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演講將與大家分享巴西土地斗爭及土地改革的歷史經驗，也會涉及農村無地農民的斗爭及其運動，同時給大家介紹一下現有的一些生產模式是如何在20世紀60~80年代建立起來的，以及這些生產模式所帶來的社會后果。
1、農業現代化
巴西關于土地的話題可以追溯到16世紀，但是與土地斗爭相關的事件主要發生在20世紀40~50年代，此時的土地斗爭開始于巴西東北部貧困地區，以隸屬于共產黨及左翼團體的農民團（peasant league）為基礎。農民團最初的訴求非常簡單，只想在農村獲得更好的工作環境，后來隨著自我組織的完善和左翼團體的影響，農民團變成了一個更具政治性的組織。
50年代末60年代初，農民團提出土地改革的要求。當時，社會運動席卷全國，農民團并不是唯一進行社會運動的組織，土地改革也不是其唯一的政治訴求。這一時期還出現了諸如農會以及其他類型的土地運動團體和村社團體。他們提出更高工資和更好工作條件等權利訴求。在這種背景下，土地改革已進入緊迫的政治議程，廣泛的土地產權民主化也變得非常重要，盡管1964年發生了軍事政變，為土地而進行的抗爭仍然迫使軍政府上臺之后頒布了《土地法》。但是為了穩定政局，軍政府隨后取締了農民團、農會等土地運動團體和村社團體，《土地法》也被束之高閣。
在一定程度上，軍政府解決了農民團體的問題，就相當于解決了國內政治問題，但是經濟問題仍然亟待解決。為了改變巴西貧困落后的面貌，軍政府認為農業部門應該幫助巴西民眾走出貧困，“綠色革命”應該成為農業部門中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所以，發放“綠色革命技術包”——化肥、拖拉機、種子——成為當時主要的發展策略，其覆蓋范圍從南方地區一直擴展到亞馬遜地區。實際上，今天所見的保守的農業現代化模式都是基于綠色革命發展起來的。軍政府在經濟方面，通過提供補貼、信貸和研究經費等方式推動了“綠色革命技術包”的發放和推廣，為農業現代化和綠色革命打下了基礎。但后果是，巴西成了世界上主要的農用化學制品消費者，而不是領先的農業生產者；尤其是在殺蟲劑的使用上，過去5年里巴西一直很不幸地處于領先位置。
政府在解決政治、經濟問題的同時，還需要解決社會問題。所有土地改革的社會運動都是由無地農民發起的，所以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讓這些家庭獲得土地而不再參與社會運動。巴西政府的策略是通過“殖民化”過程來擴展農業的邊界（agricultural frontiers），即制定了很多激勵政策，讓小生產者從東北林區和南部地區遷往位于巴西中部的亞馬遜流域，以解決“無人耕種的土地”（land without man）和“無地可耕的人”（man without land）之間的矛盾。這也意味著：如果你想要得到土地，并不需要任何土地改革，只需到農業邊緣地區去開辟土地就可以了。在此背景下，人們從東北和南部遷移到中部的亞馬遜地區，土地占領也因此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
2、農業現代化的后果
在實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形成了規模化的種植和養殖，谷物和畜牧產量增加，生產率得以提高，農業經濟得到改善。然而，在社會和政治方面，農業現代化卻造成了一些不利后果。
第一，農村人口外流。在20世紀60年代，巴西大約有7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地區，但現在只有20%的人口生活在農村。
第二，土地集中加劇。許多小農賣掉自己的小塊土地，移民到北方的亞馬遜地區，以為那樣會生活得更好，但實際上當他們得到一大塊土地，卻無法獲得諸如種子、拖拉機等生產所需的條件時，最終只能再次出售土地并到城市謀生。
第三，土地沖突增加。在軍政府時期，土地矛盾主要集中在東北和南部地區，人們以為只要移民到中部并購買土地，就能解決尖銳的土地矛盾，但卻忽視了原本居住于中部土地之上的小生產者或土著部落，移民之后對當地人的侵略和驅逐加劇了土地沖突。因此，沖突的場域只不過是從東北和南部轉移到了中部地區而已。
第四，森林砍伐和環境問題加劇，許多發生在中部亞馬遜地區的森林砍伐是由擴展農業邊界的公共資金資助的。
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另一個后果是土地集中的加劇。當我們討論小農場時，是指土地規模小于100公頃的農場；而當我們談論大農場時，幾萬公頃的土地規模也不足為奇。在這個研究中，我把小農場分成兩類：小于10公頃的農場和10~100公頃的農場。如表1所示，在巴西所有的農場中，小于10公頃的農場數量占47.86%，小于100公頃的農場數量占85.95%，即80%以上數量的農場僅僅占據了不到22%的土地。2006年巴西出臺的《家庭農場法》規定，在巴西中部和北部，家庭農場的規模不能超過400公頃，所以，有些超過1000公頃的農場，其實是2~3個家庭農場的聯合，且數據顯示全國范圍內超過1000公頃的農場數量總共不到5萬個。然而，就是這些不到全國1%數量的農場，擁有幾近全國一半的土地。而數量占近一半的小于10公頃的農場，由于無法獲得足夠的土地或者無法采取其他更好的方式維持生存和改善生計，人們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這也是發生土地沖突的最主要原因。
農業現代化實現了糧食產量的持續增長，但這是以農業邊界的不斷擴展為代價。2006~2007年，全國糧食產量是1.265億噸，而2012年的產量已經達到1.88億噸。在農業現代化期間，土地耕種面積也在增長，但其增幅遠沒有產量增幅大。也就是說，在沒有占用更多土地的基礎上，糧食產量取得了增長，這也正是支持綠色革命的人所持的主要論據。對此，我們的回應是，盡管被利用的土地面積增幅不大，但這并不意味著農業邊界固定不變，相反，人們在面對退化了的土地時，不是選擇增加投入來改善土壤肥力，而是選擇拋棄并去開墾新的肥沃土地。
農業現代化是如何向北方擴展農業邊界的呢？以大豆為例，它的擴張起源于巴西南部臨近阿根廷和烏拉圭的地區，該地區因得天獨厚的氣候條件，成為最早種植大豆的區域。但隨著研究和推廣的開展，大豆種子適應能力逐漸提高，大豆種植也得以向中部和北部擴展到了亞馬遜和東北部地區，相關數據顯示，亞馬遜核心地區大豆的種植面積已經超過10萬公頃。那么，為什么會在亞馬遜地區種植大豆呢？原因是，這里的土地便宜，且原始森林被砍伐后的土壤非常肥沃；此外，亞馬遜地區有一個港口，交通便利，很容易把生產的谷物通過水路運送到亞洲和歐洲地區，拉近了其與國際市場的距離。
3、關于土地的社會運動
1964年，巴西發生了軍事政變，軍政府掌權。由于軍政府的獨裁統治，土地的社會運動很難有效地組織起來，雖然也曾爆發過類似全國工會組織的全國性運動，但這些運動與我們所說的巴西社會運動還不太一樣。直到1979年，巴西國家法律允許其他政黨和組織建立。1980年，巴西南部南里奧格蘭德州（Rio Grande do Sul）發生了大規模抗議活動，超過1000個家庭聚集在一起靜坐抗議，要求獲得土地，這是當代巴西土地斗爭的起點。兩年后，巴拉那州（Parana）伊泰普（Itaipu）水電站的修建影響了數千小農的生活，引發了另一場運動。
在此背景下，基于眾多前期社會動員，無地農民運動（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簡稱MST）興起，并在1985年舉行了第一次正式大會。這些新出現的社會運動與其他左翼政黨一起要求將總統直選和土地改革納入政治議程。幾乎所有的社會動員文件都明確提到，“要成為一個民主的國家，我們需要將土地民主化”，這句話體現了所有團體和政黨對土地改革的訴求，這些訴求也因此成為該時期政治議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重壓之下，1985年的第一屆民選政府不得不制定“全國土地規劃（第一期）”（I PNRA），承諾在4年內安置140萬個無地農民家庭。但到了1988年，該計劃仍然沒有任何進展，于是農村社會運動便要求將土地改革納入到新憲法的議程中，即新憲法必須涉及土地問題。他們嘗試在憲法中寫入：“所有土地都應該用來實現社會功能，否則這些土地就應該被沒收，并用于土地改革。”當然，那些受益于現有生產模式的大地主和農業團體不會坐以待斃，他們要求在憲法中加入“生產率高的土地不被沒收且不用于土地改革”等類似的內容。這樣的主張意味著把“土地社會功能”的概念僅僅簡化為“土地的生產率”，而社會功能的其他方面——如環境保護、水的質量以及勞作人民的生活質量——都沒有被考慮在內，甚至被有意忽視了。
同時，越來越多的土地運動隨政治的爭論一并發生。其中，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在世界上最為著名，它也是“農民之路”（La Vía Campesina）的一部分，并且創造了土地斗爭的新形式。無地農民運動的特別之處在于：首先，它將農民轉化為政治主體，即要求獲得土地的主體；其次，它走向一種傳統的要求獲得土地的方式，即占有土地，但與傳統的不同之處在于，他們開始大規模占有土地。在巴西，無地農民運動不是唯一的土地運動，我們有超過70種不同的土地運動，但它們都通過占有土地來實現自己的土地訴求。
到了90年代，在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總統當政時期，土地改革再次進入政治議程，原因是土地沖突不斷增加，甚至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屠殺，巴西國內和國際輿論一致要求巴西政府采取措施解決沖突。與此同時，無地農民運動決定更好地組織在圣保羅州（S?o Paulo）的土地運動，由于圣保羅是巴西最著名的州，發生在圣保羅的事情將會被其他地方效仿，所以當其爆發占領土地運動時，很快就吸引了全國媒體的注意。此外，1996年，無地農民運動組織向巴西利亞行進，進行了三個月的“長征”，超過10萬人涌向首都要求進行土地改革。來自國際和國內的一系列壓力迫使卡多佐政府成立了農村發展部（Ministry of Agrarian Development，簡稱MDA），負責土地改革和家庭農場的政策。之后的盧拉·達席爾瓦政府也被迫出臺了國家土地改革規劃。在1996~1999年間大量土地占領運動中，全國參與其中的家庭達到8萬個，致使土地改革成為一個政治議題，并最終迫使卡多佐政府和盧拉政府做出了讓步。
我特別介紹一下巴西的家庭安置項目。卡多佐當政時期，從1995年到2002年大約安置了52萬個家庭；盧拉當政的8年期間征用了4800萬公頃的土地，安置了59.2萬個家庭。兩任政府在其各自執政期間，面對來自社會的壓力，都被迫采取了安置家庭的措施來回應社會運動。而亞馬遜地區因擁有大量可獲得的、便宜的土地，成了政府安置這些家庭的目的地。然而，這樣的措施存在矛盾之處，一方面，部分家庭獲得了土地，社會矛盾得以緩解；另一方面，政府通過擴展農業邊界來安置這些農民，違背了公共政策保護環境的初衷，加劇了森林的砍伐。
巴西新總統迪爾瑪·羅塞夫曾多次提出，土地改革和新安置家庭已經不是政府要優先考慮的事情了，巴西正在農村制造貧民窟，所以現在更要關照那些已經安置了的家庭，改善他們的安置條件、社會條件和生產條件，而繼續占領土地將會造成更多問題。從最近的數據看，家庭安置數量已經從以前每年的5~6萬個下降到2012年的不到2萬個。
4、結語
最后我想講一下最近發生的事情。一方面，巴西的經濟增長創造了很多工作崗位，盡管這些工作的收入和工作條件并不見得理想，但人們仍然退出運動來從事這些工作，這被稱為土地斗爭中的“社會去動員化”（social demobilization）。另一方面，在農民社會運動減弱的同時，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因為出口的利益對土地的需求不斷增加，這意味著以往社會運動所做的一些改善和努力將受到阻礙。例如，非洲奴隸的后裔（其祖先在奴隸貿易后成為巴西的土著居民）在黑人社區斗爭中獲得了對領地占有的權利，但現在政府并不承認他們的這種權利。所有的討論都導向了一個結論：巴西需要更多的土地進行生產，因為巴西需要為世界生產更多的糧食，這降低了人們對土地斗爭的積極性，也極大地增加了土地和農業生產的集中程度。
在巴西最大的15家出口公司中，有4家是農業公司，這不僅意味著土地的集中，還意味著這幾家農業公司集中生產了特定的農產品并出口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此外，巴西目前有超過70%的農用商品生產被三家跨國公司所掌控。面對農業系統的國際化趨勢以及眾多銀行或基金公司對土地和農業生產投資興趣的與日俱增，巴西的土地斗爭不僅要與舊式大農場做斗爭，還要與國際市場和金融體系進行較量。
作者簡介：塞爾吉奧·紹爾：巴西利亞大學農政研究中心教授；塞爾吉奧·紹爾（Sérgio Sauer）教授的研究興趣主要集中于政治社會學和農村社會學領域，研究主題涉及土地與領土抗爭、社會土地改革運動與農村社區抗爭、土地交易與政府土地政策、能源作物的擴張與農村發展、土地攫取、食物主權等。代表性著作包括：《土地與現代性：巴西農村的再造》《亞馬遜流域的土地與領土：需求、挑戰與視角》《農業生態學與農業生態變遷的挑戰》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發展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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