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曾說，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民們卻說：沒有鄧小平，就沒有農村的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包產（干）到戶從暗處走向明處，從個別省份走到全國許多個省市，責難也紛至沓來。在農村改革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關于農村政策問題》的談話撥開重重迷霧……《縱橫》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趙樹凱，為讀者披露鄧小平這次談話的背景往事。
1977年11月底，安徽出臺了放寬農村政策的省委《六條》。這個突破性舉動受到鄧小平的贊賞，請為我們回顧一下當時的情況。
趙樹凱：早在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用胡耀邦的話說，一些對于農村改革“先知先覺”的地方領導人開始了對于舊的農業政策的批判與挑戰。
萬里主持工作下的安徽，于1977年底出臺了放寬農村政策的省委“六條”。
對此，《人民日報》曾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題為《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的文章，并配發了評論員文章。
剛剛恢復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看到省委《六條》后拍案叫好。
他說，現在思想要解放一點，膽子要大一點，要抓住抓緊現在的這個時機，要找出我們自己的辦法。
隨后，鄧小平在出訪尼泊爾路經四川時，還向當時的四川省委主要負責人作了推薦。
“從此，安徽、四川兩省點燃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火把”。
1979年3月，國家農委召開七省三縣座談會，座談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農村情況。會議期間，發生“張浩來信”事件，一時間令安徽剛剛啟動的“包產到戶”改革陷入困境。對此，鄧小平態度如何？
趙樹凱：這要從1979年春說起。那年2月，國家農委在九號院（指北京市西黃城根南街的九號院，原國家農委、農村政策研究室等中央農村工作機構20世紀80年代曾在此辦公）成立，3月即召開了七省三縣座談會，主要是座談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農村情況。
會議期間，中央高層第一次對于包產到戶發出信號，其標志是一位分管農業的中央領導批示《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張浩”的讀者來信和措辭強硬的“編者按”。
這封題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的張浩來信，指責包產到組打破了三級所有，“不得人心”。
對此《人民日報》“編者按”指出：“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
在這次會后所批轉的會議紀要中，明令“不許包產到戶”。
此時，以萬里為代表的地方包產到戶支持者，顯然處于弱勢。
面對張浩來信，萬里一方面安撫、鼓勵基層干部不要被嚇倒，另一方面則利用農業生產的自然特性，盡一切可能掩護初露端倪的包產到組和包產到戶。
例如，當那位分管農業的中央領導電話詢問萬里的時候，萬里沒有辯論包產到戶好處如何，而是說：“不論何種責任制形式，不論好不好，現在是春耕大忙，農民正在種地，都不能變了，只能秋后再說。”
同年6、7月間，萬里到北京參加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時找到鄧小平，把安徽實行責任制和他在農村目睹的情況，向鄧小平作了匯報，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壓力和不同看法。
鄧小平聽后果斷地說：“不要爭論，你就這么干下去！”這也是鄧小平對安徽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一次正面表態。
1980年1、2月間，國家農委召開了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會上，面對包產到戶的爭論，鄧小平卻談起了2000年要達到小康目標的問題……請為我們回顧一下會議的背景和當時的情形。
趙樹凱：如果說1979年春天圍繞包產到戶的爭執只是硝煙初起，那么，1980年春天才是真正烽火彌漫。
1980年1月10日至2月2日，國家農委召開了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
會議主要目的，是要通過加強和改善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來克服已初露鋒芒的包產到戶。
與上年3月的農村情況座談會比較，這次會期尤其長，也與議題有關，因為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是個龐大的主題，會議討論廣泛，既有宏觀問題，也有很細節的問題。
除去“馬拉松”式的會期外，此次會議的規格也耐人尋味：一個部級單位的內部工作會議，規模也不過百人左右，不僅國家最高領導人參加，而且一批重要的中央領導人也都參加，并且講話。
這是因為，會議潛在的核心主題是包產到戶。在當時，包產到戶不論在政治理念上，還是經濟體制上，可謂是天大的事情。
1月31日，華國鋒帶領鄧小平、李先念、余秋里、姚依林、胡耀邦等領導人出席會議，聽取匯報并講話。這天的會議，從下午3點開到晚上9點。
華國鋒講完后，轉向鄧小平說：“鄧老，現在該到你講了。”
鄧小平沒有直接回應包產到戶問題，而是轉移了話題，講了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即20世紀末達到小康目標，每人收入1000美金。
他說：“這是個戰略思想，定出這個目標是不容易的。我們要按照1000美金這個目標，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考慮農村經濟的發展。現在不定出規劃，不確定目標，四個現代化是沒有希望的。”
因為會議是人民公社管理，鄧小平對于會議的主題只有一般化的回應：“很重要的一點是管理問題，管理好，不會出大問題。無論如何，集體總比個人優越，問題都發生在管理太壞、管理水平太低的地方。管理壞，各人就會找各人的出路、家庭的出路。”
同時，鄧小平似乎還委婉地批評了會議的準備不夠充分。
根據農業部副部長杜子端傳達：“鄧小平副主席講，少開點兒會，準備不好，不要開會。”
實則，鄧小平對于包產到戶一點也不陌生。
因為，包產到戶在地方的進展情況，鄧小平不僅相當了解，而且也有明確的贊成表態。
只不過這時他的支持還不是公開的，而是非正式、私下的。
萬里最初表態同意包產到戶的試驗，是在1979年2月6日的省委常委會上。
關于試驗結果，萬里曾多次利用非正式場合向鄧小平匯報。
萬里晚年曾說：“虧了小平同志的支持。我從安徽回來多次向他匯報，他表示同意，可以試驗。出了成果以后，他公開表示支持。”
也就是說，其實萬里在包產到戶試驗之前，就已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對情況是了解的，態度是明確的。
1980年4月初，鄧小平第一次內部回應包產到戶問題。當時是怎樣一種情況？
趙樹凱：1980年3月6日，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之后，國家農委印發《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紀要》。
文件說：“會議對包產到戶問題展開了認真的討論，一致認為，就全局來說，應當按照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除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不要包產到戶’”。
與1979年春那次會議紀要比較，“不許”變成了“不要”，顯然口氣緩和了一些。
這種表述，是與十一屆四中全會的決定相一致的。
此外，1979年春的那次會議紀要是中央轉發，并作為中央文件下發的；這次會議紀要則是作為國家農委文件下發，沒有作為中央文件來下發。
對于人民公社管理會議的精神，具體到國家農委文件下發以后，地方在具體工作態度可以說是各取所需，繼續分化。
就一般地方來說，還在堅持不許包產到戶；在一些敢于突破的地方，則仍然在想辦法突破。最為敢干的是安徽。
據參加這次會議的原安徽省農委主任周曰禮回憶：會議結束我回到安徽，向萬里做了匯報并向他請示這次會議紀要和精神要不要傳達。
萬里說：算了吧，我們省農業會議剛開過，下面正在執行，你這個會議精神與我們省委的會議精神不一致。
1980年2月下旬，萬里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書記處書記。
離開安徽前，萬里在省委會議上，明確將包產到戶列為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為包產到戶“報了戶口”。
但是，萬里離開之后，安徽一些地縣負責人開始用行政命令“糾正”包產到戶，導致農民砍樹殺牛等現象發生。安徽的情況開始動蕩。
同年4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萬里、姚依林、鄧力群等領導人談話，主要是談長期規劃問題。
姚依林匯報道：“甘肅、內蒙古、云南、貴州這些省份，中央調給他們很多糧食，這是國家很大的負擔，提出這些地區是不是可以改革，在這些地區政策上搞的寬一些，索性實行包產到戶之類的辦法。讓他們多想些辦法，減輕國家背的很重的包袱。”
鄧小平說：“農村地廣人稀，像貴州、云南、西北的甘肅等省份中這類地區，我贊成政策要放寬，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發展自己的特點。”
鄧小平還強調：“政策一定要放寬，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產到組，有的可以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的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政策放寬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很多這樣可喜的資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請萬里同志研究個意見，提到書記處討論。”
隨后，中共中央于同月召開經濟發展長期規劃會，鄧小平在會上指出：甘肅、內蒙古、云南、貴州等省區的一些農村生產落后，經濟困難，應當實行包產到戶。
顯然，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態度又進一步。
時任農業部副部長李友九在其回憶錄中說，鄧小平說幾個貧困地區“干脆包產到戶”。
但是，在這兩次談話中，鄧小平尚未直接點安徽的包產到戶，也沒有直接肯定回應萬里在安徽的做法，沒有回應這些激烈的爭論。
1980年5月末，鄧小平終于就包產到戶問題明確表態。請問其中的要點包括哪些？
趙樹凱：鄧小平關于包產到戶更有力度的回應，就是現在人們所熟知的1980年5月31日的談話，也就是見諸《鄧小平文選》的《關于農村政策問題》一文。
談話是鄧力群整理的，關于這次談話的背景和場合，《文選》腳注只說是“這是鄧小平同志同中央負責工作人員談話的一部分”。
這次談話的篇幅很簡短，長不過千字。從內容上看，直接談及政策問題的主要是在前半部分。如果聯系當時的背景加以解讀，重要觀點有三。
第一個要點，是對包產到戶的直接肯定。
鄧小平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
第二個要點，回應對包產到戶的質疑批評。
鄧小平說：“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
第三個要點，關于包產到戶將來發展的看法。
鄧小平說：“這些地方將來會怎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
鄧小平在這次談話中強調：“總的來說，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除表現在集體化的組織形式這方面外，還有因地制宜發展生產的問題。所謂因地制宜，就是說那里適宜發展什么就發展什么，不適宜發展的就不要去硬搞”。
“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愿出發，這一點很重要”。
就其影響來說，鄧小平的表態是包產到戶獲得政策突破的關鍵所在；同時也必須看到，鄧小平關于包產到戶的表態，不是孤立的一次談話，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一年多后，198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
這個會議紀要在1982年1月1日以中央“一號文件”的名義下發到全黨。
這就是第一個關于“三農”問題的中央“一號文件”。
文件把上一年度75號文件中“包產到戶”的社會主義臨時戶口改成了正式戶口，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農業生產責任制的社會主義性質。
這一決定得到了中國農民發自肺腑的擁護。到1981年底，全國農村有90％以上的生產隊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
為此，胡耀邦欣喜不已。他說，農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個戰略性文件，下次還要排“一號”。
1983年的中央1號文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農村改革的一項戰略決策正式得到確立。（訪談整理、責任編輯 | 潘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縱橫》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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