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貧困社區的發展援助應瞄準扶貧資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和扶貧對象主體性建設。社區主導是貧困社區倡導的發展方式，但困境是在組織和政策層面忽略了社區發展的內源動力。調和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功能定位，需從互斥、吸納到共治，建立政府、市場與社會組織多贏的互動網絡與機制，協同扮演脫貧攻堅的獨特角色。
云南省L中心的個案研究表明，“外源動力”下貧困社區實現內源發展的微觀機制為：充分尊重本土文化與環境、社區組織化動員是基礎也是關鍵；發展產業以實現資源內生、促進生計多元化是重要保障，幫助實現社區產品與市場對接、提高居民收益是后續支撐。L中心的項目實踐為貧困治理、發展援助和鄉村振興之路提供了經驗借鑒。
[關鍵詞]：貧困治理；社區主導；參與式發展；內生式發展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80、90年代以來，我國的脫貧攻堅工程取得了顯著成效，已有7億多農村人口實現脫貧，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精準扶貧思想的系統闡述及其內涵的豐富化，瞄準性的扶貧開發被提升到一個嶄新的戰略高度。與此同時，國家與社會權力交相輝映，從限權、控權到“分立、分治、分享”轉變，[1]在貧困治理中形成了多元主導、社會參與、國際支持的協同聯動格局。
自上而下賦權式的整村推進與產業化扶貧中，政府不僅在治理方式和政策選擇上擁有更大話語權，也在投放資源方面占據絕對優勢。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產權不明晰，扶貧效率低下，發展性資源利用呈現負外部性。基于公民社會理論對國家權力主導下政治社會缺陷的反思，以及其對生活方式和社會文化的多樣性追求，[2]社會組織因積極倡導參與式發展和助人自助的理念和重視受益群體的多元化需求對減貧實踐形成有益補充。通常，社會組織貧困命中率高，靈活吸納外部資源且具有強烈的創新沖動。由此，政府以“技術—現代化”為主導的扶貧策略和社會力量推動自下而上的援助路徑成為促進貧困社區發展的兩條基本脈絡。[3]
“精準扶貧”的提出以及黨的十九大對鄉村振興戰略的謀劃，不僅挖掘出國內外貧困社區發展理論的精髓，也是基于本土環境對治貧歷史經驗的豐富與拓展。作為一種利貧式減貧手段，精準扶貧的核心在于精準識別貧困對象和瞄準扶貧資源。[4]但實踐中，當越來越多的涉農資金和項目以多元方式介入貧困社區時，地方政府憑借其行政權力，政治精英利用國家代理人的身份，經濟精英依靠經濟實力和社會網絡，紛紛對發展資源進行掠奪和操控，從而忽視了社區居民作為主體的參與權利和社區內源發展動力形成的過程機制。其實，貧困社區如何承接來自政府、市場和社會的發展資源，最大限度提升扶貧效率，并激勵原子化個體自我保護機制的形成，從而實現內源性發展，是脫貧攻堅的關鍵所在，也是扶貧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題中之意。
那么，哪些因素促使社區內源發展成為可能呢？本文首先從理論上審視貧困社區治理與發展的關鍵要素，然后基于內源式發展理論，明確外部主體在貧困治理中的價值取向和角色定位，并通過展現云南省L中心針對社區開展項目的實踐過程、經驗，探索組織動員、資源內生、市場對接的微觀實現路徑，揭示貧困社區內源發展動力形成的內在機理與益貧機制。
二、貧困社區內源發展的理論架構
（一）社區主導的發展方式
貧困的內涵界定，經歷了從以收入為核心的經濟指標到包含權利意識、可行能力和社會融入等多維指標的拓展過程。[5]善治理論作為一種新的政治分析框架，主要著眼于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通過合作、協商以及基于認同的同一目標共同管理公共事務。[6]由此，貧困治理被看成是多元主體通過目標認同、協商合作等方式分配和轉化公共資源的過程，這些公共資源包括資金、理念、能力、信息等廣義上的稀缺資源。從傳統的救濟式扶貧、開發式扶貧到參與式扶貧，政府與社會力量在治理結構、績效和理念上形成了差異化、互補性，可以說，這種貧困治理模式的轉變是當前中國社會變遷的縮影。在微觀意義上，當前我國正在推進多元主體直接對接參與扶貧項目的實踐，逐漸發展出了系統且專業的參與式規劃、評估等援助體系，以此為契機尋找更有益的減貧模式并拓展社區發展潛力。
社區是在國家對基層社會自我調整背景下，作為社會治理的單元被建構和發展起來的。以社區為基礎和主導的發展方式在貧困干預和資源管理中使用最為普遍。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開展村級扶貧規劃試點、社會組織直接參與村級扶貧規定的制定、再到世界銀行與國務院扶貧辦合作開展社區主導型發展項目試點，社區主導的發展理念因“共享資源、共享決策”成為同質性較高的社會認知共同體。“公地悲劇”理論認為公共資源的群體管理不可避免地要導致資源退化，由此可以推斷出扶貧資源傳遞和管理也會減弱，這也成為主張集權管理或者私有化的一個理由。[7]但實際上，我國社區主導發展不僅回應了資源詛咒和資源退化的問題，也成功規避了貧困社區資源管理集權化和私有化問題。
作為治道變革和社會治理創新的實現路徑，社區主導發展的核心特點在于，權力重心下移，通過賦權（empowerment）于基層公共組織、社群團體與社區居民，期望實現社會發展中對“人”的關注，使分散的個人行為嵌入社會行動結構之中。同時，“參與”是貧困社區發展的基本工具和生存策略，公民在決策和實施過程中切實參與，通過干預明確發展產權屬于社區，提高扶貧資源響應農民需求的效能，提供規劃、實施、監測等制度保障，[8]最終實現以發展為根本動力和以減貧為基本抓手的高效整合。
（二）社區主導發展的困境
社區在西方社會的發展與成熟建立于“普遍授權”與“內源性自治”基礎之上，這讓其在中國的適用性和解釋力受到質疑，伴隨著扶貧后貧困人口返貧率高、代際傳遞明顯，難以有效回應脆弱性、不均衡性等缺陷，社區主導遭遇發展實踐與表達相背離的教條化、本土化困境。社區主導發展始終是一個包容各種具體目標，主色調仍不清晰的理想圖景，而當前我國缺乏嚴格的社區賦權機制，少有規范參與行動的公共性取向。
在對社區賦權時，不是只要改變傳統發展模式中干預主導的權力結構，實現發展目標在發展過程中的權力分享，就能實現更平等和高效的發展。[9]更何況，地方權力結構和權力關系會導致貧困瞄準目標偏離，使貧困治理呈現“內卷化”特征，即便賦予扶貧對象掌握資源和決策的控制權，農村精英也會千方百計俘獲資源使自身獲得發展。[10]相對而言，貧困戶處在相對閉塞的交往圈里，社會關聯鏈條過短使其長期遭到冷落，被動表達執行層面意見促使民怨積聚，并滋生“等、靠、要”、“貧窮就是一種資本”等思想。[11]
以“參與”為導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區文化背景，漠視發展環境的異質性、脫離文化網絡的整體性和復雜性而一味提倡形式上的參與，[12]發展同樣也難以實現。由于過分依賴外部力量傳遞和管理發展資源，社區參與普遍處在一種個體化、碎片化的狀態下，其組織化程度嚴重不足。[13]盡管真正意義上的政府與社會平等合作的規范型參與在某些形式的實踐中可能發生，但在數量、質量與表現上卻受到相當多的制約。
筆者基于現實考察認為，既有貧困社區發展援助中的權力轉移和決策參與都是在政府控制、影響與干預范圍內，政府強力控制處于圓心地位，社區權力支配與資源配置位于行動結構的邊緣。社會組織受制于自身行動邏輯常使發展干預落入權力滴流效應誤區，實際運作過程中總是會在或長或短的過程中偏離預先設定的目標，項目多通過“短期效應”和“眼淚效應”奪取大眾眼球，形成“項目行動上的法團主義”，而后續管理的長效機制未能建立。[14]無論哪種力量推動的減貧行動，外部力量很難打破社區內部平衡的話語體系，一個普遍的問題是，貧困社區居民的主體性沒有充分而長期地挖掘出來。
貧困社區治理中多元主體的合作互動，其實質是一個復合式社會行動結構，在“賦權”和“參與”的基礎上，要想促進貧困社區長遠發展，還需要培植“內源動力”。然而，社區內源發展動力的形成本就不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以信任為內核、嵌入公共精神的社會資本積累和基層自組織建設更是容易被忽略。本文試圖從過程視角出發，構建農民組織化建設與實現社區內源發展的關系和作用路徑。原子化的生存狀態、人群的社會流動、關系模式的不確定性，這些都使得基層社區陷入了一種組織生活渙散、公共管理缺失和扶貧資源流失的困境中，沖突與危機難以避免。但本研究將揭示出，經由網絡化社會行動結構的建構加快向社區賦權的進程，促進基層自組織的建設，強化公民的主體性和社區的自治性，既是社區行動能力生長的動力原點，也是治道變革的基礎性工作。
（三）解釋邏輯：內源動力的形成過程
“扶貧開發”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逐漸成為發展援助的主要目標和范式，近年來發展援助陷入“現代化斷層”與“有增長無發展”困境，使我們看到貧困社區高效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在于發展內部。[15]根據《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新階段扶貧工作應在鞏固溫飽成果的基礎上，尊重扶貧對象的主體地位，注重増強扶貧對象的自我發展能力，激發貧困地區的內在活力。
內源式發展被看成是一個本地社會動員（local social mobilization）的過程，需要一個能夠將各種利益團體集合，體現當地人意志的組織結構，去追求符合本地需求和意愿的戰略規劃過程以及資源分配機制，其最終目的是發展本地在技能和資格方面的能力。[16]社區主導是內源式發展的必要條件，因為社區主導的實現要求一個能夠代表本地社區利益的基層組織作為實踐載體，而只有基于社區自身主導地位的實現，發展由當地控制和選擇，內源式的發展才具備了可能。
由此，社區主導的貧困治理在整體發展過程中實際上也體現內源式發展的理念，二者具有內在一致性。同時，外部主體應適應固有的社會生態體系，遵循文化傳統，建立體現當地人意志的自治組織，社區依靠自身力量，自覺地尋求實現發展目標的途徑，創造出理想的社會形態和養成自覺的生活方式，[17]這是社會治理的內在要求和基本原則，同時也是實現職能轉變的重要途徑和降低管理成本的體制創新。
（四）內源發展的理論框架
綜上，現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行動理論與方案反思，缺少發展援助實質性、可操作性的微觀討論。在參與式發展理念及相關方法的推動下，“扶貧開發”實際上意味著需要基于內源式項目實踐，形成更具社會化、綜合性的貧困社區治理策略。即動員村社參與、賦予農民選擇權、決策權，建立以項目為依托的基層組織；挖掘特色產業、期待實現貧困社區的資源內生；幫助社區產品與市場對接，提高產品附加值。這種環環緊扣、前后呼應的項目開展最終將有可能滿足社區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需求，帶動社區整體實現內源發展。
此外，外部力量的價值取向和角色定位至關重要。面對森林資源、自然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依賴于市場交換和國家所提供的保障，精準扶貧也需要基于一定規則、目標和邊界，在培育和建設社區公共管理能力的同時，保護和維持當地的生態環境及文化傳統。搭建貧困社區內源發展的理論內涵是（見圖1）：
其一，組織動員以重建有效的基層組織。以扶貧對象或潛在獲益群體為主體，充分發揮貧困社區的發展意志，以有效承接資源為依托，暢通社區交流機制，深化社區不同群體的關聯，確立社區網絡化關系。
其二，以資源優勢為基礎，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是內源動力形成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引導發展資源最優化，實現經濟整合和系統整合；另一方面，構建符合本地意愿的戰略規劃，實現資源內生，以實現效益最優化。
其三，實現有效推介資源，幫助開發市場，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值，將產業資源創造出來的總價值應該重新分配在該區域內，還包括文化、個人權力等綜合性指標追求。
▲圖1：貧困社區內源發展的理論框架
上述各要素之間層層遞進，社區居民行動能力逐步增強，社區發展援助的長效機制逐步建立，并搭建起發展與減貧高效整合、相輔相成的開發格局，促成理論上的邏輯自洽性與實踐主體行動格局的確當性。此外，我們所構建的內源式發展理論，實際上也對接“以社區為主導，以參與為基礎，對農民賦權”等時興模式。接下去，本文通過對云南省L中心開展深度的個案研究，論證上述邏輯關聯的可行性以及在實踐中可能潛藏的問題。
三、貧困社區內源發展項目的實踐
根據喬納森·施瓦茲（Jonathan Schwartz）有關社會組織的分類，[18]云南省L中心（以下簡稱L中心）由社會自下而上獨立產生，扎根于鄉土中國服務基層社區，是典型草根非政府組織（NGO），也即對應于我國習慣上所稱的社會組織。對L中心的持續關注來源于項目實施的價值理念、角色定位和行為模式，特別地，L中心負責人D先生，有30多年基層環境保護和社區發展經驗。
筆者于2016年在L中心進行了持續2個月的調查、實踐和參與志愿服務，獲取了第一手的觀察資料和服務體驗的文字紀錄，相關資料包括項目團隊成員、社區精英、基層領導的深度訪談信息，各種項目文件、資料以及其它媒體報道，后期還多次追蹤項目發展，以建立情境化的、主體性的意義理解。
自2010年始，L中心堅持以貧困社區村民為主體，努力突破自身與外部發展局限，摒棄傳統社區發展項目中以經濟增長為單一指標的物質援助，盡力破解現有貧困社區保護與發展的矛盾。在保障公共資源在貧困社區配置中的公平和效率的同時，關注區域可持續服務和村民自主能力建設，探索適應于現代化轉型時期的區域善治和生態文明建設。
具體來說，L中心以服務者和促進者的角色，在云南省扶貧工作重點縣、滇西邊境連片特困地區“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遺產地開展了一系列扶貧開發項目，主要包括：以資源的分配和整合為載體，自主設立“村寨銀行”，積累社會資本；調整產業結構，成立股份制的農民生態產業合作社；成立類似于企業的生態產業聯合社來承擔產品監督、推廣、銷售，產生了適合于當地的社區規則、產業業態及貧困治理方式，最終促使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融合成一個相互協調、健康發展的有機整體。
其一，在單位制隱退、個體原子化、社群自主治理能力欠缺的社區生態背景下，L中心實行“村寨銀行”和生態保護聯動項目，實現組織動員。作為社區互助金融系統，“村寨銀行”項目根植于社區需求，利用經濟杠桿，與農戶簽訂環保契約。其中，村民自投部分資金，L中心以1:1的比例配入公益資金，由此，社區居民基于經濟收益卷入自主討論，雙方合成本金后由村民自我運行和自我管理，從而建立起內生于社區文化的借貸規則和管理制度。截止2017年底，已在Y縣4個鄉鎮7個村委會、127個村民小組、960多平方公里的區域成立了34個“村寨銀行”，建立了40個社區自然保護地，保護面積達23萬畝。
其二，在組織動員基礎之上，以單一家庭生產為主、遵循生產道義邏輯的社區分散自營經濟如何實現增收呢？L中心在制度范圍內監督生態產業合作社的組建，發展村民股份制，嘗試將以小組為單位的組織化建設擴展到全村。通過股權平等、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積累共有的形式集中社區的人力、資金、土地等生產要素，股份制合作社以發展資源為紐帶，圍繞特色產業、優勢互補建立完整的組織經營方式及生產供給鏈條。由此，“村寨銀行”和“股份制合作社”將社區村民的環境資源、經濟資源融合成一個內生于社區的可持續發展網絡。目前仍在運行的村民股份制生態產業合作社有H村天麻、豬苓；T村金鐵鎖；L村瑪卡、豬苓；J村核桃油，以及2017年剛成立的藜麥、青稞、豌豆、重樓等種植項目。
其三，L中心與其項目服務區域的多家農民生態產業合作社共同發起Y縣大地有生農民生態產業專業合作社聯合社（簡稱“生態產業聯合社”，或“大地有生聯合社”），搭建起社區居民資源和市場對接交易平臺，期待運用企業技巧的策略與企業家精神，利用商業手段解決市場失靈，以提高產品附加值。L中心除了創設了“村寨銀行”項目、股份合作制等社會價值驅動的社會主體，還在治理理念和組織可持續性等方面有突破和創新。
此外，L中心為不斷擴大機構的影響力，通過組建網絡，吸引基層官員，游說政府官員接受相關建議，最大限度影響政府決策，得到當地縣、鎮各級政府的持續關注和認可，包括縣政協主要負責人大力支持，實現了社會組織和政府在扶貧領域的互補和制約。
實踐中，“倒三角”人力資源結構使得政府在貧困社區可及性很弱，很難精準回應貧困群體的多元化需求，而社會力量介入實際上是對弊端有一定校正和彌補。因此，政社雙方針對彼此“目標”和“策略”采取不同關系，存在必要張力的合作無疑是雙贏之舉。[19]L中心項目團隊于2015年底在政協負責人對口掛靠的行政村下推廣其實施項目，為本研究提供了現實條件和實踐支撐。
四、貧困社區內源發展的動力與路徑
（一）組織動員：社區公共性空間的打造
社會善治根源于社區良好關系網絡的建構，以及社區時空中蘊含的社群利益與價值的合理表達。由此，貧困社區實現內源發展應以社會交往關系網絡重構為基礎，以促進貧困社區系統的組織化建設為目標，通過激活社區文化中的積極成分，培育和建設社區公共管理能力，打造社區公共性發展空間。首先來看看“村寨銀行”項目的成立流程。
“村寨銀行”是L中心的核心項目，非企業意義上的銀行，緣起于1994年在貴州草海實施的 “村寨發展基金”，D先生通過在貴州古勝、內蒙古阿拉善和云南麗江的實踐，最后形成一套基于社區文化和制度傳統的“社區金融”系統。
社區志愿者和項目官員深入調研社區，動員社區精英考察項目實施地，了解項目實施情況及村規民約的成效；社區內部宣傳引導，組織村民自主討論，通過辯論、妥協決定是否申請并參與項目競爭，明確對社區的資金需求情況；集體討論出資比例、借貸周期、利率額度、還款保證等，以“村寨銀行”與社區自然保護地捆綁式聯動為手段，資助社區居民承擔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并商定借貸及監督細則；公開推選“村寨銀行”的管理人員，并確定主任、會計和出納的責任分工；通過小組之間的項目競爭，實現發展資源的透明公正分配；最終L中心與項目管理小組簽署合同，將村民集成資金與L中心配比的公益資金合成本金，開始借貸。[20]“村寨銀行”項目的公益資金持續滾動，不斷產生有利于社區發展和生態保護的雙重效益，并有利息、分紅等額外收益用作社區公共積累，支撐社區公共事務建設。
對于貧困社區的長遠發展來說，相比較短期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L中心更看重“村寨銀行”的社會效益，即在組織動員過程中，促成社會治理實踐所尋求的人際關系與組織網絡的補充或替代，貧困社區演進為依托于社區組織系統的文明生態。帕特南在有關社會資本和民主運行績效的相關研究中強調，“共同體”社區蘊含大量的社會資本，對于擺脫集體行動所陷困境，避免日漸式微與事倍功半的后果具有重大作用。[21]貧困社區農民組織化建設，即在資源分配中通過信任、合作和規范的互動參與形成自主治理，這就需要嵌入“社會資本”的概念、從人與人之間關系入手展開分析。具體來說就是，以社會權利建構與規范性建設作為邏輯重心；外部力量融入社區，多元主體與社區居民以社區認同型塑建構關系網絡；基于社區網絡共識形成社區制度，確保外部資源穩定可持續運轉；基于互助關系促進社區居民信任，最終達到社會資本積累和社區自組織建設的內在統一。
首先，基層組織建設的邏輯起點在于可充分利用、普遍受惠網絡結構的形成。貧困社區的權力結構反映在鄉土中國的“差序格局”和情感傾向中，基層政府官員絕大多數屬于本土成長、提拔。嫁接于非正式權力之下，社區精英在本地擁有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作為社區項目實施中介，為實現資源整合和組織動員，社區能人運用鄉村社會獨特的傳播渠道和傳播形式，在社區公眾之中論證和生成公意，以協調多元的價值偏好，在盡可能多的認同或共識基礎上形成社區公共事務的理解、支持和決策。
其次，基于社區傳統、村規民約等地方性知識，在L中心監督之下，實施社區內生性懲罰和你我可鑒的環保制衡機制，確保“村寨銀行”持續穩定運轉。這種權、責、利統一的制度性保護措施，以及多次集體會議展開公共討論，促使相互依賴的委托人針對資源分配自主治理，獲得社群持久的共同利益。不同社群在自由觀察與理解下，發表意見、提出疑問，并對借貸規則達成共識。“村寨銀行”的借貸機制通過多數群體壓力強化個人責任，有效避免居民“搭便車”行為，“潤物細無聲”地訓練村民參與社區公共討論和公共事務的能力和意識。
再次，通過基層群體合力形成，以民主協商的形式討論并處理社區公共事務，從而實現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并籍此激活社區的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增進社會信任。“村寨銀行”扎根于社區，信息公開及時、對稱度高，收集和管理成本較低，滲透在社區村民自主發展的整體框架中，營造利于農民組織生存與發展的文化氛圍，實現相互合作，并有效避免傳統社區發展援助中外援機構一旦撤出，貧困社區的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將無法持續運轉的困境。
貧困社區內源性發展動力形成的基礎條件在于基層自組織的建立，目的在于將農民從分散的“原子化狀態”引導到規范的“組織化狀態”，最大限度改善基層自組織癱瘓問題，并演化為社區公共管理的有效載體，提升社區居民作為民主治理主體的參與力量和激發出正義行動。在基層治理的宏大歷史進程中，“村寨銀行”使得村民自治從“制度”形態到“實體”形態的逐步發展；而有關民主參與的議題，以及延伸到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公益事業等的具體事務，也由一般性的認知轉向針對公共性、集體性事務的深層討論和決策執行。
（二）資源內生：促進優勢產業發展
當社區居民的自主管理能力不斷加強，有關環境保護的自主性和持續性不斷提升，為了進一步實現外部資源進入鄉村社區的經濟、社會與環境綜合效益最優化，還需幫助貧困社區居民自主發展社區生態產業。而貧困社區基于社會理性開展的生產經營活動，總是優先考慮產業發展的安全性和風險性，強調自我滿足而非經濟理性中的利益最大化，因此，產業發展也是社區實現內源發展的主要路徑。起源于20世紀90年代的微觀參與分析機制，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將貧困社區的資產稟賦差異看作是其行動選擇的根本，以人為中心的能力分析被看做是基本原則，充分開發并利用發展資源，辨明和確立戰略起點并進行有效調節以增進生計維持能力。[22]這一理論為理解L中心發展的股份合作制提供了視角。
基于鄉土規則和制度契約，“村寨銀行”使得依賴傳統資源生存的社區不斷積累社會資本存量，逐步完成組織化進程，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發展資源集權化和私有化問題，但產業規劃的政策體系和機制創新同等重要。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資源內生，需要基于貧困社區發展的內在要求，科學評估與監測分散農戶的生計資本，通過考察市場和技術以發展優勢產業。具體方式是社區精英帶頭、組織化技術傳播，以達到優良的生計產出。
首先，立足連片貧困地區的區位優勢和環境條件，挖掘并整合資源，打造貧困地區因地制宜的特色產業鏈。[23]村民股份制爭取體現社區居民自我發展意愿，協助探索符合自然規律的農業產業，在挖掘產業資源種類分布、生產時間及發展空間等特征同時，開展生態產品原產地建設，并試圖摒棄“生存道義”的邏輯與“風險最小”的生產結構和生活方式。
其次，規范建立生態產業發展中的保護制度與措施，完善社區保護行動的經濟激勵機制和內部治理結構，通過集結眾多農戶，施行有秩序的應對策略，鞏固社區關系網絡，促進村經濟主體的需求與有關國家惠農扶貧資金有效對接，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從考察市場、風險評估、項目設計規劃到管理實施，村民自主討論并召集會議決策，選舉項目管理小組負責股份制項目的運作經營。
最后，凝聚精英、輻射平民的項目運作，使知識、市場需求等現代生產要素被引入封閉的貧困社區，通過土地連片和產業連片以增強集聚效益。組織化技術傳播為生計提供基本保障，通過統一提供技術指導，改變社區居民異質化的農業技術使用狀況，提供信息網絡和社交平臺，督促農戶種植經驗和技術的交流討論，從而增強農民獲取、吸收知識的能力。
此外，L中心適當融入缺失性資源，并以同等的股東加入，來優化股份制的股權結構；同時為避免過多強制和干涉，又不超過社區股權，以此增加貧困農戶在合作社中的股金份額，既發揮了外源動力對貧困社區的組織和帶動作用，又逐步建立幫扶貧困農戶更好地改善生計的長效發展機制。由此，通過利益捆綁貧調動社區居民參與的積極性，通過權責利分配和參與式管理，實現了村民權利救濟的利益訴求。不過，村民股份制的產業培育受自然環境、市場等影響較大，在群眾期望不能實現的情況下，可能會醞釀一些不穩定因素，進而導致自組織功能異化嚴重；此時，村民參與的主動性和脫貧致富的發展意愿是項目實施的關鍵。
（三）對接市場：提高產品附加值
市場經濟提倡用企業家精神從事創投公益，通過推動經濟社會環境的改善，提高低收入階層創造財富的能力。這種市場思維，在某種意義上是從傳統對幫扶對象的關注與認可，轉變為讓居民成為潛在的創業伙伴，也是“從授之以魚、授之以漁到改變漁業生態”的新公益變革。[24]L中心衍生的生態產業聯合社，以銷售三江并流區域農、林產品為主；既不完全追求經濟利潤最大化，也不完全依賴外部捐贈和資助。其通過自我組織和自主運營，把內生于社區的產業資源向資產轉變，通過公平貿易使貧困社區居民獲得有尊嚴的收入、緩解生計困難，同時減輕環境承載的壓力，開辟嶄新的社會問題解決通道。
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聯合社本質上是一種市場主體，要求內部講成本、求效益，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幫助社區居民實現“開源”和“節流”。作為社區產品市場價值實現的重要中介，一方面，通過提高聚集效應和品牌效應，將合作領域延伸到流通環節，增加產品附加值，從而將利潤留在聯合社內部。另一方面，通過節約產品生產和流通費用，彌補了分散農戶獨立交易的缺陷，避免社區原子化個體與市場多頻次、分散化的對接。顯然，在聯合社的運作過程中，存在經營性和公益性的雙重目的。
聯合社的經營性，表現在以企業化的運作模式從事商業性經營活動。首先，參與生產監督、保證生產過程透明化以保障產品質量。對合格的原生態農產品以不低于市場價格從社區收購，保證農民增收；其次，在新媒體和大數據時代，加入超級社區電商平臺，將生態原產地的產品信息公諸于眾，以推廣產品；最后，吸引愿意支付富含社會責任的高端消費者，為生態產品找到買家。通過開發“公益慈善市場”，獲取原生態產品與服務，以社區居民的比較優勢和投資需求為前提，建立消費者與土地之間的零對接，同時實現農產品銷售計劃，保障聯合社的責任者和社區居民的權益。為盡力克服市場信息不對稱、應對資金困難等引發的風險問題，通過社群共議、規范執行、公開推介、消費保障等機制，為市民提供優質產品，著重幫助消費者與社區居民之間實現產銷對接。
聯合社的公益性，表現在以解決社會、環境問題為使命，期待實現財務自主，鞏固自身在社區服務能力的同時，支撐社區發展項目的可持續性發展，盡力避免資金瓶頸和光環化策略等志愿失靈問題。從更深層次的角度來說，聯合社賦予社區居民更多的個人尊嚴和自治權，通過引導社區居民主動參與社會變革，逐步實行自我管理與自我監督，激發自身潛能與創造力，進而實現自我價值、增強自信心。[25]在以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開發和產業發展之后，促進了貧困家庭生計發展和多樣化，圍繞社區資源、產品或服務，建立一套完整的經營方式、組織形式及生產鏈條，通過一定的發展援助甚至是開拓嘗試增強社區居民適應環境的潛能，為其提供平等接近市場的機會，最終達到擺脫不利環境束縛的目的。
五、結論與討論
內源發展理論以及社會組織與社區場域的互動關系表明，貧困社區內源發展路徑在于以地方性知識為基礎，充分利用社會資源，通過組織動員、資源內生，與市場對接各個環節的前后銜接，激發社區居民主動建構社區公共事務的目標體系與行動機制。具體來說，社區可行能力的發揮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社會組織、政府等外部動力的穩定支撐是內源動力形成的前提。首先，通過發展資源的可持續高效使用，積累社會資本，形成一個基于一定規則、目標和邊界行動的基層自組織；其次，借助特色產業的規模效應，形成統一且規模較大的經營主體，增加社區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促進生計資本增長，實現資源內生；最后，與市場對接，幫助社區居民解決原生態農產品的市場準入問題，破除小農自給自足、因循守舊、溫飽即安的觀念，最終激發貧困社區居民的主體意識，通過自我選擇和自我意愿實現脫貧。
總之，L中心以社區居民為主體，通過鍛造貧困社區勇于表達訴求、積極協商討論的能力與品格，通過與政府合作，以非物質激勵、非強制手段、非社區精英獨占的社區主導發展創新和嘗試，成為轉型時期應對貧困治理宏大歷史進程中的一種微觀技術層面的升級，不僅促進了貧困社區實現從賦權到增能的轉型，也推動了社區包容性發展與社會善治的提升，且很可能是社會薄弱、政府強大的治理現狀下更具操作性和更加溫和的貧困治理模式選擇。
但是，基于對貧困社區根源更廣泛的認識，項目實踐過程中村民的權利義務僅靠村規民約來制衡約束，容易產生半途夭折等風險，也存在實施范圍窄、資金量少、帶動力較弱等缺陷。為此，外部力量應縮小破壞本土化良性社會發展的傾向。政府應以其資金、政策多重優勢，重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等物質資本層面努力，以增強社區發展的物質基礎，為居民生活提供基本保障；社會組織應以專業精神、服務理念、機動靈活等優勢提供補充，真正在地域身份建構上下功夫，強化組織建設，盡最大努力與傳統文化相協調。
當多元資金和項目流入社區，除涉及重大民生等基礎項目之外，應建立合理的村民參與扶貧項目的激勵、競爭和合作機制，完善發展資金和項目的有關效益分析、風險評估的信息公開，并對具備發展條件及社區居民積極性高的社區適當傾斜，發揮好項目資金的示范引領作用，最大限度地引導社區居民轉變思想觀念，變被動扶貧為主動脫貧，真正把扶貧工程看作是旨在提高貧困戶綜合素質和自我發展能力的一種載體和手段。只有將政府、社會組織、市場等外生權力和貧困社區的內生權力有機結合，才能形成貧困社區內源發展的理想形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行政管理》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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