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部某省調研,聽一個省黨代表講到一件事情,就是全省不同地市搞精準扶貧的交叉評估,黨代表所在市一年多時間內的精準扶貧排名分別為倒數第一、正數第一和倒數第二。從實際工作來講,一個省的十多個地市,從倒數第一到正數第一再到倒數第二,跨度實在太大,評估結果可信度低。任何一項工作都不可能一夜就搞好,也不太可能一夜又搞壞了,何況精準扶貧是投入了大量人財物力的重點工作,怎么可能在全省排名忽高忽低呢!
從扶貧實際工作來看,一夜之間就搞好了或又搞壞了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不過,排名并非實際工作,而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何況又是全省不同地市之間的交叉檢查,每個地市都會檢查別人,也被別人檢查,田忌賽馬,心態復雜,評估結果忽上忽下也就可以理解了。
這位黨代表還說,據他觀察,之所以第二次評估本市能排第一,原因是當時主管精準扶貧市委副書記格局大。有一次他親耳聽到市委副書記對具體操辦人講,所有禮品都買最高檔次,所有接待也按最高規格。最高檔次和最高規格當然也都是在政策允許范圍內,至于具體操辦人如何操作,又要看操辦人的智慧。這位黨代表與市委副書記多有接觸,對市委副書記的評價就是格局大,敢花錢辦事。來參加評估的都是本省其他地市工作人員,受到尊重了心情容易舒暢,評估給分自然就高,本來工作基礎就不錯,得第一也是正常的。
之前的一次交叉檢查評估,負責人是一位副市長,這位副市長魄力不夠大,格局也不夠大,結果評估成了全省倒數第一,副市長就得對這個倒數第一負責,所以就換市委副書記來分管精準扶貧。
過了一年,分管扶貧的市委副書記調走了,另外一位市委副書記分管精準扶貧,又因為重視程度不夠,經驗不豐富,格局不大,在全省交叉檢查評估中變成全省倒數第二。
二、
精準扶貧工作點多面廣,細碎復雜,看起來容易,做起來不易。精準扶貧除了政府財政投入和人力資源投入這些看得見的工作以外,還有大量接觸群眾的工作,這些接觸群眾的工作都很細小瑣碎,且往往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看出成效。因此,進行精準扶貧的檢查評估,往往就要從資源投入,從可以檢查的文字材料等相對客觀指標中,以及從村民滿意度以及扶貧工作的認真努力程度等相對主觀的方面進行評估。因為近年來精準扶貧受到高度重視,幾乎所有地市都在精準扶貧的硬件投入和文字材料等相對客觀可見指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決定評估好壞的主要是主觀方面的評估,而主觀評估人為性很強,同樣一個地市的工作就可能在評估中由全省倒數第一到正數第一之間猛烈跳躍,這并非地方工作有了根本變化,而是這種評估本身就缺乏客觀性無法標準化,也就是不可靠的。
那么,能否進一步通過標準化、客觀化指標來評估全國不同地區精準扶貧工作呢?國務院扶貧辦實際上就是借用以高校為主的第三方評估力量來對全國貧困縣脫貧攻堅進行評估的,為了標準化,第三方評估重點評“三率一度”,即“漏評率、錯退率、綜合貧困發生率和群眾滿意度”,其中錯退率高于調查樣本的2%,漏評率高于調查樣本的1%,貧困發生率高于2%,以及群眾滿意度低于90%,貧困縣就不能摘帽。貧困縣為了在第三方評估中順利過關,往往加大投入,將很多本來不是貧困戶的農戶也納入貧困戶,并給予貧困戶遠超應獲得的扶貧好處與力度。這樣的扶貧好處在非貧困戶群眾看來就是養了懶漢,因此,一般村民對精準扶貧又不滿意。
又因為所謂漏評、錯評以及群眾滿意度本身都是很難客觀評價的,第三方評估時,只要發現一例疑似漏評、錯退,整個第三方評估就很可能無法達標,貧困縣就不能摘帽,這樣的評估結果就可能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因此,被評估縣領導就不僅極為重視第三方評估,而且會想盡辦法對參與第三方評估的高校師生進行“格局大”的對待,雙方心知肚明,等到第三方評估通過后,順利摘帽的貧困縣就會向參與第三方評估的單位輸送資源。
三、
越是基層工作越是具體瑣碎難以標準化,越是需要調動基層工作人員的主觀能動性,讓他們因地制宜結合當地實際開展工作。如果沒有基層干部的主動性和責任心,沒有榮譽感和進取精神,基層工作是做不好的。而自上而下的檢查評估,必須要有相對客觀的依據且這些依據必須標準化以方便進行不同地區之間的比較,最能客觀化和標準化的是外在投入和文字檔案資料,因此,在精準扶貧工作中,不切合基層實際的各種投入與文字資料就變成了壓倒性的工作,基層干部主要工作都用于做表面文章去了。山西一個鄉鎮黨委書記說,現在基層工作不怕辛苦,最怕的就是做假,做沒有意義的事情。誠哉斯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