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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春節: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邏輯和決策思路

[ 作者:祁春節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9-12 錄入:吳玲香 ]

摘要:農業供給側改革是農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重大變革, 不僅僅是結構性改革, 同時也是功能性改革和組織性改革。從宏觀經濟分析框架入手, 闡述農業“需求側”與“供給側”的相互關系, 以科斯參照系替代新古典的阿羅-德布羅參照系, 初步提出現代農業生產-供給體系理論;重新認識現代農業, 嘗試性地提出現代農業的“三維系統”理論, 從學理上基本厘清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研究認為, 農業生產-供給系統是“生產要素+技術+組織形式+制度安排”的有機綜合體。據此提出農業供給側改革決策的一個核心是思維創新, 兩個關鍵是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于2015年12月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首次提出, 并于2016、2017年相繼出現在“中央一號”文件中。農業供給側改革是我國農業發展內外部環境變化倒逼的產物, 是“三農”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國際國內農產品價格倒掛、國內農業生產成本不斷攀升、農產品供需失衡問題較為嚴重以及農業生態環境不斷惡化, 這些突出的矛盾和問題直接影響到我國農業的綜合效益、競爭力和供給效率, 農業供給側改革迫在眉睫。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底為什么改?改什么?如何改?無論是政界還是學界都聚焦于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時代背景和現實問題, 圍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目標、重點領域以及具體措施等展開討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問題表現在:供給與需求不匹配、資源與環境不匹配所導致的結構性失衡問題[1];農業資源配置扭曲及透支利用所導致的農業生態社會不可持續性問題[2];在開放市場環境以及我國農產品的低價格和高成本“雙重制約”下形成的競爭力低下問題[3-4]。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是適應消費升級的需要, 通過一系列創新降低供給成本, 提高供給的質量、效益和農業競爭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目標包含六要素, 即主體要素、產品要素、資金要素、信息要素、技術要素和制度要素, 它們各成體系并相互聯結[5]。供給側改革應集中在三大方面:農業土地制度的改革、農業結構調整以及糧食價格體制和補貼制度改革[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只調整結構而忽視制度的建設, 制度建設與結構調整相結合才能標本兼治, 而制度建設的重點是農業調控體制、農業經營制度和農業要素制度[6-7]。扎實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關鍵是要做到“四改善、四創新”:改善供給體系、推進產品創新, 改善要素使用、推進科技創新, 改善資源配置、推進制度創新, 改善經營方式, 推進管理創新[8]。

梳理新近文獻時發現, 政界和學界都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目標、重點領域、具體措施進行了較為清楚地闡述, 并對農業供給側結構性問題、改革目標以及以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深化改革等觀點達成了某些共識。但從理論上看仍缺乏學理性探討, 缺乏將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成具有時代性、原創性并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和理論。從實踐上看, 在廣度、深度上系統性強的, 可以在未來一個較長時期指導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發展戰略等頂層設計仍有欠缺。本文將從需求側與供給側的基本關系出發, 厘清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后的理論邏輯, 重新認識現代農業的內涵和外延, 提煉出有學理性的新理解, 概括出有規律性的新認識, 嘗試性地提煉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體系, 以期破解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難題, 并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戰略性的理論指導以及切實可行的實踐決策參考。

一、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

“十八大”后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中國經濟形勢做出了“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 為國家制定正確的經濟政策提供了依據。從2015年開始, 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后, 已正式拉開大幕。與此同時, 農產品供求格局、農業國際競爭形勢、資源生態狀況、宏觀經濟背景都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 需求不足是表象, 農產品供需結構錯配和農業要素配置扭曲才是實質。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 與我國農業資源環境約束、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以及優先解決的問題三個方面密切相關。

1. 農業資源環境約束進一步趨緊

農業作為基礎性產業, 與其他產業關聯密切, 牽一發而動全身。農業也是弱質性產業, 受自然條件的影響大且生產周期長, 生產方式比較落后, 資源利用相對敏感。我國農業人口太多, 耕地太少, 經營規模太小。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業的發展受資源和環境的雙重約束, 且這種雙重約束進一步趨緊。目前我國農業總產能中, 有大量是以透支資源和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的, 農業已接近邊際產能。

(1) 耕地資源與淡水資源的供給壓力不斷增加。從農業用地的供需關系看, 自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耕地面積在數量和質量上均呈下降趨勢。一方面, 據《2017年中國土地礦產海洋資源統計公報》可知耕地面積由2010年的13 526.83萬公頃 (20.29億畝) 下降到2016年的13 492.10萬公頃 (20.24億畝) , 年均下降5.79萬公頃。另一方面, 耕地過度開發, 透支利用過度, 耕地質量下降。耕地質量由2012年的9.96下降到2014年的9.97 (分為0~15等級, 0代表最優, 15代表最差) 。此外, 農業淡水資源供需矛盾長期處于尖銳狀態, 不同程度地威脅了國家糧食安全, 也給農業的健康發展蒙上了陰影。

(2) 農業勞動力有效供給壓力逐漸加大。從供需關系看, 自改革開放以來, 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快速轉移, 由供給過剩轉向短缺, 尤其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和技術能手變得日益稀缺, 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

(3) 農業資本需求缺口呈擴大趨勢。從農業資本的供需關系看, 資本流動性強, 具有較強的逐利性, 偏向邊際報酬更高的產業流動, 農業資本外流嚴重。另外, 農業基礎建設投資、農村金融服務以及其它社會化服務性投資直接加大農業資本供需缺口。

2. 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出臺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 中國農業總體趨勢向好, 不僅解決了溫飽問題和增產問題, 推動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而且實現了農業比重的下降和農民增收。目前, 我國經濟正處于中等收入階段和高收入階段的過渡階段, 與此對應, 農業經濟問題已從中低收入階段存在的糧食、溫飽問題, 轉變為貧困問題和農業調整問題[9], 在新的階段, 農業發展面臨新的挑戰:

(1) “人口紅利”逐步消失, 勞動成本不斷上漲。在改革開放之后的較長時間內, “人口紅利”給我國帶來了廉價的勞動力。但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經濟社會的發展等多因素疊加影響, 我國人口結構發生變化:人口生育率低、提前進入“未富先老”社會、勞動人口比重下降導致“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以及農業的“老齡化”和“女性化”趨勢[10]。眾多因素直接推高農業勞動力成本, 且農業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呈長期性、趨勢性和不可逆性。比如, 2004-2011年間糧食生產雇工工資年均增長15.5%, 棉花生產雇工工資年均增長11.3%[11]。

(2) 農產品價格雙重制約, 農業競爭力下降。農業生產要素價格的增長, 比如土地、勞動力和資本價格的提升, 直接影響農業生產成本, 最終導致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農業生產成本過高, 農產品價格全面高于國際市場價格, 農業整體競爭力低下, 導致農業生產既受農產品價格“天花板”壓頂、又受生產成本“地板”抬升的雙重制約。最近幾年, 國內小麥、大米、玉米和大豆等主要農產品的價格比國際價格高出30%~50%。農業競爭力下降, 將會增加農業生產的不安全隱患。

(3) 消費結構不斷升級, 農產品供求結構失衡。工業化和城市化極大地促進了城市和農村的繁榮, 城鄉居民整體收入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 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結構不斷升級。農產品消費由單一的糧食需求, 向高端化、優質化、品牌化和個性化等方面發展。但我國農產品供給卻未隨著消費結構的變動同步改變, 供求結構失衡, 有效供給不能適應需求變化導致“需求外溢”。增產的未必是需要的, 減產的恰恰是需求必須滿足的, 結構性供求錯位嚴重, 有效供給不能適應需求變化。

3. 經濟發展階段性與優先解決的問題

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 農業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也會相應不同, 因為發展階段不同, 人們的需求和外部環境都發生了改變, 人們賦予農業的使命也會發生改變, 進而使農業優先解決的問題也在不斷調整 (見圖1) 。目前, 中國經濟走過了低等收入階段, 進入了中等收入與高收入之間的過渡階段, 即將面臨的是更為嚴峻的農業調整問題, 怎樣使生產要素得到更優化的配置, 怎樣防止農民相對收入下降, 即怎樣進行農業供給側結構調整是當下急需解決的問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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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我國經濟發展與農業問題的轉換[12]

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

當前, 我國農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和內在動因都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 出現了一系列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糧食的“三量齊增”現象、農業的質量和競爭力問題、供需不匹配與結構性調整問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底線問題、國內外主要農產品價格“倒掛”問題、農業邊際產能過度開發問題、農民增收傳統動力減弱問題、農產品質量安全問題等等。面對這些新情況、新矛盾、新問題,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三農”工作的主線, 即用改革的辦法來解決這些現實問題。那么, 這些現實問題背后隱藏的深層次的理論認識問題 (科學問題) 是什么?其科學問題之間有什么內在的邏輯關系?有必要從宏觀經濟的分析框架入手, 深入探討這些現實問題背后的基本邏輯關系。

1. 宏觀經濟的分析框架

供給和需求是經濟學研究的邏輯起點, 兩者之間相互影響、互為條件, 共同構成市場經濟。宏觀上總需求和總供給是決定宏觀經濟運行狀況的兩股動態力量, 如圖2所示, 總需求受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形成了一條向右下方傾斜的曲線;總供給受價格水平與預期、勞動資本與技術、潛在產出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形成了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 當供需兩股力量相互作用, 達到平衡狀態時, 便形成了均衡價格和均衡產出, 而實際產出GDP、就業與失業、價格與通貨膨脹以及外貿都是供給側與需求側兩股力量作用結果的外在表現。若想研究清楚供給側結構性的問題, 勢必要結合需求側消費潛力、消費升級等特征, 因為供給和需求是不斷的相互影響而達到均衡狀態, 單純地放棄需求談供給或放棄供給談需求都是片面的, 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抓住供需錯配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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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總需求與總供給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

2.“需求側”四駕馬車與“供給側”四大要素

促進經濟增長有兩種方式:“需求側”刺激和“供給側”改革。“需求側”的投資、消費、出口和政府購買這“四駕馬車”決定了經濟短期增長率, 而供給側有勞動力、土地、資本以及創新等四大要素, 在優化配置條件下, 實現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 即“供給側”關鍵是利用創新 (技術和制度) 改變要素配置結構與方式, 激發經濟潛在增速, 實現經濟增長的中長期增長目標 (見圖3) 。

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取決于經濟中需求和供給的相對平衡。而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 促進供給與需求相匹配, 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 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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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農業供給側與需求側關系

需求側管理和供給側改革是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 兩者間是相互配合、協調推進的互補關系[13]。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 必須充分考量一國宏觀經濟形勢。

3. 現代農業生產-供給體系理論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概念是基于當前我國農業生產的新形勢和主要矛盾變化 (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 而提出的。這些矛盾的激化表現出來的新的現實問題, 既是我國農業長期發展的結果與反饋, 也是資源環境的雙重約束和經濟發展階段性變化的外在表現。它進一步表明, 我國農業要素稟賦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進而引致農業要素相對價格發生變化。

農業要素相對價格的變化, 一方面引起要素技術替代選擇, 進而引致技術進步, 即農業生產力的變化。另一方面, 也引起激勵結構和預期收益的變化, 進而會帶來農業經營制度的創新, 即生產關系的變革。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體, 而這兩方面的變化及相互影響共同作用于農業的生產-供給系統中。生產函數是描述總產出與勞動、資本、土地和技術之間的一個合適的工具。農業生產供給由生產性投入的數量和這些投入組合的效率共同決定。

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經濟世界的交易成本為零 (阿羅-德布羅參照系) , 把經濟過程定義為面對稀缺性進行選擇, 資源 (生產要素) 配置是一種選擇。農業生產者 (供給) 是個生產函數, 是一個投入-產出的“黑箱”, 是一個“技術”轉化器。農業生產者-組織本身沒有內涵, 其制度安排是外在的, 無關緊要的。

當然阿羅-德布羅參照系提供了一個有用的分析框架, 就像無摩擦狀態中的慣性參照系 (即牛頓參考系) 一樣, 盡管無摩擦假定顯然是不現實的。現在進行參照系變換, 這好比拋開慣性參考系, 進入非慣性參考系。

在“現實世界”經濟學背景下, 經濟世界的交易成本為正 (科斯參照系) , 資源 (生產要素) 配置不再僅是一種選擇, 也是某種契約。農業生產者-組織本身的制度安排是重要的、內在的。此時, 農業生產者 (供給) 不再是簡單的生產函數, 亦不再是投入-產出的“黑箱”, 而是有內在的“組織-結構-功能”的有機系統, 是一個“技術-制度”一體化的轉化器 (見圖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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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農業供給側改革的理論邏輯

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兩大決定性因素, 兩者共同作用于農業生產-供給系統, 并為整個農業生產供給體系提供持久長效的增長動力機制。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經營制度創新, 通過農業生產-供給系統這一“技術+制度”轉化器, 引起農業要素生產效率與農業經營組織效率變化, 進而促進農業經濟增長、結構優化、質量改善, 表現為農業生產供給體系的綜合效益與競爭力提升。

4. 現代農業的三維系統理論:廣度、深度和構度

我們對現代農業的認識并不全面, 經常處于印度寓言“盲人摸象”狀態, 也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感覺。因此, 應該同時從三個維度來理解現代農業。現代農業生產-供給系統是在一定的技術條件和制度安排下人類利用農業生產要素在農業的廣度 (功能性) 、深度 (組織性) 、構度 (結構性) 三個維度上的“合力” (見圖5) 。只有從廣度、深度和構度三個維度理解現代農業, 才能克服對現代農業“盲人摸象”式的誤解, 才會打破“只見樹木, 不見森林”的農業發展決策的局限, 才能真正破解農業供給側改革之“謎”。

(1) X維———廣度 (功能性) 。從X維上看, 即現代農業的廣度, 表示的是人類對農業的多功能性認識的不斷擴展。一般認為, 現代農業具有五種功能:經濟功能、社會功能、生態功能、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在溫飽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 人們更重視農業的經濟功能———提供糧食、纖維等物質產品的生產;在溫飽問題得到解決之后, 農業的多功能性便被不斷地被挖掘出來。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 農業多功能性越來越突出。農業功能已從早期的食物保障和工業原料供給、提供就業、維持社會穩定等經濟社會性功能, 逐漸向生態保護、休閑旅游、文化教育等領域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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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現代農業的三個維度:農業生產-供給系統

考察建國至今我國農業發展變遷的過程發現, 農業已從早期單純的糧食供給發展到今天的“大農業和大食品”的食物-纖維體系。這種演變伴隨著農業多功能的不斷挖掘和利用, 農業的廣度在不斷拓寬。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我國農業發展大體上可分為以下多個階段:種植業 (1978年) 、農林牧副漁“大農業” (1987年) 、可持續農業 (21世紀至今:生態農業、循環農業、低碳農業和多功能農業) 。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農村一二三產融合, 農業多功能性被重塑, 經濟、社會、生態和文化功能不斷深度拓展。

(2) Y維———深度 (組織性) 。從Y維上看, 即現代農業的深度, 是指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組織形式及其程度。農業經濟是農業生產與再生產的過程, 必須依托一定的組織形式對生產經營活動實施并完成。它既是社會生產關系的具體體現, 也是生產力的具體組合形式。通過改進生產技術和革新耕作制度, 我國現代農業發展不斷向深度進軍。農業組織效率不斷提高, 農業一體化程度不斷加深。農業一體化程度主要反映在農業生產主體 (農戶、農場等) 與其他關聯部門 (工業、商業、服務、金融等) 在經濟上和組織上形成縱橫交錯的分工協作和聯合聯盟的共同發展體[14]。

考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發展變遷的過程發現, 我國農業發展不斷向深度挺進, 由最初的農業生產環節拓展到農業產前、產中、產后以及社會化服務體系等環節, 由產業關聯和經濟聯系等組成的各種關系網絡不斷擴大。農業一體化是社會分工細化、深化與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必然產物。我國農業發展的歷史就是組織程度不斷優化與提高的過程。追溯其歷史淵源依次可分為:農工商綜合體 (70年代末) 、產加銷一體化 (80年代末) 、農業產業化 (90年代中期) 、農業全產業鏈 (2009年由中糧提出, 2014年正式出現在國家領導人公開講話中) 以及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 (2014年) 。目前, 我國農業發展步入“接二連三”的全產業鏈時代, 各種新型業態出現, 農業組織朝多元化、多層次以及現代化方向發展, 農業組織效率不斷提升。

(3) Z維———構度 (結構性) 。從Z維上看, 即現代農業的構度, 亦即農業的結構性, 其反映的是現代農業各種構成、比例關系及配置布局的程度, 主要包括:農業生產結構 (包括品種、品質結構) 、空間結構、功能結構、組織結構和供求結構等。農業的生產經營總是依托一定的區域空間, 區域空間的多層次性和多類型化特點, 決定了現代農業結構的復雜性、多層次性和多類型性等特點。

考察我國農業的發展實踐發現, 農業的發展與推進總是伴隨著農業構度不斷優化的動態演進過程。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農業結構歷經多輪調整, 調整力度一輪比一輪大, 調整范圍一輪比一輪廣, 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1985-1997年的需求導向下的農業生產結構調整階段、1998-2012年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階段[15]和2013年以來以國際市場為導向的新一輪農業結構調整階段[16]。2016年農業部在《全國種植業結構調整規劃 (2016-2020年) 》中提出, 構建糧經飼協調發展的作物結構、構建適應市場需求的品種結構。

在農業結構不斷調整的同時, 我國農業區域布局 (空間結構) 逐漸優化, 歷經三輪規劃調整:2003年農業部發布《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 (2003-2007年) 》, 開始建設優勢農產品產業帶, 推進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2008年農業部在總結上一階段成效和問題的基礎上發布《全國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 (2008-2015年) 》和《全國特色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 形成更加科學合理的農業生產力布局, 加速農產品產業帶發展進程;2014年農業部發布《特色農產品區域布局規劃 (2006-2015年) 》, 充分發揮資源比較優勢, 加快培育區域特色產業。2016年農業部發布《全國種植業結構調整規劃 (2016-2020年) 》, 提出構建生產生態協調的區域結構, 提升主產區, 建立功能區, 建立保護區。

近40年來, 我國農業空間格局呈現加速演進態勢, 迫切需要科學劃分和建設農業功能區。2010年國務院發布《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 將全國劃分為優化開發區、重點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 農業發展空間呈"上山下海"式全方位地拓展。2015年農業部發布《全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 (2015-2030年) 》, 2016年國務院發布《全國農業現代化規劃 (2016-2020年) 》, 為促進區域農統籌發展, 綜合考慮各地農業資源承載力、環境容量、生態類型和發展基礎等因素, 將全國劃分為優化發展區、適度發展區和保護發展區。《全國種植業結構調整規劃 (2016-2020年) 》優先將水土資源匹配較好、相對集中連片的小麥、水稻田劃定為糧食生產功能區。

上述將現代農業生產-供給系統理解為在一定的技術條件和制度安排下人類利用農業生產要素在農業的廣度 (功能性) 、深度 (組織性) 、構度 (結構性) 三個維度上的“合力”, 不僅在國家及省級層面上適用, 而且在地區 (市) 及鄉 (鎮) 級層面上、在行政村層面上也適用。事實上, 任何一項農業生產-供給活動都是在一定時間點上、在一定的技術條件和制度安排下, 人們利用土地、資本、勞動等農業生產要素在農業的功能性、組織性、結構性等三個維度上的“合力”。這就為指導宏觀、中觀和微觀等各個不同層面農業供給側改革決策提供了理論基礎。比如某地的一個鄉 (鎮) 長問“我們鄉 (鎮) 如何進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進行實地調研摸清產業等的基礎上, 按照上述理論邏輯就比較容易找出答案。

三、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思路

農業供給側改革不僅僅是結構性改革, 同時是功能性改革, 也是組織性改革, 只有從三個維度共同進行改革, 才能將“合力”聚焦在農業生產-供給系統上。農業供給側改革戰略決策的一個核心是改思路———思維創新;農業供給側改革戰略決策的兩個關鍵是強科技———技術創新、改制度———制度創新。唯有如此, 現代農業發展才能建立真正的長效動力機制。

1. 改革決策的一個核心:改思路———思維創新

(1) 促進現代農業“三維”同步推進。X維度———農業的廣度上, 構建現代大農業與食物-纖維體系。從供給側改革入手, 就必須增加綠色、有機安全農產品的供給, 減少一般農產品的供應;增加高產區, 減少低產區;發展專用農產品, 增加特色農產品供給量。以治理和修復農業生態環境為重點, 優化農業資源利用方式。創新農業發展思維, 樹立大農業、大食物和大科技觀念, 全力構建以綠色環保、高品質為核心的食物-纖維體系, 開發培育互聯網+現代農業新型業態, 最大限度實現農業的多功能性。

Y維度———農業的深度上, 構建現代農業技術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和產業體系。以適用為原則, 科學地利用農業稀缺資源和有效地配置現代農業生產要素, 優化農業技術體系。以推進節本增效為重點, 優化農業生產體系。以發揮適度規模經營的引領作用為重點, 優化農業經營體系。以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為重點, 優化農業產業體系。全力打造全產業鏈, 發揮各種新型主體或組織的積極能動性, 協調好各主體在產業鏈上的利益分配機制, 創新各種新型產業組織形式, 提高農業產業化、一體化程度。

Z維度———農業的結構上, 以比較優勢和市場需求為原則, 構建適應需求變化的現代農業結構。以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給為重點, 優化農業生產 (品種) 結構[17]。國家農業宏觀結構調整的基本要點在于“促進糧食、經濟作物、飼草料三元種植結構協調發展”。以提高資源環境匹配度和專業化為重點, 優化區域布局結構。以糧食生產功能區和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建設為重點, 鞏固提升產能, 優化農業功能結構。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決不能簡單等同于壓縮糧食生產, 更不能搞“運動式”調整。以培育新型經營主體和實現適度規模經營為重點, 優化農業組織結構。根據市場中消費需求的變化, 為消費者提供品種多樣的產品供給, 優化農業供求結構。通過結構調整, 促進農業生產由以數量為主轉向數量質量并重, 更加注重效益, 注重市場導向, 更好滿足消費者需求[15]。

(2) 促進品種、品質和品牌“三品”優化提升。大力推進標準化生產、品牌化營銷, 培育品牌, 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供給的信任度, 使產業供給體系更好適應市場需求。第一, 發揮工匠精神, 追求農產品生產精益求精。對每一粒糧食、每一棵蔬菜、每一瓶牛奶、每一塊肉、甚至每一桌“農家樂”里的飯菜都要不斷“打磨”, 讓農產品和服務精益求精、至臻完善, 這才是提高我國農業競爭力的重要落腳點[18]。第二, 大力推進標準化生產。從育種改良、種植工藝、加工標準等方面進一步優化完善農產品品質, 著力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第三, 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系統。建立農產品從生產到流通的全過程監管和追溯機制, 提高消費者對農產品供給的信任度[19]。第四, 進行品牌化營銷, 打造知名品牌。全力抓好“三品一標”質量提升行動, 保障其公信力, 打“綠色環保”牌。“三品”優化著力提高農業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 提升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潛力, 實現產業更加穩定、更有效益、更可持續地發展。

(3) 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三產”融合發展。推進農業產業融合, 即深度挖掘農業的多種功能, 將農業生產、加工、流通、休閑娛樂和健康醫療等融合發展, 創新農業新業態, 開拓多樣化、多功能的農產品或服務, 全方位地提高農產品客戶讓渡價值, 提升滿意度。第一, 拓展農業多種功能, 鼓勵鄉村旅游與特色村鎮融合發展, 開發多種旅游休閑產品。鼓勵全民參與農業科普和農事體驗, 發揮農業文化教育功能。以匹配性為原則, 選擇與推進農業多功能性時要充分考慮區域稟賦、生態承載能力以及農業發展水平, 因地制宜, 合理規劃。不同的發展階段, 農業功能性重點不同, 因此要合理搭配多種功能, 優化多種功能組合, 既要體現經濟原則, 又要兼顧培育農村區域核心競爭力以及可持續發展原則。要充分發揮主產區、優勢區、特色農產品區的區域功能, 選擇差異化、特色化和多元化的區域農業發展路徑[20]。第二, 進一步拓展和深化農業產業鏈, 構建“接二連三”地農業全產業鏈, 大幅增加農產品價值。支持農村特色加工業發展。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 鼓勵開展代耕代種代收、大田托管、統防統治、烘干儲藏等市場化和專業化服務[21]。健全農產品產地營銷體系, 推廣農超、農企等形式的產銷對接。第三, 大力發展農業新型業態。實施“互聯網+現代農業”行動, 進行物聯網改造。大力發展農產品電子商務, 完善配送及綜合服務網絡[22]。發展多樣化的創意農業、高科技農業、定制服務、會展農業以及農業眾籌等新型業態, 滿足不斷升級變化的消費需求[23]。

2. 改革決策的兩個關鍵:強科技與改制度

(1) 強科技:科技創新。農業供給側改革需要科技支撐, 改革的重點在于提高農業的科技含量, 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價值, 提高農業競爭力。只有不斷提高農業生產工藝和農產品的科技含量, 農產品的競爭力才能真正提升, 農產品才會有源源不斷的市場需求, 才能在國際市場上站穩腳跟, 并在國際貿易中獲取主動權。要靠科技創新促進農業的效益提高和質量提升。

農業科技創新的范疇很廣, 國家提出要建立信息化主導、生物技術引領、智能化生產、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農業技術體系, 并做了專門規劃。由于農業生產-供給系統的產出, 或者說與需求側對接的具體表現是品種、品質和品牌。因此, 當前的農業科技創新應聚焦部分力量在品種、品質和品牌上, 在“三品”上下功夫。

科技興農, 良種先行。著力抓好種業科技創新。增加種業基礎性、公益性研究投入, 加強種質資源收集、保護、鑒定, 創新育種理論方法和技術, 創制改良育種材料, 加快培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種[24]。要堅持種業全產業鏈系統布局、系統規劃, 厘清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產業研究的重點任務。培育或引進新品種與品種資源, 加強新技術與傳統育種技術的結合, 建成多元化、商業化的育種技術體系, 實現分子育種的重大突破, 培育一批適應機械化作業、設施化栽培、高產、優質、多抗、廣適的主要農作物新品種和主要畜禽、水產養殖新品種 (系) [25], 創制一批突破性新材料、新品種, 大幅提高我國種業國際競爭力。開展新品種培育、商業化育繁推一體化技術研發與集成, 建立種子標準化生產示范基地, 全力推進種業及種業科技的跨越式發展[26]。

提質增效是農業科技創新發展的總方向。進一步健全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技術體系, 突破資源環境、食品安全等領域的瓶頸制約。大力發展高效安全生態的現代農業技術、省力化高效栽培與綠色生態技術。完善產地環境監控、農產品品質提升與質量安全監測、投入品安全使用、有害物質降解等技術, 促進大宗農產品質量安全技術集成與示范。推進農業標準化和信息化。健全從農田到餐桌的農產品質量安全全過程監控技術體系, 提高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

發揮科技創新原動力, 加快農業品牌化建設。發揮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 鑄就品牌發展的支撐保障系統[27]。大力推進農產品采后處理、包裝、分銷、貯藏、保鮮、精深加工[28]等常規科技研發與創新。重點發展農業智能生產、智能農機裝備、農業物聯網、裝備設施農業等關鍵技術和產品。促進虛擬現實 (VR) 技術、無人機技術等前沿科技與農業的深度融合。大力發展一批主動參與科技創新和應用新知識、新技術和新模式的互聯網農產品品牌[29]。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市場, 用新思維新理念規劃并培育一批全國性和區域性品牌[29]。在產業各個環節創新科技增強產品特色, 樹立品牌形象。

(2) 改制度:制度創新。健康的經濟來自良好的制度 (包括體制和機制) 。改制度的重點應該在于提高農業生產-供給體系的制度質量。推進供給側改革, 首先對農業土地制度、定價制度、補貼制度以及農產品收儲制度進行改革, 提高新制度供給的數量與質量。同時, 要創新農業的生產經營組織體系及制度安排。

國際經驗顯示, 普遍實行農業家庭經營體制是迄今為止世界各國農業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公司制農業經營方式不是農業現代化的基本選項, 而只是個補充。農業家庭經營與農業合作經營的有機結合是農業生產-供給體系的基礎與內核。農業生產的自然性與分散性、農產品交易屬性以及農業經營基礎的家庭性決定了農業合作制的必然性與普遍性。只有合作制農業才既能克服家庭經營制度的局限, 又能發揮家庭經營制度的長處。農業家庭經營小而不弱、小而不散的全部奧秘在于通過合作社機制的有機聯合。因此, 只有創新農業生產經營中的微觀組織體制, 引導農民走新型合作化道路, 構建以家庭經營為基礎、合作社為紐帶、農業產業協會為支撐的新型合作制農業經營體系, 才能實現從小農經營方式向現代社會化經營方式飛躍, 才能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農業適度規模化與農業現代化。依靠制度創新, 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組織的效率, 保證農民主體地位, 并讓他們分享農業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只有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的有機結合, 才能科學有效地利用好農業稀缺資源和合理配置現代農業生產要素, 提高農業生產-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

四、結語

農業供給側改革既是破解當前農業供需結構性失衡的必然選擇, 也是提高我國農業國際競爭力和綜合效益的必經之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思維創新, 這包含一系列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而解決這些問題亟待需要科學的理論指導。本文從農業“需求側”與“供給側”的相互關系出發, 變換參照系, 初步提出了現代農業生產-供給體系理論, 并從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歷程的實踐中, 嘗試性地凝練出了現代農業的“三維系統”理論, 從學理上基本厘清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 以期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科學依據。必須明確指出, 農業供給側改革不僅僅是結構性改革, 同時是功能性改革, 也是組織性改革。將農業供給側改革發展實踐提煉成為具有時代性、原創性并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及理論體系將是未來研究的重大課題。農業供給側與需求側的不適應性、農業生產-供給系統中各元素的邏輯關系以及改革的重點任務、具體領域和措施, 將是未來研究的主要方向及重點內容。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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