝堂村進行的。其通過建立村級養老資金互助合作社，把外部金融服務的高昂成本轉化為內部收益，促使社區金融服務內部造血和自我運轉。之后，建立土地銀行，將林權和地權的資本收益內部化，變土地“被動資本化”為“主動資本化”。其以集體土地包租和轉租所獲收益、社區內部金融合作收益等為社區提供公益服務，整體扶貧效果明顯。繼在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郝堂村取得成效后，該模式近幾年在山西省忻州市岢嵐縣宋家溝村、河北省秦皇島市青龍滿族自治縣石城子村、河南省三門峽市盧氏縣等地區不斷發展推廣。
以國家級貧困縣山西省忻州市岢嵐縣宋家溝村為例，在中國鄉建院的協作下，在行政村域內，由縣政府引導、村兩委主導、鄉賢和骨干村民自愿參與，成立了與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以及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相匹配的農民互助合作組織，即宋家溝連心惠農扶貧互助專業合作社。該合作社的核心是以“三起來”（農民組織起來、資源集約經營起來、產權交易起來）促進“三變”（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從效果上看，此項試驗增強了村民的主動發展意識，引導了村莊的產業轉型和創新。通過該項試驗，村莊的一二三產業，包括電商、文創、旅游等都發展了起來，貧困戶通過市場等渠道獲得了農產品的增值收益，使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更加有效。
大力推進“資源下鄉”在城鄉融合方面的制度創新
當前我國最大的社會結構變化就是城市中等收入群體的崛起，由此形成了對鄉土資源景觀和農村文化旅游產業發展的巨大需求。一方面，農村投資和經營生態化的資源性資產，是城市中產階層在宏觀經濟波動加劇的客觀情況下，實現財富保值、增值的新途徑；另一方面，在文化心理上，通過推動市民及資源下鄉，能夠從治愈“鄉愁病”、建設精神家園等方面出發，緩解城市中產者的不安全感。這種趨勢必將形成兩個利好：其一是國家層面城市人口的遷移和流動從“向外走”變為“向下走”，減少了因中產移民和財產外向轉移導致的人才和資本流失。其二是客觀上形成了“外發促內生”的鄉村振興制度創新空間。
鄉村生態資源具有公共性和多樣性，在一二三產業融合的背景下，鄉村旅游、運動、休閑以及養老等業態快速發展，陽光、泉水、空氣、山林、湖泊、濕地等在確權后通過入股、流轉等方式，其價值將得到重估，再加上政府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性作用，其將首先成為村社綜合合作組織等“一級市場”為基本單元的主體性資產或資本。隨著創意設計企業、社會組織、電商等多元主體經營者的進入，又促發形成了“二級市場”的資產增值機制。與此同時，農村信用社、國家供銷合作社可以通過官方給定的可減免審批程序，直接使用信用額度入公共股到農民合作組織。這不僅會引導農民從事信貸等具有相對穩定收益的金融三產業務，也拉動了當地各類社會服務流通業的發展，構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鄉村資源資本化和市場化的一二三級市場的基本體系。一二三級市場的體系化構建，能夠將人氣和社會資本引入鄉村，推動農村生態資源價值的實現，促進人與自然復合的生態系統全面修復，開拓城鄉融合的共享經濟新領域，打造多元社會群體互動的治理體系。
隨著鄉村生態資源價值的重估、農村基礎設施的完善，尤其是互聯網的普及，以中產階級的綠色消費和文化需求為外發動力，通過市民下鄉、鄉賢建鄉、企業家返鄉等方式反哺村民，為振興鄉村增加了多元的外部協助和參與力量。近年來，城鄉融合戰略中的“農業進城、市民下鄉”方興未艾。比如，湖北省以市民下鄉、能人回鄉、企業興鄉的“三鄉工程”為抓手，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武漢市提出了“黃金20條”優惠政策推動市民下鄉，成立了市民下鄉服務中心，“市民下鄉看房團”紛紛走進農村。
大力促進多元地域性文化復興的制度創新
中國村莊文化以及建基其上的中國精神內涵豐富、歷史悠久。在脫貧攻堅的過程中，我們要堅持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要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以及中國自遠古以來就有的鄉賢精神，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含的精華。比如，家國情懷、崇德向善等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并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新，使中華文化在脫貧攻堅中、制度創新中，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
例如，國家級貧困縣山西省大同市靈丘北泉村，以縣鄉村黨政為主導，以鄉賢為導演、以附近村民為主體演員，進行了大型“山水北泉”實景演出。以“鄉村自然生態環境+鄉土文化基因”的發展模式，帶動了村社文化復興，成為北泉村以及附近村莊生態型社會經濟發展的組織載體，激活了鄉土文化價值，帶動了鄉村一二三產業的發展，為貧困戶、貧困村以及貧困地區實現整體脫貧提供了經驗。
“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精準扶貧”，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新時期對扶貧工作的新論斷，是對黨的扶貧理論的新發展。“智”和“志”是內力、內因。如何從內力、內因上調動貧困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內在活力，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以生態文明為視域進行脫貧攻堅的制度創新。首先，從脫貧攻堅的基礎性制度而言，亟需合理的確權頒證，進行各種制度創新。其次，從脫貧攻堅的村級單元來看，亟需建設綱領性制度，即村兩委主導的綜合性合作組織，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最后，要構建促進市民以及資源下鄉的各類市場經營制度體系，大力促進新時代城鄉融合，并以城鄉融合為背景調動一切社會性參與力量進行脫貧攻堅。
作者分別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每日甘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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