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為了有效解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的難題，在創造有利的外部幫扶環境的同時，必須正視貧困人口的脫貧主體地位，下足繡花功夫、深刻理解深度貧困地區的社會經濟和歷史文化特點，通過發揮深度貧困地區的資源相對比較優勢、促進地方生存性經濟的市場化轉型、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大力發展教育等方式來充分激發深度貧困地區的內生動力、培養貧困人群的脫貧能力，如此才能確保深度貧困地區實現“真脫貧、脫真貧”。
關鍵詞：深度貧困；特殊貧困；發展動力；發展能力
中國的深度貧困地區大多集中在西部邊疆和民族地區，這些地區的貧困持續時間長、貧困程度深、貧困表現及成因具有多維度。[1]就深度貧困地區而言，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目標，較一般貧困地區難度更大。攻克深度貧困這塊“硬骨頭”，在創造有利的外部幫扶環境的同時，要以解決突出制約問題為重點，即“注重激發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內在活力，注重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的自我發展能力”[2]。阿馬蒂亞·森將可行能力與貧困結合提出有關貧困的“可行能力”理論，森認為貧困（饑餓）不僅僅是物質資源的稀缺，更重要的是人的基本能力的缺失和被剝奪，貧困的真正含義是人的能力的貧困。[3]除了缺乏基本的物質資源之外，貧困人群的健康生存能力、獲得教育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社會交往能力等缺失或者缺乏獲取以上可行能力的權利或機會而形成的“困”境也是當地貧困人口長期陷入動力不足的誘致因素。當前在對深度貧困地區提供扶貧政策支持、營造良好的外部扶貧環境以更好地解決貧困人群的基本生存需求問題以外，尤其要注意激發貧困人口的脫貧動力、培育他們的內生發展能力，進而減少返貧的可能性、實現深度貧困地區的可持續脫貧。培育深度貧困地區內生脫貧動力和能力、發揮脫貧的主觀能動性是一個長期過程，如何破解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陷阱、激發貧困人口內生脫貧動力、培育貧困人口自我能力正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一、中國深度貧困地區的基本特征
貧困發生率高，規模較大。中國深度貧困地區中的貧困發生率較高。連片的深度貧困地區中西藏和四省藏區、南疆四地州、四川涼山、云南怒江、甘肅臨夏等地區，生存環境艱苦，致貧原因復雜，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缺口大，貧困發生率普遍在20%左右。[4]2017年度建檔立卡特困地區統計數據分析顯示，2016年怒江州（30.03%）、西藏（17.15%）、新疆四地州（16.37%）、四省藏區（14.29%）、臨夏州（14.28%）和涼山州（12.05%）的貧困發生率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4.03%）[5]的7.5倍、4.3倍、4.1倍、3.5倍、3.5倍、3.0倍，遠遠高于全國貧困發生率的平均水平，而且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規模較大。上述數據說明這些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任務現狀不容樂觀，貧困問題突出且頑固，屬于貧中之貧。
貧困程度較深，收入差距較大。在中國深度貧困地區，處于全國貧困線以下的人口較多，收入差異問題產生的矛盾也尤為突出。2017年底三區三州地區的貧困戶人均純收入中，1000元及以內和1000～1500的收入區間中，占比最高的都是西藏，比重為24.02%和19.35%，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7.20%、10.79%；特困地區貧困戶收入1500～2000元和2000～2500元兩個區間占比最高的是涼山州，比重為24.52%和31.33%，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6.48%和20.43%；收入在2500～2952元之間的占比最高的是怒江州，為22.10%，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62%；收入在2952以上的占比最高的是臨夏州，為62.83%，最低的是涼山州，為4.90%，與全國平均水平23.12%[6]的人均純收入差距懸殊。三區三州中，只有臨夏州的人均純收入相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四省藏區和怒江州與全國基本持平，西藏、涼山州和新疆南疆四地州貧困戶收入水平偏低。由此看來，貧困人群收入水平距離貧困線還存在不少差距，其中極端貧困者貧困程度更重，要完成消滅貧困、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必須要有非常舉措。
處于貧困狀態的時間持續較長。深度貧困地區有長期貧困的特征，這是由該地的自然歷史地理等多種因素造成的。首先是歷史層面的因素。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上談到深度貧困的主要成因時指出：“由于歷史等方面的原因，許多深度貧困地區長期封閉，同外界脫節。有的民族地區，盡管解放后實現了社會制度跨越，但社會文明程度依然很低，人口出生率偏高，生病不就醫、難就醫、亂就醫，很多人不學漢語、不識漢字、不懂普通話，大孩子輟學帶小孩。”如云南的怒江州和涼山彝區很多少數民族在民主革命前還處于奴隸社會，后直接從奴隸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屬于“直過民族”。他們長期處于自我封閉的環境中，舊社會的歷史痕跡殘存較多，生產生活能力不高，遠落后于現代社會的發展水平。其次是自然地理條件層面。“三區三州”地處西部高原高山地帶，地勢險峻、區位偏遠，集自然災害頻發區、邊境地區、生態脆弱與資源保護區、連片特困地區等于一體，如此險峻的地理情況和脆弱的生態環境導致基礎設施建設難度大、投入成本高，配套的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也不健全，不僅阻礙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同時也給當地居民維持正常生活帶來了難度。
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表現及成因呈現亞文化特點。深度貧困地區大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貧困人口中，少數民族人口占比最高的是新疆南疆四地州，高達99.64%，少數民族人口占比最低的臨夏州，比重也高達72.34%，是全國平均水平（27.27%）的2.7倍。[7]深度貧困地區貧困的表現與成因比較特殊，與其獨有的亞文化現象有關系。從廣義上來說，亞文化通常被定義為更為廣泛的文化的一個亞群體，這一群體形成一種其他群體所不包括的文化要素的生活方式。[8]貧困亞文化是當今社會亞文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最早由美國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提出，該理論認為居住在貧民區的貧困者之間得益于地理優勢頻繁地進行集體互動，這些人的家庭結構、人際關系、時間取向、價值觀念、消費模式和社區觀念方面存在極大的相似性，[9]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特殊的意識形態根植于一代又一代人的頭腦當中，形成了當地居民獨特的生活方式。貧困亞文化脫離于主流社會群體，其特征是消極的，并制約深度貧困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亞文化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是由當地的自然條件、人文和經濟等社會條件綜合作用而產生并長期存在的，進而對貧困人口內生發展動力和能力發揮制約作用。
二、深度貧困地區的內生發展動力和能力分析
深度貧困地區的地理、歷史和文化特點制約了當地居民減貧發展的動力和能力，要實現可持續脫貧，必須正視貧困人口自身的動力和能力。制約貧困人口減貧發展的動力和能力的具體因素如下：
第一，不利的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限制了深度貧困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深度貧困地區缺乏有利于脫貧能力形成和發展的環境和條件。2016年，從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戶生產生活條件困難情況的統計中看到，三區三州居民的生產生活條件相對較差，西藏有48.53%、34.16%的貧困戶飲水、生活用電問題仍未解決，涼山州未通廣播電視占比最多，高達75.23%，怒江州無公共廁所比重高達88.99%，新疆南疆四地州仍有43.25%[10]的貧困戶住房為危房。生產生活條件落后、公共基礎設施不健全、交通閉塞與通訊不發達等外部約束條件，限制了深度貧困地區施展自我生存和發展能力的空間。加之這些地區的地形大多是山地，農業生產大都是在坡地上進行，耕地面積較少，難以進行機械化生產、發展規模農業，長期以來造成現代化農業生產水平低下。由于缺乏抵御和抗擊風險的能力，大多數人都安于小農經濟的現狀，市場經濟在深度貧困地區發展受阻。在不利環境條件下，處于封閉生活狀態中的貧困人群的內力發展也會受到限制，他們逐漸變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脫貧攻堅的動力也隨之受到影響。2015年建檔立卡統計資料反映，因自身動力發展不足而致貧的占比最高的是西藏，為41.03%，其次是甘肅，占比為28.24%。[11]
第二，部分傳統習俗和文化因素影響內在動力的發揮和內生能力的培育。部分深度貧困地區的風俗習慣帶有落后、消極的色彩，并且滲透到當地人群生活當中的方方面面，代代相傳，與目前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理念存在一定偏差。一些地方受傳統風俗影響，貧困家庭中單親母親家庭（女戶主家庭）較多，女性貧困比例相對較高。一些貧困程度較高的家庭缺少足夠的發展愿景和視野，對兒童接受教育的重視程度不夠，使教育對提升貧困個體能力的作用難以發揮，直接影響深度貧困地區主體脫貧能力的提升，制約了現代義務教育的普及和發展，導致這些地區的內生脫貧動力不足。一些地方貧困人口宗教方面的開支過大，影響到家庭正常的生產生活支出。這些問題無疑增加了脫貧工作順利進行的難度，落后而消極的思想意識使得貧困人群放棄自身的主觀努力，從而也阻礙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
第三，“近鄰效應”影響深度貧困地區發展動力和能力。國外學者最早把近鄰效應（NeighborhoodEffects）與農村地區的持續貧困研究結合起來，研究空間地理貧困和貧困集聚現象。近鄰效應是指居民個體性特征之外，存在著某些鄰里的行為、態度或心理特征等因素，并對居民貧困狀況產生影響，[12]即居住地區社會自然環境的特征對當地居民的態度、思想和行為會產生一定影響。從空間格局的分布來看，三區三州中的貧困地區、縣、村呈集中連片狀，貧困集聚特征較為明顯，空間溢出效應較為顯著。鄰里作為最基本的社會單元，對周圍居民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特別是處于封閉、偏遠的深度貧困地區的居民。地勢險峻、自然災害頻發、交通不便等自然、地理層面的因素是這片地區致貧的根本原因，同時由于人口流動規模較小，人們獲取外界知識信息的難度較大，對社會形勢變化和社會政策了解甚少，當地居民在多年落后的農業生產經營中逐漸形成安于現狀的觀念。這些集中連片的深度貧困地區的氣候、自然、地理條件和文化觀念、傳統習俗相近，安于現狀的思想觀念在村域、縣域的空間范圍內擴散開來并相互影響，從而使得居民對改變當地經濟發展的愿望并不強烈，脫貧發展的動力不足甚至消失，更不會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去加強自身的脫貧能力，導致深度貧困地區長期處于低水平的發展階段，陷入貧困陷阱。
第四，缺少能力建設視角的扶貧項目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動力。2017年全國貧困戶收入結構中，新疆、青海、甘肅、西藏的戶均轉移性收入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其中西藏的轉移性收入最高，為7673.62元，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多[13]。然而，如果這種“輸血”式的扶貧方式僅側重于“授人以魚”，而不是“授人以漁”，就難以從根本上激發出貧困人群的自我發展意識和脫貧動力。政府轉移性投入和“保姆型”的幫扶優惠政策有可能使深度貧困地區部分貧困人群產生“貧困優越”心理，對政府幫扶產生嚴重的心理依賴和貧困優越感，造成深度貧困地區發展內生動力不足。這與各級制定扶貧政策的出發點有所偏差，不利于深度貧困地區的長遠發展，必須積極思考創新扶貧項目，使得扶貧項目既能“授魚”也能“授漁”。
第五，能力不足也會導致動力不足，反之動力不足也容易造成能力培育失敗。動力是能力的前提，能力是動力的基礎。農戶對各項能力的掌握情況決定了其自身能力的高低，只有農戶具備并掌握各種各樣的脫貧能力，才會有勇氣和信心來提高脫貧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同時農戶形成的具有競爭優勢的能力基礎又會激發自身脫貧動力的產生。由于長期貧困的束縛，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群體的自身發展能力較弱，進而缺乏發展自信，又進一步造成動力不足，形成“能力不足”與“動力不足”的惡性循環，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貧困戶的文化素質低。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人群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大部分貧困人口的文化程度為小學，接受農業生產經營培訓的學習能力也有限，從而也大大降低了接受培訓的積極性。二是資金不足，投資能力較弱。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農戶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低，甚至有些地方飲水、住房的生存問題仍待解決，這些情況影響著貧困人口進一步發展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反之，如果個體脫貧的動力不足、主觀能動性和責任性較差，即使具備了進一步發展的基本條件，也很難真正成為市場經濟和各種發展項目的主體，項目的脫貧能力建設的根本目標也難以達到。
三、激發內生發展動力、培育自我發展能力
動力與能力是相對的，需要激發動力，也要提升能力。脫貧攻堅中，既要關注階段性的脫貧任務，還要考慮增強脫貧動力在長期發展中的重要性。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人口在脫貧攻堅中既是政策客體也是政策主體，脫貧始終離不開群眾自身，只有群眾具有強烈的脫貧意識和主動性才會激發出內生脫貧動力，從而才能在脫貧攻堅中迸發出強大的驅動力量。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僅靠輸血式為主的扶貧方式并不能真正幫助深度貧困地區的人民擺脫貧困陷阱，只有變扶貧方式為“輸血”“造血”并重，注重思想和能力以及幫助深度貧困地區的群眾樹立主動克服貧困的精神和信念，才能提高扶貧的效率和質量，擺脫貧困的代際傳遞，幫助他們真正從根本上脫困。
深化對深度貧困問題的研究，在激發動力和培育能力方面下足“繡花”功夫。較一般貧困地區而言，由于千百年來時間和空間等因素交織形成的深度貧困形態的治理難度較大，致貧原因更為復雜、脫貧攻堅任務較為嚴峻。要了解、理解并尊重深度貧困地區的現狀及背后的內在成因，重視脫貧能力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中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曾說：“脫貧攻堅必須下番‘繡花’功夫，堅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不搞大水漫灌、走馬觀花、大而化之。”[14]因此要清醒地認識到，對深度貧困地區脫貧能力的培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要在培育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能力上下足“繡花”功夫。
首先，做好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戶的思想工作，引導他們積極轉變脫貧觀念。思想引導是一種長期的工作，需選擇一支專業素質強、作風優良、一心為民的脫貧攻堅干部隊伍，針對深度貧困戶建立一對一的幫扶機制，秉持著耐心和恒心，走進貧困戶家里敞開心扉與其溝通，了解他們的實際情況與難處，與貧困戶之間架起溝通橋梁，逐漸培養他們主動脫貧的觀念。此外，動力和能力也是在脫貧過程中逐漸增強的，是一個“做中學”的過程。在培育脫貧能力的過程中，結合階段性和長期性的脫貧攻堅目標來制定能更好地培育脫貧能力的實施方案，注重脫貧主體學習的過程，孵化和培育脫貧主體的自我生存和發展能力。目前短期內的脫貧攻堅任務是解決貧困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完成這一任務需要將最優幫扶力量和政策向深度貧困地區傾斜，為培養脫貧能力營造積極的外部條件，同時在這個過程中還可以發揮榜樣的激勵、示范作用。可以選擇情況相近但已完成脫貧的示范村（社區）加以引導，這樣能夠有效地激發其他貧困村的積極性，更好地學習榜樣的經驗和做法，在這一過程中有助于激發“我要脫貧”的主動意識和自力更生的發展能力，并將所學嘗試運用于本村的脫貧攻堅中。同時可以面向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人群進行自我發展能力的培訓，提供農業知識，種植、養殖技術、農產品加工、銷售等方面的技能培訓來提高貧困人群的勞動素質，這樣不僅可以提升深度貧困主體的脫貧能力，還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路徑選擇。
以當地鄉土資源為載體推動產業脫貧，更好地激發動力、培育能力。深挖鄉土資源，依托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鄉土農業資源和知識資源來推動產業脫貧，可以更好地激發動力、培育能力。產業扶貧是精準扶貧的一種重要“造血”扶貧方式。2016年農業部等九個部門聯合印發了《貧困地區發展特色產業促進精準脫貧指導意見》指出：發展特色產業是提高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的根本舉措。目前深度貧困地區的產業還停留在起步階段，產業規模小、產業結構也比較單一，一二三產業結構比重嚴重失衡，大部分地區還是以粗放經營為主，缺乏龍頭企業的投入和帶動，對當地居民就業和致富的帶動作用比較薄弱。需要根據深度貧困地區的資源稟賦、產業條件、市場情況等因素，量體裁衣，科學地確定發展哪些特色產業。特別是三區三州深度貧困地區，選擇符合本地情況的特色產業是尤為重要的。比如云南的怒江州是少數民族的集聚地，每個民族都保留了自己特色的民族文化和風俗習慣，特別是具有少數民族特色的手工藝品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可以發展少數民族手工藝品產業，將手工藝者集中起來，規模經營，開拓民族文化特色市場，同時可以依托當地的生態旅游資源，吸納更多貧困戶就業；青藏高原盛產青稞，因此高原地區可以建立以青稞種植為中心的集生產、加工、銷售為一體的產業體系，建立自己的特色品牌助推當地的經濟發展。要針對深度貧困地區特點強化農業生產的組織和各個環節的服務，為貧困戶提供銷售平臺、專業的種植、養殖等方面技術和寶貴的市場信息等資源，產業扶貧產生的輻射帶動作用，可以為周邊貧困戶提供工作崗位，吸引貧困戶主動就業從而促進增收脫貧。
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既是貧困地區發展能力的體現，也能為脫貧動力和能力的生長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本身可以擴大人們的能力。基本公共服務的缺失會導致深度貧困地區失去自我發展的機會和能力。雖然近來年國家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深度貧困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依然不完善，甚至很難滿足當地居民生產生活的基本需要。除了公共教育、勞動就業創業、社會保險、醫療衛生、社會服務、住房保障、文化體育等基本公共服務以外，生產性的公共服務對深度貧困地區的發展尤為重要。由于深度貧困地區自身條件薄弱，缺乏資金、技術，農業生產停留在初步的采集階段、農業產品多為粗加工，加之交通不便，生產出來農產品很難流通出去，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公共服務減貧路徑不僅提升了貧困個體的發展能力，同時也為貧困個體獲得進一步發展提供堅實的后備保障和良好的外部環境。這都為貧困個體獲得進一步發展的機會、擺脫貧困的狀態和底層地位提供了可能。[15]
建立健全深度貧困地區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一是增加政府的公共投入，健全深度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對深度貧困地區來說，農業生產性基礎設施和農村生活性基礎設施對該地區的發展尤為重要，應擴大生活性基礎設施的覆蓋面如電、水、住房、交通、通訊等，以及完善農業生產中的生產加工機器、配套的物流設施等，為深度貧困地區的居民進行農業生產生活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以及改善生活的機會；二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的基本保障。貧困群體以年齡大、體弱多病、無勞動力人群居多，要加強醫療、養老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兜底服務，提升深度貧困主體的生存發展和抗擊風險的能力，減少返貧的可能性；三是加大國家的財政支持力度。在財政支出結構上，要努力加大緩解經濟和健康貧困為主的社會保障民生支出的比重，強化教育、醫療衛生和養老衛生支出的均等化作用，保證深度貧困地區人力資本的質量和存量。四是完善深度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的評價機制。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覆蓋率和供給水平是當前實現深度貧困地區公共服務的工作重點，通過全面細化和量化深度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的評價標準，對降低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發生率、貧困程度及深度，提高深度貧困主體的內生動力和能力有積極影響。
重視深度貧困地區的教育發展，從根本上培育和提升脫貧能力，打破貧困代際傳遞。“扶貧先扶智，治窮先治愚”，有質量的教育可以通過知識的傳遞來從根本上提升人的思想水平和認知能力，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有效手段。據統計，三區三州地區中的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以文盲或半文盲和小學教育程度為主。其中西藏的文盲或半文盲的比重最高，高達57.23%，是全國平均水平18.36%的3倍左右，臨夏州小學程度的居民比重最高，也僅是60.34%，新疆南疆四地州的居民教育程度為初中的所占比重最高，為44.71%，[16]其他地區（州）的教育水平為初中和高中的所占比重較低，三區三州地區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居民更是寥寥無幾。
阿馬蒂亞·森將教育看作是可行能力的重要形式，認為教育越普及，則越有可能使那些本來會是窮人的人得到更好的機會去克服貧困，[17]對于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人群而言，由于知識缺乏、技術落后、思想觀念保守，他們很難培養自己“造血”的能力，激發自我生存發展的動力。因此，在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中，政府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重視培養農民“可行能力”來保持人力資本的可持續增長：一是在深度貧困地區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重點發展職業教育。加大對深度貧困地區的教育經費投入，擴大教育規模，面向深度貧困地區的人群宣傳義務教育的重要性，增加人們對教育的重視程度，讓適齡兒童全面接受教育，部分地區適當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同時也要重視職業教育的培養，強化對深度貧困地區青年進行生產、技術、務工等實用技能的培訓，從而使其能運用到生產經營實踐中，這樣不僅能激發群眾主動的脫貧意識，更能提升他們的學習動力，改善深度貧困地區人們的勞動素質狀況。二是大力推廣普通話，突破交流障礙，增強交流溝通能力。語言是進行信息傳遞的重要工具，深度貧困地區的少數民族聚集區的普通話普及率較低并存在語言溝通的障礙。三是傳承深度貧困地區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不僅是深度貧困地區中少數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也是當地特色的文化資源，將學習民族語言、文化、知識、藝術等與民族文化產業結合起來，不僅使得民族文化得以傳承，而且也能夠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還能夠增強民族自我發展的自信心。
本文系研究闡述十九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實現‘脫真貧’、‘真脫貧’跟蹤評估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8VSJ099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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