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綿陽相關縣區為例
內容摘要：伴隨著改革開放而來的最大成果就是現代化的速度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以高鐵為代表的現代工業建設打破了鄉村的寧靜，包產到戶40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農民生產生活的自主權得到釋放，城鎮化和工業化的迅猛推進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更多的擇業創收機會，人們的日子好了起來，效益好的農民工返鄉還坐了飛機，農村村民的精神境界和精神需求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傳統農耕文明的價值觀念與新興的現代城市文明思想正在發生交匯和沖撞，然而普遍富了起來的廣大鄉村卻沒有了人氣，失去了往日的生機和活力。因此要徹底完成“精準扶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指導下，移風易俗，開展以鄉風文明為主體的新時代農民思想大解放運動勢在必行。
主題詞：鄉村振興 三農問題 精神文明
一、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的鄉風文明建設的內涵
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鄉風文明建設是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組成部份和智力保障。鄉風文明是指農民群眾廣泛認可和遵從的思想道德、科學文化和審美價值理念不斷完善，繼往開來，推陳出新，在農村形成傳承禮法文化精華、崇尚現代科學和敬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社會風氣，農村的教育、科普、文化、衛生、體育和民族宗教等事業全面發展［1］。逐步適應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提升農民精神風貌，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和淳樸民風，重新激活看得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美麗鄉村。2018年中央的中央一號《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明確提出：“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統籌推進農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新農村建設的總要求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針。可以說十九大提出的振興戰略總要求，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出總要求的升級版，其中“鄉風文明”建設提法沒有變化，至少說明兩點，一是鄉風文明建設的重要性，不可替代；二是鄉風文明建設工作進展不大，還需進一步壯大鄉風文明建設的成果，目的是在農村要形成和諧奮進、健康向上、情操高尚和禮儀文明的社會風尚，為鄉村全面振興提供精神支柱。
二、鄉村冷落與社會民風異化的表現
筆者通過調研走訪，發現現在農村社會風氣和村容村貌發生了很多變化，以“忠孝仁義”為代表的傳統禮俗文化仍在傳承，相信科學，遵從法治的現代民風正在形成，但是隨著勞動主力軍的外流，很多鄉村“人去樓空”，逐漸冷落；打工歸來的村民，帶著城市里的各種現代思想在農村傳播，科學文明誠信與迷信自私保守并存，鄉村社會風氣不良表現在以下十個方面：
(一)衛生習慣差。一些農村還是沒有每天漱口刷牙的習慣，被子半年至一年才換洗一次，還有句俗話叫“洗鋪蓋不如翻過蓋”；農村普遍“人畜同居”，人與雞、豬和牛等生活在一個屋檐下，有沼氣也形同虛設而使用旱廁，動物糞便到處是；一些就是修了樓房的村民，屋內又臟又亂，外面像歐洲，里面像非洲。如梓潼全縣37.8萬人中約有13萬人在外務工，這些“被城鎮化”的農民工很多都在城里蓋高樓，卻沒有命運住高樓，住在簡易的工棚或租房內，艱苦的勞動環境，微薄的收入，沒有條件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更不談不上衛生習慣，常年在外，生活沒有依靠，愛情沒有著落，一些男女民工不管婚否，在外組成“臨時夫妻”，維系本能的性生活；遙遠的山村，大量的留守婦女，在長期互幫互助過程中，也不缺少類似的感情搭檔。負面的危害不僅是道德上的倫理問題，更重要的是有些人還把性病、艾滋病等帶回家，禍害更多的人，為落后的鄉村帶回來的不是現代文明的福祉，而是家庭的災難與毀滅。
(二)村居建設風貌亂。修房造屋在農村是一個件大事，沒有多年的經濟積累和鄉鄰親友的幫助根本完不成。梓潼縣傳統的民居以土坯房為主，有錢人家，把外墻涂上白石灰，白墻灰瓦，坡屋面，堂屋門和立面以群板(立木結構的木板為墻)為主，典型的川北民居風格。第一次大規模的建房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因為第一輪土地大包干以后，經過幾年的發展，過去群居在一起的鄉親為了避免與鄰居的種種糾紛，更主要是拓展空間發展副業，為小家禽和育肥豬及母豬的養殖創造條件，客觀條件是有了自己的承包地和林坡，所以房屋主要遷建在自己的承包地內，一時間，“單家獨戶”成為農村一種時尚，但仍然是土木結構為主。第二次大規模建房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村民們經過十余年的積累，紅磚、水泥和鋼筋的普及，村民“土改磚”普遍升級改造住房，以磚木結構為主，風格以“紅墻灰瓦”為主，在青山綠水之中，很有詩情畫意。第三次大規模建房是2008年“5.12”地震后，國家政策的扶持做了巨大的動力支持，1998年和2004年國家兩次修訂《土地管理法》，禁止占用基本農田建房，但是在震后重建政策中，允許異地重建，實際默認了對耕地的占用。地震災難以血的教訓告訴人們房屋質量的重要，于是這期間建房就以磚混為主的多層樓房，預制板逐步減少，全現澆結構增加，房頂紅、白、藍色彩鋼和紅、灰機制瓦形成了新的村莊風貌。綿陽市又提出“三年重建兩年完成”，一切都匆匆地進行，除了個別安置點外，基本沒有規劃，村民占用耕地現象嚴重，鄉村很快完成了星星點燈式的重建。第四次大規模的建房是當下，正在進行的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戰略，扶貧戰略中的“異地搬遷一批”，一些貧困戶原址本來可以建房，但是為了實現“異地”要求，不得不想法另外選址，否則，無法過驗收關領取建房補助。在鄉村振興戰略中，梓潼縣倡導的“消滅土坯房”運動正在進行；不能馬上消滅或者說消滅不了的是宗祠、祖業堂屋和遷出鄉村的非農戶口的舊居或祖業。所以，沒有對“根”文化的彌補措施，鄉村中，各種結構的房屋和建筑將會共存共生很長期一段時期。
(三)殯葬亂象。在廣闊的鄉村，除了個別少數民數外，普遍還傳承著土藏習俗。很多人通過讀書、當兵、創業和投靠子女養老等戶口遷入城市的變為居民，還保留著農村房屋、承包地和林坡，房屋沒人居住、土地沒人耕種、林坡沒人管護，他們或許是在等政府征占可以獲得補償，更重要的是“葉落歸根”，老人死后要“尸停祖屋，棺埋家鄉”，不當“孤魂野鬼”火化后葬于城市公墓。近年來，村民日子紅火起來，于是為死者立碑、固墳，為活動人建“生祠”，規模和排場越做越大，有些人趁機做起了墓地生意，形成了地下墓地賣買市場，提供給那些農村沒有土地又想土葬農村的城里人。農村沒有殯儀館，老人去逝后，一般都在自家舉行祭祀儀式，邀請民間的殯葬禮儀公司和陰陽大師，為了面子，都要講講排場，80歲以上的老人去逝稱為“喜喪”，有的節目中還安排了艷舞。儀式要舉行三五天不等，嚴重影響鄰里生活，雖大多能夠包容，不會報怨，但是在集鎮上的人家辦個白事，占用半邊街道，整個集鎮幾天不得安寧。
(四)婚俗嬗變。農村的婚俗隨著時代的發展也在不斷的變遷，傳統的“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六禮已被簡化，自由戀愛較為普遍，甚至網戀都有，但也有一部份屬媒妁之言親友介紹，上電視相親節目那類燒錢游戲，只是很多農村少男少女的夢想。婚嫁對象選擇反映了村民價值觀的變化，“50年代嫁英雄、60年代嫁干部、70年代解放軍(吃菜要吃白菜心，嫁人要嫁解放軍)、80年代嫁大學生、90年代嫁老外、2000年以后嫁高富帥”，在當時那個年代就是普遍認同的價值標準，傳統的彩禮和陪奩等禮數也傳承至今，約定俗成。過去的“三轉一響”已由“自行車、手表、縫紉機和錄音機”1.0時代上升了好幾代，現在很簡單，有房有車有存款，普遍要求在城里至少鎮里有房，有10萬元以上的小轎車，另外有彩禮要求，五萬、十萬標準不等，結婚前的彩禮，往往是結婚后的負擔。年青男女閃婚也很多，婚前認識不夠，沒有準備充分，離婚率很高，據統計，梓潼縣民政局去年有917對協議離婚、梓潼法院有765對訴訟離婚，全縣共計1682對夫妻離婚，上班時間平均每天有6.6對夫妻在離婚。很多父母出資為女子購了婚房或出了首付，又擔心婚姻不穩定，除個別進行了婚前財產公正，絕大多數礙于面子，沒有立下字據，有些婚后發生離婚糾紛(俗話稱“砍草連子”)，苦于沒有證據而敗訴。
(五)種懶莊稼。梓潼縣是典型的川北丘區農業縣，2018年上半年全縣農民家庭人均收入6992元，農業收入只占34.7%，務工工資性收入占62%，土地流轉等財產性收入占3.3%。可以看出土地的潛能和價值沒有發揮出來，農業經營不賺錢，農村的青壯年都外出務工去了，家里留守多是老弱病幼殘，缺乏勞動能力，缺少勞動技術，沒有勞動激情，惜疼勞動投入，也不會精耕細作。種莊稼的目的就是供自已食用，讓土地不至荒蕪，沒有增收的價值追求，種和收基本上是外請商業化的小型農業機械完成，大量使用化肥和農藥。有些養殖了小家禽和肥豬等，產生的農家肥除了給房前屋后的果樹施用點，很少去做成有機肥施用于莊稼。政府每年給農民的各項糧食綜合補貼(地力補助)達到98.5元一畝，盡管如此，由于產值不高，很多農戶還處于虧本狀態，但他們并不在乎這一點，趕集時還到集鎮上喝喝茶，打打麻將；當遇到招商引資或引進產業項目需要流轉土地時，很多人又不愿意，個別貧困戶還當起了釘子戶。產業扶貧基金普遍投入國資或龍頭企業，貧困戶平均享受固定利息紅利，不勞而獲。
(六)廟上養老。今天的農村，傳承香火的觀念依舊深入人心，人們更多的是把心血付出在下一代的培養上。反過來，反哺上輩人的撫養之恩，對父母的贍養支出，就顯得微薄了，為了討生活，年青人普遍外出務工，留下婦女老人和孩子，每個家庭多少都有些翁媳不和，留在村里的老人，只得自尋養老之路。政府為解決養老問題，投資建修了一些敬老院，但并沒全面覆蓋，梓潼全縣32個鄉鎮37.8萬人只有16個公辦養老院和一個城市老年服務中心，共2300多個床位，這些服務對象還是農村五保戶和城市三無人員，全縣60歲以上男41880人女51271人，共計93151人，占總人口24%，基本上是居家養老，在全縣建有12個日間照料中心，給農村老人平常聚會提供了場所，由于沒人管理，基本上處于閑置狀態。多年來，全縣358處50平米以上的神廟成了老年人最好的去處，信教的去念經，不信教的相互拉拉家常，聊聊天，廟上經常做法事，常常有人孝敬財物，廟上便有來源為香客準備素席和茶水，這樣有吃有喝有人聊天，其樂也融融，很多老人每年都要定期到廟上居住少則幾天，多則幾個月，這里成為農村老人的心靈的驛站，結果是念經的比念書的多，打牌的比創業的多。
(七)金錢至上。在廣大農村，本來文化水平就不高，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代，人們被禁錮在生產合作社里面，生產生活都有統一的安排和限制。土地包產到戶后，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得到充分的釋放，帶著對城市的向往和發財的夢想，農村青年人紛紛涌向城市，沒有文化、沒有技術甚至沒有勞力的女青年擇業的道路更加艱難，部分打工女一方面因家庭的貧困，另一方面因為金錢的誘惑，被引誘到發廊、歌城和娛樂城等當了坐臺小姐，靠出賣色相營生，有的甚至直接當起了有錢人的二奶，回到家鄉，還引來羨慕的眼光，笑貧不笑娼。有些務工農民卻沒那么幸運，在別人的蠱惑下陷入傳銷組織，再騙取老鄉和親朋好友入伙，一家連著幾家，最后弄得血本無歸，家破人亡。
(八)集體向心力弱化。當今小農經濟的新特點就是生產生活的分散性和人口的流動性，包干到戶獨立經營，村民們大都各自為陣，甚至錯誤地認為“土地名義是集體的，實際是村民自己的”，經常牽掛的也就是集體沒有分配完畢的資產，所有東西巴不是分得鍋干碗凈，很多村民經常不參加村民會議，所以村社一年就開一兩次會議，平常主要是組織黨員開黨員會，因為很多政治學習都要向基層延伸，如“走基層”活動，結果把基層群眾忙得不可開交，天天陪同帶路座談。全縣329個行政村除了11個城中村有集體經濟外，基本上是空殼村。很多村民長年在外務工，從不履行村民義務，對于集體組織的抗洪搶險、環境整治、文明創建、應急救災和一些文化活動等，從來不理不問，過年回家探親，有些政策不明，便充分使用在城市學到的自媒體手段，到處信訪，到處上網，若遇征地拆遷補償未達到滿意，更是以死相爭，信訪不信法。鄉村管理基本上是行政化，鄉政府管理的林業、計生、民政、綜治等，很多工作委托村干部辦理，本來以村規民約這種類似契約化制度指導下的“村民自治”，結果成了“村干部自治”，村民對村委管理并不信任，尤其是“三資”的管理。
(九)責任擔當缺失。貧窮不是罪惡，但是貧窮可以制造罪惡。筆者在走訪一個鄉時發現該鄉有一個殘疾人曹文寶用自己的雙手做力所能及的勞動掙錢養活了家里另外四個殘疾人，被評為全國孝老敬親的模范。但同時，也發現了幾起父母遺棄子女、妻子和子女遺棄丈夫與父親的真實事例。如銀河村王某在外流浪多年，拐騙了一個女人非婚生育一子，已10歲，沒有戶口沒有上學，86歲的婆婆獨自在艱難的承擔撫養責任；在鄰村還有一個類似的事件，一對夫妻外出務工，一去18年，沒往家里寄一分錢，年邁的父母把他們的女兒養到12歲，他們都杳無音信。村上曾幫助申請“孤兒待遇”，但因法律要件不齊，被民政部門駁回。另外在一個省定貧困村同心村，全村863人，精神病人就有18人，其中有一個精神病人蒲必清生活不能自理，被妻子和女兒遺棄于鄉政府后玩失蹤多年，政府找尋監護人未果情況下只得承擔扶養責任，出錢委托當地鄉醫院在照看護理。這種沒有責任意識，沒有風險負擔能力的人，遇到巨大困難時，選擇了逃避，那管法治與道德。
(十)選舉宗族化。在我國基層民主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就是選舉，村委會是目前唯一由選民直接選舉的組成權力機構，村民們對誰當村長、誰當支書，非常上心。一個行政村往往由幾個自然村組成，自然村落基本上由幾個或一個大家族組成，為了家族榮譽和利益，他們會推出自己的候選人，外來戶和雜姓基本上沒有好多話語權，他們也會見風使舵，權衡利弊后依附于比較大的家族，所以，換屆選舉出來的村干部實際上就是大家族的代言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家族勢力此消彼長，輪流上臺掌權。除了家族關系外，就是鄉村干部后繼無人，村干部連選連任者居多，有的一直當到60歲以上。另一個極端就是以貧困村為代表反而選不出來干部，村干部微薄的工資補助無法養家活口，稍有能者都外出打工去了。選舉競爭激烈的往往是以城中村為代表的有集體經濟和發展項目的行政村，競選的潛在動機就是把當村干部作為謀取利益的平臺，很多從“從山上下來的”人還順利被選為村干部，他們勞改的經歷便成了治理鄉村社會的資本，他們的小毛小病，政府都會包容，因為政府要搞好基層治理和完成諸如征地拆遷之類的艱難任務，大學生村官一類的文化人反而束手無策，非這類強勢村干部的鼎力支持不可，他們所在的宗族也會得到庇護而獲得巨大利益。
三、鄉村社會風氣出現異化問題的主要原因
目前我國正由總體小康向全面小康邁進，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加速，農村村民的文明素質也有較大的提高。但是,精神文明發展程度仍處于“不全面、不平衡、低水平”的狀態。廣大的農村文明鄉風建設面臨著許多方面的問題,鄉村社會風氣異化現象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塑造文明鄉風的推手：集體組織的弱化與衰落。中國近十年來，每天消失近百個村，鄉村還常年分散生活著約5.7億農民。現在許多農村集體組織的力量弱化，不僅是村社干部的素質低下，更重要的缺少有力的集體經濟支撐。集體能給我帶來利益，我就會熱愛集體，因而正能量的文化在基層傳播缺乏有力的組織保證。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的“初稅畝”到2006年中央政府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取消了所有農業稅賦，標志著在中國征收了2600年的農業稅的終結。農業稅取消后，農村基層干部人數大大減少，農村干部隊伍的經費主要依靠上級財政撥款。此前一些鄉村干部為了交清提留稅費，私人在農村信用社貸款，這種“私貸公用”還成了一個歷史遺留問題。受經費制約，絕大多數鄉村財政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正常運行，最近兩年村集體才有了5-8萬元的公共運行服務經費。對于集體經濟不強的村莊，許多干部缺乏工作激情，得過且過，缺乏積極宣傳正面文化的勇氣。
(二)傳播文明鄉風的主體：農村村民的陌生與失落。從1958年的《戶口登記條例》固化了城鄉利益格局，戶口紅利如糧油供應和城市就業等，讓城里人獨享，從此城鄉二元結構逐漸形成，多年來，“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成了公共財政和各種利益分配的主要依據，我國目前戶籍城鎮化率超過40%，生活城鎮化率58.5%，其中差額主要是奔走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2.87億農民工，他們沒有進城落戶的太多動力，因為中小城市的戶口除了教育資源對農民還有吸引外，我國戶口背后這個利益鏈條正在萎縮。［2］
一是費孝通《鄉土中國》中描述的“熟人社會”已不復存在，很多村民常年在外，大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味道，對逐漸長大的后生晚輩很多不認識，同村的“流動兒童”隨著父母天南海北的流動生活，就是同村同輩人長大以后，在外認不到同鄉，回鄉認不到老人，掛青找不到祖墳，鄉村社會正在走向陌生。
二是城鎮化進程就像水波，以城市為中心逐步向城中村、近郊村、遠郊村擴散，土地被征占后就是撤村建居，獲得征地拆遷巨額補償的村民一夜暴富后，大多成為新的食利階層，很少繼續勞動，打著麻將包著二奶，過著麻木不仁的生活。而邊遠農村，因為交通、水源、電力和網絡等資源缺乏，耕作條件惡化等原因，陸續外遷或投靠親友，逐漸空心化。各級政府熱衷于撤鄉建鎮，以提升城鎮化率，在村民看來撤鄉建鎮并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對官方這一舉措并不認可。
三是“農民工”勞動生活在城市，但吃穿住醫學藏和養老等仍然是農民待遇，城市文明的福祉，他們看得見，就是摸不著，享受不到，第一代農民工現已年老體衰多病，不得不回鄉養老，農村確實也有“新農合”等醫療保險，保費從最初的50元，逐步上漲到現在的180元，低保戶還可不交，理論上藥品零差價銷售和本地住院的農村報銷率可達90%以上，而實際上只有“小病大醫”和“自費藥品”銷售量做大醫生和醫院有才豐厚的隱形收入，新聞熱點報道的綿陽市人民醫院的“走廊醫生”事件就是例證。所以除了建檔貧困戶，普通群眾藥費報銷通常不高，甚至不到50%，異地看病報銷比例就更低。高額的生活成本，也擬制生育二孩的激情，過去的超生游擊隊早已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三)展現文明鄉風的載體：土地房屋的閑置與荒涼。村莊內的建筑主要是農房、村集體公共用房、宗祠和小廟以及零星散布在草叢中的一些文物。現在的村莊普遍顯得凌亂與蕭條，主要表現在：
一是建筑沒有規劃，基本農田上山。多年來，鄉村沒有規劃師只有風水先生，房屋的選址關系著村民的平安和運勢，必須遵從風水規律，一般會選擇交通便利、水源飽滿、前后寬敞的承包地、自留地、林地以及村民互換取得的土地，這樣目的是方便耕作生產；就出現了在一大遍田野中，中間凸出一家房屋，大剎風景的現象；政府每兩年要調整一次土地規劃，縣城和集鎮周圍的良田常會被調整為一般用地，便于開發使用；在交通不便，水源缺乏的山頂上常會劃定為基本農田，因耕作條件惡劣，這些往往成了村民拋荒的首選。
二是沒有人氣，有房沒人住，有人沒房住。很多村民舉家外出，土地拋荒，房屋閑置多年，沒人居住，過年過節才偶兒有人回來看一下，給老祖先人燒點紙錢，冒點青煙。很多在城里定居的原村民，尤其是他們的父母不愿離土離鄉，仍住在老家破舊房屋中，因為這一部分人他們實際上不愿或沒有能力在農村投資建房。還有就是散居在鄉村的五保戶，住著危舊老屋，沒有安全的周轉房屋。閑置的舊房及設施，影響著村容村貌，無法拆除的主要原因是現在還沒有一個宅基地有償退出制度和城市資本注入鄉村不動產的合法機制。
(四)純潔文明鄉風的手段：治理方法的單調與局限。文明鄉風建設，離不開基層治理的科學方法和有效手段，由于各方面條件限制，效果并不理想。
一是潛移默化，自然更替。這種情況是泥沙俱下，沒有經過“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過程，這種自發方式好處就是群眾廣泛認可，知曉率高，執行力強。鄉風文明建設關鍵在于形成與時俱進的傳播模式，要做到深入人心，轉化為長久風尚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二是靠政府主動作為，以行政強制、行政指導和行政許可等手段，移風易俗，推陳出新。從改革開放40年實踐來看，雖然提出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但實際上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精神文明的建設還是軟了一手，農村的精神文明建設主要是通過一些活動，但走形式的多，收到實效的少，群眾參與度不高，基層政府和組織的創建動力來源于上級考核加分和物質獎勵。如文明創建活動，梓潼全縣32個鄉鎮329個行政村，僅有1個全國文明村，省級4個、市級12個、縣級55個，覆蓋率僅有16.7%。還有科技三下鄉(文化、科技、衛生)活動、道德講壇、安全社區、平安鄉村、無毒鄉村等創建活動；在村上還有“善行義舉道德紅黑榜”，對村內好人好事進行表彰，現在都流行網上投票，什么“十佳青年、道德模范、最美鄉村教師、明星兒童和行風評議”等，于是基層開會基本沒人聽，因為人齊好拉票，大家都忙著玩手機。文化部門為村上建了農村書屋，鄉場鎮綜合圖書室，配了書籍和電腦等，并進行免費開放，基本上沒人去看，因為村上留守人員這個群體都沒有看書的文化基礎和求知熱情，為了應付檢查，村上文書只好定時在借閱登記簿上編造一些記錄。通過精準扶貧“一超六有”，基本開通了網絡、有線電視、天然氣和自來水集中供水設施。組織系統為農村黨員干部專線開通了遠程教育平臺，配置了終端設備，很多鄉村干部連電腦開關都找不到，也曉不得怎樣用，于是就由鄉上的駐村干部或村官大學生來編造記錄，川北這地方本來就潮，幾天不用，電腦就開不了機，所以，盡管沒有實際使用，可憐的村干部一年到頭都在修電腦，否則上級檢查到了過不了關。
(五)承載文明鄉風的客體：文化教育的變味與無奈。一是教育問題。現在農村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掃清了文盲。村上早已沒有幼兒園和小學，每個鄉有1個兩三百人規模中心小學和1個百人左右的私立幼兒園；每個原區公所所在地有一所初中，規模一般五六百人，有的人更少。現在生源還在不斷的減少，加上這些學生80%以上都是留守兒童，鄉鎮小學教育會更加艱難。高中以上基本上是精英化與產業化有機結合，學生成了做題的機器，名校升學率帶來的不僅是成就與榮譽，更重要的是滾滾利潤和GDP。作為祖輩務農的父母，都有望子成龍的夢想，教育投資商由此看到了商機，于是各種培訓班、提高班、補習班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農民工子弟成了主要客戶。傳道授業解惑正在走向商品化，通過資本運作營利性的教育園區應運而生，殊不知寒門難出貴子，農村學生讀高中和大學的屈指可數；不可思議的是家長普遍存在歧視職業教育的思想，不讓考不起普通高中的子女選擇讀職業高中。
二是娛樂問題。目前農村文化娛樂生活普遍缺乏，各種文化娛樂方式都在搶占農村市場。隨著農村傳統生活模式的逐步改變，不同類型的文化娛樂活動方式都在農村不斷嘗試，健康和不健康、高雅和低俗的都在存在，茶館、歌城、麻將館在一些集鎮和鄉村廣泛普及。傳銷、封建迷信、邪教、毒品和賭博現象盛行，一些保健品和長壽藥品騙取了很多農村老人的積蓄和感情，既傷了民財，也毒害了農村的風氣。［3］
四、新時代加強鄉風文明建設的建議
改革開放40年來，迎來了各種社會思潮相互交流、碰撞，中國已進入振興鄉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階段。隨著鄉村經濟和社會收入分配形式的多樣化，農民內部收入差距日益顯現，農村社會文化風氣呈多元化趨勢，家風、社風、鄉風、民風和政風，相互傳染和滲透，只有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前提下，科學規劃鄉風文明建設，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徹底解決“三農問題”。但是受幾千年封建殘余思想和傳統小農社會的影響，農民整體素質偏低，加上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基礎設施薄弱，農村基層對鄉風文明建設認識不足，重視不夠等原因，鄉風文明建設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由于鄉風文明建設是一種隱性建設，它貫穿于農村發展的全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九九為攻，長期不懈地努力，筆者建議鄉風文明建設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面著力：
（一）加強農村經濟建設，為鄉風文明提供物質保證
俗話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沒有農民增收為目標的鄉村經濟振興，鄉風文明建設就是無本之木，如何拓展農民的增收路徑、調控合理分配方式和創新傳統生產方式便是當前農村改革之要。
一是要增加農民資產性收入。建立集有建設用地包括農村宅基地自由流轉制度。要振興鄉村，解放農村生產力，就要激活資源最豐富的農村土地市場，秘魯經濟學家德.索托在《資本的秘密》一書中揭示，發展中國家貧窮的重要的原因是沒能把資產轉化資本，缺乏財產權的表達機制。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總面積為66.9億畝，其中農用地55.3億畝、建設用地3.1億畝。根據農業部數據顯示，全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賬面資產（不含資源性資產）為2.86萬億，村平493萬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課題組研究，我國農村凈資產達127萬億，其中集體所有的87.35萬億，占68.6%。巨額的集體資產轉化成財產權利，農村面貌將發生巨大變化。［4］
二是要讓傳統小農經濟向合作化經濟轉向。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和世界一體化進程突飛猛進，要求分工更細，生產要集約化和智能化，可以說現行的鄉村生產模式已阻滯了生產力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小農經濟實力有限，高質量發展成為不可能；土地分片包干，其分散性和碎片化，影響了規模化生產和機械化生產。要與時俱進，終結傳統小農，代之以現代新式農場主或農業合作社，各戶的土地和資產入社，建立起分工明確的合作化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把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軌道，這將是一次巨大的社會革命。［5］
三是實施質量興農戰略。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春節來川視察，指出四川要打好農業這塊“金字招牌”，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邁進。方向已指明，要建立健全質量興農評價體系和政策扶持體系。深入推進農業綠色化、品牌化，推動農業由增產轉向提質。實施產業興村強縣行動，推行標準化生產，培育農產品品牌。
(二)加強農村政治建設，為鄉風文明提供組織保障
鄉風文明建設是黨在農村工作的重要組成部份，毫不動搖地堅持和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確保黨在農村工作中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為鄉村振興提供堅強有力的政治保障。
一是要充分發揮基層組織的引領作用。先進的組織會才能讓農村的社會風氣都好起來，基層黨組織要更好發揮好戰斗堡壘作用，自覺承擔起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要整合資源解決好現在農村人氣不旺的問題，可以試行在幾個行政村建立聯合支部或總支等組織，在外務工的就地建立流動黨員支部。俗話說“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因此，要使得農村的風氣變好，必須充分發揮基層黨員干部的帶頭作用，充分發揮“政風帶鄉風”的作用，而黨員干部自身也要提高廉潔自律意識，自覺抵制腐敗文化的侵蝕，為當地的民風民俗樹立正氣；要帶領群眾抵制愚昧落后觀念和陳規陋習的影響，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健康、文明、進步的風尚占領農村陣地。
二是要加強法治教育，促進農村法律知識的普及。現在農村提倡“法治、德治和自治”的“三治”協同，普法工作不能走形式，做資料，行政空轉。廣大農村特別需要關于婚姻家庭、財產繼承、土地承包等方面的法律知識，廣大的農民工特別需要勞動工傷、礦難事故、傳銷等方面的法律知識，要通過各種媒體平臺以案說法，要通過具體案例來告知農村群眾污染環境、濫伐林木、捕殺保護動物、亂占耕地、傳播謠言和破壞選舉等是違法犯罪行為，號召廣大農民依法行事，堅決打擊農村陋習和不法行為。引導廣大農民主動學習法律知識、樹立法治觀念。
三是要重新安排基層政權建制布局，完善基層民主制度。要實現民主管理和高效運轉，讓民主觀念在農村落地生根，需要在各方面做出努力和創新。首先，要重新安排好行政村的建制。現在便利的交通、信息化和網絡化成熟技術，為基層行政村精減提供了有利條件，可以將幾個小村合并為一個大村，如梓潼全縣329個行政村有農村人口26.7萬，平均每個村811人。如果每村按2000人建制，只需設立133個村，每村按5職計可減少196個村980個職數，按現行年補18000元標準，每年可減少財政補助經費1764萬元。這樣精減基層干部數量，提升干部素質和薪酬待遇，實行全脫產工作，事業化管理，避免老牛拉破車，勞而無功的現象。其次要實行村務公開，加強農經工作的監督與管理，更重要地是要揮村監委會的作用，全程參與村務和黨務的實施過程。再次，可以因地制宜地制定村規民約，以規范當地村民的行為，明確村民的權力和義務及其責任后果。
（三）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為鄉風文明提供智力保障
鄉風文明建設離不開農村文化建設，提升農民精神風貌，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不斷提高鄉村社會文明程度。
一是要加強農村思想道德建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深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必須倡導一種與拜金、享樂主義不同的價值觀念，形成新時代、新農民的倫理底線，避免“人無橫財不富”思想而誤入歧途。我們要提倡“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價值取向，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等優良的品德教育農民，逐漸在廣大農村形成尊老愛幼、鄰里和睦、見義勇為、艱苦創業、崇尚科學、抵制迷信等健康文明的倫理觀念。［6］
二是要加強農村公共文化建設。按照有人辦事、有錢辦事和有場地辦事的“三有”原則，健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農村土地廣闊，行政村普遍建有農村書屋，但普遍沒有文化廣場，所以，農閑時老人們就自發去趕小廟，年輕一點就到鄉集鎮打牌、搓麻將、喝酒。農村普遍有“村村通”戶外高音喇叭，基本沒有發揮作用，強烈建議恢復鄉鎮廣播站，堅持戶外喇叭天天播放。鄉鎮一級建有文化站，但沒有文化專職干部，沒人做事。其實農村有很多的鄉村特色的民間文化隊伍，如秧歌隊、采蓮船、龍燈隊、獅燈隊、陽戲、雜技、嗩吶隊、小川劇團等，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和鄉村特色，近年來打工返鄉歸來組建來的廣場舞蹈隊帶回了城市文明的特色，但這些基本上是自娛自樂，自生自滅。對這些人才應建立統一的管理制度，加強業務培訓和指導，在經濟上給予一定扶持和獎勵。
三是要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開展移風易俗行動。首先要學傳統，以“忠孝仁義”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要舊缸裝新酒，取其精華，推陳出新。其次要立足鄉村文明，吸取城市文明及外來文化優秀成果，加強農村科普工作，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養。發揮“家風促鄉風”的作用，廣泛開展星級文明戶等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再次要遏制大操大辦、厚葬薄養、人情攀比等陳規陋習。加強無神論宣傳教育，豐富農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抵制封建迷信活動。最后要深化農村殯葬改革，要堵后門，開前門，與其讓村民亂建小廟和祠堂，不如在農村因地制宜，依自然村落具體情況，統一規劃建立鄉村殯儀館和鄉村公墓，解決村民去逝后的殯葬難問題。這些問題，缺少的不僅是投入，更重要的是上層重視和科學規劃。
（四）加強農村社會建設，為鄉風文明建設提供民生保障
大力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要解決“農業低效化、農民老齡化、農村空心化”的“新三農”問題，我們必須要在農民最基本的保障問題上下功夫。
一是解決看病難問題。建議撤消村衛生室，加強鄉鎮衛生院。實際上在交通便利，距離鄉、縣城不是太遠的農村，完全沒有必要建村衛生室，水平、設備、資質都不規范，實踐中也沒有發揮任何作用，反倒是一張處方5元錢，報了很多假賬。目前需解決的主要在三個方面：首先要解決如何杜絕“小病大醫”和自費藥品占比高的問題，這種行業腐敗人為地增加了農民的負擔。其次要解決好農民工就地住院報銷比例門檻高的問題。如農民工一個闌尾炎手術，必須回家住院治療，跨省就醫的話報銷比例要減少一半以上，分診治療需要科學規劃，不能照顧效率，而犧牲了公平。再次，要做農民健康檔案。全民每年免費體檢一次，如同身份證一樣，每個人生來就應有一份健康檔案，伴隨終身，這樣既有利于個人健康，又有利于公共衛生防疫和重大疾病治療技術提高。可以適當提高新農合征收基數，這種舉措將是農民繼續參加新農合的直接動力。
二是解決救助難問題。農村的救助制度是以農村低保、五保、孤兒、精神病、弱智、失獨家庭和特困戶及流浪人等為主要對象，國家采取物質幫助、扶持生產等多種形式，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還有就是精準扶貧，國家對貧困戶的幫扶制度。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些制度還是存在著立法滯后、制度缺乏規范性和操作性的問題。如既存在“優親厚友”，不符合條件人員，又存在生活確實困難，因為申報“法律條件”欠缺而無法得到救濟的現象，筆者調研過程中發現幾例“準孤兒”和“準五保”就是如此，甘肅省康樂縣楊改蘭事件就是個典型悲劇案例。因此我們必須大力推進社會救濟體系建設，尤其是政策執行者，要學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特殊情況變通處理，不要為表面的公正而傷害無辜的人，良法也需要善治。
三是解決好農村保障房問題。首先要解決分散問題，要鼓勵村民由“單家獨戶”獨立社區，走向適當集中，便于水電氣、通信和電視網絡的資源配置優化和降低成本。其次是危舊房改造補助機制不公平的問題，如“5.12地震”后重建時戶平補助2.2萬；新農村建設時戶平補助0.8萬；精準扶貧時人平2.5萬。如果錯過這些機會，將無法得到政府任何補助。各種資格的認定混亂，如年收入低于3600元就是貧困戶，那么3601元臨界戶呢，于是村民中形成了爭資格現象，村干部沒有辦法只好搞平衡。再次要解決農村老人離土不離鄉就地養老周轉住房問題，兒女不愿意讓老人住危舊房又無力建新房的情況，建議實行農村周轉房或廉租房制度，提供給這些老人居住，讓他們拆除農村危舊房屋，有償退出宅基地還耕，不僅資產變成資源，同時也避免影響村容村貌。
(五)加強鄉村生態建設，為鄉風文明提供環境保障。
一是要加強農村突出環境綜合治理。加強農業面源污染防治，開展農業綠色發展行動，減少農藥、化肥、農膜等的使用。推進有機肥替代化肥、畜禽糞污處理、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梓潼縣“1+5”種養結合生態循環模式被評為四川省十大轉型升級案例就是最好的實證，作為生豬調出大縣解決了豬糞便有機還田，順勢發展了20萬畝蜜柚出現已口創匯而聞名遐邇。加強農村水環境治理和農村飲用水水源保護，禁止肥水養魚。在廣大鄉村要開展“掃把行動”和“廁所革命”等，改水改廚改廁，堅持農村環境治理和垃圾分類，徹底改變臟亂差的鄉村面貌。
二是要統籌山水林田林路系統治理。由于農業部門分工太細，權限不一，因而保護和治理上步調不一，導致效果不佳，因而要把山水林田作為一個生命共同體，進行統一保護、統一修復。開展農村河塘清淤整治，現在很多河堰還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修筑的，損壞嚴重，河長制不僅要管環保，也要關心治理。
三是充分尊重農民的主體作用。農民既是鄉風文明建設的推動者，也是鄉風文明建設成果的享受者，要通過電視廣播、網絡等宣傳方式，讓農民群眾形成推動鄉風文明建設的自覺，如清明、春節祭祀祖先要舉行鳴炮和燒紙錢等儀式，不要簡單地歸結為封建迷信，要尊重這種民俗，但是又要讓村民組成防火巡邏隊，巡山防火，讓村民逐漸認識到傳統的祭祀方式不衛生又不安全，而自覺變更祭祀程序，只備鮮花或紙花“掛清”而不燒紙放炮。鄉風文明建設是一個長期漸進過程，只有改造村民的主觀世界，才能保障鄉風文明建設持久進行。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梁勝朝，男，漢族，梓潼縣委黨校常務副校長，擅長黨建、法學和公共管理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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