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戰略，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也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中國農村土地制度的設計，將來應堅持標準的社區所有或集體所有，同時，應實現土地收益歸真正經營土地的人（歸國家的除外），凡是不直接經營土地者，都不應享受土地收益。未來中國鄉村應探索農業經濟實行半計劃半市場模式。另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要以綠色發展引領鄉村振興，要牢牢把好質量關，要重點實現質量振興，而不是數量取勝。鄉村振興應重點實現三大關系的質量提升。一是要進一步提升鄉村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質量，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互生；二是要進一步提升鄉村社會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質量，實現鄉村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互助；三是要進一步提升鄉村與城市關系的質量，實現鄉村和城市關系的和諧互養。黨的領導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要充分發揮好智庫的作用，進一步加強知識分子隊伍建設。
[關鍵詞] 鄉村振興;土地制度;農業管理體制;中國發展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戰略，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也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目標是到2050年，鄉村要實現全面振興，最終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如何實現這個總目標，需要立足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需要立足我國仍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這個基本現實，需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
一、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將來如何設計
國家發展，要高度重視土地制度問題。孟子就說過：諸侯之寶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對于大國而言，更要高度重視土地制度問題，這是因為：其一，大國土地面積大，需要高度重視土地要素投入產出效率。其二，大國糧食安全不能靠別人，飯碗不能端在別人的手里，如何保障糧食安全，土地制度設計是重要影響變量。
農村土地制度如何設計，需要重點解決好兩個問題，一個是公平問題，一個是效率問題。這里的公平，應滿足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兩個方面的均衡。所謂時間維度均衡，就是該項土地制度設計能隨時間的推移實現自我調整，在人口隨時間的變動中，能實現人口代際之間的公平。所謂空間維度均衡，就是該項土地制度設計能有效實現同一塊土地上同代人之間收益的公平分配。另外，這里的效率，是指整體效率，而非個體效率。有效的土地制度設計，應對一個國家整體的發展提供最大的效率貢獻。
目前，中國農村土地制度設計雖然有很多優點，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既沒有完全滿足效率原則，也沒有完全滿足公平原則，因此還需要進一步改進。
從效率方面看，現行土地制度通過承包權一再延長，其結果類似土地“準私有制”，這種“準私有制”的主要弊端包括：一是由于所有權、承包權的存在，尤其是承包權的存在，導致經營者需要交一部分“租”給承包者，這客觀上增加了經營者經營土地的成本，并降低了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這對農業發展十分不利，同時，土地可能還會面臨撂荒問題。二是由于承包權不斷延長，而農村家庭人口實際又在不斷變動，其結果必然導致人地矛盾越來越突出，農村一部分人或者更多的人會面臨無地的情況。同時，由于農業比較效益低下，經營農業沒有積極性，這會促使越來越多農村勞動力，尤其是無地農民大量涌向城市，形成“城市病”。
從公平方面看，土地是人類的天然財富，本質上更多地屬于先天公共品，凡是來到這個世間的人，都應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都應有享受土地收益的權利（屬于別人的勞動收益或投資收益除外）。但由于承包制的不斷延長，后面出生的人就無法享受來自土地的收益。而且隨著時間的積累，這個問題會越來越嚴重。另外，從空間維度看，結婚、高考等也會引起農村人口的變動，但由于承包權固定，其結果是，結婚媳婦，人在婆家，地在娘家，考上大學的，人在城里已有固定工作、甚至是高收入者，但在農村還有自己的土地。這兩種情況對其他人而言，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公平欠缺問題。
中國農村土地制度將來如何設計，有許多不同觀點。筆者認為，將來應堅持標準的社區所有或集體所有，同時，應實現土地收益歸真正經營土地的人（歸國家的除外），凡是不直接經營土地者，都不應享受土地收益。國家應取消所有基于承包權而獲取的“租”收入（農村集體內部或社區內部可以搞土地承包經營，但承包權不能轉讓，也不能依據承包權獲取“租”收入）。凡是進入農村集體或社區的人，并從事實際的農業生產，都有權力享受該集體或社區的土地收益，或都有權承包該集體或社區的土地。凡是自愿離開集體或社區的，就不再享受該集體或社區的土地收益。比如進城的，或遷移到其他村的。其中遷移到其他村的，應享受其他村的土地收益，或有權承包其他村的土地。
標準的土地集體所有或社區所有也有相應的弊端，集體或社區的管理者可能會對所在集體或社區成員的土地權利利用職權進行侵蝕，為個人謀取利益，這需要集體或社區對管理者實現有效的權力制衡。如何制衡，若管理者完全由集體選舉產生，會面臨一個家族勢力和黑惡勢力如何防范的問題。若防范不好，選舉會被家族勢力或黑惡勢力所操控。若管理者完全由上級任命，則管理者可能會和任命者勾結，對集體或社區成員的土地權力進行侵蝕。為此，筆者建議國家對集體或社區管理者實行任命權和罷免權分離制衡制度。具體是，任命權歸上級政府所有，由上級組織部門考察任命；罷免權，由集體或社區成員所有，對經任命、但在實際管理過程中不稱職的管理者，集體成員或社區成員可通過投票進行罷免。
另外，配合土地制度實行標準的集體所有或社區所有，國家還應實行兩種戶籍制度。一種是農村戶籍，一種是城市戶籍。但此時的戶籍制度設計不同于過去的戶籍制度設計，要給農民以充分的自由遷徙權，農民可以自由遷移城市，但有一個前提條件，凡是遷入城市的農民，就不再享受所在集體或社區土地收益。另外，只要對方接受，城市和農村戶籍可以互相自由轉換。這種戶籍制度設計的好處是：一是可以有效保障土地直接經營者的收益，提高農業生產的比較效益和農業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可以鼓勵更多的人從事農業生產；二是提高了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經濟成本，可為城市健康發展提供寬松環境；三是由于有經濟成本存在，這相當于一個篩選機制，那些脫離農村戶籍的人，必然更多是一些真正有一技之長的人，或者是有能力真正在城市謀生的人，而這些人的存在，必然也是城市所需要的，對城市穩定健康發展也有利。
二、中國鄉村農業經濟管理體制將來如何創新
（一）中國農村承包制改革利弊分析
改革開放，中國農村最大的制度創新是承包制。從實際看，中國農村承包制改革，既對農村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但也產生了諸多弊端。積極的作用包括：一是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民自己給自己干活，減少了偷懶的心理傾向；二是在市場農產品短缺的情況下，農民不存在賣難的問題，這對農民收入增長有較大促進作用；三是對農村強人有利，有技術有能力的人，可以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能力，帶頭致富；四是農民有了更大自由，可以更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產活動和生活空間，這也是一種福利。但不足的方面包括：一是改革形成了事實上的農村小農經濟模式，這大大降低了農業生產的規模效益和分工效益；二是在市場農產品短缺解決的情況下，農產品銷售需要面臨的市場風險越來越大，小農戶與大市場的沖突加劇；三是對農村弱者不利，一些弱勢家庭境況越來越差，甚至成為底線生存者；四是導致國家與社會分離，農村社會管理成本加大，國家政策落不到實處，催生了一些形式主義落實或數字落實問題；五是不利于農村社會精神文明建設，缺乏合作的生產方式對合作互助精神建設十分不利，原子化的生產方式進一步加劇了精神世界的原子化。
既然農村承包制改革有諸多弊端，如何正確看待鄉村發展呢？中國鄉村發展是一個合力作用的結果，包括城市化工業化、市場化等，都是有效促進。除此之外，高考制度的恢復，對鄉村發展產生了間接和直接的促進作用。一方面高考制度有效促進了國家知識要素的增長，知識要素的增長又極大促進了技術的進步，技術進步又進一步帶動了鄉村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高考為許多鄉村家庭孩子提供了一個上升的通道，孩子的上升帶動了家庭地位的上升。從實際統計看，現有農村貧困戶，家庭成員文化程度大都在初中以下，這也說明高考與農村家庭富裕具有很大相關性。計劃生育制度的大力實施，大大減輕了農村人口對土地的壓力，這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而在改革開放前，我國農村不僅自身人口增長過快，而且一些城市人口也大量遷入農村，包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這客觀上增加了農村社會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制約了人均土地產出率水平的提高。改革開放后，國家對農村農業的各種補貼大幅增加，這也是促進鄉村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國家發展戰略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是一個重要的推進因素。因為戰略的轉變，減少了農民許多無效勞動，農民可以更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二）未來應探索農業經濟實行半計劃半市場模式
從經濟層面看，目前鄉村農業經濟主要面臨“低、大、差”三大問題。所謂“低”，就是農業勞動生產效率不高的問題；所謂“大”，就是市場風險大的問題；所謂“差”，就是農產品品質不高的問題。鄉村農業經濟制度應重點立足這三大問題進行創新。解決好了這三大問題，也就實現了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效銜接。具體如何推進鄉村制度創新，筆者認為，從經濟層面看，農業發展需要充分發揮計劃和市場兩方面的優勢，不能完全放任市場調節農業，應實行半計劃半市場管理模式。實現半計劃管理的有利條件是：一是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國家對農業的調控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條件，包括農產品需求的預測等，都可以更準確，誤差更小；二是社會對農產品的需求不同于其他產品，具有較大的穩定性，這為國家對農產品的計劃調控提供了穩定的需求基礎。實現半計劃管理的必要性是：一是糧食安全是比金融安全、能源安全更重要的國家安全，要實現中國人的飯碗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愿望，就必須加大國家調控的力度。二是糧食產品是具有高度社會效益的產品，是具有較強公共產品屬性的產品，作為公共產品或準公共產品，國家加大管理力度也屬應然。三是發達國家的農業發展經驗證明，對農業經濟加強計劃調控，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要求。但國家在對農業加大計劃管理力度的同時，還需要充分發揮好市場調節的作用，要調動市場的積極性。具體而言，實行半計劃半市場管理模式，就是農業經濟管理形成計劃管理和市場管理兩套體制，形成兩條腿走路的模式。農產品的一部分（大體是一半的比例）在國家計劃的盤子里流動，包括從生產到流通，到消費，完全受國家計劃管理；另一部分（也大體是一半的比例），則不屬于國家計劃管理，完全在市場的盤子里流動，由農民自主經營。
在生產領域，積極推進半自治化組織管理模式，重點要推進農業合作化和組織化建設。如何推進農業的合作化和組織化，需要和我國城市發展協調推進，不能就鄉村看鄉村。由于我國城市發展目前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還有限，所以，我國農村合作化和組織化的具體實現形式，應更多體現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特征，資本密集型特征的合作和組織形式應成為補充形式。為此，建議國家大規模興建一批集體農場。由于存在制度路徑依賴，集體農場大面積推進有困難，建議可先選一些地區試點推進，不妨一個縣或一個鄉先建一個。可考慮將一個行政村或自然村整體變為集體農場，農民身份就地變為國家職工或集體職工，農民所承包的土地就地變為國家或集體所有。同時，農場職工應普遍實行低工資制，對自愿離開農場到城市工作的農場職工，就不再享受土地的收益，讓土地收益真正歸屬經營土地的人。有了集體農場，國家對農業的各種補貼都可以集中補貼到各個農場，有利于發揮資金的規模效益。在發展集體農場的同時，對已經發展比較好的家庭農場等各種新型農業經營形式，也要鼓勵發展，不能強制解散歸入集體農場。從經營目的看，集體農場在努力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還應注重社會效益、生態環境保護效益等，不能以經濟效益為主要指標，經營目的應是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
在探索推進集體農場發展的基礎上，可考慮實行村民自治模式與農場管理模式的有機融合，實現在農場基礎上的村民新自治（類似政社合一體制）。現有的村干部，在自愿的基礎上，可全部納入集體農場職工系列。對于集體農場負責人的選拔，筆者建議可通過組織考察的方式來任命，而農場職工對上級任命有否決權。但否決權的行使需要有一個時間考驗期。也就是上級任命的農場負責人，在經過幾年的農場管理工作考驗后，對不滿意的負責人，可以通過投票方式罷免。目前，我國鄉鎮普遍存在人員超編問題，人浮于事，沒有生產效益，還需要國家發工資，應將這部分非生產領域勞動力中的一部分轉移到生產領域，在保留其一部分工資待遇（不是全保留）的情況下，分流到集體農場，其中分流職工與原工資待遇差額的部分，可根據農場經營情況實行靈活補貼。這樣既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同時，還提高了農業勞動力素質，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另外，集體農場在招收職工時，應優先考慮貧困群體。
在流通領域，積極推進半訂購化流通方式。目前鄉村社會存在的一些訂單農業弊端諸多，尤其違約情況很多，并沒有真正發揮好降低市場風險的作用。所以，發展訂單農業，應充分發揮國家的力量，探索國家訂購形式。因為國家訂購不存在違約的情況，有利于對市場風險進行規避。具體就是國家對農產品如何生產，生產多少，提前預定。具體預定指標可提前分配到各個集體農場，由農場根據國家訂購要求進行生產。
在消費領域，積極推進半劃撥化消費方式。具體就是國家實行部分農產品的指令消費，既國家將收購到的農產品，由國家直接分配到各國營企業和一些單位職工，供企業和職工直接消費。同時，國家將收購成本直接從企業和職工身上扣除。這樣的好處是減少了中間流通費用，企業和職工降低了消費價格，實際福利并沒有減少，同時，農民也有了穩定收入。
總體來看，實行半計劃半市場管理模式，其好處有：一是可以有效發揮計劃和市場兩方面的優勢，同時規避其不足。二是可以實現計劃和市場的互相促進。因為若計劃盤子效益好，必然會吸引要素向計劃的盤子流動，若市場效益好，必然會吸引要素向市場盤子流動，最終實現計劃盤子的要素邊際收益與市場盤子的要素邊際收益相等，實現總效益的最大化。三是可以有效保障農產品的質量安全。出了問題，是哪個農場生產的，一查就清楚，容易從源頭上實現對農產品的質量控制。四是計劃生產收益的穩定性會讓生產者農民更有安全感，有利于緩解農民的心理焦慮，會實實在在提高農民的幸福度和生活質量。同時，市場的存在也為農民提供了自由發揮的空間，讓農民有了更多增加收益的渠道，最終農業經濟實現了穩定與發展的有機統一。五是增加了社會消費者的福利。消費者既享受了計劃盤子的低價格優勢，又享受了市場盤子的多樣化優勢。
（三）可先在貧困地區試點推進
目前，要攻堅深度貧困，在事實上是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上面三個問題都是很難解決好的，即使脫貧一部分，也有可能重新返貧。尤其在大工業和大市場面前，有些農戶甚至淪為底線生存者，本質都與小農經濟生產模式有關。因為這種模式對農村弱勢家庭極為不利。另外，目前的扶貧方式，總體是分散對分散，不僅扶貧成本大，而且扶貧效率也比較低，應改為集中對集中方式。為此，在扶貧方面，應充分發揮好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建議國家先試點通過半市場半計劃方式攻堅深度貧困。
三、中國鄉村振興的最終目標：實現三個關系和諧
鄉村振興，必須要以綠色發展為引領，要牢牢把好質量關，要努力實現質量振興，而不是數量取勝，應重點實現三大關系的質量提升。
（一）要進一步提升鄉村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質量，實現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互生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人與自然本質是一個有機統一的生命存在系統。馬克思認為：從本原上看，“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恩格斯指出，我們必須時時記住：我們統治自然界，決不像征服者統治異民族一樣，決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樣，——相反地，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于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恩格斯還說：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所以，人類在對待自然的關系上，要充分認識到自身能力的有限性。自然生人，人生自然，人與自然應形成良性互動互生關系，最高境界是實現“天人合一”。
具體而言，人與自然需要重點處理好兩個方面的關系：一個方面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生產關系；一個方面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消費關系。
從人與自然的生產關系看，需要著力實現鄉村生產方式的生態化。鄉村現代經濟體系建設應圍繞生態化展開，尤其要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從長遠看，發展生態農業意義重大。一是民以食為天，發展生態農業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發展觀重要體現。二是發展生態農業是實現農業經濟效益和社會生態效益有機統一的有效途徑。發展生態農業，一是要更加重視生態農業技術的研發，穩步推進農業技術創新；二是要充分吸收傳統農業的優點，不要盲目否定傳統，因為傳統本身就是一種經過歷史實踐長期考驗穩定下來的習慣，必然有存在的諸多合理性；三是要積極推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的有機銜接，著力提高農業經營的規模效益和分工效益。
從人與自然的消費關系看，需要著力建設鄉村社會以節儉為核心的消費體系。節儉是消費文明的高貴品格。節儉本質上是一種大善。一是節儉深刻體現了人對自然的善。因為節儉使人在維持自身存在的同時，對自然存在的損害也降到了最低點。二是節儉深刻體現了人對社會的善。因為節儉者通過減少消費，會為社會他人的存在提供了更大的生存可能性。三是節儉為經濟穩定可持續發展提供了穩定的需求基礎。經濟學中所謂“節儉的悖論”，本質上是不存在的，實際應有“浪費的悖論”。不符合節儉精神的經濟學，本質是一種短期和局部經濟學，只能實現經濟的短期和局部均衡，而不是長期和整體的一般均衡。推進鄉村消費節儉建設，需要我們從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都要高度重視節儉問題。包括美麗鄉村建設，也要堅持節儉建設原則，不能搞奢華浪費比賽。習近平總書記曾反復強調：“建設美麗鄉村不是‘涂脂抹粉’”，“不能大拆大建，特別是古村落要保護好”。
（二）要進一步提升鄉村社會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質量，實現鄉村個人與社會關系的和諧互助
鄉村振興需要著力改造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和諧現象，需要著力為農村人創造自由與發展的前提和條件，在人與人的聯合與互動建設中，努力實現個人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互助，努力促進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一是從治理層面看，需要真正實現鄉村社會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機統一。自治是基礎，法治是保障，德治是靈魂。自治不能“無法無天”。自治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也需要建立在德治的基礎上。缺乏法治，缺乏德治，鄉村社會必然會黑惡化蔓延，實際就會變成惡的自治，而不是善的自治。而法治的完善，又需要德治的配合。法安天下，德潤民心，道德與法治，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誰也離不開誰，二者本質是互補互生的。二是從鄉風文明建設看，要大力提升鄉村社會的精神文明水平。要充分發揮好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引領作用。大力挖掘傳統文化中的優質元素并進一步弘揚光大。文化建設不能眼睛只著盯著外面，說外面的好，而忽視自家的傳家寶，要堅定文化自信。要大力加強鄉村社會的道德建設。要著力推進鄉村社會互助建設。要建設互幫互組友好鄰里關系。要進一步促進新鄉賢文化建設。要努力改造鄉村社會舊習俗。對一些婚喪嫁娶中的陳規陋習，要堅決予以取締。
在鄉村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尤其要高度重視家風建設。家和萬事興。天下之本在家，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家風建設意義重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和睦則社會安定，家庭幸福則社會祥和，家庭文明則社會文明。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家庭的前途命運同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我們要認識到，千家萬戶都好，國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終要體現在千千萬萬個家庭都幸福美滿上，體現在億萬人民生活不斷改善上。”“我們要重視家庭文明建設，努力使千千萬萬個家庭成為國家發展、民族進步、社會和諧的重要基點，成為人們夢想啟航的地方。”
（三）要進一步提升鄉村與城市關系的質量，實現鄉村和城市關系的和諧互養
城鄉關系是社會經濟關系中的重大關系。馬克思指出：“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鄉的分離，可以說，社會的全部經濟史都概括為這種對立運動。”馬克思、恩格斯還認為，“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社會統一的首要條件之一”。只要“城鄉關系的面貌一改變，整個社會的面貌也跟著改變”。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在人類發展歷史的長河中，城市與鄉村要經歷三個辯證發展的階段：城鄉依存；城鄉分離和對立；城鄉融合。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思想，是我們建設新型城鄉關系的重要理論基石。
在新時代，我們要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一定要高度重視城鄉關系的改善，要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思路。推進城鄉融合發展，最終目的應是實現城市和鄉村的和諧互養關系，就是二者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應體現陰陽互補互養的特點，二者既互相獨立，又互相供養，互為對方存在的前提和基礎。比如，在鄉村產業體系的選擇上，鄉村產業應主要發展農業以及休閑旅游等產業，不能走和城市工業產業雷同的路子，應和城市在產業上形成互補互養的格局。在鄉村生產體系和經營形式選擇上，基于我國城市工業發展水平的現實考量，鄉村應更多地選擇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相結合的生產體系和經營形式，而資本密集型生產體系和經營形式只應作為補充形式。若鄉村全面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會產生大量過剩農村勞動力，這在城市產業吸納過剩人口能力還有限的情況下，會給城市發展帶來極大的人口壓力，會導致城市發展中的諸多問題。另外，在人文精神建設上，城市跟鄉村也應有別。城市人文精神建設應更多追求動感和現代性以及忙碌性，而鄉村人文精神建設則應更多追求靜感和傳統性以及休閑性，二者在精神上也要實現互補互養。另外，城市發展也要體現鄉村的元素，也要有鄉村的靈魂在里頭，要實現城市中有鄉村；而鄉村發展也要把城市的滋味留在鄉村的深處，要實現鄉村中有城市。
四、實現鄉村振興黨的領導是關鍵
要實現上述三大關系質量提升，黨的領導是關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一定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
要充分發揮好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在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好政府的主導作用；要進一步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欲事立，須是心立”“人之力莫大于心”；要進一步堅定黨員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真正擼起袖子抓落實，堅決反對形式主義振興和數字振興；要更加重視提拔為人民服務業績突出的干部，“尚賢者，政之本也”，抓好關鍵少數，以關鍵少數帶動好絕大多數；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進一步完善鄉村干部的業績考核監督制度，對鄉村振興中的各種腐敗行為嚴懲不貸，決不能心慈手軟；要把最優秀的干部派到鄉村振興的第一線，造就一支真正愛農村、懂農業、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
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我國鄉村問題，復雜多樣，有許多難啃的骨頭，有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歷史欠賬，解決起來不能急躁。尤其面對一些深度貧困問題，更需要有穩健的工作基調。要穩、準、狠，踏石留印，抓鐵有痕，要一步一個腳印扎扎實實推進。另外，要充分發揮好智庫的作用。一是在機構設置上，建議國家專門成立鄉村振興智庫，或者在現有智庫基礎上，進行整合，就鄉村振興問題進行專題研究；二是在人員配備上，要優先考慮有豐富鄉村生活閱歷且道德水平高并對鄉村有深入理論研究的學者；三是經費投入上，要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為調研人員提供充足的調查研究經費。
要進一步加強知識分子隊伍建設。真正的知識分子，是良心、良知、良行三者的有機統一體。知識分子要真正以人民為中心，真正成為國家的支柱和民族的脊梁，就必須知行合一，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學者尤其是社會科學類學者，若不真正撲下身子、落到鄉村社會的最深處、走到社會實踐的最前沿，想要發現真問題，提出一些利國利民的真知灼見，必然很難。1835年，馬克思在中學畢業論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一文中寫道：“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學者、大哲人、卓越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無疵的偉大人物。”“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贊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知識分子要想真正成就個人偉業，就必須有偉大的胸懷，就必須敢于擔當偉大的使命。
作者系中共甘肅省委黨校二級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嶺南學刊》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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