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黨和國家為解決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作出的鄭重承諾。
如何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如何實現總書記描繪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宏偉藍圖，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近日，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導師潘云良教授在接受中國縣域經濟報記者獨家采訪時提出，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作用，深化農村體制機制創新和改革，以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新時代發展新理念
記者：請您談談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歷史背景，您對鄉村振興戰略又是如何理解和認識的？
潘云良：鄉村振興是新時代賦予我們黨無可替代的歷史任務、時代使命。
我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發展農業、造福農村、富裕農民，穩步解決13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是治國安邦重中之重的大事。黨的十九大再次對事關治國安邦大局的“三農”問題給予極大關注，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強調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鄉村振興戰略屬于新發展理念范疇。其實，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尊崇革命發展觀起，歷經階級斗爭發展觀、重點發展觀、科學發展觀，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時代下新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一直在我們黨執政中貫徹始終。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中遭遇到城鄉不協調、地區之間不協調、產業不協調、政府和市場不協調、資本和勞動不協調等諸多問題。在經濟進入新常態下，黨中央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就要以貫徹新發展理念為統領，以創新為內生動力，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實現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協調發展，這是新時代賦予我們黨的無可替代的歷史任務、時代使命。
記者：如何理解新時代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國際上有沒有類似的經歷和經驗來作為參考借鑒？
潘云良： 今年1月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因此，鄉村振興戰略要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框架下來深刻領會。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奮斗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由此看出，鄉村振興戰略是習近平總書記四個全面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其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極其深遠。
第一，小康社會題中之義。如何帶領全國人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為此進行了艱辛探索。黨的十三大把“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大順應國內外形勢的新變化，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13.8億中國人不僅全面解決溫飽問題，而且還會過上比較富足的生活，這將是中國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巨大成就。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難點在鄉村。如果鄉村不發展，中國就不可能真正發展；鄉村社會不實現小康，中國社會就不可能全面實現小康。
第二，落實好新發展理念。為什么黨中央在這個時候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我認為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從客觀方面說，過去不是不想振興，而是條件不具備。因為任何國家都須先實現工業化，沒有強大的工業做支撐，不可能有雄厚的財力去反哺農業；從主觀原因來說，確實有認識問題。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是十六大以后，協調發展是黨的十八大以后提出的。這是一個復合型題目，環環相扣，密不可分，必須以貫徹新發展理念為統領，來進一步落實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在具體工作中，要真正實現城鄉協調發展，一般的措施很難奏效，振興鄉村就自然而然上升為國家戰略。
第三， 城鎮化道路再探索。從人類文明史上來看，鄉村衰落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是城市化和工業化驅動的必然結果。結合世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經驗與教訓來看，主要有“英國羊吃人式”和“拉美超前城市化式”兩種形式。我們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探索出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道路，發揮政府作用，借助政策之手，調動全社會力量，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
還有，實現鄉村振興，也是城里人回歸自然，希冀田園，尋找鄉愁生活理想的最好空間選擇。
補齊鄉村發展短板
記者：黨中央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中，將產業興旺放在了重要位置，各地的做法和探索主要也是以做大做強特色產業為主，他們的做法有哪些是值得推廣總結的，有哪些是需要調整和改進的，或者是，在實踐中還需要注意和注重哪些方面的問題？
潘云良：鄉村振興，產業興旺是根本。農村只有產業興，才能人氣旺；只有人氣旺，才能活力足。振興鄉村，必須緊緊抓住振興產業這個牛鼻子，加快構建富有活力、獨具特色的農村現代產業體系。全國各地都有脫貧攻堅好的做法和經驗。
實現鄉村振興，就是要將產業發展資金優先配置到具有特色優勢致富產業領域，將農業標準化示范項目優先向貧困地區傾斜，大力推進貧困地區“一縣一業”產業對接和“一村一品”致富產業培育。要鼓勵和吸引更多非公企業到貧困地區投資創業，由被動“輸血”變主動“造血”，既可幫助貧困人口提高收入，也可實現企業發展的戰略延伸和可持續，釋放貧困地區的市場潛力，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僅要通過改革激發鄉村的內生動力，也要善于培養和借助外部促進力量。培養造就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是把有效外部力量內植于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的有效方式。這支隊伍的成員包括農村基層組織帶頭人、農業科技工作者、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農民企業家，也包括特大型央企等各種社會群體。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有助于農業農村現代化和農民安居樂業美好愿景的實現。
一是政企合作扶貧模式。這恐怕只有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實現。早在汶川地震之后的抗震救災工作中，中央啟動政企合作、對口支援模式，三年恢復重建目標，只用兩年多就全面完成。惠州市惠陽區采用政企合作扶貧模式，區政府與碧桂園集團、華僑城集團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項目在當地落地實施。碧桂園分別與秋長街道茶園經濟聯合社、良井鎮矮光經濟聯合社進行了簽約，并向茶園村元山、老圍、新圍、禾場4個村民小組和良井鎮矮光村東風、永新2村民小組分別發放了合作款，用于惠陽區良井鎮、秋長街道兩地美麗鄉村項目。再比如，各地開展建設生態文明家園的“特色民居”、“幸福小鎮”扶貧模式以及四川供銷總社網店扶貧等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扶貧效果。
二是引入龍頭企業模式。中央黨校專門曾邀請貴州威寧縣委楊書記介紹成功經驗，重點研究各部委的扶貧工作。威寧縣結合各地方實際情況確定扶貧項目，并且請農民自己選擇扶貧項目，這樣杜絕扶貧資金浪費、扶貧工程搞完閑置的現象。
他們引入龍頭企業模式，利用國家政策扶持龍頭企業，再由龍頭企業到農村選擇適合發展的產業項目。在農業產業項目開發中，一般農民個體無法到銀行貸款，而銀行和社會資金要投資扶持農村產業項目發展也很困難。龍頭企業就不一樣了，比如華潤集團，整個項目運作有標準模式，企業與農民簽協議，為農民提供標準化的種子、幼苗等，由農民來種植，收獲之后企業負責收購和市場營銷，貸款自然也由企業負責。收獲時節即使市場價格有波動，集團也按照協議價格向農民收購。這是一種新型的農業合作社模式。
三是引入能人模式。引入能人模式即是選農村里的能人，由有養殖種植和經營專長的能人，規模化、規模化地帶領農民養殖種植生產。能人帶頭創業，負責市場營銷運作，發揮他們的示范作用，隨之形成特色產業、特色品牌，帶動一個區域的農民脫貧致富。這樣的成功案例各地都有，比如內蒙古霍吉爾特蒙古族鄉阿克加爾卓塔村能人姚斌（鳳凰網），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和示范帶動作用, 把村里的養殖大戶、能人組織起來,牽頭成立碩豐農民專業合作社，形成養殖和種植規模，積極引導村民共同致富,成為致富“領頭雁”。
四是網絡電商模式。據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詹總介紹，全國供銷總社借助下屬六大公司，與各地方政府合作，建立起電商網絡，助力全國農民致富。全國供銷總社作為龍頭企業，要求六大分公司在各地設立網絡、建點，由總社統一對農民進行種植、養殖指導；縣政府與之配套，支持建點資金。同時，縣里還將特色產品放到供銷總社銷售網上統一打品牌、統一銷售；總社結合不同地域，推出不同特色產品。
記者：您認為當下我國農業農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還存在哪些主要問題？對此您還有哪些更深刻的理解和認識？
潘云良：我認為當前農業、農村存在的問題和短板，需要補齊，主要有：
一是城鄉之間不平衡問題。當前，我國脫離工業化一般模式的城鄉差距問題，已經成為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首要障礙。首先，城鄉收入差距是城鄉勞動生產率差距的集中體現，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意味著農村勞動力和土地生產要素的生產力受到抑制，社會生產規模低于潛在的社會生產力。其次，城鄉差距造成農業生產規模和質量低于潛在發展水平，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部門制約了社會生產鏈條后端的二、三產業各部門的發展潛力。還有，農業人口城市化緩慢和農業人口的低勞動生產力和低收入，導致國內消費需求嚴重不足。在國際市場擴張受阻的情況下，國民經濟發展面臨有效需求不足，經濟高速增長難以持續的局面。特別是，農村人口勞動生產率和消費能力的提高滯緩，以及城鄉經濟差距伴隨的城鄉社會差距擴大，制約了農村人口整體素質的提高，進而更制約了二、三產業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并從總體上制約國民素質的提高，不利于我國從追隨型經濟發展模式向創新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二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出路問題。近幾年全國農村外出勞動力人數雖逐步增加，但轉移的速度卻有所趨緩。首先，轉移的勞動力素質較低。主要表現在低學歷的偏多，高學歷的極少；體力型的偏多，經過專業培訓和有專業技術的較少。低素質的勞動力只能從事臟、累、苦、重等工作，很難找到理想的崗位，掙得滿意的收入。其次，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多屬自發性、盲目性，使得外出務工人員的利益和權力難以得到保證。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自發的多，有組織的少，政府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缺乏有效地引導和管理，基本處于無序流動狀態。由于缺乏宏觀調節手段，勞動力輸出后的情況無法了解，利益無法保護，容易發生各種社會亂象。
三是農村教育令人堪憂。由于教育資源的嚴重不平衡，我國出現了教育移民潮，導致產生中心城區和縣城“大班額”，村學校“空心化”兩個極端。這個問題，我曾經做過一些考察研究。我感覺到，農村教育移民潮產生主要有三種原因。第一是父母外出打工，孩子跟父母進入到城市。這些孩子大多數在城市的城鄉接合部學校就讀，雖然不是城市里最好的學校，但與農村的學校相比已經是天壤之別了，即使比縣城里的學校也還要好。第二是由于農村學校教學質量不盡如人意。許多家長不希望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所以想方設法進行教育移民。經濟條件好一點的，到城市里租房子，或者買房子，然后把孩子接到城市里；條件差一點的，就去城市打工，然后把孩子接來讀書。第三是進城打工的家長帶著孩子教育移民。
根據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報告顯示，在2000年到2010年期間，我國農村小學減少了22.94萬所，占原本總數的52.1%。除了農村小學，農村教學點在過去10年間亦減少11.1萬個，占原本總數的六成；初中減少了1.06萬所，減幅也超過1/4。在2000年2010年間，平均每天中國要消失 63所小學、30個教學點和3所初中。有專家預測，從現在到2020年，我國將有3億農民住進城市，農村學校數量還將繼續銳減。
四是農村公共服務嚴重缺失。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是低標準的，在許多方面仍然存在著嚴重不足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生產性公共服務，如灌溉等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等嚴重不足。二是農村公共交通嚴重不足，政策性農村交通投入在一段時期加大投入后逐步減少，而主要依靠一事一議財政獎補方式來推動。三是環境保護、環境衛生設施嚴重不足。四是農村文化體育發展還遠遠不夠。農村公共服務還遠低于城鎮的發展，遠低于農村的需要，遠低于農民的期望。農村基本公共服務，主要是各級政府提供，而提供的內容、方式、要求則完全是上級確定。在實際操作中，容易造成供需脫節甚至損害農民利益現象的出現。
激發內生發展動力
記者：您認為鄉村振興之路應該怎么走？請您談談如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才能既符合政策又切合實際需求？
潘云良：我國由于現階段社會保障政策的缺失，導致農民在失去土地以后，也將失去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但是，如果單純為了農民的生存，杜絕土地資源市場化，農民就無法富裕，農業也無法發展。所以要在相關政策保障下，通過市場的手段，把土地集中到經濟組織或能人手里，才能真正盤活起來。我老家遼寧黑山縣，成功地實施土地競價承包法，大大提高了土地的收益，通過這種市場化的方式，使土地每畝收入從幾百元增加到上千元。
從現實出發，我認為，激發鄉村振興建設活力，就需要制定完善實現土地、產業市場化新政策，實現農村要素良性流動。
土地是稀缺資源，引入市場化機制后，土地競價承包溢價的部分以入股的形式分農民。土地是要長期種下去的，所以國家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在土地流轉之后，承包人享有承包權、使用權、支配權，農民享有占有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的新政策，給農民和農業投資者都吃了一顆“定心丸”。
當前阻礙“三農”工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薄弱環節主要集中在基層黨組織時有渙散、基本經營制度不夠完善、產業鏈交易成本過高、缺乏有效盈利模式、沒有完善的信息平臺、基本公共服務缺失、農村實用型人才匱乏等薄弱環節。
如何徹底改善這些薄弱環節，激發內生動力，實現鄉村振興？我的建議如是：
堅強組織體系。在農村人們都說，“農村富不富，關鍵看支部；支部強不強，在于‘領頭羊’。”針對個別地區農村基層黨組織渙散等問題，一要健全責任機制，強化主業意識，全面落實縣鎮村三級黨組織書記抓黨建工作責任，把基層黨建工作與經濟發展同部署、同考核，形成上下聯動、齊抓共管的強大合力。二要開展軟弱渙散黨組織整頓，實行示范帶動，使基層黨建工作學有先進、趕有目標。三要延伸服務觸角，堅持“更直接、全覆蓋、常態性、制度化”原則，積極搭建服務平臺，實現聯系群眾常態化，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開展精準扶貧為契機，堅持把發展農村經濟和推動群眾致富作為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重要措施，鍛造黨的堅強組織體系，增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完善基本制度。堅持黨的農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是一句空口號，而是有實實在在的政策要求。黨的十九大報告又明確了農村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要看到，只有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才能實行“三權分置”。對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實行確權、登記、頒證后，農戶流轉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才能踏實、放心。同時，農民承包土地的經營權是否流轉、怎樣流轉、流轉給誰，只要依法合規，都要讓農民自己做主，任何個人和組織都無權干涉。
發揮人才作用。農村實用型人才，即是有一定知識或技能、為農村經濟和社會事業服務并起示范作用的勞動者，包括農技推廣人員、生產能手、經營能人、能工巧匠等，是新農村建設的生力軍。培養造就這樣一支規模宏大、素質較高、結構合理的農村實用型人才隊伍，是推進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課題。
培養農村實用型人才，要結合本地產業發展和生產結構調整實際，制訂農村實用型人才培養規劃；發展農村職業教育，全面提高農村青年的科技文化素質；著力培養一批長于經營、精于管理、善于創業、樂于奉獻的復合型人才；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實用型人才成長和發揮作用的激勵機制；要建立政府表彰和社會激勵相結合的人才評價體系，重獎在科技開發、科技承包、生產經營和社會服務中做出突出貢獻的人才，營造尊重、關心和愛護人才的氛圍。
降低農業成本。無論是延長產業鏈還是做深產業鏈，面臨的一個共性問題是產業鏈上下游的交易成本高。針對戶均規模小、交易信息傳遞不完全、農業產業化職能部門混亂監管等原因導致交易成本高問題，要聯合農戶促進規模經營，協助農戶進行集體交易談判，保護農戶交易所得和資產收益，同時還要加大信息平臺建設力度，進一步整合服務農業產業的各項職能，加強與涉農職能部門的合作，實現降低交易成本。鄉村振興不應以經濟組織整合農業產業時長期虧損為代價，否則任何經濟組織的業務都比較難開展、也難以贏得政府支持。
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是由政府主導、保障全體公民生存和發展基本需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共服務，是公共服務中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也是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底線”。
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加大力度解決“三農”問題，成績有目共睹。特別是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決定性進展，六千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
截止2017年底，全國農村貧困人口3046萬人，數量仍然不少，而且剩下的都是“硬骨頭”。所以，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這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
展望未來，我們堅信，矢志不移，積極作為，堅持實踐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美麗鄉村的夢想一定成為實現。（文字整理/徐彥泓）
中國縣域經濟報總編輯孟憲江 點評：情寄山水鄉愁
潘云良老師常走基層，治學理論講課都比較嚴謹，接受采訪也非常求真務實，他站在理論和思想的高度上，為我們解讀了新時代“三農”問題的基本形勢，以及黨在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重大決策的歷史必然性。
理性思考
借鑒別國經驗，遵循歷史規律。潘云良老師說，黨的十九大報告把鄉村振興戰略并列在黨和國家未來發展的“七大戰略”之中，可見對鄉村振興的高度重視。作為國家戰略，鄉村振興是關系全局性、長遠性、前瞻性的國家總布局，也是國家發展的核心和關鍵問題。
從現實角度來說，鄉村振興正是關系到我國是否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別、鄉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也關系到中國整體發展是否均衡，是否能實現城鄉統籌、農業一體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了明確的發展思路、目標任務和具體措施。
從歷史角度來講，多年來，黨中央一以貫之地堅持“三農”優先，連續多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以“三農”問題為主題，這是面向農村問題基本現狀的制度選擇。堅持“三農”優先，在許多政策傾斜、支持力度方面自十八大以來就更加突出了。
從國際經驗角度來看，鄉村衰落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是城市化和工業化驅動的必然結果。鄉村衰落主要有“英國羊吃人式”和“拉美超前城市化式”兩種形式。英國的快速工業發展之路，拉丁美洲式的過度城市化和超前城市化發展方式，都導致了鄉村的衰落。同時還出現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回過頭來解決這些問題時，需要付出的代價也是極其沉重的，傷害性也很巨大。
潘云良老師說，解決好了農村的問題，才能最終解決好國家的根本問題。因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這正是我國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差別、鄉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也是我國經濟社會整體發展實現均衡協調，實現城鄉統籌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實踐探索
積極探索實踐，不斷總結經驗。潘云良老師用他家鄉——遼寧省黑山縣的實踐，告訴我們鄉村振興的路徑和難點問題。黑山縣就是依靠農村產業的綜合性提升和發展，擺脫貧困，讓農民有了更多的獲得感，在經濟上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在社會建設鄉村治理和城鄉協調工作問題上也取得了顯著成效。
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的收入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任務，要想增加收入，更多還是來自多渠道多種方式的就業。
農民在土地上就業。一種情況是農民承包和流轉的土地, 土地既是生產資料又是勞動對象, 農民運用體力和腦力從事農業生產經營, 從而獲得農業收入。但是 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收入增長空間極為有限, 新的生產方式是，農民通過技能培訓，參與到發展生態旅游休閑觀光農業及現代產業模式下的高端智慧農業中去，用新的經營理念發展綠色有機食品，滿足消費者新的需求, 用高質量獲得高附加值, 從而增加勞動收入。
農民就地進入到二三產業中來，通過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增加農民就業和增收。這種方式目前在各地廣為推行，效果也很明顯。公司加農戶，農村合作經營，龍頭企業帶動等都是這種經營方式的現實表現。其關鍵點在于，實現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農村的新產業、新業態, 如農產品網購、電商、鄉村旅游、鄉村新型康養等等, 讓農民在耕地之外能獲得更多就業機會, 從而增加經營收入或工資收入。通過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延長產業鏈提升價值鏈、改善供給，豐富消費，延長產業鏈, 既為農民就業打開了空間, 又為農民分享二三產業增值收益找到了現實渠道。
當然，鄉村振興的目標并不僅僅在于農民的增收和農村產業的興旺，更多的還有，農村面貌的改善，農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均衡程度，等等。
城鄉融合
振興鄉村，實現城鄉融合發展，人才是關鍵。潘云良老師非常認真地說，他有一點特別擔憂，就是目前農村發展中出現的普遍問題是，有效勞動力和生產經營能人嚴重流失。原因就在于城鎮化是一個競爭性過程, 經過改革開放幾十年的競爭性選擇, 根本原因是農業收入遠低于二三產業, 鄉村的工作條件、生活條件與城市有很大差別，造成了農村各類人才流失非常嚴重。
人才缺乏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根本性障礙。破解這一障礙的根本途徑是構建新型城鄉關系, 通過改革打破鄉村要素單向流入城市的格局, 疏通進城與下鄉的雙向渠道, 引導吸引更多的資金、管理、人才等要素向鄉村流動，形成產業企業下鄉農產品進城的新格局。
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歷史的新高度上對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的關鍵因素——人的問題進行了重要政策部署:一是大力培育新型職業農民。二是加強農村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三是發揮科技人才支撐作用。四是吸引支持企業家、黨政干部、專家學者、醫生教師、技能人才等服務鄉村振興事業。五是創新鄉村人才培育引進使用機制。
潘云良老師說，鄉村振興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和宏偉的目標，所以，它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需要我們進行百倍的努力，以堅韌不拔的精神持之以恒，一步一步向目標邁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最根本的核心是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目前我國農業不發達、農村不興旺、農民不富裕的“三農”問題。通過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達到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協調，促進農業、加工業、現代服務業的“三業”融合發展，真正實現農業發展、農村變樣、農民受惠，最終建成“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留得住人心和詩與遠方的美麗鄉村、美麗中國。
通俗的說，只有有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讓每個人有尊嚴地生活在生態優美宜人經濟繁榮昌盛的祖國大家庭里，這才是實施鄉村振興的出發點和歸宿。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縣域經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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