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云南楚雄80后扶貧干部刷屏，除了讓人們感慨基層工作的不易，也把目光再次聚焦在了扶貧工作上。
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以來，農村貧困人口顯著減少，貧困發生率持續下降，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當前，深度貧困成為脫貧攻堅的重中之重。深度貧困度地區不僅貧困發生率高、貧困程度深，而且基礎條件薄弱、致貧原因復雜、發展嚴重滯后、公共服務不足。
筆者在西南省份農村調查時發現，深度貧困地區的農戶不僅具有經濟上的貧困特點，更呈現出文化上的貧困特點。
自給自足的家庭生計模式
S村是黔西北赫章縣的深度貧困村，全村有170多戶，700多人，苗族、彝族、白族和布依族占了村莊人口的80%。S村位于海拔1800-1900米的高山地區，人均土地少，只有8分左右，主要種植苞谷、洋芋，喂養豬、牛、羊、馬等牲畜。
深度貧困地區基本保持著傳統自給自足的種養殖模式為主的生計模式，主要種植糧食作物用于喂養牲畜，通過賣掉牲畜獲得家庭的主要收入，種養殖內部自我循環。
對于一般家庭來說，家里種點玉米可以釀幾百斤酒，種點稻谷可以夠一年的口糧，用自己的打米機打也不花錢，養一頭豬過年殺掉夠吃大半年，種點板栗、油桐、喂養牲畜也可以收入一點零花錢。有限的種養殖收入不但能滿足家庭的基本生活生產開支，還成為每個家庭大宗消費開支的主要部分，如為子代結婚、辦酒等。
在S村，大部分家庭辦紅白喜事都很少有貨幣支出，因為酒席上所需要的飯菜基本可以依靠家庭內部獲得，如豬牛雞不用買，都是每家自己養的，菜也是自己種的，酒是農戶用玉米釀的，需要購買的物品就只有啤酒飲料和煙。
自給自足的生計模式，使得很多家庭溫飽有余、小康不足。雖然依靠家庭勞動力從事種養殖和打零工可以掙得一部分收入，但這些收入只能夠支付一個家庭一年內生活、生產、人情以及小孩上學的費用，很難有更多節余。
這就造成深度貧困地區的家庭積累不足，發展性資金缺乏，在解決建房等大宗開支時，就需要村莊內部的借貸。
這造成深度貧困農村借貸市場發達。在很多深度貧困農村，大部分家庭都有借債，像云南武定縣某貧困村村民所講“建房不差賬，等倒；討媳婦不差賬，等老”。
也就是說，在遇到家庭生命周期上的重大事宜如建房、結婚時，單獨依靠家庭是很難完成的，需要親朋村鄉之間互相借貸支持以及政府的政策支持。如果沒有這些支持，則很難建得起新房，也難以完成家庭再生產。
因為建房、結婚等事情需要一次性花費較多，一般農戶，基本上沒有那么多存款，也就拿不出錢來，必須借錢。“不借錢就沒法過日子，隨時都要借錢”。村莊內部廣泛存在的借貸行為，說明當地農戶家庭經濟積累的嚴重不足。
黔西北S村村民廖海，今年48歲。家中一共有三畝土地，種了一畝玉米和兩畝水稻。玉米主要用于喂養兩頭牛和三頭小豬。但喂養牲口賺不了太多錢，很多時候都是虧本。水稻大部分留作自己吃，每年只能賣1000元左右，還要用作第二年買農藥化肥的成本。
他偶爾也會出去打零工，每天收入六七十元，一年打零工的收入也就兩千元左右。廖海家中的收入不高，但開支卻很多，除了日常的生活生產費用，每年醫藥費還要花兩三千元，人情開支四五千元。
所以對他來說，基本上是入不敷出，需要向親朋好友借錢，每年都要借七八千塊用于開支。去年借了八千多，從2017年2月份開始，借錢買農藥化肥，付水電費和醫藥費等。借了錢后就要想辦法還，只要掙到一點錢就要還一點，廖海家去年借的錢到今年還沒還完。
為什么打破不了傳統的自給自足模式？
在深度貧困農村，每個家庭都面臨著建房、結婚等壓力，但為什么打破不了傳統的自給自足模式？這有客觀原因，如外部環境、交通不便、歷史原因等。但還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層面上的。
深度貧困農村的家庭不會為未來家庭開支和發展做好積累準備。農民家庭在面對生命周期中大事時是這樣的態度，雖然都知道以后會面臨著建房、為子代結婚等事情，但不會在很早之前就想方設法創造收入為家庭做出積累。
一方面，很多家庭只是臨時性為家庭做積累，這樣就只能是有限積累。另一方面，其他家庭都沒有做積累，但其他家庭在現實中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也不是解決不了，總有解決的辦法，如借債。所以形成了貧困地區低度均衡的家庭生計結構。
如S村李組長家女兒和兒子結婚時都借了錢，女兒結婚時花費三萬多，借了兩萬多，其中用收到的一萬元人情換了一半。兒子結婚時也借了兩萬多，都是找自家的親戚借。
這與代際責任弱有關，即在觀念上父代并不會為子代盡全力操心，也就是承擔有限責任，而不是無限責任。比如子女結婚，不管是介紹的還是自己談，婚姻成本都很低，主要是彩禮低，這就大大減輕了父代的經濟壓力。
對于很多家庭而言，父代還不需要為子代操心，很多年輕人都是自己談的對象，父代需要做的就是為結婚酒席做籌劃。但這一項的經濟壓力也不大，因為酒席所需要的豬牛羊雞等都是自家喂養的，酒也是自家釀的，如果資金不夠還可以向親戚朋友借。因此，婚姻成本低、代際責任弱都成為家庭經濟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此外，維持型的家庭生計模式，還與農民家庭的生活動力和生活目標有關。
在生活動力上，并不刻意追求更好的發展，他們的目標十分簡單，只要能將家庭生活過得去就可以。
很多深度貧困農村都有喝酒的習俗，很多家庭都把錢用在喝酒上。黔西南S村的苞谷酒一般是5元一斤，不少村民到小商店一次要買5斤或10斤，基本上都是一頓一斤。
他們不會有很強的動力去積累更多財富用于家庭發展，只要達到村莊平均水平就可以了。如建房子，很多家庭都建了兩層樓房，但因為沒有人去做很好的裝修，就都不去裝修，即使可以通過外出打工掙錢，也不那么做。
同時，深度貧困農村也沒有很大的動力去拼搏努力以使自己在各方面的表現強于別人，而是通過種養殖結合收入一點錢，通過外出打工再掙一點，只要收入能滿足基本開支就行了。而不需要通過更加勞累地到山上干農活以及受苦受累地在工廠加班打工這種方式來增加收入。
這說明村民之間的社會性競爭相對較弱，不會像華北農村那樣一定要在建房、家庭發展等各個方面超過其他人。深度貧困地區農民的生活態度比較瀟灑，只要生活能過得去就行，農業上能收多少算多少，打工能掙多少算多少。如果打工比較好玩，能掙到錢，就多干一段時間，如果覺得打工太辛苦、也掙不到錢，就回到村莊。
正是因為沒有長遠積累和發展的目標，所以沒有動力去掙錢，或者掙到錢后也沒有充分合理地利用。在一些深度貧困農村，每次辦婚禮都要殺十多頭豬，來參加酒席的親戚朋友還要帶走一塊肉，基本上每個家庭都是這樣，他們的想法是，“哪怕再窮都要借錢辦的體面一些”。
這與深度貧困農村的社會觀念有關，他們并不認為金錢是最重要的，所以當前進行的扶貧政策也不一定能真正有效地幫助貧困戶脫貧。如云南N村的貧困戶家庭可以得到一筆5000元的產業扶貧資金，主要用于支持他們購買牛羊等牲畜，但很多貧困戶家庭養牛并不是為了生產，而是用作節慶儀式上的斗牛。
三代人的貧困
維持型的家庭生計模式和低度積累就帶來了當地家庭的三代貧困。首先對于五十多歲的父代來說，他們大多沒有上過學，再加上現代化進程較慢，這一批人基本上沒有進入城鄉勞動力市場打工，只能在家依靠種養殖業。即使外出打工，所掙得的收入也只能用于應對家庭整年的開支。
黔西南S村村民劉成，今年42歲，他主要在家種地、養牛，平時也會到附近做點活路，但這幾年活路不是很多。今年開始他喂了兩頭牛，夫妻倆每天都要去割牛草，早上要花三個小時，傍晚也要三個小時，中午的時間就去地里看看。整個家庭就依靠夫妻倆的辛勤勞動，獲取家庭所需要的基本開支，但這并不能產生足夠多的收入積累。
對于三十多歲的群體來說，按照全國形勢來看應該是屬于二代農民工。但對于深度貧困農村的年輕人來說，基本上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成家，并養育三四個小孩，家庭壓力之大可以想象。
這一代人在八九十年代上學時教育條件并沒有改善，遭遇到教育瓶頸，大多數人在小學初中沒畢業就退學。退學后先是在家從事農業生產和放牧牲畜，等到了結婚年齡后就進入家庭生活。因為思想觀念相對封閉以及自身知識、技術的限制，使得這一部分年輕人在2010年左右才開始外出打工，打工收入不高也無法形成對整個家庭的支撐。
而且，深度貧困村村民外出打工并不是基于長期積累性考慮，而大都是應急性考慮，即為了解決家庭當下的困難才出去打工，如建房欠債、小孩讀書，等這些問題解決后就會返回農村。這種生計方式難以構成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計模式。
對于第三代來說，雖然已經普及九年義務教育，但因為教育資源在很多深度貧困地區不夠充足，以及家庭內部子女數眾多使得家庭壓力增大，仍然出現小學畢業和初中沒畢業就輟學的現象，并成為留守兒童。
在黔西南S村，當地自然地理條件惡劣，交通不便，大部分小孩到鄉鎮小學和初中要走山路一兩個小時。而且離家較遠就選擇在學校周邊租房，再加上其他生活費用就形成了對本不寬裕家庭經濟的壓力。
另外，作為年輕父母也不一定全力支持子女讀書，如果他不想讀也就不強求，再加上年輕父母外出打工無法照顧小孩，就難以形成對子女教育的強有力支持。
因此，在集中連片的深度貧困農村，很多家庭都有充足的青壯年勞動力資源，但這些人力資源并沒有得到有效配置。很多家庭都把精力放在土地的粗放式種植和短暫性打工上了，這樣很難形成家庭財富的積累。
深度貧困農村大都是處于偏遠落后、自然環境差的地區，外部經濟發展條件差和社會現代化水平低都成為深度貧困的重要原因，這也造成深度貧困地區的村民在發展動力上的不足。
所以，未來三年的脫貧攻堅戰不僅要改變深度貧困農村相對落后的發展環境，還要培育市場、提升社會現代化水平，激發貧困戶的內生發展動力和積極性。
作者系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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