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對世界農業、農村發展的思考和對中國鄉村振興相關政策的考察, 分析了構建農民分享農村產業鏈價值的機制和城鄉可持續發展機制、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多功能農業的相關問題, 并指明了政策導向。農民增收對現代農業產業鏈的依賴、專業農戶對高效公共服務系統的依賴、遏制中國農業“園藝化”趨勢對城鄉人口布局和農業結構調整的依賴, 都需要在建立適合中國特點的城鄉區劃制度的前提下, 正確把握鄉村振興的政策導向, 使鄉村振興成為國家全面振興的有機組成部分。
關鍵詞：鄉村振興; 農民增收; 規模經營; 公共服務; 城鄉區劃; 多功能農業; 城鄉協調發展;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將對中國城鄉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長遠影響。鄉村振興戰略的總目標確定以后, 如何真正落實好相關政策, 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本文認為, 城鄉關系的演化及鄉村發展有其規律, 認清規律, 因勢利導地推進鄉村振興, 才能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少出偏差, 避免發生基本導向性問題。筆者基于對世界農業、農村發展的思考以及對近期各地出臺的鄉村振興具體政策的考察, 提出并討論了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 與社會、經濟、政治的效率、平等、可持續發展有關的重大導向性問題。
一、如何應對農業規模經營“天花板”與農民增收的矛盾
大部分發達國家農業專業化水平很高, 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很大, 但家庭農場的兼業收入仍然十分重要。以美國為例, 在農場主的平均收入中, 地頭農業生產 (on-farm) 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從1960年的5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1這意味著, 美國農場主的收入大部分來自地頭生產以外的其他領域 (off-farm) 。歐洲與日本的農場主收入構成大體也是如此。這種情況實際上反映了現代農業經濟的如下特點。
第一, 農場主家庭的經營規模雖然越來越大, 但規模變化與農場主的收入變化并沒有形成水漲船高的關系。從理論上來說, 在充分競爭條件下, 同一水平的勞動者無論從事何種職業, 在足夠長的時間里, 每一個工作日的收入會趨于一致。同時, 勞動生產率提高與單位商品的價值量 (價格) 成反比的規律也在起作用, 農場規模越大, 資本、技術、裝備水平越高, 單位產出的成本越低, 農場主越能接受較低的競爭價格。發達國家資本價格 (利率) 也有一個緩慢下降的過程, 并成為拉動產品成本下降的因素。總之, 競爭產生的群體游戲, 使農場規模有一個加速成長的過程, 但它并沒有成為農場主增收的主要因素。
第二, 農場經營規模也有一個“天花板”, 只是剛性不強而已。數據表明, 美國大農場經營規模的增長率在2012年之后明顯下降。2農業的季節性和農業設備的邊際效率下降規律決定了家庭農場規模過大會出現“規模不經濟”, 同時, 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因素較多, 監督成本較高, 相當多的農業生產項目不適合雇工經營, 農場主增收遇到“天花板”。
第三, 政府補貼對農民收入的構成有一定影響, 但對提高經濟效率沒有明顯促進作用。筆者注意到, 發達國家的恩格爾系數與政府對農民的財政支持力度 (按農民收入占比計算) 大體成反比。201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食品與農業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例約為3%, 其中, 約75%用于居民的食品補貼, 投入農業生產的資金每畝地約為80元人民幣, 能直接影響農民收入的比例約為20%。3日本財政支出中, 農業占比較大, 每畝地的分攤額遠超中國, 但近年來日本的恩格爾系數不降反升, 達到26%左右, 是美國的2倍?？傊? 政府大量的支農支出不利于農業經濟發展, 長遠看不利于農民增收。
第四, 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越來越集中于直接農業生產以外的農村產業鏈的價值創造和分配。按以上分析, 如果地頭農業生產特別是種植業生產, 不容易使農業收入成為農場主的主要收入, 使其總收入達到全社會平均水平, 且政府補貼不足以彌補差額, 那么, 農場主就不得不在非農產業兼業來提高收入。從價值增值看, 食品產業鏈大于農業產業鏈, 農業產業鏈大于農村產業鏈。美國農村產業鏈的價值大約是地頭農業的10倍以上, 在規?？偸杖胫械恼急冉咏绹亩鞲駹栂禂狄约懊绹r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占比。美國和歐盟國家的農村都居住著大量非農業人口, 農戶兼業不必背井離鄉去遠處城市打工, 農村產業鏈的價值延伸空間可以使農戶通過就近兼業得到超過地頭農業的收入。在發達國家, 控制農村產業鏈的重要主體是規模巨大、既能在國內農產品市場上執牛耳也能在國際市場上縱橫捭闔的農戶合作社, 合作社經營已經是農戶收入增長的主要渠道。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國際乳業巨頭中, 有7個與合作社有密切聯系或者原本就是農戶合作社。有的合作社跨國吸收會員成為國際性合作社, 通過資本結構和分配關系的改革, 經營效率與一般跨國公司并無二致, 可以說, 大型合作社在世界市場上就是跨國公司。
發達國家的農業、農村經濟運行情況, 應當引起我們對中國現代農業發展導向的思考。依靠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 中國農戶能否解決收入難題?如果中國實行以家庭農場為農業經營主體的制度, 農戶不兼業就可以消除城鄉收入差距嗎?答案是否定的, 但不推進農業規?；洜I, 維持小農經營格局, 更難以提高農民收入水平。未來中國大量的職業農民也需要兼業, 但不是“候鳥式”的兼業, 應該是高度依從農村產業鏈的就近兼業。目前, 中國尚未形成適應這一要求的導向性政策思路。中國現有200多萬個農民合作社, 平均每個行政村幾個, 但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鳳毛麟角, 雖然名稱叫合作社, 因其規模過小, 無法在農村產業鏈中開展經營活動。中國農村產業鏈中真正活躍的是農業龍頭企業, 實際國有的國家供銷合作總社、國家煙草局, 私營的溫氏集團、伊利集團、雙匯集團, 都是活躍在農村產業鏈上的企業, 它們固然對推動中國農業產業化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不是以農民為社員的合作性經營組織, 而是國有資本或社會資本控制的一般企業。
為真正建立農民分享農村產業鏈價值的機制, 在農民收入增長與國家經濟增長之間形成強有力的紐帶, 今后的改革應形成下述政策導向:
一是要堅定地推進農業規?；洜I, 不斷提高經營水平, 實現小農戶向家庭農場的轉變。不能把小農戶看作現代農業的長期基礎。小農戶不可能真正與合作社形成緊密的利益聯結, 由小農戶構成的合作社不會是真正的合作社。要改變對合作社的理解, 不能把當代農民合作社混同于改革開放前的農業合作社。
二是推進農民合作社跨行政區發展, 培育跨省市的巨型合作社。相較于中國200多萬個農民合作社, 美國僅有幾千個, 歐盟內部農業發達國家的合作社也只有十余個。合作社機制必須改革, 資本構成及分配關系不必拘泥于舊的合作社傳統, 而應大膽地吸收跨國公司的經營機制。
三是探索將有條件的農業龍頭企業由國資或私人公司轉型為農民合作社。這種轉型需要顧及國內相關參與者的利益以及國際貿易規則, 是一項較復雜的工作。
四是調整有關城市布局的引導政策, 特別注意通過多種政策引導可能崛起的巨型合作社總部駐扎農業產區, 方便農戶就近從事農村和農業產業鏈上的各類工作。
二、如何應對專業農戶居民點小型化與公共服務規?；蟮拿?/strong>
近年來, 中國農村研究越來越重視城鄉居民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平等問題,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也主張在農村地區積極部署公共服務設施。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經成為農村發展的一項基本政策。與歐美農業發達國家的相關實踐做比較, 筆者發現, 我們對這項政策的理解存在偏差。
理解鄉村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意義, 要從對鄉村性質的認識開始。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 中國缺乏有關城鄉區劃的合理政策, 城鄉邊界不清, 對政策的實施有不利影響。
歐美城市與鄉村的人口分布狀況, 可以從政府機構對相關概念的定義及學術文獻的隱含定義中看出端倪。這種定義和討論在各國均不相同, 甚至同一國家不同時期也不相同。如美國人口普查局把人口規模小于2500人的獨立小鎮定義為鄉村地區, 不論其是否具有城市建制。4事實上, 美國不同州對建立一個具有法人資格的“城市”的規定不同, 對人口規模的要求也不同。美國政府機構, 包括美國人口普查局以及政府管理與預算局, 出于工作目標的不同, 對鄉村也有不同定義。5
在關于鄉村的多種定義中, 一個共性是將鄉村看作人口密度很低的地區。對于典型的農業生產功能區, 歐美學者傾向于將其看作除道路和電力設施之外, 基本沒有公共服務設施的區域。這一特別定義具有合理性。對于規模化經營的農場, 農場主分散居住十分必要。但很多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和維護有規模經濟的要求。在分散居住的居民點, 政府不必設立學校、醫院和其他文化服務設施, 通常也不會建立污水處理管道系統, 道路只做簡單的非硬化鋪裝, 甚至可能不會鋪裝道路。如住在日本北海道農村地區的非農業居民通常不會與較大的農場主做鄰居, 他們更傾向于聚居在歷史悠久、交通便捷的地方。非農業人口與農民混合居住是人口布局演化水平較低的一種情形。
農業生產功能區不可能大幅度向遠延伸, 也不可能遠離能夠最低限度承載主要公共服務設施的人口聚居點 (如按行政區劃分類的中國縣以下的鎮區、美國政府管理與預算局劃分的micropolitan areas) 。在城鄉自然演化趨勢下, 鎮區的輻射半徑最好在30分鐘車程內。6這種人口分布格局不僅有利于提高農業的現代化水平, 還能解決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
概括地說, 在歐美發達經濟體, 涉及基本權利的公共服務, 例如居民社會保障, 不需要考慮地理和空間因素;涉及設施建設的公共服務, 只是在較大空間尺度上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 小的空間上并不追求均等化。基本趨勢是, 除簡易道路 (有條件的地方包括電力和自來水) 之外, 專業農戶或農場主在不同規模的城市必須與城市居民共享公共服務, 而不是在家附近獲得便利的公共服務。這是農村公共服務事業發展中兼顧效率與平等的合理路徑。
中國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應該重視在鄉村公共服務中兼顧效率與平等。解決好中國問題的前提是對未來中國城鄉人口布局作出正確判斷。未來中國還會有三、四億人口生活在農村, 7高峰期的人口總量約15億, 如果鄉村人口達到3億, 意味著城市化率約為80%, 這已經是發達國家的城鄉人口布局特征。在農村人口中, 非農業居民會傾向于到規模較大和公共服務設施較好的居民點居住, 如中國現有的大部分建制鎮。按現有統計口徑, 中國人口邁向15億時, 還有3億人口進入城市。在農村的3億人口中, 約1億農業從業人口分布在擁有傳統名稱的大約600萬個居民點上, 8這種平均四、五戶人家的小型居民點不需要財政提供道路、供水和供電以外的公共服務。另外2億非農業人口大部分會集中居住, 形成約萬人規模的鎮區, 需要建立小學、醫院、文化體育設施以及行政服務機構, 維護成本相對低廉。
中國的現實情況是, 每一個行政村的人口平均不到1000人, 這既不是適合現代農場主居住的小型居民點, 也不是有效建設和維護公共服務設施的萬人左右的大型農村居民點, 更不是小城市, 而是一種不穩定的規模狀態。長遠看, 居民區的數量會大幅度減少, 大部分會分化為小型專業農戶居民點和萬人左右的鎮區。鄉村振興中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要高度重視這種分化, 建立這樣一種理念:未來讓大部分專業農戶到附近的城市或鎮區獲取公共服務, 而不是把所有專業農戶集中起來獲得公共服務, 更不是給小型專業農戶居民點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只要專業農戶居民點與城鎮的距離平均在半小時車程內, 這種機制就可以有效運行。
筆者調查發現, 因人口規模小, 農村居民點公共服務的投資效率和服務水平很低, 如因污水量不足, 有些村莊的排污管道及污水處理設施難以正常使用;因鋪裝的道路使用率低, 有農戶把路面挖走, 粉碎為碎石賣給筑路商;農村放電影時普遍觀眾少, “農村書屋”門可羅雀。長遠看, 與人口規模不適應的公共服務投入, 不能吸引農戶留在農村。如果不能根據城鄉人口布局合理安排鄉村公共服務, 會造成極大浪費。圖1證明了這一判斷。
圖1 城市化率、工資率與農村人口轉移的變化
假設: (1) 農戶的工資率隨城市化水平提高而提高, 農村人口減少, 規模經營水平和勞動效率提高, 農戶的工資率為F1; (2) 城市工資水平的提高由外生變量決定, 城市工資率為C1。
在城市化率R1時, 政府通過建設農村公共服務設施提高了農民的實際收入, 使農民的實際工資水平達到F2。此時, 兩種工資率相等, 城市化率暫時穩定在R1, 低于沒有政府投入時的均衡城市化率R2。
隨著城市工資率進一步提高, 達到C2, 兩種工資率出現新的均衡, 城市化率穩定在R3。但在C1變化到C2的時間段里, 鄉村人口減少, 維護鄉村公共服務設施的成本上升, 品質變差, 農民的實際工資降低, 假設農民工資率降回F1, 則城市化率不是穩定在R3, 而是提高到R4, 由此, 產生兩個消極后果: (1) 11農民向城市轉移變得不均衡, R1—R2之間因農村公共服務設施改善而推遲進城的農民, 在后期R2—R4之間進入城市; (2) 12這種情況下實際上形成了國民財富的損失, 如圖中a、b、c所示。
三、如何應對恩格爾系數下降要求與發展多功能農業的矛盾
恩格爾系數下降得益于現代經濟的發展。如果恩格爾系數降低到15%以下, 不僅食物便宜, 還有利于政府利用食物購買補貼的辦法幫助貧困人口, 改善其營養狀況, 消除代際貧困現象。中國目前的恩格爾系數是30%左右, 為了達到富裕社會的標準, 恩格爾系數還需要下降, 但農業的多功能導向可能與恩格爾系數下降產生矛盾。
從歐美國家的經驗看, 大宗農產品實現規?；洜I, 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 降低農產品生產成本, 從而降低恩格爾系數, 鄉村旅游業和一些高附加值農業, 可能不利于提高農業的總體效率, 使恩格爾系數難以下降。
產業成長有其規律: (1) 在較長的時間里, 同等水平勞動力的日工資相近, 農業領域尤其如此; (2) 食品之間的可替代性較高, 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的食品會成為奢侈品, 一些農業產品看似單位價值高, 但有可能退出市場, 如歐美國家的農業競爭保留了勞動生產率高的生產品種, 而勞動生產率低的品種則退出了市場。隨著科學普及程度的提高, 食品之間的邊際替代率會更小。在農業發達國家或地區, 真正勞動生產率較低的有機農產品占比并不高。有機農產品在歐盟發達國家的種植面積不超過總面積的10%, 美國有機食品的銷售額在食品銷售總額中的占比為4.2% (2014年) 。若統一為農業GDP指標, 這個數值還會更小。如果重視大宗農產品的安全無公害生產, 有機食品對普通食品的替代性就會下降。
農業觀光旅游是發展多功能農業的重要模式。貧困地區的政府官員更重視鄉村觀光旅游對脫貧的效力。但從學術研究看, 這種效力未得到證實。Deller分析了1990—2000年美國鄉村的貧困率變化情況, 發現鄉村休閑旅游在解釋貧困發生率變化方面的作用很小。
對工商業發達國家而言, 過分發展鄉村旅游甚至對農業經濟有一定負面影響。如有學者認為, 日本對鄉村旅游的促進政策導致農業發展存在嚴重問題。鄉村旅游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對保持和提高日本農民收入發揮了一定作用, 但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 大量旅游者改赴日本國外旅游, 鄉村旅游業發展減速, 對農業產生的影響卻難以消除。一方面經營旅游業的農戶不愿意推動土地流轉, 致使土地細碎分割, 難以形成規模經營;另一方面城市與農業區在空間上相互交錯, 使日本 (特別是幾個都市地區及周邊) 難以形成中國農業“小農戶+社會專業化服務”的經營體系。日本的小農場主擁有較先進的現代化機器設備, 但絕大部分只適用于小塊土地, 大型機器很難通過城市街道轉移到另一個農場。這種多功能農業還造成農場土地價格上升, 使一些事實上脫離農業的居民不愿意轉讓土地, 日本農業被“園藝化”, 經營成本提高, 致使農產品價格居高難下, 恩格爾系數上升。日本總務省的家庭收支調查 (2人以上家庭) 顯示, 2016年日本的恩格爾系數平均值超過26%。1993—2013年, 日本的恩格爾系數一直保持在24%以上, 顯著高于歐美發達國家, 2014年后更是快速上升。如果沒有農產品對外貿易的補償, 日本的食品供應情況會更加嚴重。
我們有理由為中國農業在未來一定時期的“園藝化”擔憂。一是城市房價居高不下, 在大中城市務工的農民居住環境差, 糧食主產區的留守老人或婦女成為土地看守人, 土地流轉的意愿不高。二是農村居住環境逐步改善, 鄉村旅游業和養老產業的發展降低了農戶土地流轉的意愿。農民與逆城市化人口混合居住, 使一些村莊占地規模擴大, 連片土地有可能被居民區分割, 增加了農業生產使用大型農機的難度。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 一些地方政府的農村基礎設施投入預算呈現“軟化”或“政治化”特征, 使一定時期里可進城的農民不愿意進城, 一些農戶即使在縣城買了房, 在農村照舊蓋房, 阻礙土地流轉。筆者調研不同地區的“農業綜合園區”發現, 大量非農業設施與農地夾雜布局, 降低了農地的連片性, 甚至有地區在占地二、三百畝的農業綜合體中部署多項需要使用硬化地面的項目。三是地租率過高影響農業規模經營。高價的工商用地對農業用地的地租有牽動作用, 在高地租的壓力下, 投資人傾向于“高附加值”農業, 銀行向投資者貸款, 形成農業經營風險。
因此, 需要對多功能農業有一個權衡。首先, 要確立國家重點支持大宗農產品生產現代化、市場決定農業衍生功能的方針。農業的衍生功能固然要發展, 但政府財政支持要慎重。其次, 要適當預判農村各類居民點的前景, 調整農村居民點布局, 實現規?；霓r田連片經營。可以通過有分別的農村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服務項目建設政策, 引導“逆城市化”居民與專業農戶分開居住, 提高前者的集中度, 使后者逐漸形成小型居民點。最后, 要建立放管有度、分權合理的土地規劃管理政策體系和運行機制, 提高農村土地用途的可預期性, 降低農業地租, 使地租真正反映各類土地的稀缺性。適當歸并、整合現行幾種土地保護區的政策設置, 強化與大宗農產品生產相關的土地的保護。
四、能否實現城鄉社會本質無差異
鄉村振興戰略針對的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協調發展這一根本任務。完成這一任務需要對政策導向作出判斷。城鄉協調發展機制要從效率、平等和社會可持續發展這幾個約束條件去定義。
1. 城鄉協調發展的效率機制
如果要素投入不同的領域能獲得大體相等的邊際報酬, 就可以實現要素配置效率最大化。農業是國民經濟的一個部門, 要素在農業部門投入的邊際效率不能長期顯著低于其他部門。人們把農業當成一個特殊的部門, 認為其中存在“必要的閑暇”, 將其看作有效工作日的一部分, 允許農業存在低勞動生產率, 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如果農民只能遠離家鄉兼做其他非農業勞動, 但出于就近觀察農產品生產的必要而犧牲兼業機會, 就可以看作一種必要的低效率。如果不存在政府對城鄉人口布局的不合理干預, 非農業投資者就會形成尋求廉價勞動力的競爭, 產生適合農民兼業的產業布局, 建立城鄉各部門同等勞動者單個工作日收入均等化的機制。
關于小農存在意義的認識以及相關政策的推進影響了上述機制的生成。小規模農戶的存在是事實, 但對這個事實的判斷有一定失真。在農業主產區, 特別是糧食主產區, 實際農業經營者是服務專業戶。擁有承包地的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越來越少, 成為“地畔農民”, 由家庭的老人或婦女“守房守地”。他們不僅是“偽小農”, 還是“在家地主”, 不愿意將土地流轉。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重越小的農戶, 越傾向于成為守著土地但不從事農業生產的特殊農村居民。
真正的小農也大量存在。有學者認為, 小農能給社會帶來“外部收益”, 但事實上, 大農場比小農戶更容易采用循環農業技術。小農構成的熟人社會也不如想象中美好, 尤其是低收入水平的熟人社會, 容易產生人身依附, 難以保護隱私。
因此, 小農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在整體上轉化為農場主, 但不能因為時間和過程較長, 就將小農這一龐大群體固化。
2. 城鄉協調發展中的國民收入公正分配機制
通常把效率與平等看作一對矛盾, 其實, 如果定義平等時考慮到產生收入的投入因素, 平等與效率并不矛盾。與效率發生沖突的是平均主義分配。一般而論, 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 即要素市場的交易環節上, 讓市場發揮調節作用, 可以保證效率。政府如果干預, 也應是通過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勞動者技能, 通過產業升級提升各行業的工資水平。其他直接干預要素價格的行為, 都會損害經濟效率。
對于初次分配之后仍然存在的收入差異問題, 理論上通常認為不存在滿足利益最大化的經濟均衡。如果要在國民收入再分配中發現公正性, 需要引入其他不同的參照系, 例如, 把“共同體命運”作為分析基礎。筆者嘗試提出一種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公正解”, 并做一定的延伸分析 (見圖2) 。
圖2 轉移支付中的平等與效率
假設富人的收入會通過政府的轉移支付, 成為貧困人口的收入。在雙方效用一減一增的過程中, 邊際效用遞減;富人效用減少過程中, 邊際效用遞增, 符合邊際效用規律。二者效用之和, 有一個最大值, 此時, 最大值對應的轉移支付率, 是體現社會利益的“均衡點”。但這并不是真正的主流經濟學通常說的均衡, 因為在這一過程中, 富人的利益最大化是不給貧困人口錢, 貧困人口利益最大化是把富人的錢全部轉移過來。可以假設, 在這一過程中, 富人與貧困人口之間發生“尊敬”或“名望”交易, 即貧困人口得到錢財, 富人得到名望。這個假設其實有普遍的現實性。但名望的交易多在熟人社會有效, 在大尺度的社會里, 實現轉移支付要依靠來自國家的壓力。
中國城鄉間的收入分配有特殊性。在理論上形成的關于國民收入總體分配的公正性條件, 如果用來分析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問題, 要考慮更多因素, 也容易發生導向性問題。筆者調研發現, 如下三種情形值得注意。
一是廣泛動員各類組織和企業扶貧, 存在預算軟約束或政治約束的問題。抽象地說, 容易發生直接干預要素市場價格的問題, 如重慶的“地票制度”, 不同區域的土地, 形成同樣的地票價格, 沒有反映土地的稀缺性, 但重慶政府認為, 這有利于幫助偏遠地區的貧困人口。筆者認為, 在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土地交易, 價格應由市場決定, 對農村貧困人口的幫助應該借助國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
二是幫助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的機制存在問題。在村莊中開展的慈善、扶貧活動應借助熟人社會的“名望交易”機制, 由村莊里走出去的富人做扶貧行為的主體;對村莊貧困人口的一般性幫助, 應借助各類社會保障制度, 由政府作為行為主體?，F階段廣泛推行將“壯大集體經濟”產生的收入, 作為村莊居民福利增長的來源, 但村莊沒有預算嚴格的公共財政, 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政企不分”在農村的表現, 應予改變。
三是如何幫助農村分散存在的“頑固性”貧困農戶。社會中存在這樣一種荒誕的判斷:把貧困與懶惰、劣根性等似是而非的概念聯系在一起。絕大多數情況下, 人們會對貧困人口形成刻板印象, 甚至會編出很多模式化的故事, 以訛傳訛, 將其格式化、類別化。從進化論的觀點看, 世界上不會存在把好吃懶做當作價值追求的人。假設有過這種人, 他們也會面對很多生存難題, 基因有效擴散的概率很小, 即使基因有變異, 淘汰機制也會使變異人群限制在很小的范圍內。貧困是一個相對概念, 絕對貧困在世界范圍內各不相同, 相對貧困則比比皆是。貧困的發生有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如普通美國人比墨西哥人總體上要富裕, 是因為他們完全不在一個生產系統中, 美國人處在高度專業化的社會分工系統中, 能低成本地生產大量商品, 實物工資水平更高, 墨西哥則完全相反;第二種情形與歧視有關, 如印度的私營企業不愿意雇傭低種姓人群, 按照法律規定, 政府部門必須雇傭低種姓人口, 卻通常將他們安排在低收入崗位上, 這種情形在新興部門有所變化, 但總體上還很嚴重, 被歧視的人群往往不容易擺脫貧困;第三種情形則與健康狀況有關, 有學者指出, 貧困人口的身體疼痛指數更高, 他們睡眠不好, 晚上醒來的次數更多。17此外, 貧困人口易于吸食麻醉類物質也與身體狀況有關。
以上三種情況的發生還可以再追溯深層次原因。一個高度集權的社會可能由少數人壟斷各種經濟資源, 市場公平交易受到限制, 社會分工難以擴張, 普通人很容易陷入貧困;市場不發達, 凝固的社會等級秩序不容易受到沖擊, 貧困人口的境況不易改善;社會流動性弱, 地方性不良習慣使一部分人難以擺脫病痛。
第三種情形下的貧困人口, 就是脫貧很難的“頑固性”人口, 他們不適合居住在農村, 政府應將他們安排在城市適當的崗位上, 但這不是目前脫貧、扶貧工作的導向。推進城鄉協調發展的正確導向, 應是逐步將農村地區轉變為三種人居住和工作的區域:第一種是專業化水平比較高的農民, 如農場主;第二種是在農業產業鏈其他環節工作的人群, 他們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第三種是對農村有特殊偏好的“逆城市化人口”。第一種農村居民適合分散居住, 后兩種居民適合適當集中居住, 居民點大小應盡可能達到能夠支撐基本公共服務設施有效運行的規模。
3. 城鄉協調發展中的社會可持續發展機制
所謂“鄉愁”即“社會友好”感受。決定“鄉愁”能否生成的因素很多, 其中之一是一定空間的人口密集程度。中國學者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較少, 甚至沒有對“社會友好”“鄉愁”的合適的翻譯。“鄉愁”本來是公共品, 但正在成為必須“交易”的對象, 城市不能承載“鄉愁”, 要花錢到農村去“購買”。能不能讓“鄉愁”成為城鄉居民共同的免費物品?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導向性問題。
城市居民的居住環境過于擁擠, “社會友好”感難以生成。居住過于擁擠時, 人們的工作業績會顯著下降, 形成挫折感, 性情沮喪, 失去創造活力。中國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不算高, 但居民區的密度非常高。有利于居民心理健康的容積率不應超過2, 平均在1.5左右, 但中國居民區的容積率超過5的情形十分多見?？梢? 中國的土地規劃管理制度存在問題, 但與“人多地少”毫無關系。
“鄉愁”的城鄉不對稱分布, 長期看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這是城鄉發展中的“城市失敗”。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深化城鄉規劃管理制度改革。
五、延伸討論與結論
在工業革命前的幾千年中, 氣候等因素發生變化, 人口就會遷移, 并且常常引發戰爭。草原民族向農業區遷移的過程更是一部血腥歷史。戰爭是政治的繼續, 在傳統農業社會是一個常態。農業領域集中了大量人口, 勞動力過度供應, 難以產生對勞動替代技術的需求, 形成低勞動生產率陷阱。經過“圈地運動”, 英國大量公地被開發, 實現了私有化, 改善了人地比例, 產生了對勞動替代技術的需求, 也為英國工業革命擴大了工業品市場。這是英國農村人口明顯增加的過程, 而非農村人口被驅趕到城市的過程。英國工業革命及其向歐洲大陸的擴展產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這種沒有引起爭奪土地戰爭的人口遷移, 根本性地改變了人類歷史。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 城鄉居民福利差距都經歷了形成、擴大、消失的過程, 這也是脫離農業的人口進入城市由慢到快、最后逐漸趨緩的過程。工業革命后也有戰爭, 但戰爭與人口遷移不再關聯, 新的人口遷移是由農村走向城市。工業革命以及此后連續發生的技術革命不斷助推城市迸發活力, 農業中的勞動替代技術持續進步, 食物相對價值降低, 為福利社會的形成奠定了物質基礎。食物廉價還減少了人的依附性, 擴大了自由, 實現了社會轉型, 為政治民主奠定了社會基礎。工業革命使社會分工國際化, 市場將不同國家緊密聯系在一起, 甚至使國家主權在緊密型共同市場中發生重組。我們由此看到了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曙光。
上述趨勢包含了當代國家城鄉建設政策選擇的基本要求。中國鄉村振興的政策導向要以繼續推進城市化為基準, 減少農業人口, 使農業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要將城鄉社會一體化作為核心目標, 合理布局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 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城鄉區劃制度, 形成小型化和分散化的專業農戶居民點, 構建非務農的農村人口適當集中居住的空間格局;要依照效率優先、兼顧平等的原則, 部署農村公共服務設施, 在各類城市適度均衡分布的前提下, 使專業農戶更多地在城市與市民共享公共服務;要改革土地規劃管理體制, 為城市承載“鄉愁”開辟制度空間, 使城鄉居民共同形成“社會友好”心態, 建設和諧社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戰線 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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