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為何始自農村？農村改革的突破口，為何出自名不見經傳的小崗？ 打響改革“第一槍”的小崗，為何沒有憑借改革的先發優勢再立潮頭？ 被認為沒有民主傳統的中國農村，“泥腿子”們為何率先鬧起了“海選”潮？ …… 當我們認真思考、解剖這一個個令人深思的問題時，農村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教訓也逐漸浮出水面，并啟迪著未來的中國改革實踐。
啟迪之一:民生為本，是突破桎梏的最強動力
在一個人口眾多的農業窮國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只有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為指導，沒有任何現成經驗可資借鑒，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曾被定義為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兩大特征而難以撼動，這就注定了改革開放的艱難。
回首30年來走過的艱辛歷程，中國式改革的主要內容，事實上是突破兩個“一統天下”的過程:一是所有制形式上公有制的一統天下，二是經濟運行上計劃經濟的一統天下。
中國改革開放的突破口為何選在了農村？農村改革的突破口為何選在了小崗村？這是一個許多人都十分關注的歷史命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社會變革最容易從舊體制的薄弱環節獲得突破。而小崗村恰恰是“薄弱環節中的最薄弱環節”:前一個薄弱環節是指農村，后一個薄弱環節是指連溫飽都解決不了的地方。
小崗村包產到戶、分田單干的做法，顯然有違以往人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但是，當一個地方為了“不餓死人”而做某種嘗試時，它是最容易得到人們的同情與呼應的，因為吃飯是人類的最基本需求，有著天然的合理性，任何條條框框都難以束縛這種探索。可以說，類似吃飯這樣事關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問題，一直是中國改革開放中突破種種思想桎梏和體制束縛的最強動力。
嚴格地講，鄉鎮企業的崛起和“民工潮”的涌出，也是觀照民生問題的一個角度。由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土地再也容納不了剩余勞動力，農民被城鄉二元隔離墻“關在墻內”搞起了鄉鎮企業；“沖破墻體”進城打工。這兩個現象的根源仍是民生問題。在“民工潮”中，因為農民工進城受到了種種“身份岐視”、職業排擠和不公正待遇，又引出了其中深刻的“民權”問題。
其實，民生所在，正是黨心所系，政之所行，因為民生問題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黨的命運休戚相關。古今中外，無數朝代更迭、無數政黨興衰，都在反復證明一個道理:重視民生，則國泰民安、政通人和；無視民生，則國覆民反、政息人亡。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飽含深情地講道:要“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多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溫家寶總理曾引用鄭板橋這兩句詩，來表達自己“行事思萬民憂樂”的心聲。
而“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的理念，正在加速轉化為執政黨克服種種困難，突破種種框框，改善民生的各類具體行動。民生問題最薄弱處，正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突進方向。正是循著這個思路，才有了城市支援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城鄉統籌一體化發展的新戰略布署。
啟迪之二: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
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農村搞家庭聯產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
誠哉斯言！有人曾對農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民的創造進行了歸納、梳理，認為億萬農民有“十大創造”，而鄉鎮企業毫無疑問是繼“大包干”之后的第二大創造。鄧小平稱其為農村改革中“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收獲”，是“異軍突起”。
鄉鎮企業像“大包干”一樣，也是在風風雨雨的沖刷與陣痛中誕生的。沒有中央的肯定與支持，就不會有鄉鎮企業的春天。
眾所周知，華西村是發展鄉鎮企業的“招牌村”。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華西村為發展鄉鎮企業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曾經冒了巨大的政治風險。
上世紀70年代是個“以糧為綱”的年代。多年的實踐，使華西村當家人吳仁寶痛切地感到，單靠搞農業只能維持溫飽和簡單再生產，農民要真正富起來，過上城里人的好日子，非得發展工業不可。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在江南水鄉率先辦起了一家小五金廠。
為了保密，他們在工廠四周壘起高高的圍墻，掛上厚厚的簾子，對外守口如瓶。就這樣，小五金廠在隱姓埋名的十年中，為華西村創造了上百萬元的利潤，農民收入分配的一半來自這個廠。
在當時的環境下，華西村偷偷摸摸的做法，雖然讓他們提前掘到了“第一桶金”，為后來的工業突飛猛進式發展做了一次成功的演習，但畢竟“名不正、言不順”，小打小鬧，成不了氣候。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充分尊重農民首創精神，開始成為社會共識。吳仁寶認準的這條路才通暢起來，他們把小五金廠的簾子全部拉開，圍墻徹底推倒，甩開膀子大干起來。到1990年，華西村工農業總產值就突破億元大關，成為江蘇第一個億元村。
鄉鎮企業創造了中國特色工業化道路，吸引了近兩億的農村勞動力，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位巴基斯坦領導人說，這是中國經濟騰飛的“秘密武器”。
除了包產到戶、鄉鎮企業這些影響遍及全國的“大創造”以外，全國各地適應本地發展需要的各種創造又何止千萬。在縣域經濟實力排名第一、被稱作“華夏第一縣”的江蘇昆山市，改革開放以來，有多個全省乃至全國的“第一”:全省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第一家外商獨資企業、全國惟一自費創辦的國家級開發區、共和國歷史上第一個封關運作的出口加工區等。
正是充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昆山這個在蘇南第一輪大發展中錯失發展機遇的地方，借助外向型經濟的力量后來居上，名列全國縣域經濟綜合實力的榜首。
農民的首創精神，在每一個改革階段都生生不息，在每一次改革的“破障”之時都顯出它勃勃的生機。在眼下農村，當融資難成為制約生產發展的“瓶頸”時，安徽省近30個縣的農民把村民自治模式“橫向移植”進經濟領域，創辦了被稱為“窮人銀行”的800多個村民互助資金合作組織。這些“窮人銀行”由政府財政扶貧資金與村民入股“合資”而成，實行“由村民民主管理、自主決策、共同參與、相互監督”的管理原則，在村民組內部形成一種利益共管機制，全體村民大會每人一票民主推選公道正派、有一定管理能力和責任心的由5至7人組成“互助資金”管理小組，內設的組長、會計、監督員各有明確分工，按程序辦事。遇有重大問題，全體村民共同研究解決。這種改革新嘗試在安徽農村基層正搞得紅紅火火。
啟迪之三:上下互動，“兩個巴掌才能拍得響”
提起包產到戶的“專利”，多少年來人們都認為非安徽鳳陽縣小崗村莫屬，然而最近本刊記者發現:在紀念農村改革開放30年之際，全國一下子冒出來許多地方與小崗村爭奪“知識產權”。有山東學者講，山東一地先于小崗實行了包產到戶。對于山東人的“爭功”，浙江有人不干了，稱浙江臺州白水洋鎮的皂樹村更是先于小崗10年實行了“大包干”，并且一直延續至今。
查閱歷史本刊記者方知，他們的話也許并非妄言。據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原主任杜潤生回憶，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有20%～30%的生產隊實行過包產到戶，但遺憾的是它們都沒有獲得成功。即使有個別地方像皂樹村那樣實行了包產到戶，但因是偷偷摸摸的局部試驗，在全國幾乎沒有示范意義，產生不了多大影響力。
真正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并把“大包干”模式推向全國的是小崗村，從這個意義講，小崗并沒有浪得“農村改革發源地”虛名，其他地方也用不著忿忿不平。“小崗經驗”傳遍全國的關鍵，是它得到了中央的認可，說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它得到了關鍵性人物——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認可，并力排眾議，大力支持。
對于這段歷史，杜潤生給予了極為深刻的獨到見解:“一種關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眾創新加上政治組織支持這兩方面的因素一起發生作用。這就是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產隊已實行包產到戶卻未獲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風行全國，從而振興了農業。60年代與80年代有著重大歷史條件的不同，人們用上下互動關系描述對人民公社體制的改革，這是有一定道理的。”
農村稅費改革更是“上下合拍、合力而成”的典型。上世紀80年代末就在安徽省太和縣“深度試水”的這項改革，雖然效果顯著，但給基層政府運轉造成的暫時性壓力很大，面上鋪開時遭遇重重壓力。如果不是決策層的痛下決心，這項改革很可能被局限在部分地區，甚至會“胎死腹中”，農民負擔過重導致的系列社會問題，會因此項改革半途廢去而愈演愈烈。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英雄”對歷史的推動作用是萬萬不能忽視的，尤其是在一些關鍵的節點上。小崗村的成功，就是因為它在恰當時候，得到了“英雄”般力量的鼎力支持。
蘇南鄉鎮企業改制的最終成功，也是上下良性互動的結果。但遺憾的是，這種互動晚了好幾年，錯過了一些重要的發展機遇。
蘇南是鄉鎮企業的發祥地，其集體經濟的發展模式相對于過去純而又純的國有經濟，具有明顯的體制優勢，因此它一出現便“異軍突起”。但是，隨著國有企業的不斷搞活以及私營經濟的迅速崛起，其“負盈不負虧”機制的弊端日益凸顯出來，許多企業出現了“廠長在一個鐵桶，廠長不在一個窟隆”的局面。1997年，有人甚至作出這樣的比喻:鄉鎮企業好比“李闖王”進京，不知江山還能坐多久。
對于鄉鎮企業集體辦的種種弊端，蘇南的基層干部其實最清楚，他們也試圖進行改革以突破重圍。但是，每當改革涉及到產權制度，就遇到了重重阻力，不得不半途而廢，因為有些人要繼續扛著“蘇南模式”集體經濟優越性的大旗。
在曾被列為蘇南“五只虎”之一的武進市，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鄉鎮1993年對全部鄉鎮企業作了資產評估，其中106家實行了改制，5家骨干企業未改。到1996年底重新進行資產評估時，前者凈資產從改制前的8600萬元上升到1.6億元，翻了近一番，上交稅收、規費及利潤都增長50%以上；而后者凈資產從2000萬元下降到1200萬元，損失800萬元，經濟效益指標全面下滑。
“早改制少流失，晚改制多流失，不改制要消失”。幾年以后，伴隨著思想觀念的新一輪大解放，蘇南上下才達成共識，形成互動，各地在改制中也開始由拋“骨頭”到放骨干，以壯士斷腕的氣魄推進企業改制。張家港先后經歷了三次改制，一次比一次深入。到2002年初，江蘇省鄉鎮企業改制面已達95%左右，其中實行產權制度改革和所有制變換的企業也近九成。改制后，企業的興衰成敗都由自己負責，等于引進了“跳樓機制”，企業普遍由原來的“要我發展”轉變為“我要發展”，企業效益也進入到歷史上最好的時期。
啟迪之四:分散決策，允許多種探索和不同發展模式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從毛澤東時代過來的人，對這句喊得震天響的口號簡直太熟悉了。在那個高度計劃經濟的年代，全國只有少數人的大腦在運轉，思考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制定號令全國的發展計劃，其他人只要嚴格執行就行了。這樣的體制，是絕不允許出現“另類發展模式”的，一切都在上邊的“計劃”之中。
改變和突破，又是出現在“大包干”帶來的思想解放中。當支持者與反對者水火不容的時候，中央沒有像過去一樣，依靠強大的組織、行政手段進行一刀切，而是采取允許試驗、探索的辦法，從默許，到贊賞，再到推廣。有人幽默地總結，這叫做“可以，可以，也可以”。
正是有了中央的開明態度，才有了當時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時為新華社記者的吳象根據這句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陽關道與獨木橋》的文章，表述了當時帶有某種情緒化乃至火藥味的激烈爭議。
在中國“數千年未遇之變局”的改革開放浪潮中，就區域間不同的經濟發展路徑而言，再沒有像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那樣引起國人普遍關注的了。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蘇南模式順風順水，成為社會主義農村的一面旗幟，引起全國一輪又一輪“取經熱”。而當人們擺脫“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后，溫州模式又取代了蘇南模式被人們奉為圭臬。
針鋒相對的觀點、水火不容的爭論，曾在全國掀起了軒然大波，有人甚至將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固化為兩種不同的政治符號:一個是社會主義道路，一個是資本主義道路。然而，爭論歸爭論，兩種模式卻始終并行不悖，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將他們“大一統”。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反倒是他們自己博采對方之長，彌補自己之短，走上了相互融合之路。如蘇州學習溫州大力發展私營經濟的經驗，使全市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一；而溫州大力學習蘇州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經驗，不斷提高本土產業的層次。
前不久，來自中央一家媒體的記者，聯系到蘇南采訪，他們報道的主題是“新蘇南模式”。出乎意料的是，他們的想法剛一提出，就被蘇南一位領導潑了一盆冷水:蘇南現在已經進入“無模式時代”，因為模式意味著僵化、不變，而現在蘇南是與時俱進，再不想重蹈用一個模子套住自己手腳的覆轍。
從改革開放前“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一統天下，到今天蘇南的無模式時代，昭示出了人們在發展理念上的日益成熟。
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激烈競爭中，江蘇省近年來崛起了“四小龍”，即江陰、昆山、張家港、常熟，其主要標志是2002年這四個縣級市的財政收入同時越過了40億元大關。令人頗感奇怪的是，“四小龍”雖同處蘇南，文化相近，可一旦突破“蘇南模式”的束縛，卻走出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優勢與特色。
江陰不僅以全國萬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創造了超過三百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而且通過做大做強主導產業，崛起了一批處于全國同行業老大地位的“龍頭”。江陰走的是一條通過鄉鎮企業技術改造和上市融資，推動產業升級的路子。
昆山市走的是一條外向帶動、后來居上的發展之路。依靠外向型經濟的帶動，昆山迅速實現了經濟總量的擴張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已從一個傳統的農業縣一躍成為經濟繁榮、生活寬裕、環境優美的新興工商城市，成為全省乃至長江三角洲發展中的一個亮點。
張家港的前身是沙洲縣，1962年才由常熟、江陰的部分“下腳料”組合而成。由于歷史較短，基礎薄弱，被稱為“蘇南的蘇北”。面對周邊縣市咄咄逼人的態勢，不肯服輸的張家港人有了一種寢食難安的危機感。他們“公開叫板、明槍交戰”，成功地走出了一條追趕型經濟的發展道路。
當蘇南一些縣還熱衷于“鄉鎮企業集體辦”時，常熟卻較早地走出了“蘇南模式”的桎梏，多年來始終堅持富民為本的宗旨，不事張揚、不做表面文章，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使這里的百姓成為蘇南最為殷實的群體。
江蘇“四小龍”的實踐表明，在地區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上，只能借鑒，不能“克隆”，照抄別人的成功經驗是很難取得成功的。這也是30年農村改革中為后人留下的“經驗財富”之一。
啟迪之五:破解“三農”難題需跳出“三農”框框
談論中國農村的發展，有兩個村莊無論如何也難以回避:小崗村和華西村。在地圖上，它們小得盡管難覓蹤跡，但在中國通往現代化國家的征途上，卻是兩個帶有特殊意義的符號，在歷史上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記。
小崗，一個以“分”出名的村莊“大包干”起源地，被稱作“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中國改革的圣地”；華西，一個以“統”著稱、堅持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致富之路的“不倒翁”、“兩個文明建設第一村”；一個是地處中西部面臨諸多難題和困惑的傳統農區，一個是瀕臨沿海、率先致富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兩個“第一村”的巨大反差，不僅引起了許多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且也引起了一些媒體的極大興趣，他們紛紛上陣予以報道，有的媒體甚至給出了諸如《小崗村:為何被發展所棄》的標題，很吸引人們的眼球。
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的國度，把中部地區一個相對落后的村莊與東部發達地區的一個最為發達村莊作比較，確有強拉硬扯之嫌。再說，農村改革是一場艱難的馬拉松比賽，而不是百米沖刺的短跑，起跑早當然不一定最后贏，難怪有評論指出，先跑者為何不是先到者是一個偽命題。
盡管是偽命題，在紀念農村改革30周年之際，思考兩個“第一村”的命運落差，多少還是能給我們一些啟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破解“三農”難題需要跳出“三農”外。
包產到戶的實行，不僅釋放了小崗村農業生產的巨大潛力，而且也推廣到全國，讓全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迅速得到了解決。到1984年，全國農村甚至到處出現賣糧難現象。為了解決賣糧難問題，那時的黨委、政府、各大媒體，天天都在喊著叫農民進行糧食轉化，與今天強調糧食安全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中國從多年來解決不了吃飯問題，到一時的低水平糧食過剩，其功勞不能不算在包產到戶上，不能不記在小崗村頭上。
在這一點上，全國還沒有哪一個地方的經驗，能像小崗村的經驗那樣，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如此巨大、積極而又廣泛的深刻影響。華西村確實比小崗村富裕得多，但它的發展路徑是難以重復的，即使是華西所在的縣級市江陰，華西的經驗也難以復制，更遑論全國，人們只能在更高的層次上，學習華西的創業精神、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并把華西當作一個精美的盆景供人贊賞。憑心而論，小崗經驗的含金量要比華西高得多，在這一點上，正如一個老資格的農村問題專家所言，“小崗人沒有什么理由因為后富抬不起頭來。”
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解決吃飯問題，畢竟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步入先進國家行列，還要靠工業化、城市化、產業化、人的現代化，而恰恰在這些方面，受區位優勢、歷史沿革以及人的素質等多方面客觀、主觀原因影響，小崗落在了華西的后頭。在農村改革將近20年的時候，本刊記者曾專門到小崗采訪，一個突出的印象是小崗好像置身于市場競爭之外，跟外面市場聯系較少，它的變化仍主要體現在糧食產量和人均收入的增長上，它的經濟95%仍倚重于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種植，傳統的經營方法一直未變，這與華西村形成極大的反差。
這樣的結局，可以說是偶然中有著更多的必然。小崗的問題，決不僅僅是小崗自身的問題，而是整個傳統農區的問題，小崗只不過是我們用來觀察問題的一個窗口，用來說明問題的一個符號。
好在如今，從上到下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共識正在逐步形成，即發展農業必須發展非農產業，繁榮農村必須加快城鎮化步伐，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總而言之是跳出“三農”看“三農”。
從全國一些傳統農區后來居上、超常規發展的成功經驗看，關鍵是加快“四化”，提高“四力”:
——加快工業化進程，提高區域產業支撐力。沒有工業化，就不會有城市、城鎮化；沒有城市、城鎮化，就不會有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沒有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就不會有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是各種要素集聚的過程，工業化的水平，代表著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只有工業突破，才能在全面小康建設中處于有利的競爭地位。
——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區域城鎮帶動力。城市是農村的“龍頭”，工業是農業的“龍頭”，市民是農民的“龍頭”。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經濟的發展主要靠城市來帶動，而城市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關鍵取決于中心城市的規模及其產業支撐力。
——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提高區域農民購買力。對于傳統農區而言，“三農”問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處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可以說，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解決內需問題，就是解決發展問題。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是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購買力的現實途徑。
——加快人的現代化進程，提高區域發展原動力。如果把視野再拓寬一些，縱觀世界銀行排出的世界十大富國，如瑞士、瑞典等國家，基本上都沒有什么自然資源，但他們卻是最富的，因為它的教育水平高，科技水平高。反過來說，世界上最貧困的十個國家，自然資源擁有量非常大，但卻非常窮，因為教育不發達，科技水平低。因此，人的資源永遠都最為寶貴的第一資源，加快人的現代化是發展的重中之重。
啟迪之六:適時推動農村基層政治改革
千百年來，民主對中國農民來說似乎是一種“奢侈品”。當他們日夜為生計奔波、難以果腹的時候，誰會關心民主不民主呢？即使有人超出口腹之外發幾句議論，也常常被責之為“吃飽了撐的！”
然而，在經濟體制改革初步成功讓莊稼漢的溫飽得到滿足后，他們的眼光已掠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他們的心思再不僅僅是盤算自家的柴米油鹽醬醋茶了。如今，在農村，無論是競選干部，還是評議黨員、參與管理，都少不了農民的身影。
從理論上說，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農民已經以戶為單位實行了經濟自治，這種體制已經具備了村民自治的經濟基礎，以此為基礎的政治體制改革——村民自治，也完全有著實實在在的內容。
在村民自治中，村民議事會、村民代表會、村民會議，是村民參與村務的基本組織依托，尤其是是村民議事會，雖然不見于法律條文，但在全國不少地方相當流行。
村民議事組織大都由村民代表構成。村民代表主要是一些經濟能手、政治活動能力強或家庭的長輩。他們代表著農村不同群眾的利益，每個代表一般都有10戶左右的固定聯系戶，以便及時反映各戶意見。從全國各地的村民議事組織看，主要有以下職能:
——決策。凡是黨支部、村委會有關村務的重要決定，均要由議事會議決，村干部對此不得隨意變更。
——監督。代表們要反映村民的各種意見，檢查村干部開展各項工作的基本情況。
——立“法”。凡屬村內重要規定如《村規民約》等，均要經議事組織通過。
——評議甚至選舉村干部。
——協辦村務。
村民議決村務，不僅沒有引起混亂，反倒使許多難題容易解決了。
健全財務管理，是村民自治的又一項重要內容。村級財務管理混亂，是全國比較普遍的現象，村干部也因多吃多占引起農民強烈不滿。實行村民自治，為農民提供了參與村務管理的正當渠道后，上述問題普遍好轉。
在黑龍江青風縣，過去有的村干部一年吃喝費達2萬多元，實行村民自治后，這種現象很少看見了，許多村都規定村里開支1000元以上的事都要由村民議事會討論通過。這個縣的民權村過去風氣不正，僅1987和1988年兩年，村干部就吃喝送禮近7萬元，村里欠債34萬元。
在村委會選舉中，村民高振富被大家請出來競選當上村主任后，民主理財，以身作則，僅1989年就還債20多萬元。這個村年愈七旬的評議委員會委員、以耿直出名的王義榮對人說:“我們評議，就是不準歪門斜道出現，大伙信任我，我就要搞好監督，除非我死了，這個村的風氣才能變回去。”
除了國家層面在農村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外，地方黨委、政府也進行了更為大膽的探索。江蘇省的第一人口大縣沭陽，于1997年在全國率先推出了黨支部書記選舉的“兩票制”，即“群眾評議，黨員選舉”。它的具體操作辦法是，候選人由全村老百姓從全村所有的黨員中直接海選產生，得票數排在前兩位的為正式村支書候選人，此為“第一票”；兩名候選人再到村支部去差額選舉，此為“第二票”。黨史專家稱，先由群眾投推薦票，后由黨員投選舉票，如此選拔支部書記的做法在此前中共黨史上未有先例。
在“兩票制”下，沭陽鄉村那些數十年不倒的“問題干部”終于被選下了臺！想當村支書，得先過村民這一關！村民們在“第一票”中擁有了他們此前未曾有過的真實的、先決性的發言權。這些最底層的民眾，終于行使了久違的有序政治參與權，并直接感受到這一權力的威力，那些在胸中積郁已久的不滿情緒迅速得到釋放。
當“村干部養著鄉干部，鄉干部護著村干部”已成為不少地方的潛規則時，沭陽的做法自然會遇到強大的阻力，“大帽子”隨之而來:一個年齡沒有老村支書黨齡長的縣委書記，竟然要在黨章之外另搞一套，他究竟想干什么，還要不要黨的領導？
在輿論壓力下，沭陽人沒有退縮。縣委、縣政府認為，撥亂反正后，老干部們的政策落實了，但對農民的政策卻一直沒有真正落實，即還權于民，讓農民真正當家作主。農民的主人地位不確立，農村就不可能穩定。
村民的政治參與，不僅蕩滌著農村基層的污泥濁水，而且也出人意料地化解了許多長期以來困擾各級領導的農村難點問題，許多人連呼“四個沒想到”:
一是沒想到大批村、組干部“下崗”了，村里反而穩定了。
村組干部能否得到群眾的擁護，是村里能否實現穩定的基礎。在以“兩票制”選舉為主要內容的綜合改革中，沭陽縣有5045名村組干部被調整、精簡了下來，減少了39%，連同編外人員，村干部實際減少了45%。僅此一項，農民每年可減少負擔500多萬元。據當時的縣委組織部長許步健介紹，由于村民對自己選出的當家人有一種認同感，導致過去干群關系緊張的主要焦點沒有了，民心也順了，群眾的上訪大幅度減少，絕大部分村實現了穩定。
二是沒想到村干部眼睛“向下”了，上級的任務反而好完成了。
村干部的“官帽”由過去的上級給，變成了現在的群眾選，帶來的最大變化莫過于村干部由過去的單純對上負責變成了既對上負責、更要對下負責。村干部眼睛向“下”了，會不會影響上級任務的完成，這是縣鄉許多領導在改革之初最擔心的問題，然而事實卻正相反。
在當時的調查中，本刊記者采訪了十多名新當選的村干部，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感受，過去自己的命運掌握在鄉黨委手里，現在是群眾掌握我們的命運，群眾不選你就當不成。要取得群眾的信任，就得一心一意為群眾辦實事。
村干部一心想著大家，而大家更支持干部的工作。據統計，1996年之前，沭陽縣共拖欠提留統籌1555萬元，60多個村多年不交提留統籌、不搞計劃生育；而現在，不盡義務的農戶大為減少。
變單純的對上負責為既對上負責更對下負責，使村干部的工作方法也發生了根本性變革，由行政命令型向服務型轉化。各村普遍成立了“黨員議事會”和“村民代表會”，凡村里的重大決策都要經過“兩會”討論通過后方能實施。在工作方法上，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多了，強制性手段大大減少了。
三是沒想到鄉黨委的權力“下放了”，村級組織反而更有凝聚力了。
作為村級組織直接“上司”的鄉黨委、政府，長期以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誰當村干部，總認為自己親自圈定的人選才可靠。這樣做的結果，村干部一個個確實對上聽話了，但由于得不到群眾的認可，很難在群眾中產生號召力，從而導致一些村級組織長期處于癱瘓半癱瘓狀態。
在這次改革中，由于充分尊重群眾的選舉權利，為他們提供了參政的渠道，把社會中優秀的分子吸引到村組織領導層中，無形中也把廣大群眾凝聚到了基層組織周圍。在選舉中，各村群眾都表現出了極大熱情，父親替兒子、妻子替異地打工丈夫報名參選的事，屢見不鮮。
村民的參與還進一步增強了基層組織的凝聚力。在沭陽，有的村長期處于“家天下”控制之下。民主選舉的推行，徹底打破了“家天下”的壟斷。在沭陽，小姓的人當選村支部書記的為數不少。在以往缺少群眾參與、監督的情況下，財務混亂，幾乎成了“上訪村”的通病。現在通過群眾參與和村務公開，財務混亂的狀況得到根本扭轉。
四是沒想到鄉鎮領導用人的“框框”沒有了，大批人才反而涌現了。
長期以來，沭陽許多村干部不僅政治素質不高，文化素質也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這樣的干部素質為何長期難以改革呢？不少鄉級領導過去一個共同的理由是“干部難選，沒人愿干”。然而，群眾選舉出乎他們的意料，一個個塵封的人才被挖了出來。
在沭陽縣，群眾選舉的村干部超出領導視野的事司空見慣。是什么使干部的眼光與群眾的眼光產生那么大的差距呢？劉集鄉鄉長姜修明說，現在一個鄉都幾萬人，鄉干部認識的人再多也不如群眾多，對誰當干部合適，了解得再多也不如群眾多。而鄉里過去之所以不肯放權，主要是“怕”字作怪，怕引起混亂，怕上級的任務不好完成。群眾的參與和實踐證明，干部的民主意識、法律意識有時已遠遠落后于群眾。
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不失時機地大膽探索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是農村改革的一個顯著特點。回首30年來農村改革，全國縣、鄉一級的各種民主試驗可謂風起云涌，此起彼伏。
讓越來越多人備感欣喜的是，這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不僅沒有引發人們所擔心的混亂，反而大都取得了成功，更有甚者已由地方的局部試驗變成了國家層面的重大決策，在全國普遍推廣執行，如領導干部的任前公示制度。有觀察家認為，發軔于經濟改革的鄉村民主，在執政黨自上而下的推動下，改變了2000多年來中國鄉村的治理方式，它是鄉村社會走向和諧的政治保證，它讓千百年來的中國農民拋棄暴民或者臣民的極端化思維，必將對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發展產生積極、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包永輝 陳先發）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瞭望》新聞周刊，200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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