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黨和國家事業全局，對“三農”工作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歷史任務，標志著我國城鄉關系從城鄉分割、城鄉聯通、城鄉統籌進入到了城鄉融合的新階段。浙江是中國革命紅船起航地、改革開放先行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重要萌發地，同時也是中國美麗鄉村建設的重要發源地。當前，浙江按照黨中央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正在全面實施萬家新型農業主體提升、萬個景區村莊創建、萬家文化禮堂引領、萬村善治示范、萬元農民收入新增“五萬工程”，加快建設鄉村振興示范省，爭當新時代鄉村振興的排頭兵。全面推動浙江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必須著力做好“人”“錢”“地”“治”四篇大文章，切實做到牽一發而動全身、落一子而活全盤。
要把人才資源作為第一資源，切實做好“人”的文章
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鄉村發展的本質是人的發展。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我國城市化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7.9%，上升到2017年58.5%（常住人口）。當前，我國常年外出流動農民工2.8億，農村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分別超過6000萬、4700萬、5000萬，造成鄉村空心化和人才嚴重短缺。浙江的情況也一樣，城鎮化率在2017年底達到68%，農民工總量達到1387萬，其中外出就業農民工526萬。根據國際上城鎮化發展規律，我國和浙江城市化進程還沒有結束，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的趨勢還沒有發生轉變，城市對農村的虹吸效應仍然存在，而鄉村振興要靠人才。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鄉村人才等要素一直單向流向城市，長期處于‘失血’、‘貧血’狀態，振興就是一句空話。”推進鄉村人才振興，如何在人口不斷向城市集中的同時做強農村人才隊伍，就是一個重大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重點，就是要抓住人才強省建設機遇，打通在鄉人才、返鄉人才、下鄉人才的集聚通道，真正形成匯聚各方英才振興鄉村的生動局面。浙江有這樣的條件，也有這樣的責任。
立足“本鄉”，培育新型職業農民。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指出，鄉村振興“更要重視培育本土人才”。根據我國城市化發展目標測算，到2020年，我國仍有約5.5億常住在農村的農民。鄉村振興是關乎農民自己家鄉建設和自身利益的國家戰略，不能沒有本地村民的參與，首先要靠這些生長于斯的萬萬鄉親。只有把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調動起來，才能有效推進鄉村的可持續發展。從當前的農業農村現狀看，鄉村人口素質結構離鄉村振興的目標要求差距很大。有學者將農業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農業1.0是體力和畜力勞動農業，農業2.0是機械化農業，農業3.0是信息化、自動化農業，農業4.0是以物聯網、大數據、移動互聯、云計算技術為支撐和手段的一種現代農業形態，現在大致處于農業2.0向3.0邁進階段。但目前的農村從業人員素質結構是難以支撐農業不斷升級的。據相關部門統計，全國農業生產經營人員3.1萬人，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僅占8%，實用型人才僅占農村勞動力的7%。從浙江來看，未上過學的占農業生產經營人員比重為8.2%，中小學程度的比重為47.9%，初中程度的比重為36.1%，高中或中專程度的比重為6.6%，大專及以上程度的比重為1.2%，文化素質總體明顯偏低。從國際看，凡是農業農村發展比較順利的國家，都與培育高素質的鄉土人才分不開的。比如荷蘭，國土面積僅為4萬多平方公里，卻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農業出口國，這和它們的鄉村本土人才支撐是密切相關的。人才振興，首先是本鄉人才的振興，要大力實施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加強農村專業人才隊伍建設，提升新時代農民綜合素質。一要加強和改進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真正把黨管人才工作覆蓋到農村，并把農村人才隊伍建設納入鄉村振興規劃，讓農村人才具有穩定、清晰的發展預期。二要圍繞當地特色產業和優勢產業，依托農民夜校、田間課堂、網絡教室等載體，建立實用人才培訓基地，一批一批地教、一年一年地教，就地培養更多愛農業、懂技術、善經營的新型職業農民。三要從人才的培養、職稱評審和資金扶持等方面，為人才更好地在鄉村發揮技能、帶強產業、帶動致富鋪路架橋，使當地農民甘于在鄉村振興中發光發熱。
關注“返鄉”，實施“農村歸雁計劃”。推進鄉村振興，既要順應新型城鎮化的趨勢，鼓勵有條件的農民進城創業就業，又要順應“逆城市化”的跡象，積極引導各類人才返鄉創業和共振鄉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的城里人，往上數三代，大都來自農村，只要有機會，很多人都有回報家鄉的愿望。”據農業農村部統計，目前我國返鄉創業人員已有700多萬人，其中68.5%是返鄉農民工，80%以上搞的是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對于這種現象，車俊書記指出，年輕人愿意回歸鄉村，是鄉村振興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是我們所追求的一個良性循環。在浙江，企業家等參與鄉村經濟發展，或者返鄉創業，是較為普遍的現象。比如桐廬縣作為全國首批“支持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試點縣”，近年來積極搭建各類返鄉創業就業服務平臺，很多返鄉人員在家鄉創業創新。筆者在農村調查時發現，凡是鄉村發展比較好的地方，都有返鄉人才參與鄉村建設的身影，返鄉人才越多，鄉村人氣越旺，鄉村振興態勢越好。要把握后工業時代，或者說是“逆城鎮化”發展的機遇，大力實施“農村歸雁計劃”，優化返鄉人才招引的環境，細化落實城鄉人才流動的制度安排，讓愿意返鄉回報鄉村的人更有信心、更加安心。一要打好鄉情鄉愁牌，吸引離退休人員、城歸農民工、新富賢能者等返鄉創業創新，同時做到招募英雄不問出處，投身鄉村不拘形式，只要對鄉村振興有幫助，就要不拘一格大力引進。二要進行精準施策，結合當地資源優勢、產業發展導向和人才目標需求，努力創造有利于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返鄉人才資源優勢發揮的平臺與載體，讓那些想為家鄉做貢獻的各界人士能夠找到參與鄉村建設的渠道，讓城里想為鄉村振興出錢出力的人在農村有為有位、成就事業。三要打破返鄉人才資源流動的制度藩籬，有序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和金融等方面的二元化制度壁壘，實現醫療、養老、失業、住房公積金等“戶隨人轉”，最終實現政策的統一和制度的公平，這也是提振鄉村吸引力的必然舉措。
重視“下鄉”，打造一支懂農業愛農民愛農村的工作隊伍。多年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工作，選派了很多有能力、愛鄉村的人才，比如科技特派員、大學生村官、駐村第一書記等，下鄉支援農村建設。這些人才多來自各部門各行業各領域，是年富力強的中堅力量。他們對國家“三農”政策有著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背后有上級職能部門、組織部門的大力支持。他們把鄉村的需求與上級部門的扶持政策鏈接在一起，大大提高了“三農”政策實施的精準性和時效性，對于鄉村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認為，鄉村振興既需要職業農民、返鄉人員，也需要一支懂農業、愛農民、愛農村的三農工作隊伍。為此，一是組建成立鄉村振興智庫，集聚整合政府、高校、研究機構各類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員，在鄉村振興戰略的規劃設計、政策制定、推進實施、宣傳引導、經驗模式總結等方面發揮智庫作用，為地方鄉村振興提供智力支撐。二是完善城鄉、區域、校地之間人才培養合作交流機制，建立健全高等學校、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科研人員到鄉村和企業掛職、兼職和離崗創新創業制度，建立醫生、教師、科技人員、文化人員等定期服務鄉村機制，開展農業農村科技人員創業創新試點，完善科技特派員制度，吸引各類人才通過下鄉擔任志愿者、投資興業、包村包項目、行醫辦學、捐資捐物、法律服務等方式服務鄉村振興事業。三要研究制定鼓勵各種人才到鄉村掛職、兼職、離崗創業的政策規定，把編制、職稱、待遇等資源優先向他們傾斜，體制內人才重在解決身份與待遇，體制外人才重在解決薪酬與股份，保障其在職稱評聘、工資福利、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權益，形成人才向農村流動的用人導向。四要管理使用好下鄉人才，把到農村一線鍛煉作為培養干部的重要途徑，加強“三農”工作隊伍的培養、配備、管理、使用，讓志于奉獻鄉村特別是能把農村發展起來的下鄉人才干事有勁頭、干成有奔頭。
要把資金保障作為重要前提，切實做好“錢”的文章
鄉村振興是需要真金白銀投入的大戰略，但鄉村振興不能給農民增加負擔，不能給鄉村增加不可承受的債務，不能給基層政府增加超過財力的任務，不能給財政制造難以彌補的支出窟窿。綜合考量這些情況，就要采取系統對策，既要搞好頂層設計，配套精準有效的戰術措施，做到有限資源實現高效戰略目標，又要激活農村發展新動能，努力讓實施鄉村振興的村莊能夠自我滾動發展；還要充分發揮工商資本作為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形成多元投入的保障機制，共同促進其邁上可持續發展的鄉村振興之路。
把政府支持力量整合起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涉及農業、農村、農民方方面面，并且相對而言點多面廣，基礎較弱，需求量大，投入見效周期較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投到‘三農’上的項目不少，但碎片化嚴重，九龍治水的事還不少，大家各管一攤，都在撒胡椒面，錢不能攏起來用，最后問題解決不了。”現在國家投入農業農村的資金和項目已經不少，但很多資金和項目安排分散、交叉重復、效率不高，要下決心改變支農項目支離破碎的現狀，統籌整合涉農資金。為此，要切實提高政府支農資金使用效益，建立財政、銀行、保險、擔保“四位一體”政策體系，持續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一是財政要確保投入持續增長，優先滿足鄉村公共事業發展資金需求，同時建立涉農資金統籌整合長效機制，健全以評價結果為導向的支農資金分配制度和常態化支農資金使用監管機制，防止天女散花、灑胡椒面，真正將支農資金用在鄉村振興最急需、最迫切、最關鍵的領域和環節上，發揮財政資金的“磁吸”和“藥引”效應。二是銀行要根據鄉村振興戰略需要優化產品和服務，在多元化的“三農”金融體系中精準發力，制定專門的評級和貸款管理辦法，加大信貸投入力度，同時鼓勵在農村發展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組織等“小法人”金融機構，農村信用機構要擴大農村產權抵押貸款試點，滿足小農戶、新型經營主體和小微企業金融需求，建立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競爭適度、風險可控的現代農村金融體系。三是保險要把資源配置到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努力做到在“三農”覆蓋上要“擴面”、在保險品種上要“增品”、在保障水平上要“提標”，加快建立多層次寬領域服務體系，切實增強農民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的能力。四是擔保要發揮好農業信貸擔保體系作用，強化擔保融資增信功能，支持地方政府發行一般債券用于支持鄉村振興，鼓勵地方政府試點發行項目融資和收益自平衡的專項債券，支持符合條件、有一定收益的鄉村公益性項目建設，引導更多金融資源支持鄉村振興。建立健全農業信貸擔保體系，創造條件建立區級涉農擔保機構，進一步為農民創業創造有利條件。
把農村資源資本激活起來。農村的資源是很多的，閑置的農房、棄用的荒地、集體經濟組織的資產等，通過改革創新的辦法，都可以為鄉村振興注入可觀的資金血液。比如，通過集體經濟收益權改革，全省86個縣（市、區）通過省級農村集體“三資”規范化縣認定，股金分紅年總額50億元左右。又比如，麗水市致力于“資源變資本，青山變金山”的機制創新，連續12年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推行林地經營權流轉證制度和公益林補償收益權質押貸款做法，累計實現林地經營權流轉證抵押貸款2.2億元，累計放貸200億元，培育新型林業經營主體700多家。要把農村資產資本作為寶貴資源來認識、作為有形資產來經營、作為靈活資本來運作，著力把“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一要鼓勵改革創新，鼓勵盤活用好集體資源資產、發展多種形式股份合作、轉變村莊經營方式等，促進農村各類資產資源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在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上積極探索。二是注重頂層設計，在及時跟蹤研究改革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的基礎上，在更高起點上謀劃和推進綜合改革實施舉措，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調性。三是堅持典型示范，堅持邊試點邊總結、邊總結邊提高，推出一批具有可復制、能推廣、惠百姓的經驗做法，適時擴大覆蓋面，增強改革實效度，真正讓農民集體所有的山、水、田、林、房活起來，成為活的資本和資產，給集體和農民帶來土地增值和財產性收入。
把社會資本作用發揮出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工商資本是推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工商資本下鄉，鄉村有需求，資本有動力，發揮作用有空間，方向是對的。”鄉村振興戰略對農村建設資金的數量和構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社會資本就是撬動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一方面，要大力鼓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的熱情、激情和動力，搭建好橋梁和舞臺，打通社會資本與農戶、資源直接對接渠道，建立完善一套規范可行的運轉體系，既能為有志于參與鄉村振興的資本提供良好的發展土壤，又能揚長避短充分發揮社會資本蘊含的巨大能量，使其真正成為鄉村振興的一支重要力量。特別是落實和完善融資貸款、配套設施建設補助、稅費減免、用地等扶持政策，發揮財政政策導向功能和財政資金杠桿作用，引導工商資本和社會資本投向農業農村，探索在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中運用PPP模式，進一步消除工商企業、社會資本參與鄉村振興戰略、投資農業農村的政策和體制障礙。另一方面，要注重鼓勵社會資本投入與維護農民合法權益有機統一。社會資本應該是帶動農民而不是替代農民，必須突出農民主體地位，把維護農民合法權益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設置好保護農民權益的防火墻，注重事前事中事后監管，建立更加牢固的利益聯結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既防止跑馬圈地，又防止排擠農民，剝奪農民的機會和利益，不能富了老板、虧了老鄉，確保社會資本真正為鄉村振興服務、實現安農富農。這個方面，筆者在安吉、在象山、在桐廬、在海寧等地，都發現了很多成功做法和案例，應該完全有信心、有決心推進工商資本下鄉，實現資本和農戶的共建共享、合作雙贏。
要把土地改革作為引擎動力，切實做好“地”的文章
土地是是農村最大的資源和最重要的生產要素。40年來我國農村改革，始終都是圍繞著農民和土地的關系這條主線展開的。在革命年代，從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著力，實行“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找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成功之路。在改革開放年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農村改革促成了全方位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黨和國家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加快推進全面小康、建設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著力實現讓中國強起來的宏偉目標。按照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我國鄉村發展將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鎮、特色保護、搬遷撤并的思路分類推進，這意味著農村土地制度創新將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一環。農村土地主要包括農村承包地、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和宅基地“三塊地”。當前，由于農村人口遷移日漸增加和土地退出不暢，再加上我國土地增值收益長期存在“取之于農、用之于城”的問題，“農村的地自己用不上、用不好”的困局日益凸顯。《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7）》指出，新世紀第一個10年，農村人口減少1.3億人，農村居民點用地反而增加了3045萬畝，相當于現有城鎮用地規模的1/4。每年因農村人口轉移，新增農村閑置住房5.94億平方米。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對農村改革提出了“擴面”“提速”“集成”的“六字”明確要求。我們要抓住國家33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等機遇，在補齊鄉村發展規劃、美麗城鎮建設短板的同時，深化農村土地改革，積極穩妥推進農村承包地、建設用地、宅基地改革深度融合，激活農村土地資源資產，保障鄉村振興用地需求，確保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積極穩妥推進承包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實行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這“三權”分置并行，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關系到農民的切身利益，通過這一改革讓土地資源流動起來，為鄉村振興提供路徑和注入活力。據統計，目前全國2.3億農戶中流轉土地的農戶超過了30%，東部沿海發達省份農民轉移多的地區則超過50%。浙江通過全面推行確權登記，積極探索租賃承包型、股份合作型、土地量化型、季節性流轉型、托管經營型等農村承包地“三權分置”有效實現形式，有效實施賦權活權，,改革紅利持續釋放,全省所有涉農縣和96.2%的鄉鎮,建成了農村產權交易平臺，全省土地流轉率53%以上;平湖市等30多個縣(市、區)探索開展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其中龍泉市等10個縣（市、區）抵押貸款8.04億。接下來，要在依法保護集體土地所有權和農戶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前提下，著重圍繞建立規范高效的“三權”政策環境和運行機制，深化完善農村承包土地“三權分置”改革：一要加快完善“三權分置”法律法規，制定出臺《浙江省土地流轉條例》，明確土地流轉使用性質、土地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等，同時建議全國人大制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明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性質、集體經濟組織對農村土地的權利與義務等。二要加快農地確權大數據庫平臺建設和確權成果運用，特別是要借鑒安徽作為國家級試點省，在農地確權登記頒證中建立的縣級數據庫“村級檔案入柜、鄉級檔案入室、縣級檔案入館”的好做法。三要推動農村土地科學合理有序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同時規范土地流轉交易，加快農村產權交易市場建設，全面建立土地流轉合同備案和登記制度，探索建立土地流轉受讓方農業經營資質制度。四要深化探索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土地經營權入股農業產業化經營等試點，總結可推廣、可復制的做法和經驗，制定出臺健全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抵押貸款和農村土地承包權退出等方面的具體辦法，真正讓農戶的承包權穩下去、經營權活起來。
積極穩妥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喚醒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這些沉睡土地，既有利于現代農業和鄉村事業的發展，又有助于農民獲得更多財產權益和壯大集體經濟。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有效利用農村零星分散的存量建設用地”“對利用收儲農村閑置建設用地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的，給予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獎勵”等，這些都為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支持。浙江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改革走在全國前列，比如德清縣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已初步建成了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形成了一整套比較成熟的制度規則，在支持產業發展、加快特色村鎮建設等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截至目前，德清縣已入市農地170余宗，面積1200多畝，成交總額2.6億元，集體及農民收益2.1億元，惠及農民10萬多人。作為改革開放先行地區，廣東南海在長期開展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基礎上，現有70%以上的工礦倉儲和商服等用地來自于集體建設用地。要總結借鑒這些地方的經驗做法，積極穩妥地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試點擴容增效。具體把握幾條：一是圍繞“誰來入市”，明確股份經濟合作社作為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和分配方式，開展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革，各股份經濟合作社具有獨立法人資格，解決入市改革中主體和成員的關系問題。二是圍繞“哪些地入市”，對各級集體經濟組織現有的存量建設用地進行全面摸排，按照“多規合一”要求進行“一村一梳理，一地一梳理”，排定符合入市條件的地塊，確保入市地塊合法、合規、合理，確保“耕地紅線不突破”。三是圍繞“怎么入市”，按照“同權同價、同等入市”原則，參照國有土地交易制度，引入合理的價格競爭機制，實現入市價格市場化運作，讓每一塊土地公開透明地進行交易，同時除了使用權可出讓外，還可租賃、作價出資、入股并享受轉讓、出租、抵押權能。四要圍繞“入市收益怎么分配”，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鄉鎮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收益用于轄區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支出，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收益最好不直接分配，可作追加量化農戶在村股份經濟合作社中的股權，年底享受收益現金分紅。
積極穩妥推進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完善農民閑置基地和閑置農房的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允許有條件地通過轉讓、出租、抵押，盤活閑置宅基地和地上房屋，同時也用于發展農村新業態，對于促進鄉村振興起到很大推動作用。據國家自然資源部統計，全國至少有3000萬畝宅基地和7000萬套地上農房處于閑置狀態。解決這方面問題，浙江一些地方有很多好的做法。比如，義烏市作為全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地區，在2015年就率先作出農村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制度設計，明確在落實宅基地所有權和保障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權的前提下，允許宅基地使用權通過合法方式有條件轉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宅基地改革制度體系。據統計，2017年義烏共頒發2萬多本農房不動產權證，該市24家金融機構累計發放農民住房抵押貸款6700余筆，貸款金額32億余元，占全國試點地區總量的1/3以上；改革前義烏人均財產凈收入3063元，改革后人均財產凈收入3630元。今年德清縣還頒發了全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試點地區首本宅基地“三權分置”證，出臺了全國首個基于“三權分置”的宅基地管理辦法。這些改革政策與措施，讓宅基地財產權益的實現得到制度保障，同時也實現了土地節約利用，激發了城鄉經濟活力。2018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提出要積極探索宅基地“三權分置”。我們要采取切實措施，繼續推動這項惠民工程走在前列：一要注重制度設計，從宅基地的取得置換、明晰產權、抵押擔保、轉讓交易、有償使用及民主管理等多個方面，建立系統的制度體系。特別是宅基地確權要嚴格執行“一戶一宅”和建房標準，不能讓違法違規者通過“三權分置”獲取超額利益。二要豐富實現形式，完善農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政策，探索農村宅基地有償使用、有償退出和跨村置換、流動抵押機制，更多探索宅基地“三權分置”的具體實現形式，進一步喚醒鄉村“沉睡的財富”。三要適時總結推廣，提煉宅基地“三權分置”助推鄉村振興的經驗模式，建成一批宅基地“三權分置”示范鄉村，適時在全省推廣。四要守住底線原則，盤活的宅基地只能成為“三農”發展的載體，嚴格防止投機資本將閑置的宅基地、農房炒起來，更不能讓城里的投機資本利用農村宅基地建別墅大院和私人會所。
要把完善治理作為基礎保障，切實做好“治”的文章
強化鄉村振興人才、資金、土地要素支撐，最終都需要有效的鄉村治理作保障。鄉村振興是城鄉關系和治理結構、社會規范的重塑，可以說是一場深層次的思想變革、社會變革、治理變革。鄉村治理是不是有效，要看是否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要看是否充分考慮了農村的實際特點特別是幾千年農耕文化的影響，要看是否順應農民的呼聲愿景。有效的鄉村治理，既要搞清楚鄉村需要什么樣的治理，又要善于從農村和農民中尋找解決治理問題的辦法。結合浙江實踐，在加強和創新鄉村治理，推進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治理體制中，把以下三項工作貫穿其中，顯得尤為緊迫且重要。
把加強基層組織建設貫穿其中。黨管農村是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政治優勢。如何發揮黨領導農村的政治優勢，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件大事辦好？關鍵看黨支部強不強，看村兩委干部能不能帶著群眾干、幫著群眾辦、設身處地地為百姓著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辦好農村的事，要靠好的帶頭人，靠一個好的基層黨組織。”只有黨組織的核心作用和黨員干部的先鋒模范作用充分發揮，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才有堅強的組織保障。浙江鄉村建設之所以邁向了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新征程，走在全國前列，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各級黨委高度重視基層組織建設。就全省大部分村而言，但凡村莊搞得好的地方，如淳安縣下姜村、東陽市花園村、永康市大陳村、南潯區向陽村，等等，都有一個強有力的村領導班子和一個好的村支部書記。筆者在農村走訪時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千難萬難，選好支部書記、配好村級班子就不難。一個鄉村的振興，往往是從選準選好一個支部書記開始的，是從選好配強一個村級班子開始的。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要牢牢抓住組織振興這個“牛鼻子”，高標準落實農村基層黨建“浙江二十條”，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和黨員先鋒模范作用，旗幟鮮明加強農村黨組織對農村各類組織、各項事務的領導，選好育好用好管好農村黨組織書記，團結引領動員廣大農民群眾廣泛參與進來。各級黨級和政府要健全農村工作領導體制，切實加強農村基層組織特別是黨支隊書記隊伍建設，支部書記選得好，可以成為帶領村民致富的一面旗幟。
把發展基層協商民主貫穿其中。鄉村振興，不僅要滿足村民對物質文化生活的更高需求，而且要順應他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方面日益增長的期待，這是新時代對鄉村治理提出的新課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治理“要豐富基層民主協商的實現形式，發揮村民監督的作用，讓農民自己‘說事、議事、主事’，做到村里的事村民商量著辦。”推進基層協商民主，擴大農民有序政治參與，能夠發揮在基層動員、農民引導、矛盾調處等方面的作用，使得鄉村社區的政治優勢和社會優勢得到了展現，基層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得到有效落實，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得以進一步發揮，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鄉村的生動實踐。從浙江基層實踐看，農村治理中比較好的做法，比如桐鄉市越豐村的百姓參政團、德清縣的鄉賢參事會，還有很多地方搞的基層協商民主現場會、村級民主懇談會、農家議事會、花廳議事會、天井圓桌會等，都蘊含著基層協商民主的理念和內容。筆者在象山縣墻頭鎮方家岙村調研時發現，該村的“村民說事”制度在完善鄉村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該村村口的石碑上，鐫刻著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三句話，即“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說明協商民主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相反，基層協商民主沒有發展或者開展不好的農村，可能也是矛盾較多、積弊較多、沒有起色、沒有生機的地方。因此，在鄉村治理中，要堅持和發展基層協商民主，擴大協商范圍，豐富協商形式，真正做到既協商于民，又協商為民。
把傳承優秀鄉土文化貫穿其中。在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創造了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獨樹一幟，而中國的鄉土文化則是滋生培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源和基因。我們的祖輩都將優秀的鄉土文化熔鑄于鄉村治理之中，“百善孝為先，孝乃德之本”等，至今被人們廣為傳頌。在浙江，有虞舜事親、曹娥投江、顏烏葬父的民間慈孝故事，有《錢氏家訓》《鄭氏規范》等遍布鄉村的村規民約、族規家訓，有嘉善“善文化”、德清“德文化”、上虞“孝文化”、義烏“信義文化”等區域傳統文化，這些無不蘊含著優秀傳統農耕文化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這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內涵上是息息相通的。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部分村落的消解不可避免，但優秀鄉土文化的消失必須避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一些村莊‘形雖在，神已散’，優秀道德規范、公序良俗失效，不孝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則、不睦鄰里等現象增多。”在鄉村治理中，要把倫理道德、村規民約、風俗習慣等作為鄉村治理的重要載體和鄉村文化建設的重要手段，深入挖掘、繼承、創新農村極具特色的優秀傳統鄉土文化資源，發揮其在鄉村治理中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弘揚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等思想理念，弘揚自強不息、敬業樂群、扶危濟困、孝老愛親等傳統美德，弘揚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鼓勵人們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內容，形成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煥發文明新氣象，為全國走鄉村善治之路提供更多的浙江實踐和浙江經驗。
（作者單位：浙江省政協研究室）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浙江經濟雜志（原創）201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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