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湖北省恩施市煙葉種植農戶為例的討論
摘要：伴隨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農村人口結構的轉型，中國的小農經濟正逐漸擺脫“過密化”陷阱。同時，農業生產中的資本投入日益增長，家庭農場日益“資本化”，“新農業”獲得了空前的發展。文章以中國恩施地區煙葉生產為例，闡述了資本投入對煙葉專業化、規模化生產的關鍵作用，分析了資本化家庭農場的經營方式：其主要依賴家庭勞動力（少部分季節性雇傭勞動力），并通過土地流轉實現適度規模經營。煙葉生產是一種典型的“新農業”，它在家庭農場中實現了資本和勞動的“雙密集”，擺脫了“過密化”陷阱。作者認為，資本化的家庭農場不僅形成了一種“新農業”（新型經營主體），更塑造了一群“新農民”（新型社會主體），他們是村莊中的精英群體，對村莊社會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煙葉種植；資本化的家庭農場；新農業；新農民
引言：近年來，隨著城市化的高速發展，農村人口數量和結構的急速轉型，國民消費結構的巨大變化及國家涉農政策的頻繁調整等一系列原因，中國的小農經濟處在了新的十字路口。
關于中國小農經濟的轉型，主要有三種代表性的觀點。其一，“公司+農戶”。這種看法主張以“龍頭企業”為主帶動相關農業產業和農戶的發展，以實現農業生產的社會化和產業化。其二，“農民合作社”。他們認為，“公司+農戶”的做法對于農業產業化的帶動作用是有限的；“龍頭企業”和農戶在市場風險承擔及農產品附加值分配方面存在嚴重的不均衡，農戶承擔了主要的市場和種植風險，公司則獲得了農產品加工增值的絕大部分。因此，這些學者認為，可以通過農民自發組織形成的專業合作社來解決這些問題，專業合作社可以擴大種植的專業化程度，節省農民與市場之間的交易成本，增強農民在市場交易中的談判地位，提高農民在農產品增值收益分配中的比例。其三，“資本下鄉”和“規模經營”。這種主張提倡通過工商企業“資本下鄉”促成農業規模經營，改造傳統小農，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然而，三種主張都以一個共同的假定為前提，即當前的小規模家庭農場仍然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其生產經營形式沒有發生變化，自身也沒有革新的動力和空間，只能從外部對其進行“改造”。換言之，這些主張都忽略了新時期的家庭農場可能已經發生的巨大變化，而這對于研究它的演進方向和路徑卻極為重要。雖然有學者已經發現了小農經濟內部的巨大分化，并注意到了村莊中一類特別重要的經營群體，他們通過流轉土地形成適度經營規模，依賴家庭農業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收入，保持了家庭關系的完整，成了村莊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他們稱之為“新中農”群體。但是，他們也主要是從“新中農”對村莊社會分層和鄉村治理的影響的角度來分析，并沒有“進入”新中農的內部，對他們的生產經營的特點，尤其是與傳統小農的差異進行探討。
本文試圖“進入”家庭農場內部，對它在新時期所發生的一些重要變化，尤其是分化出來的一類非常重要的經營群體——“資本化”的家庭農場——進行細致分析，以對當下有關小農經濟轉型的討論做出一些回應。文章由六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對“過密化”的小農經濟的理論淵源和演進路向做一回顧；第二部分描述煙農作為典型的“資本化”家庭農場的基本特征；第三部分敘述“資本化”對農民種植模式帶來的影響；第四部分分析“資本化”與土地和勞動力投入的互動關系；第五部分討論“資本化”小農作為一種新型社會主體對村莊社會轉型的意義；最后是結論。
一、現代化過程中的小農經濟：理論淵源與演進路向
(一)列寧-恰亞若夫之爭
傳統農業及農村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轉變和命運一直吸引著近現代諸多重要學者的注意力。
馬克思依據英國工業革命中農業經濟轉型的歷史經驗，對此做了細致分析。馬克思發現，隨著資本主義的擴張和英國農村圈地運動的發展，傳統農業經營形式發生了巨大變化，類似于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中發生的階級分化一樣，農村土地日益集中，農村日益分化為擁有大規模土地的少量農場主和完全失去土地的大量農業工人。考茨基進一步完善了馬克思的說法。他認為，“現代的農村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他具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特征。”與小生產相比，農業中的大生產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沿著馬克思、考茨基的路徑，列寧進一步系統論證了傳統小農經濟分化與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形成之間的關系。列寧發現，1861年改革之后，俄國農村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主要表現為：第一，傳統小農群體迅速分化為數量很少但經濟地位穩固的農民資產階級（購買土地、租佃大量土地、特別是租佃份地、改善經營、雇傭當地出賣勞動力的雇農和短工、把工商企業和農業結合起來）和大量農村無產階級（拋棄土地和出賣勞動力），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中等農民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和過渡性。第二，農村生產關系逐步由以人身依附為基礎的工役制經濟向以自由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轉變，農業機器的使用尤其加速了這一過程。第三，面向市場的商業性農業及其加工業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農業資產階級的形成。俄國農業中的這些變化，促進了國內市場的形成：一方面，農民分化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壯大了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消費市場，另一方面，大量農民無產階級形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由勞動力市場。所以，列寧認為，俄國的農民分化同時推動了農業生產的大發展和國內資本主義市場的形成，這一過程既屬必然亦很必要。列寧的論述直接以民粹派的“小農經濟穩固論”為靶子，從而引發了著名的持續性的“列寧——恰亞若夫”之爭。
恰亞若夫是所謂俄國“新民粹派”經濟學家的主要代表，以他為中心形成了俄國農經領域的“組織生產學派”。基于對“農民農場的特殊性質的認識”，他們形成了一套自成一體的農民農場生產理論。恰亞若夫認為，家庭是農民農場的經營主體，它與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具有非常不同的性質：一方面，家庭農場不能像資本主義企業一樣按照邊際效益原理自由解雇勞動力，家庭生命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家庭勞動力規模和經濟活動總量；另一方面，與資本主義式農業企業不同，家庭農場的勞動組織原理并非是完全的利益最大化，而主要受“勞動消費均衡”原理的支配。所謂“勞動消費均衡原理”，是指家庭農場的生產組織會在家庭成員的勞動辛苦程度，或者說勞動力自我開發程度（亦稱自我剝削）與主觀消費滿足感之間取得一個均衡，這種均衡程度的差異決定家庭是否會進一步加大勞動強度和農作集約程度。在這種前提下，同樣是運用地方自治局的大量統計資料，恰亞若夫與列寧得出了非常不同的結論。
“列寧—恰亞若夫”之爭成了國際農民學研究中的一個持續性的理論命題。回頭來看，正如萊曼所言，如果說列寧提供了一種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其中社會階級關系完全取決于生產關系構成而不必考慮市場關系的話，恰亞若夫則是一種有關農民企業和市場關系的理論，其中基本生產單位內部的技術生產關系被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那些對列寧最重要的議題，對恰亞若夫則是次要的，反之亦然。二人的分歧根本上不在于材料和方法，而在于雙方使用的理論視角。比如，列寧的資料中也部分顯示了經濟增長與家庭人口規模之間的相關關系，但是他并未對此做任何分析。二者都認為農民農場不是一個資本主義式的農業企業，用來分析后者的相關理論工具對農民農場是不適用的。恰亞若夫將這一問題放在了其理論的核心位置，列寧則將農民農場的消失當作關鍵議題。二者都同意家庭農場之間產生了不平等和分化，恰亞若夫將之歸因于家庭周期，列寧則認為是商業經濟對自然經濟的滲透。二者都同意資本主義可能會給鄉村帶來一個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和催生出資本主義式的生產關系，但是，列寧認為這一過程已經發生并且不可避免，恰亞若夫則主張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至少目前沒有大規模發生，尤其是在俄國農村社會的制度背景下可以避免。
萊曼在系統回顧了列寧與恰亞若夫之間的爭論之后，結合他在拉丁美洲所做的田野調研，提出了農業變遷的兩種模式的理論:一種是“資本化的家庭農場”（capitalized family farm/capitalised family farm）路徑，另一種是“農民分化模式”（peasant differentiation）。這一理論表述了農業變遷的兩種可能的極端路徑，在實際情況下，在兩極之間很可能有一系列的演變方向。而且，兩種演進模式的區分也不能僅僅被簡化為大規模農場和小規模“家庭資本化農場”這種經營層次的區分，它主要因由不同地域的農業結構和演進的動力機制來區分，這又主要取決于不同社會歷史上的農業結構和階級關系，而不是這樣那樣的政府政策或世界貿易模式。
“資本化的家庭農場”是與傳統小農農場相比較提出來的概念。它用來指這樣一種家庭農業生產單位，其中的資本投入大大超出一般農民農場的投入程度，它的生產往往高度專業化，徹底面向市場，自身的消費物品也大部從市場采購，它在主要依賴家庭勞動力的同時也在農忙季節雇傭少量的臨時勞動力。與恰亞若夫筆下的農民農場相比，它不僅要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而且要實現資本的再生產，它不受勞動消費均衡原理的支配，不會承受持續下降的農產品價格和持續上升的土地地租。雖然二者都主要利用家庭勞動力進行生產，但是，“資本化的家庭農場”卻非常在意勞動力成本，它不能通過非貨幣交換的手段獲得勞動力。可見，“資本化的家庭農場”是一種以小規模家庭農場為基礎演進而來的高度專業化、資本化和市場化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在這種農場的興起和發展過程中，有兩種機制對其起了較大的促進作用，一是能穩定雇傭部分季節性勞動力，二是與土地所有者之間的收入分成制（Share Cropping）。
“農民分化模式”是指具有如下農業結構的地區，其中大規模農場和細碎化的土地擁有者持續地沖突性共存（coexist conflictively），在這一過程中，前者日益現代化而后者迅速擴散（proliferation），前者的主導性地位得到鞏固和維護。大規模農場通過各種手段來鞏固自身的地位，小土地所有者往往不能依賴土地獨立生存，必須向大規模農場出賣勞動力，因此，在這一模式下，一種可能附帶的現象就是他們向城市、邊遠地區或其他農業地區的遷移。這種模式在墨西哥中部、秘魯高原以及巴西東北部等地區很常見，其中還可能存在部分獨立性的“資本化的家庭農場”，當然它明顯處于附屬地位。
兩種農業演進模式還形塑出兩種差異很大的農村社會結構：農民化（peasantisation）和無產化（proletarianisation）。所謂農民化，主要是針對“資本化的家庭農場”逐步發育起來的農村地區的社會結構。他們通過對小農農場的資本化投資和專業化生產，成了面向外部市場的小商品生產者，因此改變了傳統農民和農場的性質，形成了市場化、資本化和專業化的新農民與新農業，成了農村社會中主導性的社會群體。因此，他們也被一些學者稱為“新農民/后農民階層”。所謂“無產化”，是在“農民分化”的演進模式的地區出現的一種社會結構，他們不能簡單等同于考茨基所言的農民的“無產階級化”，他們很可能還沒有如典型的農業工人那樣完全失去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所失去的最重要的是就業保障和農村的穩定居所，在勞動力市場上變得日益孤立和個體化，失去了原來在村莊中穩定的社會關系和網絡連接，被甩出了村莊之外。
顯然，萊曼試圖在恰亞若夫與列寧之間取得一個折中的方案，認為農業的變遷不是只有一種唯一的“不可避免”的模式，不同的演進路徑內生于不同地區歷史上的農業結構和階級關系。他所提出的兩種演進路徑的理論，尤其是“資本化的家庭農場”的概念對于思考中國小農經濟變遷具有重要意義。
(二)中國“過密化”的小農經濟
中國的農業經營形式在歷史上經歷了幾次重大變遷，最終在明清時期形成了以自耕農為主體的小農經濟。
受恰亞若夫的深度熏陶，黃宗智對明清以來華北平原、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小農經濟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他發現，明清以來，華北地區的小農經濟分化成了兩大部分：一是數量極少、擁有土地較多的經營式農場，二是絕大多數的家庭式農場。由于人口增長和階級分化的雙重壓力，占主體地位的家庭式農場無法得到維持家庭基本生存的土地規模。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復種指數、擴大經濟作物（棉花）種植面積等多種手段在小塊土地上投入大量密集勞動，以獲得極低的勞動邊際報酬，形成了典型的“過密化”模式。運用同樣的分析路徑，黃宗智對長江三角洲自明末至改革開放初期的小農經濟進行了細致分析。他發現，長三角地區的小農經濟同樣以“過密化”為主要特征，只是具體表現形式各異，該地的農業“過密化”主要體現在大量的家庭輔助勞動力進入到家庭手工業的生產之中，以補充家庭支出；小農經濟呈現為“過密性增長”（有增長無發展）的局面。
1949—1980年，沿著列寧、斯大林關于農業轉型的理論，認為唯有規模經營（以農業集體化為具體表現形式）才可能推動中國農業的現代化。但是，由于人地關系緊張的矛盾未得到緩解（甚至進一步加劇），同時國家長時期、高比例的提取農業剩余用于重工業建設，集體化之后的中國農業并未能擺脫“過密化”發展模式，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長期在低水平徘徊。集體化后期，東南沿海農村“社隊工業”的興起，到1980年代鄉鎮企業的大規模發展，轉移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小農經濟開始走出“過密化”的陷阱。2000年前后，中國大規模外向型經濟飛速發展，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生長起來，吸納了全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流動人口大軍。結果，中西部地區普遍形成了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制度化的“半工半耕”過密型農業。
盡管黃宗智的研究引起了經濟史學界的巨大爭議，但是，客觀的看，他以滿鐵調研、檔案材料、實地訪談等多種扎實資料為基礎，對中國小農經濟經營模式的概括——“過密化”模式，是基本準確的，為我們認識中國小農經濟及其演變提供了最佳的理論起點。
黃宗智近年的研究發現，中國農業當前正處于大規模非農就業、人口自然增長減慢和農業生產結構轉型三大歷史性變遷的交匯之中。面對這樣的歷史性契機，政府若能采取適當措施，農業當前的隱性失業問題應該可以在近10 年間改善，農業的低收入問題也應該可以在今后25年間緩解。他指出，中國人的食品消費結構在過去30年間發生了巨大變化，糧食消費量逐漸下降，對蛋白質等副食品，尤其是果蔬的消費量大量上升。而且，這種轉型還有巨大的增長空間，這就為與傳統糧食作物種植大不相同的具有更高產值的“新農業”的發展提供了巨大市場空間。從過去30年農業總產值內部的構成上看，這方面的增長已經大大超過了“舊農業”產值的增長速度，也超過了世界歷史上其他幾次農業革命所帶來的產值增長，是一場正在發生的“隱性農業革命”。黃宗智等人還發現，“新農業”對家庭經營的影響表現為“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這是中國新時期農業發展的最主要特征。一方面，家庭農場的資本投資大大增長，農業的現代化程度提升；另一方面，與西方及印度等農業現代化過程中農民大量“無產化”相比，雇傭勞動在中國農業新時期的發展中所占比重很低，并沒有造成大規模的“無產化”現象，這表現出了家庭農場的堅韌性。他們還對中國家庭農場“資本化”的主要來源進行了數量分析，結果發現，這主要來源于農民家庭，尤其是外出務工收入反哺給農業的收入。而國家在家庭農場資本化方面的投入非常有限，農業公司在這方面的投入也很少，因此，國家在以后的投資中應該進一步向農戶傾斜，而不是像目前一樣傾斜于“龍頭企業”。
黃宗智等學者最早發現了中國新時期家庭農場的“隱性革命”（尤其是“資本化”趨勢），并對此從宏觀數量上做了非常有價值的分析。但是，他們分析的缺陷是缺乏微觀分析，換句話說，該研究是從總體和外部的視角來描述家庭農場“資本化”的狀況，對它內部的生產組織過程缺乏深入討論。而且，他們的討論也沒有關注“新型經營主體”作為“新型社會主體”的社會學意義，即它對村莊社會結構和轉型所帶來的可能影響。
二、“資本化”的家庭農場
以列寧、恰亞若夫為代表的小農理論主要從土地和勞動（力）兩大生產要素來分析傳統農業的內在機制。二十世紀中期以后，農藥、化肥、機械和改良種子在農業生產中掀起了一場“綠色革命”，資本投入對傳統農業的改造作用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在中國，也早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鄉村社會性質論戰中，就有學者主張通過加大農業資本投入來改造傳統小農經濟。本文所講的“資本化”家庭農場所針對的對象，基本就是黃宗智所講的以果蔬禽蛋為代表的傳統糧食種植之外的“新農業”，包括一些典型的養殖業。“舊農業”主要是指以大田糧食種植為代表的“狹義”農業，而隨著人們消費結構的巨大轉型，人們對果蔬禽蛋等需求量驟增，因此在傳統農業中作為副業的經濟作物種植和養殖業獲得了空前發展機遇，這是一種“新農業”。在“舊農業”中，化肥、農藥和種子是它最主要的幾種資本性投入，“新農業”的資本性投入較“舊農業”要多很多，資本投入在很大程度上超過了勞動力和土地投入，成為“新農業”的第一大投入要素。當然，關于資本、土地和勞動在不同種類的“新農業”中所占的比重及其復雜的相互關系，得根據具體行業具體分析。
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屬于亞熱帶季風型山地濕潤性氣候，適合多種農作物生長。糧油、茶葉、煙草、林果、藥材和蔬菜是全州農業的六大支柱產業；糧油是傳統糧食作物，其他五種是相對成規模的經濟作物，尤其是煙草、高山蔬菜和茶葉形成了規模和品牌。
煙草是一種典型的農業經濟作物。我國煙草行業實行國家專賣制度，主要通過煙農與煙草專賣局（卷煙公司）簽訂收購合同來進行煙葉生產和銷售。恩施州煙葉種植已有40多年歷史，境內所轄8縣(市)均種植烤煙，其中建始、恩施、巴東、鶴峰四個縣市還種植白肋煙，近幾年，全州白肋煙產量位居全國首位。全州常年煙葉種植面積60萬畝左右，其中烤煙42萬畝、白肋煙18萬畝左右；全州烤煙產量占全省總量的65%以上，白肋煙產量占全國總量的70%以上，出口備貨量占全國的80%以上。恩施州是國家煙草專賣局重點支持的31個優質煙葉產區之一，目前位列第六位。目前，全州8縣（市）88個鄉鎮中有60個種植煙葉，煙葉收購3萬擔以上的鄉鎮18個，煙葉種植萬畝以上的鄉鎮25個；種煙村1217個，其中千畝種煙村185個。恩施市盛家壩鄉是全市第一（全州第二）烤煙產區，共有11個種煙村，基本煙田5.1萬畝，常年種煙面積2萬畝左右，年收購量4.5萬擔以上。
煙葉種植是一種高度 “資本化”的“新農業”，資本要素在生產投入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據農業部對全國1553個縣6.8萬戶農戶定點調查匯編的《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2014）》，我們能得到煙葉種植的一般生產投入情況。他們將煙葉生產投入分為三大部分：生產物資與服務費用、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表1）。
生產物資與服務費用最為繁雜（表2），主要包括生產資料投資（農藥、化肥、燃料、固定資產折舊等）和服務性投入（機械租賃和銷售費用）。固定資產折舊主要指烤房的折舊，烤房及附屬設備具有一定的使用壽命，需要農戶一次性大筆資金投入。比如，盛家壩鄉修建一棟標準烤房至少需要投入8000-10000元，爐灶、抽風機等附屬設施還是煙草部門免費提供，若是農戶自己購買則成本更高，一棟烤房的使用壽命最多8-10年，中途還需維修。服務費用主要是租賃煙草部門的機械進行耕地和起壟作業，以減少人工投入，銷售費用是指煙葉烘烤完之后進行分類分級、扎把打捆和逐批次送到收購站中間的費用。生產物資和服務費用中的大部分屬于資本性投入，僅化肥、燃料、農藥、地膜、機械使用和固定資產折舊六項費用就占了生產物資和服務費用的80%以上，占總成本的比例也達到了30%以上，這六項是最典型的資本性投入（表2）。
盛家壩鄉的煙農是典型的“資本化”家庭農場，主要有兩個特征：一方面，小規模家庭農場是主要經營主體；另一方面，資本要素是農場最主要的生產投入，并在生產集約化過程中起到越來越關鍵的作用。
2013年，全鄉共有煙農1214戶，平均種植面積18.03畝（表3）。種植面積在5-10畝的農戶418戶，占總數的34.43%，11-15畝256戶，占21.09%，16-20畝203戶，占16.72%。種植面積在5-20畝的農戶占了總戶數的72.24%，種植21-25畝的共144戶，占11.86%，26-30畝84戶，占6.92%，種植30畝以下的農戶占總數91.02%，占絕對主體。種植51畝以上的農戶僅28戶，占總數的2.31%，51-100畝之間有18戶，100畝以上的大戶僅10戶，種植規模最大的為215畝。顯然，從經營主體看，小規模家庭農場是煙農中的主要經營主體，50畝以上的規模較大的農場只占總數的極少部分。
煙農種植面積有其自身的內在規律。影響煙農種植面積的原因很多，一個關鍵的因素是烤房的烤能（烘烤能力），另外幾項重要的是家庭資本支付能力、勞動力和土地面積等。
烤房烤能是決定煙葉種植規模的最主要因素。煙葉種植可分為三個階段：大田種植、采收烘烤和分級扎把。大田種植需要細致栽培出優質鮮葉，為煙片收割烘烤打好基礎。收割烘烤是大田煙葉成熟后分批收回，放在專門修建的烤房中烘烤的過程，是決定煙葉成色和質量的重要環節，也是高度技術化的環節。烘烤完成后再對煙葉分類分級，扎把打捆到收購站出售。專用烤房是煙葉種植必備的基礎設施，烤房內有復雜的加熱設備和通風排濕通道，烘烤時通過短時期內加高溫度，并順次打開和關閉相關通風排濕窗口，以給煙葉定色定質和徹底烘干。煙葉在烤房內需經過變黃、加溫、定色和烘干等程序，一般自煙葉進入烤房到烘干出來需要3-4天時間。同時，煙葉烘烤也不是一次將整株煙葉全部收回，而是根據煙葉成熟度，從煙株下部開始，每輪從每株采摘幾片煙葉匯集起來放到烤房中烘烤，如此直至將所有煙葉全部采收完畢。根據烤房烤能、天氣情況及煙葉成熟情況，一般要經過6-8輪才能將煙株上的煙葉全部采收完畢。煙葉采摘回來后要綁在特制的晾桿上面，再集中放入烤房之中，每一輪煙葉從采摘到放進烤房的時間要盡量縮短，不然最先采摘的煙葉可能會變質，無法與后面采摘的煙葉用同樣的“火力”烘烤。因此煙農一般將每輪煙葉采摘時間控制在兩天之內，最好一天完成，但絕不超過兩天。結果，每一輪煙葉采摘和烘烤的周期就在6天左右，加之煙葉進入烤房以后變黃的時間，一般剛好“一周一房煙”。煙葉烘烤季節是煙農最忙碌的時節，不僅要馬不停蹄地將煙葉采摘進入烤房，還要不分晝夜的根據烤房內煙葉的狀態控制“火力”以調節溫度。這樣不停歇的經過6-8周的時間，煙葉采收烘烤才能全部完成。
煙葉成熟后必須及時采收烘烤，不然會因過度成熟而腐爛，因此，影響煙葉種植規模的首要因素就是烤房烤能。1980年代以來，烤房一直在不斷改進和提檔升級。目前，盛家壩鄉主要有兩類烤房：一種是煙農自家中的“普改密”烤房，這是以前的普通烤房提檔升級后的烤房；另一種是近幾年在煙葉種植面積較大的村莊修建的集中工廠式烤房，屬于國家煙草部門興建和所有，出租給附近農戶使用。“普改密”烤房的大小雖然不完全一致，但大部分是原來供應8-10畝種植規模的“方八尺”烤房，這種烤房呈正方形，四邊長均為八尺，內部可設置三層或四層烘烤區。烤房的建造標準之所以比較統一，是因為烤房內爐灶火道設備是由煙草部門統一免費提供，煙農必須建設統一大小的烤房才能使用。這種烤房若是三層，可供6-8畝煙葉烘烤，四層則能滿足8-10畝烘烤。決定煙農種植面積的首要因素是烤房烤能，若種植面積太小，則烤房利用不足，浪費了大量燃料，若種植過多，則無法及時采收烘烤。結果，煙農經常用 “一房煙”或“兩房煙”的單位來敘述其種植面積，具體種植幾房煙，取決于家庭資本、土地和勞動力的限制。
實際情況正是如此。煙農的最小種植規模就是5畝，共82戶，占總數的6.8%，種植8-10畝的煙農最多，種植9畝的煙農有135戶，占總數的11.1%，種植8畝的有85戶，10畝的有58戶，11畝的有54戶，四者相加有232戶，占總數的27.3%。他們屬于種植標準烤房“一房煙”的農戶，其他種植5-7畝煙葉的農戶，也可湊成小型烤房（三層烘烤區）“一房煙”。若種植12-3畝，在烘烤初期一個烤房勉強能夠承擔，但在高峰時期就難以滿足，他們會面臨很大的時間壓力。14-20畝是標準烤房“兩房煙”的規模，種植14畝和19畝的農戶分別達到了92和96戶，種植15-18畝的農戶也比較多。25-30畝是標準烤房“三房煙”的規模，種植25和28畝的煙農分別有39和51戶，二者占總戶數的7.6%。正是受烤房烤能的影響，煙農種植面積的戶數分布呈現出幾個明顯的“波峰”：“一房煙”波峰、“兩房煙”波峰和“三房煙”波峰。實際上，大多數煙農都只有一棟烤房，加之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的制約，選擇種植一房煙的煙農占了50%左右（15畝以下的農戶占55.5%）。剩下50%的農戶中，約25-30%左右的農戶種植“兩房煙”，10-15%左右的農戶種植“三房煙”，其余約10%的農戶種植三房以上（表4）。事實上，種植“三房煙”以上的農戶，幾乎全部是租借煙草部門集中修建的工廠式烤房。這種集中式烤房規模大小和標準化“普改密”烤房差不多，每棟烤能8-10畝，工廠式烤房的出現，為煙農規模種植提供了條件。
三、“資本化”與煙葉種植模式變遷
資本性投入的增加，為近年來煙葉種植模式的變遷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條件。以盛家壩鄉為例，最近10年來，煙葉種植發生的重要變化是日益專業化和規模化。10年之前，全鄉煙葉種植戶數是目前的2倍以上，戶均種植面積卻只有5-6畝，種植面積10畝以上即稱為大戶，種植20畝左右的煙農非常少見。目前，戶均種植面積都達到了18-20畝，種植30-40畝的農戶也不算少，最多的種植了200多畝。那么，哪些因素推動了這種專業化和規模化的種植呢？
第一，機械化。上文已指出（表2），從全國來看，租賃機械費用的增長是近8年來生產投入增長最快的一項，足足增加了4倍以上。盛家壩鄉呈現出同樣的變遷趨勢。過去10年，各類深耕、起壟和移栽機械逐步得以運用，不僅節省了大量勞動力，減輕了農民勞動強度，還大為提高了作業效率。鄉煙草站成立了農機合作社和服務隊。截止2011年，已配置起壟旋耕機153臺，多功能拖拉機3臺，手扶拖拉機30臺，起壟覆膜機3臺，田間管理車8臺，剪葉機95臺，播種機11臺，培土機26臺，移栽機3臺，機動噴霧器420臺，移動噴灌機2臺，編煙機3臺，回潮機20臺，煙桿清理機4臺，農用車1臺，共782臺（套），配套總功率2179.61kW，每百畝功率12.6kW。起壟機的運用給煙葉種植帶來的變化最大，在此之前，煙田起壟是煙農最辛苦的重農活，每畝煙田最少要3個青壯年勞動力勞動一整天。而且，起壟是一個搶農時的農活，過早或過晚起壟都不利于煙葉生長，因此它成為制約煙農擴大種植面積的攔路虎。起壟機效率高，成本較低，起壟質量也好，深受煙農歡迎。目前，不僅鄉煙草站有專業機械服務隊，部分煙農也有了小型專業農機，尤其是小型拖拉機和三輪車，他們替代了農民肩挑背扛，將采摘的鮮葉運送回家烘烤。而且，對那些在集中烤房區烘烤的農民來說，它們更是必不可少，因為不少煙田遙遠且分散，離開了機械運輸，完全無法實現。
第二，高科技農藥。煙葉大田種植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打頂摸芽”，煙株在大田培植后期，需要主動剪除頂莖，并一輪又一輪的“摸掉”主葉和株桿之間的嫩芽，以保證煙片生長。若不及時“打頂摸芽”，煙葉不僅長勢不佳，還會突生蟲害。由于煙葉生長正是夏秋高溫多雨時節，煙芽會不斷生長出來，過去煙農得收割一輪煙葉就“摸芽”一次，非常繁瑣。近年來，高科技的“滅芽靈”農藥解決了這一難題，只要在第一次“打頂摸芽”時給煙株容易生芽的部位摸上這種農藥，煙芽生長就極其緩慢，解除了農民煙葉收割烘烤季節的又一難題。這為煙農相對成規模的種植提供了條件，若沒有這種農藥，種植規模達50畝甚至100畝之后，煙農每天不做其他事情，專門“打頂摸芽”都忙不過來。
第三，育苗工廠和烘烤工廠。10年之前，煙農都在自家用小塑料棚培育煙苗，它不僅耗費勞動(需要育苗、培植營養塊、大田移栽等多道程序)，而且，由于不能短時間一次性培植好營養塊，導致不同煙田上煙株時節早晚不一。同時，由于自家塑料大棚很小，也無法滿足大規模種植的用苗要求。最近幾年，煙草部門投入了大量資金在煙葉種植相對集中的村組修建了育苗工廠，一次性解決了這一難題。單個育苗工廠供苗面積一般在3000畝以上，供苗半徑在5km以內。目前，全鄉已經建成4個集中育苗基地，總建筑面積45672㎡，供苗面積1.73萬畝，育苗工場供苗覆蓋率達到100%（表5）。育苗工廠配備消毒池、遮陽網、裝盤播種機、剪葉機等配套設施。由于集中育苗的質量好、成本低，出苗一致，又節省勞力，種植規模小的農戶也放棄了自家育苗，全部到育苗工廠采購煙苗。
集中烘烤工廠和普通烤房改造升級（“普改密”）也是近年來煙草部門和農戶共同完成的一項重要基礎設施建設，為煙農相對規模化生產提供了條件。大多數煙農自身只有一棟標準烤房，若要單獨建設一棟則需花費8000-10000元。因此，烤房成為限制規模化種植的第一大因素，若是種植50畝以上，依靠自身一次性投入大量資金興建烤房不僅不劃算，也承擔不起。煙草部門集中建設的高標準烤房則解決了這一問題，農戶每使用一次只需支付100元的租金，比自家投入建設方便和便宜很多。而且，集中烤房供應充足，煙農在烘烤季節可不間斷作業，為煙農贏得了農時。2006年以來，全鄉共建設臥式密集烤房500多座，他們大部分都5座以上集群在一處，分布在種植煙葉集中的村組田間。其中，劉家溝、下云壩兩處烘烤工廠烤房集中了110座，滿足了規模種植戶的需求。為滿足集中烘烤區的電力需求，煙草部門會同電力部門共在全鄉增加了37臺專用變壓器，配套功率1110kvA，增加線路112km。新式烤房以電力為主的加熱烘烤設備，不僅保證了烘烤溫度穩定性和可控性，還大大增強了安全性，之前的普通烤房主要依賴煤炭甚至是普通木柴加熱烘烤，不僅不易控制溫度，還經常發生火災。另外，電力烘烤也大大減輕了勞動強度。
在大量建設集群烤房的同時，煙草部門也積極為農戶原有的普通烤房提檔升級免費提供設備支持，主要是補充安裝抽風機、新式爐灶等設備。但是，由于一些偏遠村莊的電力不達標，所以新式電力烘烤設備并不能覆蓋全部煙村，部分煙農仍然只能利用傳統普通烤房烘烤煙葉，只進行了部分更新改造。但即使是這些部分更新改造，也大為改善了煙農的烘烤條件，減輕了勞動強度，提高了烘烤質量。
第四，煙田整治和配套。近年來，煙草部門會同水利局、國土局、農業局等部門，通過項目整合的方式，對全鄉煙田進行了大規模的平整治理和基礎設施配套。盛家壩鄉煙草基地單元內共規劃基本煙田49片，46000畝。其中200-499畝規模連片1片，共350畝， 500-999畝規模連片31片，共24300畝，1000-2000畝規模連片17片，共21350畝。由于煙田需要輪作，因此常年種植面積在2萬畝左右。為適應機械作業要求，按照“宜平則平、宜坡則坡、宜臺則臺、宜梯則梯”和“小塊改大塊”的原則，對全鄉大量煙田進行了整治。煙田整治為機械下田作業提供了基礎條件，是煙葉規模化種植的基礎工作之一。
煙田整治的同時，基礎設施配置也同步跟進，最主要的是“煙水”和“煙路”，即灌溉管網和機耕道路。自2005年以來，全鄉連續八年實施了“八批次”的“煙水”和“煙路”建設，以煙草公司返還補貼資金為主，加上其他部門的配套資金，共建設灌溉水池85371立方米，安裝管網705km，修建溝渠14km，小塘壩2處30000 立方米。修建煙田主干路81.56km，分支路37.93km。正是經過八年“八批次”的建設，全鄉主要基本煙田都配備了灌溉設施和機耕路。這不僅提高了煙農的抗災害能力，也為機械化作業提供了條件，為煙農的專業化和規模化種植提供了可能。
除此之外，煙草和政府相關部門還完善了其他救災防災設施和社會服務體系，最重要的是固定防雹點。目前已經專門在二官寨村設置防雹點一個，毗鄰邊界也都建設了固定防雹點，全鄉防雹覆蓋率已基本能達到100%。
由于煙草部門、地方政府和農民在過去10年左右時間中對煙葉種植進行了大規模的資本化投入，導致了煙葉種植模式的變遷:煙農戶數較過去大幅減少，戶均種植面積卻大幅增長，并出現了不少種植規模超過50畝的種植大戶。煙葉種植日益專業化和規模化。
四、 資本、土地與勞動
生產物資與管理費用、人工成本及土地成本的三大分類代表了煙葉生產在資本、勞動和土地方面的投入情況。資本性投入，尤其是由煙草部門提供的大量資本性基礎設施，引起了煙農種植模式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不是獨立發生的，農業生產是一個典型的有機系統，資本投入必須與土地和勞動力要素互相作用才能發生化學反應。
(一)資本與土地
“資本化”所引起的專業化和規模化，不僅得益于土地整治和基礎設施的改善，也與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密切相關。
從全國來看，煙葉生產仍然是以農戶承包地為基礎經營，流轉土地占總種植面積的10-15%。這表明以家庭承包地為基礎的小規模農場仍然是煙葉生產的主要組織方式，這和10年前盛家壩鄉的煙葉生產組織狀況相似，以自家承包地為基礎，戶均種植面積小，生產的專業化和集約化程度還比較低。但是，在盛家壩鄉，隨著煙農種植規模的迅速擴大，流轉土地占種植面積的比重也越來越大。
19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以來，全鄉就再未進行過土地調整，農戶的土地承包情況一直沒有發生大的變化。2013年，全鄉有9511戶農戶擁有承包地，戶均承包面積僅6畝，承包面積小于2.5畝的農戶占總數的15%，戶均2.5-5畝的農戶占了36%，承包地在5-7.5畝之間的農戶占24%，7.5-10畝之間的占13%。因此，承包地在5畝以下的農戶占總數的51%，5-10畝的占了36%，87%的農戶承包地在10畝以下，10-15畝的占9%。顯然，絕大多數農戶承包地面積都很小。
農民實際耕種土地面積較這個數據要大，主要是農民開荒種地的結果。開荒地并未進入承包地的數據庫，農民開荒地面積大致是承包地的20-30%，即農民實際土地面積較這一數據統計要高出20-30%。但是，并不是農民所有的土地都適宜煙葉種植，主要有兩類土地要排除在外:一是水田，近年來雖然也在嘗試將水田改為旱地種植煙葉，但總體面積極小，農民還是會將水田種植水稻；二是坡度過大、過于貧瘠、距離太遠和基礎設施太差的土地。減去這兩類土地，農民實際耕種土地的70-80%是適宜煙葉種植的土地。這“一增一減”，則農民承包地的數據剛好差不多是農戶適宜煙葉種植的土地面積數據。下面以這個數據和煙農種煙面積兩個數據為基礎，對煙農的土地成本做些討論。
首先，絕大多數煙農都是擁有承包地的農戶，而且是土地條件很好的農戶。與全鄉所有農戶總體情況相比，種煙農戶的戶均承包地達8畝，比普通農戶戶均高出2畝。對比分析（表10、表11）可以發現，煙農擁有土地條件比普通農戶好很多。比如，普通農戶中2.5畝以下的農戶占14.46%，而煙農中只有4.5%，普通農戶中5畝以下的農戶占50.65%，煙農中只有30.8%，相反，普通農戶中大于10畝的農戶只有12.72%，煙農中卻有25.4%，是普通農戶的兩倍，等等。這也符合農民的選擇策略，最近幾年，家中土地面積大，土地基礎條件好（平坦、肥沃、水利、交通方便）的部分“老煙農”選擇繼續擴大種植面積，進一步專業化和規模化，所有資本和勞動力都投入到煙葉生產中，取得了不錯的經濟效益。而一些家庭土地條件差、資金能力、種植技術包括勞動力條件都不算好的煙農則逐步退出了煙葉生產，選擇了外出務工或從事其他行業。總之，家庭土地面積和條件的好壞，成為煙農去留的重要考慮因素。
其次，土地流轉日益成為煙農的主要土地來源。以煙農種煙面積減去家庭適宜種煙土地面積（粗略的以承包地數據替代），即可得出煙農土地流轉的面積。2013年，17.7%的煙農沒有流轉土地，其余80%以上的煙農有流轉土地，戶均流轉土地達12.95畝。從下表可見，流轉土地在2.5畝以下的煙農占14%，5畝以下的約30%，流轉10畝以下的占53%，15畝以下的占72.2%，20畝以下的占85.5%。因此，大部分煙農流轉土地在20畝以下，真正大規模流轉土地（30畝以上）的煙農并不多，當然，種植規模超過100畝的煙農的絕大多數土地都是流轉而來。從流轉土地占煙農種植面積的比例可以看得更加清晰，2013年，煙農平均流轉土地比率達56.7%，17.7%的煙農沒有流轉土地，流轉率在20%以下的只占煙農總數的7.8%，21-40%的占14.1%，41-60%的占19.4%，61-80%的達27.6%，流轉比率在81%以上的為13.4%。顯然，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煙農（沒有流轉和流轉比率低于20%）主要依賴自家承包地種煙，有41%的煙農主要依賴流轉土地種煙（流轉比率大于60%），總體來看，煙農對土地流轉的依賴度相當高。
最后，土地價格低廉，煙農的土地成本總體較低。根據農業部對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的調查分析來看（表7），煙農土地成本在250元/畝左右，這和盛家壩鄉的土地流轉價格相似。目前，全鄉土地流轉價格在150-300元/畝之間，主要根據土地條件（交通便利、平整程度、距離遠近等）進行微調。為種植煙葉而流轉土地有其自身特點。第一，一般是整片流轉。一片土地可能由很多農戶所承包，但如果要種植煙葉就必須盡量一次性全部流轉過來。一方面是成片種植容易管理，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玉米種植會妨礙煙葉種植。如果臨近兩塊地一塊種植玉米，另一塊種植煙葉，則玉米花粉會隨風漂附在煙葉上，使煙葉頁面形成紅斑，質量大為降低，嚴重時甚至沒有收成。因此，為避免玉米對煙葉的干擾，就盡量將一大片土地全部流轉過來種植煙葉。第二，面積計算一般以煙株數為準。一畝地種煙應在1000株左右，由于很多旱地相當不規整，煙農往往以煙株數給農戶支付地租。這種方式總體對流入煙農有利，因為他們可以不在一些邊角和貧瘠的角落種植，但實質是可以種植的，流出土地的農民就吃了小虧。當然，很多情況下也有“一口價”的做法，即幾塊地以一個總體價格一次性流轉。第三，土地流轉周期一般較短，絕大多數都是一年一租。主要原因是煙葉最好與玉米等輪作，若是在同一塊土地上連續種植，則因化肥施用過多導致土質破壞。農民之所以愿意將土地流轉給煙農種煙，主要是考慮種煙之后種玉米的收成往往很好，煙農種煙時對土地進行了深耕，又施用了大量化肥遺留在地里，第二年種植玉米會高產。由于大量青壯年外出務工，同時煙農大多又是鄉里親戚，加之煙葉種植后種玉米的高產，煙農就以相對較低的價格流轉到了土地。
(二)資本與勞動
由表1可見，2006年至2013年期間，每畝煙葉生產總成本從每畝1300多元上升到了3400多元，增長了2.5倍以上。生產物資和服務費用從500多元增長到了1000多元，也增長了近兩倍，人工成本則從600多元增長到了2100多元，增長了3倍多，土地成本從近100元增長到近300元，也增長了近3倍。2006-2009年，生產物資和服務費用占總成本的比例一直在40%以上，2010-2013年則在30-40%之間。人工成本一直維持在50%左右，但近年來則增長迅速，2013年突破了60%。土地成本一直穩定在8%左右。
從這個角度看，近年來生產投入最大的變化來自于勞動力方面。由于勞動力價格飆升，導致勞動投入占總成本的比例快速上升，資本性投入占總成本的比例貌似呈現下降趨勢。但是，這不是事實的全部，對此需要深入分析人工成本的構成。盡管畝均用工量有了大幅下降（表12），但勞動力總成本還是大幅上升，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勞動日工價急速上漲。2006-2013年，家庭用工每日折價從16.9元增長到了68元，足足增長了4倍，雇工工價則從24.88元上漲到了73.28元，也增長了3倍。勞動日工價的上漲，直接推高了勞動力總成本。但是，這種成本折價方法背后有“虛擬”的成分，主要是家庭用工折價部分。比如，2006-2013年，家庭用工折價從612.29元上升到了1824.92元，占總成本的比重也從46%增長為53%。應該說，這種折價計算方法，一方面確實反映了勞動力價格的增長，但同時卻“虛擬”了一個相對過高的勞動投入成本。因為家庭用工勞動投入中有許多半勞動力或輔助勞動力，他們的勞動機會成本相對較低，若是按照市場勞動價格折算，就無意間推高了勞動投入成本，并夸大和誤解了勞動投入的增長趨勢。實際情況是，2006-2013年，畝均用工數量從38個下降到了31個（表6），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機械化和高科技的滅芽藥物替代了原來人工耕地起壟和煙株除芽的繁雜勞動，因此反映在投入中就是機械租賃費用和農藥費用的快速增長，是所有資本性投入中增長最快的兩項，尤其是機械投入，足足增加了3.5倍以上（表4）。這呈現出一種明顯的資本對部分勞動的替代作用，資本在整個生產投入中扮演著越來越關鍵的角色。不僅農戶個體在資本性投入方面越來越多，而且，沒有反映在統計中的是政府和煙草公司聯合對煙葉基地的大量基礎設施投入，這也是典型的資本性投入；若是將它也納入計算，則資本要素在煙草生產中的投入比重就更大了，成了煙草生產的第一大投入要素。
第二，雇工勞動占比上升。2006-2013年，每畝雇工勞動從1.8個上升到了4.29個，雇工費用占勞動總成本的比例由7%上升到了15%，足足翻了一翻。每畝雇工費用由44.78元增加到314.5元，接近化肥、農藥投入的總和，直逼燃料費用成本（煙葉生產最大的資本性投入之一）。應該說，雇工勞動成本的上升確實是近年來煙草種植的一個普遍趨勢。
以盛家壩鄉為例。一方面，隨著資本化和機械化投入增加，畝均用工量下降了8-10個。本地過去煙葉畝均用工在32-35個左右，目前的減工環節主要有：集中專業育苗每畝減工2-3個，機械冬耕和機械起壟每畝減少用工3-4個，專業植保和農藥抑芽每畝減工2個，集中密集烘烤每畝減少用工1個，因此畝均用工在25個左右。減工也降低了煙農成本，每畝育苗、機耕和抑芽農藥費用大概在200-250元左右，而當前雇工成本是每人60元/天，因此直接為煙農減少成本250-300元/畝。但是，另一方面，隨著戶均種植規模的擴大，雇工勞動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以一戶普通專業煙農為例。目前煙農已經相當專業化，一旦選擇種煙，全家土地、勞動力和資本都集中投入其中，煙農絕大多數都是壯年農民（見下文），一般家中有2個整勞動力（夫妻），2個左右輔助勞動力（老人小孩），由于重體力活已經由機械替代，輔助勞動力也能承擔部分勞動。這種家庭可以3個整勞動力計算，煙葉生產周期是5個多月，全家在此期間實際可用勞動日是360-400個（按全部時日的80%折算），按煙葉25日/畝計算，他們依賴自家勞力可種植煙葉15畝左右。這種核算非常符合本地煙農的實際情況，比如一戶普通煙農（3勞力）若是種植“一房煙”（10畝左右），則不需要雇工。若是種植“兩房煙”，則在農忙時節(收割烘烤)時必須臨時雇工，因為家中已有的3個勞動力只能維持一棟烤房持續運轉，他們形成了“一房煙”生產的“一套班子”，若再加“一房煙”，則必須臨時雇工。
因此，雇工比例隨著種植規模的擴大而增長。普通煙農種植“一房煙”時，基本不需要雇工，種植“兩房煙”時，需要在農忙時節臨時性雇工，但雇工比例相對較低。若是種植“三房煙”及以上，則需要雇傭相對穩定的勞動力隊伍。主要原因在于，第一，煙葉采收烘烤時對勞動力的技術要求較高。采摘煙葉雖然是手工活，但對人的技術要求卻比較高，他需要對煙片的成熟度做出恰當的判斷，同時要能夠根據雇主家烤房烤能情況靈活把握采摘量。這就要求所雇勞動力之前長年種植過煙葉，有這方面的技術和能力。第二，煙葉收割烘烤時是不間斷進行，需要一輪一輪收割完所有煙葉，時間持續近2個月，恰好又是農忙時節，因此需要煙農提早雇傭好一套能夠連續受雇的收割“班子”。一套“班子”一般是4人，4人組成的一套勞動力組合正好能夠在一天時間內采摘滿一房煙葉并送入烤房，他們在這段時間中專職為雇主服務，不能中途耽誤，以免耽誤采摘時節。煙農若種植有“三房煙”以上，則每棟烤房序次“點火”，第一棟烤房煙葉剛送進去，又準備采摘第二棟烤房，等第三棟采摘完，第一棟就已經快“熄火”準備新一輪采摘了，如此循環。例如，種煙大戶安發雨，2013年種植了160畝，高峰時期有13棟烤房同時烘烤，他雇傭了兩套收割班子，外加自家勞動力組成一套班子，另外還雇傭了兩個專職蹲守烤房的技術員，三套班子連續干了50多天才基本結束煙葉烘烤。煙葉不僅收割烘烤時需要大量勞動力，烘烤后的分級扎把同樣需要大量勞動力，只是農時沒有要求那么嚴苛。前文已述，全鄉有50%左右的農戶種植了“一房煙”（15畝以下的農戶占55.5%），25-30%的農戶種植“兩房煙”，10-15%左右的農戶種植“三房煙”，其余約10%的農戶種植三房以上。因此，50%的煙農不需要雇傭勞動力，約25-30%種植兩房煙的農戶需要雇傭少量臨時勞動力，而有20-25%的農戶需要季節性的雇傭比較穩定的勞動隊伍，雇傭勞動占總勞動量的比例也比較高。目前，勞動力的價格是60-70元/天，一畝煙葉若是全部依賴雇傭勞動力種植，則勞動成本就在1500元以上，是一筆很大的投入。
盡管近年來煙葉畝均用工量有了下降，但與其他農作相比，它還是一種典型的勞動“密集型”作物（25工/畝）。農民最形象的表達了煙葉生產的這一特點，“種煙就是費神費力，每片煙葉不過二十次手是賣不成錢的！”資本性投入的增加只能替代勞動過程的部分程序（深耕、起壟和藥物抑芽等），對于勞動力需求最密集的采摘、分級扎把環節仍然無法替代，因為這些環節需要勞動者的技術能力和主觀判斷，而不是標準化的生產。同時，煙葉也是一種高度資本“密集型”作物，資本投入在其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單位面積勞動日投入在緩慢遞減，資本投入在逐步增加，單位勞動力和單位面積的資本投入量日益增長，這就是本文所說的“資本化”過程。煙葉生產的“資本化”并沒有大規模排斥和替代勞力，形成了一種資本和勞動“雙密集”的新型農業。
五、新農業與新農民
那么，這種資本和勞動“雙密集”的新型農業和明清以來的“過密化”小農經濟到底有何不同？它是否是一種真正“去過密化”的新農業？
(一)“資本化”與“新農業”
“過密化”小農經濟是指人口和勞動力超過了土地的承載能力，勞動力也沒有其他途徑轉移就業，形成“隱性失業”，勞動力的機會成本趨近于零。農民因此在土地上無限投入勞動力，單位勞動力的邊際報酬逐步遞減以致接近為零，如此形成了一種“過密化”農業和“高水平均衡陷阱”。因此，“過密化”小農經濟的本質是人口和勞動力的“過密化”。勞動和資本“雙密集”的煙葉種植已經走出了“過密化”農業的陷阱。就最普通的種植“一房煙”的煙農來講，他們也必須將家庭所有主要勞動力和輔助勞動力全部集中投入進去才能順利完成生產，其家庭已經達到飽和就業狀態。那些種植規模更大的煙農，則必須在農忙時節雇傭臨時性和季節性的勞動力才能完成生產，尤其是種植規模較大的煙農（50畝以上），他們儼然是一個農業企業家，充分考慮邊際收益及利潤的最大化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
那么，這種“去過密化”的新農業將走向何方？
從成本收益來計算，盛家壩鄉一戶普通煙農如果不雇工也不流轉土地，畝均投入主要是燃料、化肥、機械租用、農藥、地膜和育苗費用，畝均投入約為1000元，和全國平均水平差不多。從收益來看，煙葉畝均產量在150公斤左右，2014年煙葉收購均價為22元/公斤，畝均毛收入約3000-350元，故畝均純收入2000-2500元之間，按每畝用工25個計算，日均產值約80元。若流轉土地和雇工經營，則成本中還需減去土地和人工投入，土地流轉為150-300元/畝，如果全部依賴雇工經營，則畝均勞動投入需1500元左右，如此畝均純利潤就非常有限了（400-800元）。因此，利潤率最高的并不是那些大規模種植戶（50畝以上），而是那些適度規模煙農，煙草部門稱他們為“基本煙農”。他們種植規模在20畝上下，主要依賴自家勞動力經營，農忙時雇傭部分臨時季節性勞動力，以低價格流轉部分土地，由于雇工成本占比小，他們獲得了最好的規模效益，畝均收益比種植規模更大的農戶要高很多。從家庭總收益來看，如果種植20畝煙葉，全年能夠獲得4-5萬元的純收益。
那些種植規模更大的農戶（尤其是50畝以上的農戶）面臨著各種弊端。首先是一次性資本投入大，每畝至少需1500元以上的投入，一次性投入七八萬甚至超過10萬，這是一筆巨大的資金。另外是利潤率低，與“基本煙農”相比，他們畝均勞動和土地成本都高很多；最后是風險大，煙葉種植不僅要面臨各種自然災害，還要面臨市場波動(雖然是國家專賣，但不同年份煙草部門收購定級的嚴格程度波動很大)。同時，由于煙葉需要輪作，所以種植規模過大的煙農需要每年重新在不同村組與眾多農戶之間完成土地流轉交易，這對他們也是一個很大困難，使他們長期維持大規模種植并進一步擴大種植規模的可能性降低。結果，近五年來穩定種植煙葉的正是那些“基本煙農”，他們每年的種植規模基本變化不大，成為煙葉種植的中堅力量。而那些種植規模過大的煙農，則年際波動很大，有的只種植一年就再也沒有嘗試，少數甚至因此而虧本欠債。正是因此，煙草部門為穩定煙葉種植規模和水平，都特別重視“基本煙農”。
因此，在目前的土地制度、種植模式和技術條件下，以家庭勞動力為基礎的適度規模煙農（“基本煙農”）既是目前最穩定的種植主體，也是那些微小種植戶發展的方向。適度規模的“基本煙農”主要依賴家庭勞動力，農忙時雇傭少量臨時季節性勞動力，以較低價格流轉獲得部分土地，年均獲得4萬元左右的純收入。雖然從收入上與外出務工相比并沒有占據明顯優勢，但也能滿足在鄉村社會中維持一個不錯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們既維持了家庭生活的完整(夫妻團聚，照顧了老人和孩子)，還有農閑時的自由和閑暇(農忙半年，農閑半年)。但是，他們也沒有太大的沖動大幅擴大種植規模，因為從收益和風險上都不是特別劃算，除非土地制度和種植技術等發生了變化，他們才會緩慢擴大規模。相反，如果種植規模太小，則家庭年均純收入較低，卻需要兩個壯年勞動力在家務農，與他們外出務工相比沒有收入上的優勢，也難以憑這份收入維持全家開支。因此這部分種植群體會進一步分化，一部分煙農會繼續堅持下來，逐步進入“基本煙農”隊伍，另一部分則會退出，選擇外出務工或其他營生。過去10年中約有一半的農戶退出了煙葉種植，正是這一分化重組過程的生動體現，這個過程目前還在繼續。
顯然，煙農群體的分化過程并沒有收斂于馬克思-列寧所闡述的工廠式的資本主義大農場+無產化的農民階級的分化道路，而是在某種程度上皈依了恰亞若夫所主張的農民家庭生產的穩固性學說。恰亞若夫認為農民家庭的生產單位會維持很強的韌性，不會走向資本主義大農場的“橫向一體化”模式，而是會以家庭生產為基礎，通過合作組織與市場連接，實現產供銷的“縱向一體化”。從本文的煙農群體來看，他們通過國家專賣制度鏈接于市場，而不是農民合作組織的作用，全國其他領域的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也不盡如恰亞若夫所判斷的那樣樂觀。更準確的說，煙農走向了萊曼所言的典型的“資本化”家庭農場（capitalized family farm）的道路，中國許多地區的大棚蔬菜、禽蛋奶制品等農業經濟作物生產都走上的相似的“資本化”道路。這是一種“去過密化”的新農業。
(二)“新農業”與“新農民”
“資本化”的家庭農場的發展對村莊社會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他們在村莊中形成了一批 “新農民”/“后農民階層”。他們有以下特點。首先，在村莊青壯年大部外出務工的情況下，“資本化”的煙農卻基本都是青壯年群體。煙農平均年齡46歲，其中，21-30歲的占2.6%，顯示青年未婚群體中絕大多數還是在外出務工，在家種植煙葉的極少。31-40歲的占20.2%，41-50歲的占比高達45.5%，顯然40-50歲的壯年農民是煙農種植的中堅力量，接近占總數的一半；51-55歲占比11.5%，55歲以下青壯年農民占所有煙農的79.8%。56-60歲的占10%，61歲以上的占10.2%，這些60歲以上的煙農主要是沒有分家的家庭以老人名義申報的種植合同，當然也不排除極少數老人身體健康獨自種植小規模煙葉的情況。在種植規模超過15畝的煙農中，55歲以下的煙農占了92%，60歲以下的占97%。在種植超過40畝的煙農中，98%以下在55歲以下，沒有一戶超過60歲。1100多戶煙農約占全鄉農戶總數的八分之一，是新時期青壯年大規模外流過程中留在村莊的“精英力量”。
其次，他們不僅在年齡上有優勢，而且是村莊中典型的“精英”或“能人”。他們往往是村莊中的種田能手和經濟“精英”，因此才能在許多煙農退出種植的過程中堅守下來，而不是那些外出務工無門而被迫留在村莊中的農民，他們是主動選擇留下來并經營有方的農民。尤其是那些“基本煙農”，他們是村莊中最會種地和最擅經營的一批精英群體。那些種植規模更大的煙農不僅是村莊中的精英，也是地方社會的資本持有者，是鄉村中的“企業家”群體。
再則，他們擁有完整的家庭和社會關系。目前，外出務工人員的普遍狀態是家庭不完整，“妻離子散”。同時，因為他們過早和常年外出務工，導致他們在家鄉的社會關系日益疏散，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從學校畢業之后就長時期在外地打工漂泊，根本沒有在村莊中建立起扎根于鄉土社會的社會關系網絡，因此家鄉形似一個“陌生人社會”。其他人雖然在家鄉長期“扎根”過，但長時間的外出務工，原有的社會關系網絡由于缺乏維護而逐步疏散。那些常年在家的煙農則不同，他們不僅維持了家庭完整，更重要的是一直在不斷維持和再編織自己的社會關系網絡。在村莊人口大規模外流，大部分人的社會關系網絡在不斷疏散的背景下，村莊社會整合和社會關聯面臨著巨大挑戰，村莊社會面臨著解體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穩定的精英力量留在村莊，并以他們為中心不斷維持著“搖搖晃晃”的村莊社會，這對轉型中的村莊社會是一個巨大的穩定性力量。
最后，他們的利益與村莊社會高度相關，密切關注/心村莊社會的治理狀況。他們主要依賴村莊中的煙葉種植獲得經濟收入，需要從其他農民處流轉土地，需要依賴其他村民在農忙時節的季節性受雇服務，更高度依賴村莊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因此，他們高度關注村莊社會的治理狀況，對村莊治理有最高的期待和要求，也是國家各種惠農政策和措施的最主要受益群體，因此是現在和未來村莊走向“善治”最值得依賴的社會力量。
“資本化”的家庭農場既是一種新型經營主體，也是一種新型社會主體，是決定村莊社會轉型和再生的關鍵性社會主體。
六、結論與討論：從經濟形態到社會形態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人口結構的轉型和國民消費結構的變化，明清以來“過密化”的小農經濟發生了動搖和轉變。人口大規模外流之后，人均耕地面積上升，嚴峻的人地關系壓力得到了明顯舒緩，家庭勞動力在農業中日益得到充分就業。另一個更重要的變化是，資本投入在農民農場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單位勞動中的資本投入快速上升，家庭農場日益“資本化”，由此形成了一種“資本化”的新農業。“資本化”農場不是工廠式的資本主義大農場，而是以家庭勞動力和承包地為基礎的適度規模農場，他們在農忙時雇傭部分臨時勞動力，并流轉部分土地以達到適度經營規模。在“資本化”的家庭農場中，農民實現了飽和就業，走出了“過密化”陷阱。在村莊人口大規模外流的背景下，“資本化”家庭農場不僅是一種新型經營主體，也是留守在鄉村中的社會精英群體，或者說一種新型社會主體，他們是決定村莊社會能否成功轉型的重要社會力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鄉村研究》2018年第1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