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新的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和國家基于對“三農”問題科學研判的基礎上而做出的重大戰略部署。結合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和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發展階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要正確處理黨的領導和人民首創的辯證關系、市場功能和資本邏輯的辯證關系、制度建設和文化涵養的辯證關系。這三對辯證關系分別從不同層面回答戰略實施路徑必須要全面統籌、有機統一，避免陷入鄉村發展的困境，進而構建有效的鄉村治理體系，譜寫新時代鄉村全面振興新篇章。
關鍵詞：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辯證關系
鄉村振興戰略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億萬人民的生存發展和美好生活，事關全面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國家的實現，事關未來中國發展的走向和前途命運。因此，必須探索一條符合人民意愿、根植中國大地、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全面振興之路。從黨的十九大報告到中央一號文件，從《政府工作報告》到《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任務書”“路線圖”“時間表”日漸明確，已經成為當前和今后很長一段時期解決“三農”問題的總體方案和戰略部署，鄉村也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主戰場”。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是關系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全局性、歷史性任務，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1]尤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鄉村發展建設中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續的問題日漸突出，城鄉之間的矛盾張力逐步顯露，具體表現為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剪刀差、基本公共服務嚴重不均等、鄉村人居環境亟待改善等方面。毫不諱言，鄉村振興戰略已然成為學術界理論研究的熱點課題，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時代背景、關鍵路徑和現實價值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討，但對于戰略實施的方向性和綜合性研究存在明顯不足，所謂方向性研究是指在抓好抓實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實踐中避免發生根本性的錯誤傾向，破解當前鄉村發展面臨的方向性困境；綜合性研究是指綜合考量我國鄉村發展的一體化進程，在回歸鄉土中國的基礎上實現超越發展。鑒于此，在新時代的大背景下，正確處理好以下三對辯證關系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顯得尤為關鍵。
一、戰略核心：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人民首創的辯證關系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得出一條基本經驗。“黨政軍學民，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2]同樣，鄉村全面振興離不開黨的堅強領導，離不開充分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主心骨作用和基層黨支部的領頭雁作用。可以說，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堅強戰斗堡壘是鄉村全面振興的組織保障，將基層黨建和鄉村振興發展深度融合，以基層黨建引領鄉村發展，以鄉村振興厚植執政基礎，努力構建起二者之間良性的互動關系。另外，鄉村振興最根本的依靠力量是億萬農民，在制度設計和建設層面唯有順應民意，才能抓住民心，才能充分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讓人民參與其中迸發人民首創的精神動力，方能為鄉村振興發展貢獻源源不斷的力量。因此，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處理好黨的領導和人民首創的辯證關系，在方法論上做到既堅持兩點論，又堅持重點論，把黨的領導和人民首創統一到鄉村振興戰略部署上來，做到黨的領導和人民首創有機結合、辯證統一。
首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的關鍵部分。鄉村振興戰略的“路線圖”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戰略安排具有內在一致性。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第一階段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階段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再奮斗十五年，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更是為了完成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美好夙愿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年—2020年）》明確指出：到2020年要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基本形成鄉村振興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由此可見，沒有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沒有鄉村的全面振興，就沒有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其次，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賦權于民、人民首創的內在要求。歷史事實一再證明，鄉村發展之路是在充分調動人民積極性的基礎上才得以實現，發揮人民首創精神更是離不開中國共產黨放權于社會，賦權于人民。回顧歷史，我國農村發展共經歷了三個重要歷史事件：第一次：1946年土改運動。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運動使得“耕者有其田”的社會理想在中國大地上第一次得以實現，中國鄉村社會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進步和歷史變遷，人們沖破傳統封建的思想枷鎖和道德束縛的同時，點燃了對未來社會新生活的熊熊之火，最重要的是土改運動完成了土地農民私有制，這是中華民族土地改革歷史上的破天荒。第二次：1956農業集體化運動。如果說土地改革運動是共產黨人為了實現革命時期的政治承諾，那么1956年農村土地集體化運動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歷史使命，兩個歷史時期、兩種歷史任務都是服務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不同的是，前者通過將經濟權利賦予民，極大地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后者收權于農村集體，將土地全部收歸國家和農村集體所有，結果農村經濟發展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第三次：1978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基層農民首先進行了主動性嘗試，包產到戶、包干到戶打破了“平均主義”，破解了集體行動的困境，中國共產黨很快肯定了包產到戶的農村土地經營方式并在全國范圍內迅速推廣，確立農村土地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制。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又一次完成了放權社會、賦權于人民，把土地承包經營權賦予人民，充分激發了中國人民的主觀能動性，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寶貴的實踐經驗。
最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然選擇。“三農問題”最核心的是農民問題，而解決農民問題最關鍵的是土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農村土地和農民之間的關系又一次發展變化，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礎上從“兩權分置”到“三權分置”，即農村土地所有權歸集體、承包經營權歸農戶到農村土地所有權歸集體、承包權和經營權歸農戶。一方面在保障農民土地承包權的同時，賦予人民更多的財產性權利，實現黨對人民的又一次賦權，必然再一次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是農村土地經營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黨和國家在優化農民和農村土地關系的一次制度性創新。農村土地確權頒證后，以往處于“靜”態的農村土地必將在市場中流動起來，賦予新型經營主體更多經營范圍，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成為可能，進而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所以，在農村土地和農民之間優化配置資源的進程中，充分發揮黨強大的組織動員功能和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做到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相互配合、相互促進。
二、戰略關鍵：正確處理資本邏輯與市場功能的辯證關系
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完全得益于我國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兼顧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配置資源有效性，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回顧改革開放的艱辛探索歷程，雖然改革從農村開始起步，但是市場經濟真正釋放了城市的巨大活力和潛力，既然談及“市場”，必然涉及到資本、技術、土地、管理知識等諸多生產要素。如何保證鄉村振興戰略再一次取得偉大勝利，確保農村市場開放發展的同時，又防范陷入資本邏輯困境之中，必須正確處理市場功能定位和資本邏輯走向的辯證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的優越性是對資本邏輯的批判和揚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同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共享發展和共同富裕。建國后，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對“市場”和“資本”的認識仍然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對“市場”和“資本”的認識是逐步得到深化的，具有一定的歷史過程性。其一，資本意味著剝削。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3]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圍繞著“剩余價值”，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進行了徹底批判，揭示了資本剝削的一般本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只是與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一種歷史生產關系，必將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進步而趨于滅亡，而必然被另一種新的更高級的社會生產關系所代替。其二，“市場”屬于資本社會的特有屬性。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的擴張，一方面開拓了世界市場，客觀上促進了落后國家和地區的生產力水平，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得無產階級屈服于資產階級、使得農村屈服與城市的統治。新的生產關系產生必須具備相應的生產力水平，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可以跨越，但生產力的“卡夫丁峽谷”具有長期性和曲折性，需要不斷革新物質技術手段，發展生產力。所以說，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可以有市場。進而言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既要利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揚棄資本的固有屬性和發展邏輯。
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推動思想解放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更是鄉村振興戰略取得實質性成效的關鍵所在。回顧歷史，1978年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為中國社會發展開辟了理論上的新境界，“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4]黨的十四大提出“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再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從這一演變過程[5]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們黨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認識是一個不斷豐富、不斷深化的過程，每一次認識的新飛躍都會對推動經濟發展邁向新臺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同樣需要釋放農村市場的巨大潛力，激發鄉村發展的改革活力，真正利用好“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所說：“充分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關系，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新一輪農村改革，發揮政府在規劃引導、政策支持、市場監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積極作用。”【6】
鄉村振興戰略遵循市場經濟的邏輯，同時必須清楚厘定“資本”的發展邏輯，否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市場，沒有“社會主義”，更談不上“經濟”，當然對資本邏輯的深入分析是另一篇文章所要做的事情。眾所周知，資本的本質是追逐和攫取最大的剩余價值，在農村宅基地、耕地、林地等土地確權完成后，具備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第一個前提：明晰產權。若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片面遵循資本的邏輯，只要“自由”的沖鋒號角吹響，工商資本下鄉，資本必將在農村大地上掀起一場風暴。一方面，資本下鄉能夠驅動城市的管理、技術、知識、人才等生產要素向鄉村流動，優化配置鄉村市場的資源，同時鄉村剩余勞動力、農業產品等生產要素將會加速流向城市，最終實現城鄉之間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另一方面，工商資本下鄉也可能會背離國家戰略目標和損害農民利益，正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揭示了資本無限制擴張所帶來的災難性終極后果——人和人的異化，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終極社會理想就是消除這種異化，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因此，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在于正確處理資本邏輯與市場功能的辯證關系，堅持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同時積極鼓勵引導工商資本與農業農村農民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進而共同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三、戰略根本：正確處理制度建設與文化涵養的辯證關系
“鄉村”與“農村”一字之差，反映出黨和國家對“三農”問題的認識進一步深化，鄉村和農村在本質上雖有重合之處，但并不能完全劃等號。過去鄉村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為古老文明提供了豐厚滋養；今天鄉村依然具備滿足億萬人民美好生活的時代功能，努力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當鄉村不再被定位于為城市發展生產糧食的單一經濟體時，鄉村才真正迎來振興的開始，鄉村是集政治與經濟、社會與文化、生產與生活、歷史與現代的人類文明體、利益結合體、命運共同體。因此，鄉村振興絕非簡單復制城市的工業經濟發展模式，追求單一的產業振興，而是從系統性、整體性、全局性的思維出發，追求新時代鄉村的全面振興。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離不開加強鄉村的制度建設。比如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村集體產權制度、鄉村治理體制機制、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等，因為制度更具有根本性、長期性、穩定性。一方面，加強制度建設必須立足于中國的鄉土社會。費孝通在《鄉土中國》稱中國的基層社會具有鄉土性，尤其在鄉村治理方面存在比較明顯的突出特征，鄉土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以家族為核心，依靠傳統人倫道德維系著私人關系。不得不說，直到今天這種“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依然沒有被打破，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具體表現出不同的社會問題。對此，黨和國家要求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基本回答了鄉村治理的方向性問題。另一方面，加強制度建設必須考慮傳統的小農經濟。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誠然，小農經濟是否成為鄉村發展的瓶頸，這是一個頗有爭議性的問題，但是發展小農經濟是把中國人的飯碗端在自己手中的必然要求，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而適度規模經營代表現代化農業的前進方向。因此，鄉村制度建設必須考慮小農經濟發展的長期性和階段性，適應適度規模經營新的發展模式，基于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才能發揮制度的有效性、合理性。
文化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精神凝結，是為民族國家的發展進步貢獻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文化和政治的區別是在這里：凡是被社會不成問題地加以接受的規范，是文化性的；當一個社會還沒有共同接受一套規范，各種意見紛呈，求取臨時解決辦法的活動是政治。”[7]換言之，文化涵養不僅僅局限于保障推進制度建設，更是對社會成員的教化過程。由于地域的限制，以血緣為紐帶的傳統鄉土社會基本上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之中，長老統治和無為而治相結合，為文化發揮作用提供了宏大的場景。文化涵養能夠有效解決運動型的治理機制弊端，所謂運動型治理機制是指“針對某一特定的目標或情形而已有常規機制無法應對而啟動，其啟動和運行是暫時的、有針對性的和有策略性的，表現出間斷性和不確定性”[8]。據此，鄉村振興戰略是為了解決“三農”問題而啟動的國家戰略部署，依靠黨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推進實施，變化的社會秩序之中需要制度上的頂層設計和實踐探索，更需要文化上的挖掘、培育和涵養，使得制度建設和文化涵養成為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有機統一整體。
綜上所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正確處理黨的領導和人民首創的辯證關系、市場功能和資本邏輯的辯證關系、制度建設和文化涵養的辯證關系，在哲學方法論上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才避免陷入鄉村發展的現實困境，真正有效破解“三農”問題，激活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譜寫新時代鄉村全面振興新篇章。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郝夢倩，女，河北石家莊人，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中國改革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疆農墾經濟》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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