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媒體報道了一則“巢狀市場小農扶貧”模式的成功經驗。這一模式的內在邏輯并不復雜，簡單說就是在鄉村這一頭梳理貧困戶能夠供應的農產品，在城市那一頭尋找需要這些農產品的消費者，然后通過線上線下結合的方式完成交易。其中最關鍵的環節是建立城鄉間的市場網絡，這一工作是在中國農大部分師生的無償幫助下完成的。在這個故事里，農大師生其實是義工，他們實際是在搞慈善。我們絲毫不懷疑他們的熱忱，但慈善與扶貧畢竟不是一碼事。
這一模式最大的問題是缺少對成本收益的計算。數十名師生的勞動成本如何衡量？依靠志愿服務又能解決多少貧困問題？這種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他們顯然缺少理性的考量。無獨有偶，這幾年叫得很響的云南河邊村扶貧案例，也是農大師生們的運作。而三年過去，這一計劃的主持人李小云教授有所反思。他認識到，要想通過這種方式可持續地扶持一個深度貧困村是很困難的，要把深陷貧困陷阱的群體帶上發展之路則更為艱難。這樣看來，盡管報道中的案例確實解決了一個村莊的貧困問題，但對此類所謂模式的效果恐怕不宜作過分的解讀。
近幾年的扶貧工作中，彌漫著一股浪漫主義情緒。公共領域中浪漫主義的特點是，常常忽略對成本與收益的理性算計，缺少對工作或政策的長遠考慮，往往以小范圍的成功推測全局性政策的有效性。上面的故事即是一個典型。如果說一些大學師生的志愿活動即便沒有太大推動作用，但總還可以看作扶貧工作的一種有益補充，那么一些地方政府拿著財政資金大行慷慨之舉，恐怕就很值得商榷了。
比如，某縣政府為完成上級部署的發展集體經濟的要求，用財政資金搞了幾個公司，每年用公司收益給貧困村發放分紅。我們調查發現，一路跑冒滴漏下來，農民真正拿到的錢恐怕還不如財政投入本金的存款利息多。還有一個地方，給貧困村撥付一定數量的資金，但限制其用途。村支書對我們說：“掙錢的生意上頭不讓做，讓做的事情不賺錢，幾年的撥款都還趴在賬上。”這樣的例子為數很多，無從備列。
資金浪費只是一個表象，其背后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浪漫主義行為。這種行為集中表現為不計成本、急功近利，與中央強調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理念背道而馳。依靠如此方式，恐怕是很難取得脫貧攻堅戰最終勝利的。
迄今為止，全世界的脫貧主要是依靠發展性脫貧，即隨著某一國家或區域整體性的發展，而相應帶來的貧困人口減少。曾經有學者指出，中國是全世界發展性脫貧做得最好的國家之一。但發展性脫貧存在一個問題，就是發展過程中誰能富裕起來帶有隨機性，這種隨機性還可能會放大既有的貧富差距。中國當然也不例外。中央現在部署的脫貧攻堅就是希望打破這一邏輯，即通過精準化的政策瞄準，主動將國家的發展成就和發展機會向貧困者開放，將他們納入國家發展的軌道。
扶貧之道，關鍵在于農民走出去，市場引進來。之所以這么說，首先是因為中國的大部分貧困人口生活在農村、職業是農民，這與發達國家情況很不一樣——他們的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從結構性角度看，除了部分殘障人士外，大部分貧困人口致貧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力不能與其他的生產要素實現有效結合，直接表現為就業的嚴重不充分。傳統小農一年實際工作不足50個工日，如果其收入能夠與一年工作超過300個工日的城市工作群體相比肩，那才是咄咄怪事。在傳統條件下，土地、資本、勞動力間的配置不均衡，農民不可能在小塊土地上擺脫貧困。城鎮化為大量人口的脫貧提供了最重要的機會，農民進入城市實際是勞動力在市場引導下從低效率向高效率移動。效率提升帶來收入提升，這就觸及了脫貧的本質意涵。
而市場引進來，就是在具有獨特稟賦的地區，通過資本的力量將市場引入到農民的家門口。筆者近期在陜西調查，發現兵馬俑景區已經發育為一個成規模的小鎮，而且這里已經與世界市場接軌；由此向北100公里的照金革命老區，通過挖掘紅色文化資源建設的新鎮區也初具規模。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要真正形成市場效應，除了特定資源稟賦，一定規模的資本投入也是必要條件，小打小鬧基本是瞎折騰。
打贏脫貧攻堅戰，地方政府需在推進高質量城鎮化和打造區域性市場方面多下功夫。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訣竅。由著浪漫主義的性子，短期看似有成效，是因為很多問題在當前大規模投資的浪潮下可能被掩蓋，然而大潮退卻后終究會現出原形。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觀察報》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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