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關系錯綜復雜，因此激發城市增長的活力，啟動消費市場和投資市場，帶動內需增長尤為重要。
最近輿論的熱點是中美貿易關系的變化，大家擔心會影響到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擔心我們是否有能力抵抗住這次來勢洶洶的國際風險。
上世紀90年代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經說過，二十一世紀影響世界的兩件大事，一是美國的高科技，二是中國的城市化。話說得很明白，美國未來需要通過高科技繼續保持發展優勢地位，而中國的城市化將為美國的高科技提供充足的市場。
到今天為止，我們仍然看到了這兩個優勢的存在，但是美國的高科技已經遇到了嚴峻挑戰。而中國已經實現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下一步還會推進城鎮化進程，還將涉及數億人口。
也就是說，中國城鎮化的市場還在，還會釋放出巨大需求，這仍然在斯蒂格利茨的預料之中，只是現在遇到了現實的坎。問題由此產生：中國的城鎮化目標是否還會按照預期逐步實現?
1、地方政府的城鎮化誤區
近幾十年中國城鎮化高速發展，結果是城市越發展，提出的目標越大，口號越響，對農業轉移人口的排斥性越強。城市門檻被抬高了，提升城鎮化質量的難度也大幅度提升。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鎮化的推進中出現了較大的理解差異。
中央政府關于推進城鎮化的思路非常明確，就是要解決農村人口向城市逐步轉移的問題，通過城鎮化率的提高，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增強城鎮經濟活力，拉動內需增長，逐步通過推動城鎮化實現最終的現代化。而地方政府更多地把目標對準城市建設和招商引資，重點是提高GDP增速，增加財政收入能力，改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的面貌，實現城市大變樣，體現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
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要清楚地認識到，解決數億農村人口的進城問題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是要從解決穩定就業問題入手，將就業城鎮化過渡到生活和定居，以及享受城市各項公共服務的全面城鎮化。
但是，眾多的進城農民絕大部分只是初中教育水平，平均月收入也就是幾千元，他們沒有受過城市文明的熏陶，生活習慣與農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的城鎮化進程要逐步地、緩慢地完成，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在各方面提出過高的要求。他們的收入水平無法和城市中等以上收入人口相比擬；所享受的基礎設施水平和公共服務也不能按發達地區城市制定的各類標準來配置；他們的子女教育需要是他們現有的收入能力能承擔；他們進城后居住的社區環境和住房條件不可能陡然提升到城市中檔以上小區水平，絕大部分農民工所居住的出租屋月租金也就是幾百元，最高不超過千元。根據這種實際情況，推進城鎮化，讓數億計的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需要在尊重現實國情的基礎上，創造更符合他們就業和生存狀況的城鎮發展空間。
對于地方城市政府來說，過去幾十年的城鎮化過程中，在向發達國家看齊和趕超的心理驅使下，建設了無數個幾乎在面貌上可以和發達國家城市相媲美的不同規模的城市。地方政府把城市建設作為執政目標首位的主要原因，是現行的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征用成本低，土地征用的收益支出不受約束，使得地方政府可以有持續的短期資金支持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同時，由于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沒有及時跟進，大量資金投入到城市建設中，也等于相應增加了城市居民的福利供給。當城市的面貌發生變化，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大幅度提高，城市政府官員對城市的形象要求越來越高，城市包容性也就越來越差，因此與大量農村人口進城的城鎮化要求和遠期目標相距越來越遠。
從現實看，幾十年地方城市政府一任接一任的城市建設方式和對城市面貌的重視，已經成為城市管理的重要傳統。這種傳統發展方式的沿襲，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城市空間很難容納如此巨量的農業轉移人口。高樓大廈、廣場、生態公園以及寬敞的街道、房地產大院等，如何讓農民工尋找生存和居住的空間。即使是在城中村租住農民的住宅，農民工子女就讀簡陋的民辦學校等，也經常會面臨著各種城市政策的清理。在外來人口數量多、占比高的超大城市，這種現象尤為突出。
2、如何抓住城鎮化機遇
那么，如何確保中央政府的目標和地方城市政府具體的城市發展路徑逐步同步？這既需要利益結構的調整，也需要發展觀念的轉變，更要有對國情和對未來發展趨勢的清醒認識。
首先要搞清楚，我們面臨的城鎮化目標到底是什么？歸根結底就是轉移農村人口，解決農村長期發展面臨的人多地少的矛盾。激發城市增長的活力，啟動消費市場和投資市場，帶動內需的增長。當前國際關系錯綜復雜，也值中美貿易談判的關鍵時期，推進城鎮化，拉動內需的作用尤為重要。
其次要知道，當前2.8億城市存量農業轉移人口和未來可增長的2億多新增城鎮化人口，他們的就業狀況、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準等，與現在的城市發展的實際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如何發揮城市的優勢，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和居住問題以及各項公共服務問題，要切合他們的實際，要給予他們與收入和生活狀況相對契合的城鎮發展空間，而不是按照城市戶籍居民的要求，通過高大上的建設標準，把他們排斥在城市外。
再次，要創造和規劃出他們的生活和就業空間，加大投入力度，解決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的生活問題，使他們能把根逐步落在城市，從農村徹底轉移出來，而不是按照戶籍標準繼續補貼農村。
還有，要發揮中小城市特別是小城鎮的作用，降低農業轉移人口的生活成本和就業成本，通過不同規模和不同發展水平的城市群，來適應人口結構的變化及城市空間結構的調整。最終，要通過強有力的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和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程，完成他們在城鎮的落戶定居。
從當前的經濟形勢看，解決城鎮化的增長問題，重點是要降低重點城市的發展標準，不要盲目地把城市發展的口號和要求提得過于高大上，過于理想化。已經發展得很好的城市，需要有提高和完善的空間。
還要充分發揮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作用，為進城農民就業和落戶定居創造條件。解決就業問題，從城市發展規律看，還是應該在都市圈、特大和超大城市，因為這里人口密度高，服務業有強大的規模效益，可以有更多的服務業需求。外來人口比重越大，服務業可衍生的新增就業崗位就越多。既然人口是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地區集中，既然優質要素和資源也更多地集中在這些地區，那么這些地方也就會有更多的就業機會，這也是城市發展的客觀規律。尊重這個規律，強調未來的城市增加就業容納能力，就要調整我們的政策，力爭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創造最多的就業崗位。
如果我們在增加城市包容性的基礎上，從增加就業崗位的現實緊迫目標出發，是否可以對城市的形象和面貌的要求更為樸實一些？是否可以不要那么急功近利地對城市治理過于苛求？城市管理對小攤小販的集中整治，是不是可以從引導和服務出發？城市街道和門面的治理，是不是可以提倡多元化？對于一些為了增加經營面積，在街區道路兩旁改造形成的歷史性違建，如果它們方便了社區群眾的生活，那么能不能以通融、疏導的方式解決？對于城中村的改造，是不是可以從增加當地居民收入和降低租賃者成本的角度，給予一定的緩沖時間？
如此種種，涉及的問題非常多，關鍵是我們的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是不是站在以人民為本和以發展為本的角度去考慮問題？我們的城市管理者能否放下架子，深入社區和基層，深入到外來人口集中居住的地方，傾聽他們的意見和呼聲？
中國的城鎮化還有較長一段時間的紅利期，畢竟數億人口有著在城鎮安家落戶和逐步改善其在城鎮生活、享受公共服務的長久預期。特別是在我們應對外部挑戰的時候，更要考慮到增長中的最大變量和潛在內需，來自于農業轉移人口所釋放的潛能和活力，而正是由于城鎮化市場之巨大，才有可能把外部的危機轉化為內部的機遇。
實現這些的前提是，我們要明白，兩三億人的高水平發展并不代表中國未來的發展預期。而是所有城鎮居民和新增大量農業轉移人口的同步發展，才是我們抗御外部風險的最大機遇。因此，降低城鎮化成本，增加城市包容性，釋放都市圈、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服務業就業潛力，發揮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接納農業轉移人口的作用等，都是我們未來可以下的一盤大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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